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宋朝相距只有短短的53年，但为何感觉像是隔了好几百年？ 第2页

因为唐朝到宋朝，出现了

社会文化畸变，东北地区诸强崛起，五代问题恶化，土地兼并严重，农奴化严重，苛捐杂税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效果恶化，公共事业基础设施恶化，政治体制僵化，上升通道堵塞，央地关系畸形，军人没有尊严等

诸多根本性的社会变化，所以给人的观感自然不同。

一、社会文化畸变，风气恶化，做学问也越来越不求真务实。

以火药配方的变化为例。

中国火药较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当时的炼丹者们记载了当时的配方：

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

配方虽然简单，但黑火药所需的硫磺、硝石已经齐备。再加点木炭，就是黑火药的标准配方。

但是到了宋代，这个配方就变成了这样：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乾漆一两，砒黄一两，淀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

要不说这是火药，你肯定以为这是治什么病的中药吧？

再说中药。

与火药配方的精炼相同，唐.孙思邈《千金方》里面，什么病用什么药方组合都是言简意赅。

结果到了宋朝，就变成了什么君臣佐使。

二、东北地区的诸强崛起，宋朝应对极为失策

东胡势力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经孕育，匈奴势力崛起后压制了东胡。而从西汉末年开始，随着匈奴被逐渐消灭，意外的使得东胡鲜卑挣脱了匈奴的束缚。

在东汉初年的时候，鲜卑势力就已经逐渐做大，并且联合东汉一起灭掉了匈奴。到了桓帝和灵帝时代，檀石槐一统鲜卑，“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统一后，鲜卑连年侵扰东汉边境。

汉灵帝派遣三位大将，各自率领骑兵一万多人，三路分兵出塞，意欲推进二千余里。

檀石槐命令东、中、西等三部首领各自率领部众迎战。结果汉军大败，士兵仅战死的人就多达十分之七八，只有十分之一的汉军士兵回到汉朝。

鲜卑的壮大，又使得高句丽得以在夹缝中崛起。

在整个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都和中原政权打的有来有回，隋唐灭高句丽是对于南北朝一系列战略行动的收尾。

但是灭掉高句丽并不等于结束了纷争，唐朝面对的战略压力主要集中在北线的突厥和西线的吐蕃，这就使得东北的势力再次获得了喘息和生存的机会。

因此，室韦，契丹，渤海等多个部族就获得了崛起的大好时机。

以渤海崛起为例，其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值得反复回味。

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因此，东北地区的局势，在7世纪末的天门岭之战后，便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

大祚荣为了巩固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唐朝灭高句丽时的“战略帮手”），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渤海的影响，为后来金朝的建立埋下了若隐若现的伏笔。

为了压制契丹，制衡渤海，大唐便在东北地区再次找到了一个战略抓手。如同大英找到普鲁士来制衡法国一样，大唐找到了室韦来充当自己的战略帮手。

大唐和室韦的“战略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唐末的刘仁恭时代。

而室韦，也趁机暗自发育，它其实就是后来蒙古诸部的前身。

恰如普鲁士曾经作为大英最忠诚的打手，而德意志则成为大英最凶残的敌人一样。室韦也曾经是大唐最忠诚的打手，而蒙古则成为了宋朝最凶残的敌人。新罗在大唐灭高句丽时也曾出一臂之力，但新罗却暗中也推动了渤海的崛起，使得东北的战略局势发生巨大变化。

甚至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大明和蒙古诸部的对峙与混战，也使得建州女真在夹缝中再次获得了生存的机会，以至最后同时鲸吞蒙古部落和大明。

由此可见，东北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地缘战略问题，汉唐明三个比较强盛的大一统王朝，都在与漠北草原和西域势力的斗争中，意外的使得东北势力间接崛起，最终收获渔翁之利。

