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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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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故事多。他小时候在伪“满洲国”生活过七八年。

我中学的时候每天午饭聊天,老人家二两白酒下肚,话匣子一开,我就能听到不少他的传奇故事。故事从边区哈萨克到苏联,从北京到朝鲜,偶尔从黄河边转回松花江边,就包括了伪满时代的故事了。

不过就连作为一个中产人家的孩子,在伪满的体验也完全谈不上好。

丝毫不值得后人怀念,或者“翻案”“招魂”什么的。

反而是故事里沦陷区东北人民不输的志气,让我印象深刻。


借这个问题说说自家的故事。老人家已经作古,我要不快点儿写下来,我再忘光记忆就没了。

本来周末要写专栏,算了,专栏先缓缓,整理下家传记忆好了。

(如果有争议,我也没办法。我听到的就是这些故事。不少事情可能县志也会有载。一个人的观察比起大历史,只是角落的,有局限的。真实的故事也不能保证哄所有人开心如意。)

以下大多数故事我中学时代都翻来覆去听了三遍以上,可以基本保真。
存疑的地方,我会标明,毕竟记忆又过了一手,我记性也不那么好。

坐标,“满洲帝国”(呸呸),滨江省,巴彦县。 离哈尔滨不远。



爷爷是今天的天津、唐山之间的蓟运河边出生的。那几年日伪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闹得凶,冀东我党的武装和汉奸队伍一片混战,还有国民党和土匪什么的,简直毫无宁日。虽然家里暗暗接济我党游击队,但是来回战事荼毒,祖居的产业几乎保不住了。好在当年高祖父闯关东,靠着伐木斧硬是从小兴安岭拼下一片基业,在哈尔滨附近有粮站和绸缎庄之类的小产业。于是家里老小就被迫卖了祖宅,搬出关外,到东北和高祖父会合去了。


听爷爷说,他能想起来第一段记忆就是山海关。时间大概是芦沟桥事变前后。山海关那时候真成了中华民国和“满洲国”的边界口岸。按家里更年长的老人回忆,通关的时候男人走一路,妇孺走另一路,照相,办证,交钱,雁过拔毛。山海关两边的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似乎过关不难,但是这个口岸的存在,就够丢人的了吧。




上初小(1940-1943)


全家当时在巴彦县城里住。爷爷上的学校叫巴彦一小,是第一小学的意思,但没有第一小学之实。


为啥?因为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小学,朝鲜人有朝鲜人的小学,人家是事实上的高等种姓。日本孩子和朝鲜孩子堪称横行霸道。尤其可恨的是为虎作伥的二鬼子小子们,觉得自己是日本国民了就可以压华人一头,当然被中国孩子们冠上了以“棒”开头的蔑称。


每次各族男孩子们之间惹出事,必然是一番拳皇街霸。 爷爷和我二爷(小他三岁)书包里常备板砖一块,互相照应。凡是听说老谁家的小谁受鬼子二鬼子欺负了,叫上街坊的同学们,牵起自家的大黄狗,书包(战斗背包)一背,就杀出去了。


据爷爷讲,日本孩子就是蛮、楞。高丽孩子呢,最有意思:气势在的时候,拼杀勇猛,锐不可当,只要破了他们的气势,让他们觉得败象已显,立刻一溃千里。


(他说朝鲜战争初期,在北京总参读着北朝鲜那边“一会儿釜山,一会儿鸭绿江”的报文,他就想起了几年前打群架的情景。)


日本和高丽孩子捂着脸找爸妈,一小的日本副校长下来问情况的时候,中国孩子们一个个装得天真无邪一问三不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每一开学,要全校集合。唱满洲国国歌,孩子们一片跑调乱乱唱完“人民三千万”“天地同流”之类,就是向东京和新京方向鞠躬了。天皇板载、皇帝万岁完了,还有读《建国诏书》(存疑)和皇帝训令的环节。所有孩子90度鞠躬捱着,这时候倒是交换玻璃弹子和火柴盒画片的好机会。地下小市场那叫一片兴旺发达。


然后上课,皇民化教育很严重的。有日语课。这课上是不能说中文的,说中文是要被日本先生训斥的。还必须起日本姓名在课上用。爷爷选的是姓山下,因为“当时觉得山下奉文横扫东南亚,挺厉害的。”


不过这挡不住学五十音图的时候,课下孩子们乱拿五十音图编出各种黄暴不堪的段子。(捂脸,我爷爷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



