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题主的描述都是错的。
按题主描述,这里【督战队】包括下关宋希濂部和江北胡宗南部。那么分开说。
首先,南京保卫战唐生智有明确撤退部署,即“大部正面突围,小部过江”。该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撤城会议下达,所有军师长均在场。方案如图:
而宋希濂部负责守卫下关、掩护司令部【不只唐生智一人,包括罗卓英、刘兴以降300余人】渡江。因此,宋希濂不过是执行既定任务而已。
那么为啥有五只部队在撤城会议后不按命令分头突围,而是溃逃下关呢?
一类是私藏了轮船,有组织杀向下关抢船过江的,如74军俞济时部。一类是军师长不回部队部署直接逃匿,导致部队崩溃,无组织涌向下关的,如88师师长孙元良和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
宋希濂在《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中回忆: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12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入城内。而溃退的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12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12日下午2时卫成司令长官部指示本师:(一)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唯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与城内联络,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该师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至4时左右,七十四军在三汊河搭浮桥,企图退入下关,经唐生智命本师予以制止。 自12日下午2时敌军攻占中华门,中山门外的哉斗亦异常激烈。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十分紧张。敌海军舰队正在乌龙山附近江面清扫鱼雷,排除航行障碍物;同时得知侵陷当涂之敌,已在该处渡过长江,向浦镇前进中。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5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首先由唐生智简要地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斓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会议只历时20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敌军,穿过其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 南京的失陷和同胞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除日军那种极端残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像孙元良那种卑鄙可耻的行为(孙元良于12日下午5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诛。
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1937年12月18日给钱大钧的报告中坦白是中央军军师长集体违抗命令(乃与冯王两师长商决转挡渡河,其他各军亦皆同情),从而造成惨案。如下:
关于撤退情形,因事前毫未得知,仅宋希濂于当日下午三时略知梗概。既无整个准备与计划,而时机迫切,各师准备不及。忽于当日下午五时,招集各军师长面告于夜十一时撤退,一部渡江、一部突围,且着各军师长签字。曾经全体反对未果,即草发命令。惟特许各军长随同过江。
但当时外方敌情不明,除三十六师外均与敌激战,而本军两师均分防城内外各重要阵地,与敌苦战,且需应援友军。雨花台于文日十时失陷,雨花门被敌跟冲三百余人。至下午三时中华门右侧有敌百余扒城,当勉抽部队协同八十三军将敌击退,以全大局。惟紫金山要点一部亦被敌占领,而敌主力据报糜集江宁大胜关附近,经铁心桥冲出溧水已不可能。复见鉴及各级干部伤亡已尽,老兵所余无几。未经训练之新兵难达冲击任务,乃与冯王两师长商决转挡渡河,其他各军亦皆同情。在左翼部队或可突出一部亦未可知。至于渡河船只,各师兵站为有一部,计每次可渡千八百人。
不意竟被卅六师劫夺,滥行射阻,在三汊河两次架桥均被宋师破坏,秩序异常紊乱,无可挽救,良用深痛。结果行李、辎重、通信器材全失,轻重火器亦损失十分之九。
时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在《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一文中记录了桂永清弃部潜逃的事实:
12日晚10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一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5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
这场下关内战导致宋希濂部损失惨重。宋希濂在《七十八军于南京战役之守备计划及战报》记载:
五时,军长赴司令长官公署开会,当席经司令长官宣示全般状况,征询各主官意见后,即授予命令,军奉令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此时,深以大局夷陵,部队未发一枪、未杀一敌即行撤退,并未能与各友军同一行动,突破敌之包围,引为遗憾。军长回部后,已至午后六时,因一面令附属之炮兵第三连即刻归还建制,一面下令召集各部队长于军部面授掩护渡江之部署。……九时许,各部队长回队部署。迄十时,挹江门内拥挤,炮兵及教导总队、六十六军、七十四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各部队甚多,均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顿形混乱。加以先有各机关汽车拥挤不能通过,委弃城门附近,通路更为狭窄。各部土兵前停后挤,迟到者更急不可待,任意开枪,甚至自相冲突。随之下关秩序亦无法维持,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十二时三十分,城南一带枪声尚甚稀,战况殊为沉寂。是时军长率幕僚至和记公司附近,军直属部队先已到达,非掩护部队亦渐次到达集结。适先派往浦口觅船者觅得小汽艇两艘,又约五百吨之河轮一艘,民船十五只,皆系重金雇用,计小汽艇运一次给资十元,小河轮运一次给资百元,民船运一次给资五元。军长因受各部队长之敦促,随军直属部队(欠工兵营)于第一次渡江,到达浦口后,更使各船继续往江南装运。但因麇集下关之其他各部队均行向和记公司拥挤,于是军属各部队悉被冲乱抢渡矣。当时概计本军完全未渡江者,计在三汊河担任掩护之二一一团第三营全部,在三牌楼担任掩护之二一二团第一营全部,在中央路担任掩护之补充第二团第二营全部,在红山担任掩护之二一五团第二营全部,在卖[迈]皋桥、北固山担任掩护之二一六团第二营全部及在江边不得渡过之工兵营全部,二一六团第三营全部,辎重营第一连全部,通信营第一连全部,无线电排全部,军马及预备械弹、被服、辎重全部。其他渡过之部队,亦残缺不全。军长在浦口亲自指挥船渡,鹄候部队,遥闻隔江嚎恸之惨,惟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也。当时已渡江之部队,即令陆续向司令长官指定之乌衣镇前进,集结待命。军长于十三日上午四时许下令,各旅团长须待至正午十二时始能离开浦口,向乌衣镇前进。
那么,正面突围的布置是否合理呢?虽然中央部队纷纷溃逃下关,然而两只粤军却按照唐生智的命令正面突围,在缺乏其他部队分头掩护的情况下均成功脱险。时任66军军长叶肇在《陆军第六十六军南京突围战斗详报》中记载:
我军死守孤城,虽可稍延时日,然我守敌攻,主客互易,处处陷于被动。敌可集中陆空军击我一点,城池虽固,势难持久。况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第一峰之要点,亦已失陷,城内全被瞰制。若向后转移,则有长江之阻,大部队渡江,甚感不利。与其为敌歼灭,或自淹死江中,如何反攻,与敌作殊死战,则胜负之素,未可定也。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故宜以旺盛之企图,出敌不意毅然反攻也。是日午后日时,接奉卫戍司令长官唐突围命令后,即下达要旨命令如左:
1、敌约五六联队向雨花台、紫金山我友军阵地猛烈攻击中,紫金山以北有敌一联队。我守军全部于本(十二日)夜突围,向安徽转进。
2、军以突围之目的,于本夜九时由太平门出发,经紫金山北麓东西流镇、句容、溧阳、郎溪等地向宁国集中。
3、第一六零师(欠四八零旅)应于黄昏后到太平门集合,撤除城门沙包,依九五六团、九五五团次序,经紫金山麓向句容方向之敌攻击,掩护主力前进至高骊山后,即向南转进。
4、军属炮兵营、工兵营应于黄昏后,依次到太平门集合,在一六零师之后跟进。
5、第一五九师(欠四七七旅)应于黄昏后,将守城部队逐次撤退,到太平门附近集合,在工兵营之后跟进。
6、笨重行李及机密图书文件,不得已时自行焚毁,勿入敌手。
7、行进时,予在九五五团先头。
下达法:集合团长以上口授要旨,使自行暗记。
附记:1、左臂缠白手巾为识别。2、口令:丢那妈。
既然撤城会议议定总部和部分部队是通过下关过江的,且该方案早在12日上午已经拟定,自然没有不通知江对岸胡宗南部的道理。而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及总部300余人的船却遭到了胡宗南部的枪击,一度无法渡江。显然从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到总部参谋、通信官都没有给自己挖坑的道理。北岸仍然开枪的原因很简单:玩忽职守,未能及时将命令通知到江边。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在《1937年南京沦陷亲历记》中记载:
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也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