因此，只要中原和草原以及西域的战略对抗长期存在，那么，东北的势力就有出头的时机。

需要说明的是，东北地区的崛起并非是由唐朝的战略失误所致的，恰恰相反，唐朝成功的外交战略，极大的延缓了东北诸国的崛起。

唐朝成功灭亡回鹘，压制契丹，直到唐末，局势才失控。

唐朝后期，各国衰微，契丹崛起。9世纪80年代起，契丹用兵三十年，五次大战灭亡周边的奚人并据有其地,东至于海,南及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
9世纪末起，契丹又开始发动向西北掠夺室韦人口、牲畜的战争。到901年，耶律阿保机率兵连破室韦、于厥,俘获甚众。到契丹建国前后，分布在嫩江流域的大、小二黄室韦基本被征服，契丹进而向额尔古纳河、克鲁伦河用兵,又征服了室韦部族的强部黑车子室韦。
10世纪最初几年,迭刺部贵族耶律阿保机以战功与计谋逐步夺取了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长之位。耶律阿保机大量接纳进入契丹的汉人，在适合农耕的地区发展农业，令其筑城而居。

作者：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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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崛起的外敌，有说法认为，”宋朝有实力，但对抗辽用多少实力？对抗西夏用多少实力？对付大理用多少实力？对付越南用多少实力？防止、镇压内乱用多少实力？何况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少数民族都是占有地利、主场优势。宋跟周边同一样的文明政权，处于同一发展时期，再也打不出以前降维打击周边政权的战损比啦。“

这种说法不能说错，但忽视了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实力本身是可以动态增长的，周边的挑战，反而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树立权威，给国内的改革和调整增加动力的作用。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到近代互相对付了一千年，怎么没见人家实力消耗，为什么人家经济军事科技全面发展？就是因为，周边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恰恰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土壤，可以强化组织，减少社会运行损耗，增加社会协作效率，这些都是隐形的福利。

以16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国为例。

从16-17世纪开始，随着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逐步形成，各国的军事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军事竞争变得更频繁、更残酷、范围更广。特别是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合约后，欧洲主权国家的概念和身份得到广泛确认，国家理性在各个主权国家成为主要的行为准则，为获取更多的利益，国家间的战争十分频繁，1650年至1700年共发生了119次主要战争，1700年至1800年上升到785次。在国家之间军事竞争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变革，英国正是在持续地参与欧洲军事竞争时期，最后以光荣革命结束了国王的专制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可以说，欧洲军事竞争系统作为一种外部机制，对英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的作用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

首先，欧洲军事竞争系统作为一种信号和承诺的装置，往往释放出威胁的信号。在无政府状态下，以理性为行为准则的各个国家往往会产生安全困境，在这种安全困境之下，一个国家的行为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一国加强自身安全的行为往往也会被其他国家解读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长期处于这种困境之中，各国迫于外部威胁的压力，就会不断整合国内力量，迫使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强自身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资本动员能力，增进自身安全。在欧洲社会长期的军事竞争状态下，英国作为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必须不断增进自身的政治军事实力，以防范欧洲大陆强国对自身的威胁，这种理念一直贯穿着英国工业革命前的历史。从14-15世纪的金雀花王朝君主，包括爱德华三世等有远见的领导者，就已经开始擅于利用外部的军事竞争压力来促进国内的改革。同时国内的贵族和新的市民，富农与资产阶级，同样利用此机会，限制“无能君主”对资源的浪费，增加自身的权益和生存空间。百年战争时期的英国，伴随着英法战争的持续，国内的议会制度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国外的军事作战，反而刺激了国内的兴趣和进取心，激发了上到贵族下到平民参与讨论，共同为国出力的欲望。而这，也是当今许多“自由派”所根本忽视的。在他们眼中，似乎只要“限制zf公权利”便能达到“彼岸的天堂”。殊不知，从英国历史的历程来看，国家力量的扩大和农民市民参与讨论的增多，是高度同步的。

其次，作为权力再分配的手段，欧洲长期军事竞争为英国国内权力变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契机。1215年，因对法作战失败，国内各界对进一步的征税不满，诸侯趁机叛乱，约翰王被迫求和签署了《大宪章》，国王的权力得到限制；三十年战争期间，斯图亚特王朝以军费不足为借口借机搜刮民脂，导致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最终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改变了国内的权力分配。这些权力的更替体现了军事竞争这一外部机制的作用，它有利于国家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促使国家内部权力实现制约和平衡。

