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路了??
你给我逗笑了朋友。
哪怕现在把他抓进去关两年,出来后他照样能比大部分同龄人过更好的生活,找更好的工作。
你管这玩意儿叫没路了。
你去大学里看一看,那些山区里出来读书,回个家要做两天车,转公交,最后还要徒步走半天山路,家徒四壁,毕业了租房工作十年付不起首付的多得是。
什么叫没路了?
他过得好好的,遇到了点只有他这个阶层才会遇见的小麻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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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次听说,能够在高考这种级别的考试里做手脚的家庭叫“没能力”
被开除,这种徇私舞弊的官员被开除一万个我都觉得是他活该。
怎么,你觉得很惋惜?
怎么,作恶者得到应有的报应,你还觉得不够正能量?是不是他爹一挥手给全摆平了,好儿子继续出道当偶像你觉得很正能量?
你们这些追星的能不能清醒一点?
中国上有几个家庭能在高考上做手脚?敢在高考上做手脚?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他被开除,他活该!那是罪有应得!
什么叫大麻烦?这次疫情我妈店铺关完了,全国国有企业挨着扣工资,毕业生工作难找,全国私立幼儿园倒闭上万家,无数行业因为停摆的两个月而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失业率突破红线,无数人还在为了自己的明天奔波。
而即使在失业前,他们很多人的月收入也才两三千,需要供养一整个家庭。
看清楚,他们是因为天灾人祸,失去了工作,要是下个月没工作,或许就没有饭吃,只能去申请低保。而这位好爹爹,他妈的是因为徇私枉法被开除的,而且即使被开除,他们家也有超过我国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财富!
你同情他?谁同情莫名其妙工资少了的我,店没了的我妈,失去了工作的几百上千万老百姓?
之前看见个词。
现在一想。
哎哟我操,对您来说甚是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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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
不要了吧,还搁我这儿对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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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心了扎心了。
溜了溜了,是我不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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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下
某位知友被禁言了,他找我私聊提供了两张图。
自然选择,为什么要网开一面?
唉,再补充个评论的图吧。为什么仝卓之流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很多人总能自我合理化明知不合规的东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潜规则。制度,组织都是人构成的,本质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管武器管的再严格,不如教育好使用武器的人,这就是这个道理。
做了错事反而不自知,占了别人的路就沾沾自喜,被别人占了路就恼羞成怒。倘若完完全全就是这么想的,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毕竟人得自救啊,小兄弟。
【以下是原回答】
妹妹,在跟你聊天之前,让我们这样设想一个场景。你是2012的山西高考生,家境一般但是艺术天赋极高,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各种乐器无一不精。高中之前,你听说有个叫做“军艺”的学校,好多帅气的哥哥姐姐都在这里毕业。你也想考上这所大学,将来当明星、当歌手,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而且你还听说这所学校只招应届生,你在心里暗自庆幸,幸亏只招收应届生,不然隔壁的仝哥哥,前院的卓姐姐,都是我的竞争对手,他们也很厉害的。可是当高考结束,录取结果揭晓的时候,仝哥哥、卓姐姐都赫然在列,而你却仅仅以一名之差名落孙山。那么妹妹,你这时候会怎么想呢?
或许妹妹你会说,你那仝哥哥不是没有考上军艺吗?他也没阻碍谁的道路啊!