比如“あいうえお,你妈叫我到房后。かきくけこ,……(以下已被和谐)”


比如新年了,学校教大家用日语给日本先生问好。最后流传到孩子嘴里就变成了”Sensei,新年,我没剃头,你给一毛四。”


小男孩的嘴,超越时代,都是很损的哈哈哈。当然,千万不能给日本先生听到,告给副校长是要挨打的,还要老爹来学校赔罪,这脸,咱家丢不起。



其他课,还有留学归国的老师在教。听爷爷说当时自然课(存疑)是一个姓杨的老师在教,此公是东京帝国大学硕士毕业,县里人称“杨勺士”(当时老东北话把硕念”勺“),是公认的县里第一大知识分子。


另一大知识分子是县城东门外日军军医分队的指挥官“老曹甸”。这个人比起那些来剿抗联的日军凶神恶煞的样子来说,还算亲切不少,完全是个读书人模样,和县里上层也有往来。协助县里击杀过大雪天冲进县城的大狗熊(存疑,也可能是县保安队独力打死的),也帮不少县里百姓治好了病。算是口碑良好。



家里和抗联是有点儿关系的,通过地下秘密会社的同社之谊,有时候会有经济往来,偷偷卖粮食什么的。不过后来抗联就退回江北去了,再也没听见过,唉。



有一年,全县小学运动会。 县政府要求每个小学都穿校服入场。


问题是只有日本小学和朝鲜小学有校服。


巴彦一小的中国孩子们觉得不能丢人,准备买白衬衫当校服。结果百物腾贵,连白衬衫都不是每家都能买起的了。 最后大家一合议,人穷志气不输,咱全校男孩子穿着长裤光膀子入场。


全场中国人一片欢呼下,巴彦一小的孩子们光着膀子昂首挺胸走进操场。

似乎天已经比较冷了,中国孩子们的瘦瘦的肋骨成了最整齐划一的校服。

爷爷讲完这个故事,总会说,“县里好久都在说,我们一小的孩子们真是给中国人长了志气。”


哦对了,这个小学现在还在,叫兆麟小学,是以在巴彦战斗的抗联英雄李兆麟同志的名字命名的。



大厦将倾(1943-1945)



到了1942、1943年,虽然学校整天宣传“大东亚战争”怎么赢怎么赢,但是生活的改变已经挺明显了。 中国人吃大米被严禁,而且打击力度越来越强了,好像被查到就会置“经济罪”。可惜东北人种出的上好稻米,就这么封成罐头,一船一船运去南洋做军粮去了。中国人基本上是靠高粱米和苞谷顶饱的。


爷爷上了高小(4-6年级,那时候入学特别早)。传奇般的高祖父去世了,家在这个不利的时节逐渐败落。爷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营养不良,祖传的高个子基因,惟独在他这一代没表达出来。


高小学生到了冬天被伪政府摊派了一个任务叫“勤劳奉仕”,义务劳动的意思吧。做什么呢? 支援“圣战”前线,抓兔子。



一群小学生围成几百尺一大圈,留出一个口,由中学生把守。然后大伙儿敲锣呐喊,哄赶这片地的所有小动物。受惊的动物跑向开的口子,中学生们举起大网一兜,就全捉住了。


兔子的皮毛可以做大衣和风帽,也是战略物资了。


驻扎巴彦县的关东军部队也在慢慢改着样子。刚开始是精壮的日本小伙子,43年以后就不对了,出现了十六七的小子,还有明显是大叔模样的老兵。之前的部队都被调去南洋了。到了1945年的时候,爷爷说,不少日军小兵比他真的大不了多少,十三四岁的模样,然后他们身边的战友又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体格也越来越走样,很多人完全不是兵的样子,就一庄稼人或者小市民模样。老曹甸好像被调走了,有人说他回国了,有人说去南洋打仗了,再也不知下落。




八月光复(1945.8-9)