另外，再看中世纪时的关键产业--毛纺织业。英国从单纯的售卖羊毛，到从意大利和尼德兰商会势力手中抢夺过来国内的市场，再到主动扩大出口，占领欧陆市场，则更是在国内的积极参与和国外的激烈竞争之下完成的。这一过程在13世纪开始，到16世纪基本完成，打下了英国日后工业革命的第一轮基础。这也是为何麦克法兰坚信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13世纪的英格兰的原因。因为从那一世纪开始，英国便已经打下了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的基本功。

“因为对外有不断的战争，所以宋朝需要花很多钱来养兵”，并不能解释为何宋朝经济畸形。毕竟，汉唐都曾面临强大的外敌。而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每个国家几乎都处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然而汉唐欧洲却都能够有效利用对外的战争来扩大本国的权益。

同样以英国为例。从1688年到1815年间，英国参与了欧洲主要国家之间以及欧亚之间和在北美洲的重要军事战争，并一直频繁的参与到欧洲军事竞争中，这种参与军事竞争的频度从权力分配的机制上看，改变了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布：国家强化国内统治、政府集中权力，其直接果就是统一国内市场，这一结果为英国现代经济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首先是17至18世纪国家信贷金融体制和相应机构的逐步建立，其次是英国议会制下的财税体制的完善，这些举措一方面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满足了战争支出需要；另一方面新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阶级作为新鲜血液打破了固有的束缚社会进步的权力格局。

对比宋朝，其内部的动员组织能力之孱弱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强大的外敌，恰恰可以为增强内部的组织力做一个很好的“抓手”。从社会动员机制的角度上看，在英国经济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下，1688年至1815年的数个年段，英国政府用于战争的支出竟然大大超过其税收，同时在海军规模上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与法国相比，其主力舰数量增长迅猛，这有力地说明了外部军事竞争带来的资本动员和政治军事动员能力的强化。17至18世纪重商主义作为英国主要政策，强调对国内资源的集体控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通过外部军事竞争下的社会动员机制，政府对资源的集体控制增强，有利于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实现发展，为英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国内财政基础，同时为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提供了保障。

与之对比，宋朝用于战争的支出同样远超出其税收，然而就算花了如此多的资金，宋朝的军事成效依然极其有限，这就不得不引人质疑，其军费的作用是否落到了实处，其融资的渠道是否不足？

近几年有一派观点认为，宋朝和清朝之所以在军事竞争中落败，是因为其没有有效的信贷机制，并且没有采取高效的国债体系来扩大自身用于战争的资金流转量。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看到了一部分的问题，但依然停留在表层的制度层面，而未能进一步深挖其内核，并且未能和充分动员群众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如果这种信贷体系不能充分地考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那么必然会成为纯粹的聚敛工具。事实上，宋朝的聚敛方法着实有很多，想出的点子有不少看起来也很“新鲜”。

以交子为例，其产生的原因是北宋征服四川以后刻意在四川实行歧视性和掠夺性的经济政策，禁止四川人用铜钱，只能用价值密度更低的铁钱，川人没办法才发明交子。

交子被北宋政府拿过去之后不到二十年就毫无信誉可言了，仁宗庆历年间，益州交子务便在陕西无钞本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对西夏作战之粮草费；宋神宗熙宁年间，“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不得不“罢陕西交子法”；哲宗以后，宋廷发交子连脸都不要了，直接抛弃准备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交子完全成了废纸，不得不废除，改换名头曰”钱引“。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英国的先进来自于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这种观点相较于前一种看得更为深入，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强调单一的视角，同样忽视了国家力量和民众权益的复杂互动和相互支持，以及共同演进的过程。

自1688年到1815年间，在长期的欧洲军事竞争机制之下，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达到一种均衡，国家通过有效的权力配置给社会提供了安全保护，同时外部军事竞争的刺激使得国内制度不断得到优化，如公共财政制度、财产保护制度等等，这些变革有效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到18世纪五六十年代，外部效应下产生的良好制度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技术飞速进步并开始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的兴盛。这一切都有赖于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环境是在长期军事竞争下不断改良塑造下形成的。此时，在保持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基础上，英国无论是在社会组织及治理结构上，还是在能够动员的军事、交通和传播技术上，都呈现出良好运转的态势，国内经济实力与政治军事实力形成了有效的互动。