可是妹妹,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做坏事,而是做了坏事不自知。
这样的人要么是天真到愚笨,要么是坏事做多习以为常。
你说你爱他乐器天赋极高,你爱他俊朗帅气,爱他声音磁性,声入人心。
但是妹妹,你也许不知道,在他一路走来的路上,他或许用过手段把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排除,或许因为自己的背景而获得别人难以企及的经验和阅历,或许他学习声乐、器乐、诗歌朗诵的学费就来自于那些嗷嗷待哺并不知何从的家庭。
妹妹你或许又会说我无端揣测,无中生有了。
别忘了,这上面的都是或许,都是基于作恶而不自知的前提引申出来的推论。
妹妹别忘了,强权之下无公理,他再厉害,家庭的背景不过市级的官员、商人罢了,可是市级之上还有省,省级之上还有国,如果我们这个世界都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运行,那么你和我甚至他们不过是在暴风中苦苦坚持的蝼蚁,终有一天粉身碎骨,只不过时间或早或晚而已罢了。
另外妹妹,也请你明白,他并不是无路可走,只是为了之前的选择负责,他有才华、有艺术、有颜值,人生选择的路依旧有千万条在等着他,他可以去支教、去摆摊、去教艺术课,甚至凭借着他之前积累的财富资源自主创业,而今天只是想让他不再走之前的那条路了而已。如果我们再想想那些大凉山的孩子、矿井下的民工、那全国月收入不过1000的6亿同胞?妹妹,你还觉得仝卓无路可走了吗?
或许人生中总会碰见这样的事情,碰见一个叫运气,碰见一群叫命运,可是如果举目所见,身前身后都是仝卓这样的人物 ,这是世道啊。
世道压下来,没有人能扛得住。普通人或许被仝卓占了路无路可走,而仝卓总会被比他高大、比他强壮的人挡住去路,让他无路可走。
妹妹,你明白了吗?
其实我们都应该感谢今天,让我们不必东躲西藏,不必乞讨求食,可以在网上看着自己的偶像,可以为他们加油呐喊,让他们成为我们所谓的“人生风向标”。这是好事。但是妹妹我们的眼光不妨再往下看看?再往上看看?
往下看看,你会发现,你不过是你心中的帅哥美女中众多可有可无的拥趸之一。你爱他,给他钱财物,为他辩论正名,可是他对你们呢?“父母之爱子,当为之计之深远”,我们不奢求他们能给我们父母般的关怀,可是如果连一丝丝善良和底线都没有的话,又何来偶像之说呢?肖战之流,倘若真心对粉丝有爱,又怎会明知粉丝的极端举动终究会造成不良后果而无动于衷呢?爱他就说他全知全能,可是出了问题又说自己的哥哥毫不知情。这样的人们难道不就是在老虎后面的伥鬼,同样的作恶而不自知吗?
那我们再往上看看?如果说仝卓这样的偶像们因为自己的才华而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目光放长、放远,就会发现71年前的人们早就给了我们应该去崇拜的人的答案
——有些人走别人的路,是为了让别人无路可走
——而有些人走自己的路,是为了让别人有更多、更广的路可走
前面的人,或许得利于一时,但是终将无路可走,后面的人虽然坎坷一世,但此后,这世间条条大路笔直宽阔,无数的人唱着欢快的歌,或跑或走去奔赴那前方的光明。
妹妹啊,孰优孰劣,你总该知道了吧?
妹妹,我羡你敢爱敢恨,我羡你正直专一,我羡你善良聪慧。但我更希望你明白,今天让仝卓不走这条路,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自己的路可以走。
我更希望我们的理想除了偶像,还应该有让越来越多的人有路走,有饭吃,有衣穿;路越来越广、饭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幸福!
妹妹,你觉得呢?
他还有钱,很多的钱,他不会没有路了,他只是失去了一份工作。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一辈子真的只有一次机会,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只有一条路,后路就是绝路。
当然,这些人你不在乎,他们不帅,不会唱歌,性格不讨喜,你觉得他们不重要,幸好国家觉得他们重要。
崩溃到不想做任何事?