然后就到苏军进攻的那一天了。


这一段爷爷讲得总是太快,我知道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但都很震撼。


他听说,前线无人收的尸体。苏军战士把刺刀刺进关东军士兵的肚子,倒地的关东军士兵把自己的刺刀刺进苏军士兵的肚子,两具尸体在几天后才被发现,谁也分不开。


他听说,城东原来曹甸部队的军医院里,所有人执行“玉碎”,护士把空气注射到伤员静脉里,自己之间传递着一瓶毒药。


伪满国军?好像就没见过,谁知去哪儿了。在爷爷的故事里除了江上军,他们存在感超低的。


他知道的是日本天皇停战诏书那一天,离苏军进城还差几天。日军似乎撤走了(存疑,也许是上前线了,也许是玉碎了)。全县城一片欢腾。本地人组成了维持会,作为临时政府。


孩子们第一反应是大报仇。以前欺负中国孩子的日本、高丽孩子被好一顿胖揍,这次再没人保护他们了。


年轻人则跑到松花江边上兴隆镇(勘误,不在江边)的日军军需仓库,扛回来崭新的三八步枪、粮食和军大衣。爷爷他们这些小孩子去晚了,扛回来一个大收音机,但是没人会用。


再之后是“原子弹”这个名字大火,带动着圆珠笔都热卖一把——商人给圆珠笔起名“原子笔”,唬得大家写字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摔地上爆炸了。


之后就是苏军坦克部队进城的仪式。之后几天人们就听说了日本人家属的悲惨遭遇。本来都是认识的人,可能确实很害人,中国市民对他们是怀着些报复心的。但是看到老毛子对日本老幼的凌虐,人心都是肉长的,纷纷又开始心生恻隐了。


溥仪啊,溥仪是谁?


至于骚鞑子(солдат)们在东北怎么不得人心,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也是坏蛋间“比烂”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再之后,苏军撤走,人民政府就在松花江两岸成立了。三年以后爷爷光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着四野的部队再次走过了山海关,开始了他的情报战线生涯。全是后话了。


朱耶伽罗:你爷爷的爷爷、你爷爷的父亲、你爷爷都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就记得有一次爷爷讲故事,说到伪满国歌,回忆到“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这句的时候,说:


“东北到现在也没三亿人,但是到底是真‘得自由’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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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高赞 @朱耶伽罗 的回答,我想起了原来在哈工大念书的时候教我公共课数学的一位老师,姓金,现在应该不在了,除非返聘。他当时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会给我们讲一些满洲国/老东北/苏联专家的故事,是个品德高尚,非常有意思的老先生,老哈工大人的风骨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跟我们讲他小时候生活在满洲国,小学要上日语,跟日本开拓队的小孩一起上课。1945年的某一天他去学校发现老师们都在痛哭流涕,上课的时候给他们说以后就不会在有日语课了,他们也要离开了,日本输掉了战争,还播放了很多日语广播(可能有终战诏书),然后小孩们毕竟跟老师有感情,就跟着哭,一起哭得稀里哗啦了饭都吃不下,中午完了就提前回去了,路上还在一边走一边哭。

回去的时候他遇见田里的爸爸,他爸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还在哭,是不是又在学校受欺负了,他说没有,日本老师要走了,日本打仗输了,他难过。。

结果他爸一个耳光把他打到地上说:“你哭什么,你是中国人!”,他当时觉得非常委屈,既伤了心,又挨了打,关键是还不明白为什么。。。

日本人要坐船走的那一天,集合在学校前面的广场。他爸把他领到那里,还有几个民兵一样的中国人,告诉他先给老师磕个头,毕竟教了你念书,然后再指着后面那堆日本小孩说谁欺负过你你指出来,现在揍他。。。

这个事情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其实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大三的时候学弟给我说金老师其实是朝鲜族人,他爷爷好像是朝鲜逃进中国的难民。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他爸骂他说:“你是中国人”的那句话很有可能是用朝鲜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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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很多人阐述过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残忍行径,有关工业和战争、治安方面的内容完全不需要我来进行阐述,所以我就在这里进行一些补充吧。


“关东军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也是对中国人民弱种亡身的工具……以最低的价格,强行收买种烟人的鸦片,再以最高的价钱卖给吸食鸦片瘾者。
——金名世(曾任伪满洲国政府高官)
在中国的受审词,1954”