与之对比的是，12-13世纪的宋朝，却是对外卑躬屈膝，对外疯狂压榨。北宋初期的时候，还注意保护地位比较低的人，到神宗的时候，诉讼和律法已经很大程度偏向地位高的人了，到徽宗和高宗完颜构的时代，越来越变样了，开始无底线倾向于地主。

到了南宋以降，则彻底走入变态和扭曲。地位低的人告地位高的人，干脆就“虽直不佑”，就算你完全站理，都要罚你，都要判你错。这样的法律，这样的伦理，这样的统治，只会让社会走入彻底的深渊。杀岳飞后的南宋，是一个彻底黑暗的社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孟子两千年前就阐明的道理。有外敌才更好凝聚人心，宋朝被打成这样，纯粹是它自己根本无法有效利用外部局势来团结人心，进取扩张。如同山高县所说，11-13世纪的东亚地区恰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区，而宋朝未能利用其先进的经济技术优势去达成有效的战略目标，并扩大基层群众的权益。结果就必然给女真人蒙古人作嫁衣裳，并且严重限制了后世的战略视野，把眼光局限于此，失去了广阔的大洋，自己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反倒成为了欧洲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有利工具，成为了欧洲人在南洋屠杀驱逐华人的垫脚石。11世纪的龟缩和苟且，带来的就是12-13世纪的挨打，14-15世纪的封闭，16-17世纪的再度亡国，18-19世纪被世界彻底甩开，20世纪初的极度黑暗。

一步错，步步错，不禁令人叹息。

三、五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恶化

柴荣的改革意愿很强烈，做过不少实事，包括均田，减税，练兵，鼓励农民开荒。经过柴荣的改革，后周的国力和民间的活力，有了不少提升。但他一死，到了赵匡胤手上，部分改革措施就被废除，但赵匡胤多少还有些责任心，对于军队的训练抓的还比较紧。

可是到了赵光义，情况再次发生变化，立即就又回到了分赃体制，他的改革措施也没有保持下去。

值得说明的是，宋朝的问题绝不是从王安石时期开始激化的。

宋朝的三冗问题在建国初就已经注定，而在宋真宗宋仁宗时，大次发酵，很多问题都爆发在仁宗的庆历年间，远早于王安石的元丰年。

而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统治阶层的一次飞蛾扑火。但王安石变法多多少少给宋朝争取了一些战略空间和机遇，可是后世的君主又没能把握住。

四、土地兼并严重，阶级压迫加深，佃户逐渐向农奴转化

宋代是中国农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农民破产后沦为佃户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唐朝的部曲庄客进一步宽松了很多，但是后期庄园制经济的发展和压迫的加深，使得宋朝的佃户进一步向农奴化的深渊陷落。到宋朝后期佃户多数沦为隐户，身为庄园主的士大夫们用私法维持庄园内的统治。这个时候，佃户的地位与西周春秋时的野人并无二异了，历史又一次发生了倒退。

宋朝政府非但不抑制兼并，还鼓励土地买卖。

到了南宋末年，土地兼并已经发展成了：“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可谓一片末日景象。

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等于放弃了国家在土地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客观上放松了对人的控制。苏辙在《栾城集》中分析得很透彻：“三代之民，受田于官，官之所以养之者厚，故出身为兵而不怨。今民自买田以耕而后得食，官之所以养之者薄，而欲责其为兵，其势不可得矣。”

需要说明的是，宋朝的土地兼并，和英国近代的土地兼并以及圈地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没有辨析清楚这种区别，则很容易产生“为何英国通过土地兼并就能走向资本主义，而宋朝无法走向资本主义”的疑问。

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把兼并以后的土地进行了充分的投资和再利用，土地兼并后产生的流民，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安置和吸纳，以及主导土地兼并的阶层，其目的到底是创新开拓，对外扩张，还是对内剥削，对外投降。

英国15-16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其主导者是成长于13-15世纪的乡村约曼农，转向经营的骑士。这批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博弈斗争经验，在和封建领主的长期斗争中纵横捭阖，于夹缝中逐渐崛起，不仅擅长通过法律诉讼手段为自己扩大利益，而且也能团结相当一部分农民和市民。另外，他们同样勇于尝试技术改进，扩大自己的产出。可以说，这批主导者，本身就已经带有了后来的“企业家”意味。同时，这批人积极支持英国的对外扩张和谋求海外权益，在百年战争，在和西班牙的战争中，在和荷兰的竞争中，这批人坚定地站在英国一方，团结在一起共同进取，甚至和海盗势力打交道，把他们的力量也纳入到了英国的国家力量之内。

