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城里人对农村人都有普遍的偏见和歧视？ 第1页

就在昨天我回答了一个少部分“新上海人”拿家乡城乡关系生搬硬套，鄙视“乡下人”的问题。今天我就集中写写这个现象。

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城乡关系，尤其是北方内陆的城乡关系，是非常割裂的。

传统社会，大部分人居住在乡村。城市作为行政场所和商业场所，集聚着官僚，商贾，工坊业主，以及各种基层工种者。这其中，与乡村庶民发生关系的，其实是商业场所的功能，乡民来这里购置，出卖自己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就形成了商业。

但是这种功能在近代以后就开始衰微，城市的机器工业，以及口岸城市的洋货输入逐步冲击农村传统的手工业，农村能交换的就只有最初级的粮食和原料了。这种变化在曾经手工业，商业相对繁荣的南方内陆更加明显，城乡差距开始急剧拉大。

而在北方内陆，这种传统的手工业一直并不发达，乡村很早就只能是务农为主，城市也没有孕育出那么繁荣的商业，基本是行政场所功能主导的。可以说，相对南方，北方的城乡更早割裂，也更早形成差距。

在近代，即使是传统商业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因为受到机器工业和洋货倾销的冲击，乡村手工业的凋敝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上海人也颇为鄙视所谓“乡下人”的由来。

这种情形在建国后被进一步强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被强行割裂。城市强行布局并发展门类齐全的国有工业，乡村则只能单纯种地务农，只有规模很小的村办企业。城乡不能互相流动，城市单位职工享受住房，医疗，养老等一切优越保障，而农村则几乎全部需要自己解决。

这一时期，全国无论哪里，城乡都存在极大面貌，经济上的差距，城里人鄙视乡下人是非常常见的事。即使是在江南地区也不例外，甚至相对近代差距更大了，因为近代城市机器工业尚不完善，而乡村手工业还有一定市场，亦没有断绝私营经济。

这个时期，城乡差距最大的依然是北方内陆。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布局，基本以重工业主导，大量布局北方。因此，这时期北方城市的国企职工可以享受到极其优越的福利，而乡村相对近代的改善是相对有限的。

80年代允许农民“做买卖”，90年城市大下岗以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大部分城市的国有工业都改制或者彻底消亡了，城里人失去了稳定的国家保障。然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只是沿海，在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城乡差距却是继续扩大乃至割裂的。

这是因为民营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布局，始终因为交通，市场的影响，而长期集聚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的城乡，因而缩小了这里的城乡差距。而内陆农村则沦为沿海民营经济商品的倾销地与劳工的输出地。

在这种冲击下，内陆农村连原有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也保持不了。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而纷纷去往沿海。而在另一边，失去了国有工业的内陆城市，依然保留着大量行政事业单位，这些职工成为新时代城市体制内的主流，但是他们的待遇基本已经不主要来自本地企业的税收，而是上级的转移支付。

而转移支付，最终又来自沿海发达地区上缴的企业税收，通常大量来自本地民营经济。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内陆乡村去沿海企业务工—＞沿海企业上缴税收给中央—＞中央从中拨付转移支付给内陆城市”的循环，内陆城市与乡村因为中间这个环节的插入，明显发生了割裂。

对于大部分内陆城市和乡村来说，唯一比较密切的互动，可能是部分乡村村民也会进入本地城市务工。内陆城市尽管无法孕育民营制造业，但转移支付带来的拆迁基建，以及供养的体制内人群的消费需求，则显然推动了城市商业以及部分与基建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餐饮，零售，装修，土建）的勃兴，而这些是需要基础工种的从业者的。

这种格局下，内陆城乡的差距，当然会越来越大。资源高度集聚到城市的体制内部分，而少量的民营经济只是高度依附这种体制的附庸。城市体制内职工享受到一切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对他们来说，乡村居民要么是视角以外的，四乡沉默种地的农民；要么是随处可见，呼来喊去的服务生和小工，自然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