毒品经济

十本讲述伪满洲国历史的书,九本都会讨论到鸦片,连《末代皇帝》里也专门提到鸦片对民众的毒害。可以说,当时的伪满洲国就是今天毒品泛滥的墨西哥或金三角,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毒品的贩卖是合法,且被日本人系统性操作的,1932年日本制定了《鸦片法》通过监管和各方面的对中国前鸦片产业的控制,日本人以此增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当然,作为鸦片的廉价替代品的海洛因和吗啡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输入东北地区,在奉天吉林哈尔滨,鸦片馆无处不在,而更为简单粗暴的毒品只需要瘾君子敲敲门,店主就会出来往他胳膊上打一针。日本的毒贩,还会往农村的成人“免费体验”并给孩子们分发“儿童剂量”的毒品(Pernikoff 1943,105)。他们甚至开发了“相关产业”,即在鸦片馆贩卖女性,这些女性被称为“烟妓”(RDQZX 卷14 822)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整个伪满洲国被污染的乌烟瘴气,奉天城每年死亡4000名吸毒者,日本人把还活着,但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吸毒者直接丢进奉天南门消费区的“土坑”里,这些人在遗弃中走向死亡。满铁调查称,九一八事变前鸦片窑子的消费平均一小时2日元,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仅需1日元就能体验从鸦片到烟妓的一整套服务。从1928年禁烟运动的20万瘾君子到1944年的300万鸦片瘾君子和500万海洛因和吗啡的瘾君子,伪满洲国的瘾君子数量增长了四十倍还多,一个总人口4000万(伪满洲“国歌”是“人民三千万”)的国家,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是瘾君子,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这些只是“私人毒贩肆虐”的证据,而不是殖民政府和伪政权的证据,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伪满洲国的所谓“经济”是彻彻底底的“毒品经济”和“死亡经济”

国联李顿调查团1932年4月2日结束调查离开满洲,殖民地高层开始着手考虑预算问题,从日本财务省调来的新官僚准备接手管理政权。星野直树担任财政部总长,很快便建立起鸦片专卖公署,成为殖民地的主要经济来源。宪兵队没收的中国财产和银行账户以及关税收入不足以支付预算的一半费用。1932年3月,伪满洲国从日本政府那里接受了两次贷款,但还需要更多钱。所以星野和古海不得不去靠东京的银行关系借钱。他们成功地借到了,伪满洲国头四年总投资的2/3多来自证券和贷款,约10亿日元。他们用什么来抵呢?只有鸦片贸易的潜在收入

“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公署根本没有限制毒品流通,近些年来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正如山田所说:“这就是资本积累”(2002,235),新一代官僚与关东军狼狈为奸,通过加快毒品流通来实现资本积累的共同目的。古海是伪满洲国的总务厅次长,也是鸦片专卖公署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他1954年出庭做证时称,不管当时伪满洲国的公共宣传如何,实际上军队和政府高层一直认为毒品“多多益善”

最后日本官方甚至和底层投机者达成协议,官方垄断鸦片,投机者负责海洛因和吗啡。到战争最后几年,甚至这个产业也成了“圣战”的一环。

所谓“协和”

在这样的“王道政治”下,东北的老百姓们可真是“得自由”了,溥仪在他的执政宣言(暂且认为是他说的)是这么说的。


“以道德仁爱为主”“人类必重道德”

这话可说的冠冕堂皇,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三千万人”里没有沾染上毒品的人吧。

“除去种族之见”的一种方式就是“五族协同”,但是这个“五族协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坦白讲,你我看待中国人的角度完全不同。你似乎把他们当人看,但我把他们当作猪。””---关东军长官田中隆吉1936年5月对东京记者的回应

于是所谓的五族协同变成了日人至上的面子工程,不仅仅是所谓的“日本军人”这么认为,这个战争机器的文官也用自己的思想鄙视着“五族协同”


年轻的古海(他1932年7月调到东京时只有31岁)规定中国官员的薪水只能是同一职位日本人的一半。[13]30年代末日本领导层迫于压力准备改变这个政策,古海感到难以置信,在他看来这不容置疑:即使最优秀的中国人都要比随便哪个日本人差一半(Zhongguo Fushun zhanfan guanli suo 2005,26)。作为东京大学的名牌毕业生,他已经内化了20年代的日本民族优越感。

除却满蒙汉之外,朝鲜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并无怨恨”。

“伪满洲国“只有”42家慰安所。4000至8000名朝鲜女性被迫在伪满洲国无偿从事性工作(Kim P.2000,334)

不是五族之内的赫哲人人口下降了80%或90%,鄂伦春人更是惨遭屠戮。

当溥仪恬不知耻地下达他那份“登基诏书”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慰安所里的哭嚎和满大街的毒品的味道。让我们看看“满洲国皇帝”的所谓继位理由:

“和平”“兴亚和平”也用的冠冕堂皇,就是真的这么想的溥仪,在其后实际上的软禁下,在自己的床上梦出来的满洲。实际上的伪满洲国是真的带来和平的吗?历史证明了这个理论的不攻自破。

这种“和谐”下的女性的生活如何呢?