对比宋朝的土地兼并主导者，其大多数目的都是为了谋取“田宅”和“土地”。对外无战略意识，对内则疯狂残酷地剥削，丝毫不懂得团结群众，永远只将“聪明劲”用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两个群体的本质差异，使得后来土地兼并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

另外，英国的圈地运动，同样涉及到了政府和国家力量。应该说，在一开始，英国的政府也并不希望圈地过于严重，因为这会导致大量的失地农民出现，对社会的稳定增加风险。但随着圈地运动的不断扩大，英国政府也无力阻止，但他们也没有完全坐以待毙，而是把圈地造成的流民组织起来，去修建道路桥梁，建造基础设施。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古典版本的“凯恩斯工程”。其实类似的工程，汉代唐代都曾经实施过，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比如汉代就是把流民组织起来去拓边。而宋朝的开局领土比汉朝还小，但它并没有做到像汉朝一样把流民有力地组织起来去对外开拓，而是选择了用钱来打发，这就是典型的有钱不会用，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批钱完全在社会中空转，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益，更谈不上投资收益了。

虽然汉朝还远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但汉朝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做一件事要有效果，要有收益。这就是最原始的投资和产出概念。

五、苛捐杂税大幅增加，且财政支出效果极差

唐中前期的税收并不高，因此民间积累也就比较丰富。安史之后，税收有所增多，但杨炎等补天巨擘仍然设计出两税法简化税收，并开放盐政增加财政收入。虽然其中有些无奈的成分，但民间的负担相比宋朝，依然要轻松很多。

有观点认为，“宋朝承接中晚唐的税收官制，所以宋朝出现的问题早在唐代便埋下了伏笔，都是唐朝的锅，你不能老是怨宋朝”。

然而，中晚唐的税收财政体制出现问题，不是宋朝守旧的借口。晚清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问题更加严重，但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积极改革。古希腊的科学体系也有很多问题，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也没有因此就埋怨古希腊给自己挖坑，而是把这些问题又当做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和突破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责任，一个集团有一个集团的担当。历史到了宋朝手里，恰恰是中国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官僚地主阶级肆意妄为，导致整个王朝的税基不断萎缩。再加上官僚机构的膨胀，让王朝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填补亏空，宋朝搞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比如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各种商税，契税，矿税。

六、唐朝的公共事业建设良好，宋朝的公共事业建设极差

先看唐朝的水利建设：

唐太宗主持推出了古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水利法典――《水部式》，促进了唐代的水利事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更对其后的朝代产生了重大、深刻的影响。 在唐朝中前期，重新恢复了汉代的水利工程，并且建立了新的浇灌区，

中唐前的北方区域便有水利答复，将西汉的水利工程完美恢复，竖立新的浇灌区，这对于文明兴盛同样有着非常大的感化。还有西北区域也如斯，在唐代的西域可不是如今的干旱区域，非常适合进行农耕运动，能够驻军屯田，这一行动让西北陇右如《资治通鉴》中所言：“闾里相望,桑麻翳野”。

而宋朝的水利，实在是一言难尽。

如同 @数学老师 在《同样是重商主义，宋朝军事为什么远不如普鲁士？》中所说，

反观宋朝，很长一段时间不重视水利设施的恢复，政府不愿意出钱兴修水利以至于“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这种情况，直到被宋人攻讦为罪魁祸首的王安石推广农田水利法，以政府力量兴建水利，才得到改善。

七、宋朝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极为失败

有观点认为，中国到了五代时期，“必须解决身份与国家建构问题”。是坚持普世帝国，还是建立民族国家，这是当时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宋朝坚持民族国家论，所以后续的全部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立场。“因此即便一些普世国家很轻松就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吸纳少民，设置聚居区，允许一部分少民雇佣军或者兵团的存在，到了宋朝都会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不用胡人的军队，依靠宋朝自己的军事力量很难进行远征，因此政治绑架军事是宋代的内生性缺陷，无法解决。”