首要问题是先改变下你自己的情商和心态。
不然以后,恐怕得先考虑自己有没有路了。
本来不应该判这么重,无良媒体煽风点火。
本来不应该判这么重,无良媒体煽风点火。
上海这边现在民办的儿科诊所比较多了,我家附近的是预约制,不排队,不接待临时访问的病人。
挂号500元,就诊时间半小时,中间医生全程陪同无打扰。我看过的医生基本都是几大医院出来的中年人,经验和态度都非常好。
体检的具体费用比如抽血化验什么的另算,而且一般不乱开药不开中成药。
比起带着小朋友去医院排队九小时看诊一分钟还交叉感染,还是看家附近的民办儿科诊所好了。
唯一的希望是公立的儿科能再勉强撑个几年,撑到我小孩不用看儿科为止。
再后面完全市场化再涨价我也管不了了。
还原史实的一些细节,可知凯文·卡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罪大恶极:
1. 拍照地点离联合国赈济中心不远,小女孩的父母在那里领救济品,周围的人不会少,只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只有女孩和秃鹫而已。
2. 卡特拍完照后,走近把秃鹫赶走,这是一个本能的举动,至少他认为当时这样做已经能够保证小女孩的安全。
3. 外国记者去苏丹前都接受过培训,其中一个反复强调的点就是不要跟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各种传染病,有了这次新冠的教训,我们应该知道传染病有多可怕。
4. 卡特自杀不完全是因为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舆论困境,还有离异、孤独、经济拮据、朋友殉职、看到太多战争的阴暗面等等原因造成的抑郁症。
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时,捕捉到一个难得的镜头:一只秃鹫守候在一个瘦骨嶙峋、艰难爬行的小女孩后面,只等她死去就上前饱餐一顿。
按下快门时卡特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给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同时又让他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最终抑郁而死。
那是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女孩,她在挣扎着前往联合国赈济中心的途中停下来休息,一只秃鹫飞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落下。卡特耐心地等待了20分钟,秃鹫和小女孩都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等到秃鹫离女孩足够近的时候,卡特获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构图,他按下几次快门,上前把秃鹫赶走,然后转身离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照片。
卡特后来回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当时忙着赶往运送赈灾物品的飞机领取食物,所以她只是短时间内无人陪护。为了对女孩和秃鹫准确对焦,并且不会吓跑秃鹫,卡特蹑手蹑脚地接近了他们,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出现在1993年3月26日的报纸上,在那之后不到24小时内,报社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小女孩是否活了下来。后来《纽约时报》不得不刊登了一则特别说明,表示当时小女孩有足够的力气离开现场,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报社并不知情。这个说明并没有让关心女孩命运的民众感到满足,他们进而把矛头转向了卡特,质疑他为何只管拍照,却没有伸出援手。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但民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还是让卡特不堪重负。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时报》写道:“这个男人罔顾女孩的痛苦,只顾转动他的镜头,拍下最完美的画面,他是一个掠食者,他是女孩身边的另一只秃鹫。”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卡特在拍照和立即赶走秃鹫之间选择了前者,更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后并没有帮助小女孩,而是任由她继续艰难地前往赈济中心。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前往苏丹前他们就被告知不要与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疾病。据卡特估计,当时每小时都有20来人在赈济中心附近死去,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唯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何况就算他施以援手,也不知该从何帮起。
1994年,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几个月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4年7月27日,卡特驾着他的皮卡车来到帕克莫尔的学习实践中心附近,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他把一根软管的一头接上车尾的排气口,另一头塞进车里,用这种方式终结了33岁的生命。卡特在遗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生活的痛苦压倒了欢乐,直到欢乐不复存在……我情绪低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钱付租金……没钱付孩子的赡养费……没钱还债……钱!!!那些关于杀戮、死尸、愤怒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我,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鲜活……还有那些挨饿或受伤的孩子,以及那些好战的疯子,他们多半都是警察或刽子手……我要去跟肯(指他的同事肯·奥斯特布鲁克,此前在工作时被联合国维和部队误杀)团聚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卡特是纪实摄影的牺牲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往往来自职业道德与人性良心的冲突。除了“濒死的女孩”这张著名的照片外,卡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拍摄过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众多暴力冲突和酷刑,其中包括被称为“火项链”的酷刑,受刑者被套进灌满汽油的轮胎活活烧死。卡特曾谈过他工作时的心理状态:“我的思考必须从视觉效果出发,我拍摄死尸时会拉近焦距,把死者的脸和伤口都收进镜头。卡其色制服上一抹红色的血渗进沙子,死者的脸有些发灰,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尽管我的心在狂叫:‘上帝啊!’但我是在工作,别的事情等工作结束后再去解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吃这碗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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