“伪满洲国表面上鄙视女性性工作者,但实际上“既不可代替,又可有可无”的辩证回路仍然存在。可随时丢弃的中国劳工为战争企业生产无可替代的剩余价值,而慰安所的盈利也吸引了无耻的资本家们。但这一剥削性质常常为学者所忽视。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指出,性工作,以及女性化的情感劳动,其价值很难为人所见(Tadiar 2009;Fortunati 1995)。依附于日军慰安妇体制的日本、朝鲜和中国商人不必与当地营利性妓院竞争,他们拥有稳定的利润来源。虽然经营成本不菲,一位强制性工作者的短期合约就要1.5至2日元(当时一名日本士兵的月薪大约是6至10日元),但许多慰安所经营者都大赚了一笔”

伪满洲国“国歌”喊着“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然后先是使女性堕落,接着让女性成为商品,可真是“顶天立地”的行为。“无苦无忧”恐怕只能针对那些高层的日本人和“满洲绅士”们了吧:

死亡建设

女人被当做贩卖的商品,男人呢?伪满的建筑和工业化,在后来居然成了“日本人建设东北”的证据,让我看看这些建设下面是什么吧。

“万人坑”见证了日本死亡政治,沉默地躺在伪满几个劳工营的附近:满铁的抚顺煤矿、鲇川的昭和钢铁所以及俄国边境的大型军事设施。日军官员和设施管理人员为了掩人耳目,会挖许多小一点儿的坑来掩埋中国死难者。
日本学者漥田元是迄今唯一一位专门研究这些历史悲剧的人。他说,工程完工以后屠杀中国强制劳工,这是当时的“惯例”:“日本军队或军警在工程建设结束后有一个例行的庆祝仪式,分发食物和酒给工人。等到那些中国人喝醉以后,士兵就用来复枪射杀他们。”(2004,76—77;另可参见: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2005)1944年,6000名建设兴安岭筑城工程的中国工人离奇死亡,达到了死亡政治悲剧的顶点

这些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吗?

将近2000万中国吸鸦片者被拉进假冒的医疗中心接受健康的“生命政治”管理,结果却是被卡车拉到劳工营和坟墓。

这就是日本人“建设”的证据,即用(多数为中国人)的劳动力的生命来换取战争马达的继续运转,如果通过有组织的欺诈、屠杀都成了“建设”,我无话可说。

这就是真实的伪满洲国,用侵略和罪恶搭建起来,用谎言和无耻来粉饰门面,毒贩子和战争疯子主政的,天地间难见,三千万人民苦不堪言,女人不得清白,男人难逃一死,还要你喊着:“亲爱”的“新满洲”。

最后,用东北抗联的英雄们的话结尾吧:

“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同胞们!!
过去五年我们身受日匪欺压,不知多少父母兄弟惨遭杀害。不知多少妻子姐妹遭到强暴或跳入火坑,也不知多少人的家庭被毁……眼前的危险不计其数:烧死、活埋、掐死、投入监牢。许多人饥寒交迫,濒临死亡。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散发的传单,1936年4月26日”


来源:

多数数据来自马克弟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

部分来自维基百科“伪满洲国”词条和Norman Smith的《Intoxicating Manchuria Alcohol, Opium, and Culture in China’s Northeast 》

图片来自日本贵志俊彦的『満洲國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ポスター・絵はがき・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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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给我讲过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我姥爷的父亲去世很早,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就是我大姥爷和我姥爷,两个儿子。我太姥姥一直守寡拉扯两个孩子长大。我姥爷是1924年生人,日本人占领东北的时候他才七岁。

我姥爷在双城农村长大,那时双城还不是哈尔滨的一部分。他没有上学,听说是因为家里有长辈反对去学校学日语,说“这书念完了就成了日本人了”。

我姥爷十四岁那年冬天,也就是1938年,有一天下午他从外面回到家,看到我太姥姥趴在炕上哭,屋里还挤了一堆亲戚朋友,就问怎么了。太姥姥说老大被日本人抓走了,要送到矿山去做劳工。

我大姥爷那年应该是二十一二岁,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他要是被抓了劳工,家里的天可以说就塌了。而且,被抓走的劳工从来没有活着回来的。

亲戚朋友都在安慰我太姥姥,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大姥爷活不成了。我姥爷一个人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去双城火车站找他大哥去。