然而，宋朝建构民族国家，也不能成为其军事和政治弱势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其实是把一群人聚到一块儿共同向外开拓，而不是窝里斗，上压下。

纵观欧洲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典型如英德法西，这些国家，它们的形成都有一个很强力的政治集团，把一群人聚到一块，然后大家一块向外开拓，向外进取，向外扩张。

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英法百年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德意志民族的形成也和普鲁士的三次统一战争有很大的关系，西班牙民族形成和收复失地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民族国家恰恰是打出来的，斗出来的，争取过来的。

其实秦朝反倒类似一个“普世”帝国，因为当时秦文化齐文化楚文化赵文化都不太一样，秦帝国内文化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到了汉朝，怎样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区域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呢？恰恰是建立了一套从上到下的体制，把各种各样的有能力有想法的人聚拢到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出谋划策，一块儿这个为国家想办法，然后在这种共同的战斗中，把心往一处使，凝成合力。

到了宋朝，又遇到了这个问题，可是宋朝处理的方式，就是一味的退缩，一味的求饶，但退缩和求饶绝对不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正确方式。你统治者退缩求饶了，为什么人民要跟着你干呢？为什么人民要加入你这个民族呢？所以宋朝的时候有很多中原的汉人都往外面跑，包括西夏最早的国师张元，就是从宋朝跑出去的。

这就说明，宋朝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很不成功的，前面有成功的例子是汉朝，同时也有成功的例子，那就是欧洲。

与宋朝相比，契丹，女真，蒙古建立的政体算是比较成功的，至少他们把本民族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聚拢到一块儿，并且能不断的向外作战，能不断的开疆扩土。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内的人才有干劲。

另外，民族国家和是否吸收外国人才，两者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16到17世纪的英国算是个很标准的民族国家，但英国其实吸收了大量欧洲的人才，包括荷兰的，包括法国的，包括德意志的，它可以吸收的技术人才和金融人才为英国服务。

同样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也吸收汉人张元做国师。统一蒙古的成吉思汗，也吸纳了耶律楚材做谋士，甚至春秋战国的秦国，也同样广纳人才。它的客卿阶层是非常庞大的。山东六国的士人到秦国做官的非常多，但这绝对不耽误秦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胜利。商鞅就来自于卫国，却帮秦国建立了一套非常坚实的体制。

由此看来，是否能有效地吸纳外族中的精英，是否能有效地运用外族的精华，是一个国家成长和壮大的重要条件。而唐朝引入的一些外族里，有一些人有不法的心思，而且唐玄宗脑子也很糊涂，所以任用了安禄山这样的人，但是安史之乱的时候，平叛的同样有很多胡人将领。

八、政治体制和上升通道存在很大的差异

有观点认为，唐朝是“贵族共治”，而宋朝则是“平民社会”，因此宋朝的“上升通道”比唐朝要多。

但是，为何唐朝拥有数量不少的良将名臣，经济运行的也比较良好，而宋朝统治阶级的吃相反而过于难看呢？

首先，唐朝建国时的体制并不是“贵族共治”。恰恰相反，是李世民团结了一大批敢作敢为的英武豪杰之士创立的唐朝，这些人里有很多并不属于“贵族阶层”。

北魏孝明帝后国家混乱，士族实力削弱，各地豪强奋起，游侠自然成为武装集团格外重视的一股力量。史书中各种北齐北周的风云人物，其性格描述多“有气侠”，“好任侠”，“性豪侠”之语，一直到隋代，许多开国功臣本身也都是倾慕“侠气”的豪杰，即为当时风气之例证。

陈国和北齐北周的地方豪强与世代郡姓在乱世中无论为了自保还是图谋大事，都对轻险亡命之士趋之若鹜，恨不得尽收羽下。

此时的游侠更多是要为自己的主人服务的，为贫苦大众打抱不平的性质及侠客的独立性流失比较重，很多游侠本身也是抱着扬名立万的现实需求出世。

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　
——【授三秦豪杰等官教】
唐代的建立本身就有各地豪强游侠的一份力量，正如刘文静对李渊所说，“十万之众可得也”。
而在晋阳起兵前，李渊就已经安排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儿子刻意结交各地豪强游侠：
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
——【大唐创业起居注】