到了深夜,我太姥姥哭累了睡着了,我姥爷就偷偷起来,穿好外衣出了门。他不敢骑马,怕牵马的声音把我太姥姥吵醒,就跑着去双城了。

他跑了四十多里路,黑龙江冬天凌晨的温度极低,北风卷雪。我姥爷说他冷得“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感觉不到四肢,感觉不到鼻子和嘴,只有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驱使着他拼命往前跑,一刻也不敢停。

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他跑到了双城。他说他大概跑了四五个小时,靴子里全是雪,身上脸上也都是雪和霜。他终于跑不动了,想找个地方避避北风。他看到一个很大的院门,正好有个角落能挡风,他就蹲在那,想暖和一下。

休息了一会,大门开了,这家人的老妈子出来倒水。通常有钱人家的下人们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准备早饭和打扫卫生了。老妈子回头看见了我姥爷,他那时正缩在墙角,浑身冰霜,一动不动。老妈子过来看看他冻死没有,发现小孩还活着,就问了问是谁家的孩子,我姥爷被冻得说不出来话了,好半天才说出来他是某某屯(我没听清我姥爷说的村名)的,来双城找大哥,大哥被抓了劳工。老妈子听了之后感叹了几句,回身进了院子。不一会,老妈子陪着一个老太太出来了,老太太把我姥爷扶起来,说别把小孩冻死了,领着他进了大院,到了大屋里。下人们把我姥爷身上的冰雪都扫下来,把灌满了雪的靴子拔下来。老太太让他到炕头坐着,身上盖着棉被,又让下人们使劲烧炕,过了一会,我姥爷又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脚趾了。

老太太抽着烟袋锅,看着我姥爷,问他从哪来的双城。我姥爷说从某某屯跑来的,不敢牵马,怕把妈吵醒了不让来。老太太说那离双城有四十多里路,你一个小孩是怎么跑过来的?我姥爷说不敢停,怕晚了见不着大哥了,就一直跑,没停过。老太太连声感叹兄弟情深,问我姥爷:你知道我这是谁家么?

我姥爷说不知道,他在双城没有认识的人。

老太太笑了,说:你这小孩命好,跑到我家门口蹲着,算你找对了。

原来老太太的儿子是伪满军队的军官,我大姥爷他们这批劳工正是由老太太的儿子负责押运上车的。

老太太说:你放心吧,你大哥肯定能救出来。

聊了一会,老太太的儿子进屋了,三十岁左右,一见我姥爷就厉声问:谁家的小孩!谁让你来的!

老太太训斥他:别吓唬人家孩子!这孩子有情有义,为了救大哥,一晚上跑了四十多里路来的!我让他进来的!

老太太的儿子的态度立刻就软化了,和气地问了我大姥爷的姓名,大概的长相。老太太嘱咐他说:一定要把人领出来!他满口答应,说,肯定有办法!

要吃早饭了,可是我姥爷一点也吃不下,他太担心我大姥爷了,完全没食欲。老太太说,要不你去睡会?上午十点劳工们才上火车,还有很长时间。我姥爷也完全没有睡意,心里像有团火一直在烧,烧得他坐立不安。

差不多熬到了时间,老太太的儿子穿上军装,说他要先去火车站。他跟我姥爷又确认了一下我大姥爷的姓名,然后交代我姥爷说:一会会有人带你去火车站,你在人群外面等着,等你大哥被士兵带过来时,你赶紧带着他回这里!

老太太的儿子先骑马走了,一个下人带着我姥爷走到了火车站。劳工们在空地排队站好,等待点名上车。周围是荷枪实弹的伪满士兵和日本兵。我姥爷远远地看着劳工队列,寻找着我大姥爷。但是他不敢靠近,他看见士兵们枪上挂的刺刀非常长。

老太太的儿子穿着大皮靴在劳工队伍前转悠,一个一个打量着长相。过了一会有人吹哨,他开始点名。点到的人要回应一声,然后到车厢前排队准备上车。

点到我大姥爷时,我姥爷的心不由得砰砰跳。老太太的儿子走到我大姥爷面前,上下端详了一番,然后又问了一遍我大姥爷的名字。当确认就是这个人时,老太太的儿子围着我大姥爷转了一圈,然后说:你这么瘦,能干动活么?

我大姥爷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敢说话。

老太太的儿子又绕到我大姥爷背后,趁他不注意踢了他一脚。我大姥爷本就紧张,冷不丁挨了一脚,一下就跌倒在地。老太太的儿子说:站都站不住,我看你是有传染病!把他拖出去!