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
——【旧唐书 太宗纪】
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游侠被笼络于李家父子麾下，比如刘鸿基“交通轻侠，不事生产”，投靠李世民后“出则连骑，入同卧起”，礼遇非常。
而建国后，唐朝继续沿袭北朝而来的均田制，却始终不能较好的贯彻下去。社会上由此到处可见失去产业的闲散之人。公元702年，武举制度实行，从而刺激了这批散人中产生尚武之风。更兼唐朝入仕须要倚仗名望，结交天下名士，社会漫游风气蓬勃。

其次，唐之后的体制，也不是简单的“贵族共治”，而是贵族和平民各有各的上升渠道。

贵族以举荐为主，而平民则主要是靠战争和开疆扩土来获得上升渠道。那时的科举主要招收的不是平民。

而唐朝体制远优于宋朝体制的原因在于，你在唐朝上升，必须有拿的出手的，实打实的业绩。包括出谋划策，包括领兵打仗，包括发展生产。这些东西的成效是可以评判的，是相对客观的。

而宋朝体制的晋升，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系和门第。

因为宋朝根本就打不了胜仗，所以平民无法通过军功上升，而科举只是让你进这个门，但之后你能如何升迁，很大程度是靠关系的，要看门第姻亲是谁。

更何况，宋仁宗以后科举招收的人变得非常多，里面不乏鱼龙混杂之辈，而且宋朝由于体制非常冗余，导致你想干实事，根本就施展不开，因此宋朝的官员只有很少人能干出实际业绩，比如范仲淹或王安石之类的人，但其他人就被繁琐冗余的官僚体制彻底困住了，想干事也根本干不成。

对于一个没关系没经验的平民百姓来说，宋朝的官僚体制，就和现在的LOL对新人一样，非常不友好，导致新人没有兴趣和期望来加入其中。

相比来说，唐朝的官僚体制，尤其是前期，一直是比较轻便的，官民比相对宋朝小的多，所以就更加灵活，效率也更高。

另外，唐朝非常喜欢那种“给你一定的资源和政策，你自己去筹钱干业绩”，有点类似后来的风险投资模式，只不过唐朝中央相当于投资方，下面想干事的人接受中央的投资，收益一部分上交，另一部分可以归自己，因此干劲很大，积极性非常高。一直到了中晚唐，在很多地区，老百姓的日子并不一定多差。

事实上中晚唐同样是中国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机，尤其是河北河南地区和江南四川，甚至超越了安史之乱以前，只不过盛唐的光辉太耀眼，导致中晚唐被掩盖了。

也就是说，唐的晋升体制和政治系统是健康的、能够正常运行的，宋的体制则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空转。唐虽然士庶不同，但是普通人可以做唐休璟，可以当张仁愿，但是到了宋只能给不同的文官山头，甚至是瞎指挥的宦官交投名状。

十、央地关系变化，宋朝的央地关系极为畸形

有不少观点认为，宋朝“吸取了唐朝教训，加强了中央权力，采取强干弱枝是对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不看广告看疗效。宋朝的制度是否正确，宋朝的央地关系是否合适，关键要看其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普遍提高，国家疆域领土是否持续扩大，对外作战是否效果良好，而不是看是否“吸取了前朝教训”，因为“前朝教训”本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总想着通过“吸取教训”的方法来避免问题，恰恰有可能导致更大更深更难以处理的问题。何况，“吸取教训”也很有可能吸取了“错误的教训”，“扭曲的教训”，尤其是一种统治集团合谋分肥的五代保守体制下，其是否真的有历史眼光，能回望历史，着眼未来，开创新局面，着实令人怀疑。

对于宋朝来说，强中央，弱地方。更会造成地方财源的枯竭以及地方资源的匮乏。

靖康之耻时，河北的防守就非常空虚，兵力也不够，这恰恰是宋朝长期强干弱枝的恶果。

“吸取唐朝藩镇坐大的教训”，其结果竟是国家被一锅端似的覆灭。

地方都没钱没兵了，怎么能帮朝廷去抵御外国侵略者呢？你自己的中央军又不顶用，那难道让人民去乖乖引颈受戮吗？

而汉朝的中央集权做的就很好。因为汉朝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经过长期的博弈，形成了一套比较均衡的体制，地方可以发展，中央也很充实。汉朝的中央军很厉害，地方的边军也不弱，郡国兵也很强，因此汉朝的国防和经济都是非常扎实均衡的，而不像宋朝这样举全国之力养了几个“繁荣”的大城市，结果造成地方无人可用，无兵可用，无钱可用的局面。