立刻就上来两个伪满士兵,拽起我大姥爷就往外拖。我大姥爷以为他要被枪毙了,连声喊饶命。两个士兵把我大姥爷拖到我姥爷跟前,我大姥爷看见自己弟弟,一下子就愣住了,说:你怎么来了?

我姥爷抓住我大姥爷的手,说:别说话,快跟我走!

下人带着我的两个姥爷一路小跑回了大院。我大姥爷惊魂未定,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哥俩抱头痛哭。

到了中午,老太太的儿子回来了,说:一百多劳工,就捞出来这一个。

老太太让下人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我姥爷放开肚皮使劲吃。吃饱之后坐在炕上抽烟袋,抽了好几锅。

老太太笑道:你看这小孩,早上来的时候吃不下睡不着,现在见到大哥了就好了!

吃饱喝足之后,老太太让下人套了马车,上面装了些粮食和肉作为礼物,送我的两个姥爷回家,怕回去晚了我太姥姥惦记。

我的两个姥爷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后来,1945年夏天,我姥爷21岁了,被日本人强制征兵,要去跟苏联红军决战。我姥爷被送到双城,还是老太太的儿子负责。俩人一见十分亲热。老太太的儿子问:你母亲身体好么?你大哥怎么样?今年的庄稼长得如何?最后问了一句:你愿意当兵么?

我姥爷说不愿意,快秋收了,家里缺人手。

老太太的儿子说:那你回家吧!

于是我姥爷就回家了,过了没几天日本人就投降了,满洲国也不存在了。

至于这位恩人后来怎么样了,我姥爷没给我讲,我觉得他给伪满当过军官,下场应该不会太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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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北旅游,有老年人很怀念满洲国。给我介绍,这个学校是日本人盖的,哪个医院也是日本人盖的。看回答里,全是负面的。这两边谈的都是极端情况吧。

---- 满$独不关我事。甚至,你们独了,对我们江南更好。但是,乱吹经济我就看不惯,特别是想踩着上海抬高自己。注意两点:

第一,宣传东北经济曾超过上海。这个“曾”也就一年吧?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呢?日本兵用东北的煤矿和铁矿作为武器,攻打上海。上海租界外的厂全炸平了,老板都逃光了。租界成孤岛,租界内的厂都运输不畅。这时候比,是乘姚明躺下了,你跳起来拍照啊,田忌赛马都没这么聪明。

第二,整个东北经济的支柱,就是一家日本国企: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以当时东北根本就不是一个市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经济。而上海的资本都是民营资本,无论是洋人还是华人的资本。上海虽然没有矿,但是就像没油井的以色列,用智慧创造财富,是一个具备永续活力的市场。

东北需要凝聚力,自豪感,正常。满¥独,也不关我半毛钱的事情。但是满¥独黑上海,我就必须讲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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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形势:

像下图这种精日以及这种言论为代表的“东北满独势力”,包括博客时代比较著名的“东北游魂”、李硕之流,近年来在网络上大有和台湾精日势力合流的趋向。

一北一南,口径话术一致,都是抱着大量日本人创作的伪史伪料,一通胡编乱造,无脑谣吹日据时期,分裂国家。

先说明,不要误伤东北同胞,我认识的大量东北朋友都是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这种恨其实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抚顺万人坑、辽源煤矿万人坑、吉林市丰满万人坑、延吉老头沟煤矿万人坑、大栗子铁矿万人坑……今天某些跪舔日本的东北网友,你配称“东北人”这三个字?

关于伪满的历史,现存最为公正的资料应当是2010年1月30日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在北京公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这是历时四年,在2006年时由中日两国各派出历史专家合作编纂的史料。

尽管在日方的报告里,日本人还是拒绝将731部队和516化学部队的内容加入(天天惦记入常,这种反人类罪会要他命)但是至少在伪满洲国那14年的历史,包括东北在日本统治下的城市化、人口变迁、杀戮事实、奴役事实、压榨事实,中日双方是达成一致的。

至今,满独分子到处瞎鸡儿引用各类“东北史料”,特别是那部1963年“日本满史会”出版的所谓《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成篇歪曲史实,大受中国境内满独的追捧。但他们却几乎从未引用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内容,心虚可见一斑。

日本统治的14年时间,东北城市化率“提高10.3个百分点”,这往往成了满独几十年来鼓吹日本殖民好的“证据”。

然而这种城市化是一种印度式的城市化。

1940年,“超级无敌繁华发达”的新京(长春),100名职工以上的工厂仅有21家,大量的无业人口存在于城市,中国人中无业人口占比达53.9%,这就是印度式的城市化——这个数据来源可是他们日本爹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的《第一次临时人口调查报告书(第1卷)》,由“满洲共同印刷株式会社”发印。