与之对比，近代我党形成的体制就是一个同时兼具高度集权能力和高度分权能力的制度。

引用寿公 @持续低熵 的文章。

高度分权能力的存在是显然的，因为各地都很大程度上靠着分布的力量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地理上分隔的根据地。甚至在党中央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像陕北这样偏僻地方的根据地不仅能维持住自身的存在还能有效地接纳党中央这个盘子。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这种强大的分权能力也得到了体现。 没有这种分权能力，不仅华北的根据地工作不可能搞好， 广大的华南地区也存在着基层组织丧失导致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缺乏根基的风险。
在具有强大的分权自主行事能力的基础上，党组织又有非常强大的集权能力。延安时代之前突出的几个例子有：军队接受政治性整编之后被党所绝对领导，党中央主力在消耗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在各根据地具有极高的权威， 手握最大份量重兵的张国焘试图分裂党的行动未经火并就以失败告终，等等。到了延安期间，以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为标志，党的集权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诸多表现就不赘述了。
党组织同时具有这两种超强的能力， 也意味着共和国是真正的民主和专政能力都极强的一个政权。这在后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后面也出现过很多次集权与分权的重大转换。很多人调侃组织的时候喜欢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但另一方面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想抓就能抓到死，想放就能放到乱，抓死了还可以放，放乱了还可以抓，抓放可以不断循环，甚至可以在不同尺度上并行存在，这是一个怎样的既充满活力又充满整合能力的组织啊。

十一、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严重下降

有说法认为，“因为唐朝五代的武人乱政，所以宋朝要削弱武人的地位”。

这个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二极管思维。用这种思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甚至只能加剧问题。“因为得位不正，所以要收买军队和文人”同样是宋朝统治者短视和浅薄的直接体现。

咱们就举个现成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思维的局限性。去年的疫情，是不是让欧美国家觉得，“防疫和经济必须二选一”呢？甚至被对立成“健康和经济二选一”。但是，中国的实践恰恰证明了，彻底的防疫才能最好的发展经济。因此，二者绝不是对立的。但浅薄化的思维，以及孱弱的执行力，使得原本可以良好共存的东西水火不容，整个社会处理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思维也越来越浅薄简单。

而宋朝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承接五代的萎靡和懒惰的风气。五代的时候，将领和文人最大的目的就是买卖田宅和财货，根本就没有任何为国效力的意识，全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宋朝只是继承了这种风气而已。

而宋朝一方面降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却又花大价钱去养活讨好流氓兵痞。如此做法，必然会让能闹的人越来越想闹，越来越喂不饱。而真正干事的人却根本得不到资源。宋朝一样的赏赐，长此以往，只能在军队内部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能闹的兵痞子占上风，认真做事的官兵被排挤。对比来说，教员解决军队的问题，靠的是帮他们树立信仰，搞好分配，发扬民主，官兵平等，确立目标，认真训练，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过程，绝非靠“降低军人地位”能做到的。

因此，在各个方面，宋朝的问题均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所以感觉唐宋的面貌大不相同，是非常正常的。

现在大家回忆去年也觉得像是隔了好久，可能到年底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大一统的治世和分裂时期一堆小国家打来打去，不论是亲历者的体验还后世学习历史时接触到的各种历史事件的数量和密度，绝对是不一样的。

800年，查理曼在罗马称帝；843年，凡尔登条约使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870年，中法兰克王国领土被瓜分，只剩西法兰克、东法兰克两家。911年，东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也就是查理曼后代）统治结束。四年前（907），唐朝灭亡。962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称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两年前（960），宋朝建立。

但后人说起神圣罗马帝国，经常会想起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大概11-12世纪的事），伏尔泰那句“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至少是13-14世纪的事了），三十年战争（17世纪）甚至拿破仑战争（19世纪）。

其实神圣罗马帝国建立距离查理曼帝国瓦解不过119年，距离加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绝嗣更是只差51年。（可以说神罗时代和法兰克时代的时间间距是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