新中国建政后,东北城市化率下降?是啊,没错啊,那是因为毛主席施行土改、给农民发土地、遣散大量无业农民返回农村,搞兴农复农建设。而经过这一阶段后,到“一五”末期(1957年)以辽宁为例,辽宁省城镇化率就已达36.9%,增幅57.7%,是全国的1.96倍。

至于工业产值就更不用说,“共和国长子”威名怎么来的?抗美援朝背靠何方而打赢的?东北这片土地真正该吹的时期就是新中国!

人口来说,根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关内向东北移民早在1931年之前就已成规模(1925至1931,年平均73.8万人流入东北),和日本鬼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反倒从1932至1937,为了镇压关内抗日、抵御“中共抗日情报员”,日本实际在限制流民涌入东北,年平均流入仅为39.6万人。

然而从1937华北沦陷后,日本又转过头来大批量策动华北劳动工向东北输入、给日本人搞建设,原因很简单:东北劳工被他们杀得不够用了!

建国后光是抚顺煤矿发现的劳工遗骨,就达20多万具;在东宁要塞修筑中,17万劳工全部被杀;在丰满水电站,1937至1941年间被杀害的工人达到1913人;在本溪矿难中,日本人为了保住煤炭,停止往井下送风,导致1549名中国工人全部死亡!

日本人这种血腥管理,直接造成东北地区劳工不够用,只能从华北调入。

这就是满独鼓吹的伪满洲国“城市化率高”、“人口流动频繁(关内向往伪满)”的真相!

14年间,刨除关内人口流入,东北人口仅增8%,以当时极高的生育率和东北年轻的人口结构,只能说明有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

这种死亡除了日本人的奴役、杀戮,还有就是日本人主导下的东北人成规模吸食鸦片,光是登记在册的、“合法吸食”的就有几十万人!

东北的瘾客完全成了日本人的提款机。根据战后伪满官员谷次亨的供述,伪满境内因为无节制吸食鸦片而死亡的东北人,每年约15000人。1944年时鸦片收入已达到伪币4.3亿元,占当年伪满政权财政收入的20%,居于各业创收之首位!鸦片战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彻彻底底发挥了“以毒养战”的作用,甚至贻害至今仍在。

伪满时期,日本法西斯一直在对外侵略扩张,因而战争资源消耗巨大。这些资源大部分都来自对中国东北的无底线开发。1937年时,东北对日输出量占东北煤炭对外输出总量的73.37%,1940年为72.57%。东北的铅、锌、钼、镁、铝、黄金、白金等也被大量运往日本,用于制造机器、武器等,备战争军需。

尤其在向美国开战后,日本人发疯一般地在东北拼命寻找、开垦油田,把东北生态和农牧环境破坏殆尽。

这些,满独们敢提吗?

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曾经厚颜无耻地说:“战时体制下,人民必须忍受一切痛苦,多出一粒粮食就是增加一粒子弹”——这里的“人民”,指的当然是东北的中国人,而绝不会是那数十万之众的、移民东北的日本军官、商人、富贵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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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北在90年代的地位滑坡、被伤害、被抛弃,我一个不是东北人的人,都不知道写过多少字,光一个杨坤大战《惊雷》的话题,我的观点哪怕逆主流也坚持发出(t.cn/A6w5vnyj)(t.cn/A62zPlkw),对于“长子”变“弃子”,所有人都心怀同情和愤怒。

但是,这绝不是坐视历史虚无和汉奸趁机兴起而不顾的理由。

当前,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批右翼势力将中国东北和台湾视为日本领土,“失去的土地”。此时中国境内泛起的精日人群,恰好迎合日本的对华舆论渗透。

奴才价值观和媚外史观,只会让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陷入癫狂、陷入歧途,希望东北同胞坚决与身边这类精日满独分子划清界限。

在整个历史上,东北与世界发达水平相比差距最小的时期,就是当下的2020年;东北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相比领先幅度最大的时期,就是一五计划结束时的1958年;东北与自己各个阶段相比最为屈辱可悲、水深火热的时期,就是1931至1945年的伪满洲国。

靠歪史谣传,来搏得东瀛主子赏赐,最终只能是被祖国和同胞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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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今天的伪满什么情况

还有更劲爆的,点赞破千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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