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文明的任何一个问题,即使有相关研究,大多数人也觉得你说的不靠谱。
说它从宝墩而来,但大立人,人头像,金面具等在宝墩中没有丝毫痕迹,和中原夏商文化也有很大区别。但若说是从西亚中亚传播而来,又搞不清楚传播路线,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但客观来看应该是多重文化的融合,虽然四川在中国看偏处西南,可在欧亚大陆中却处于中心腹地,陆路水路皆有出口,分析文化因素时强调单一来源也是不负责任的。
至于去了哪里,目前一般认为到了十二桥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代表,两者确实还是有很大联系的。
最早的青铜确实出现在西亚,但不代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全部都由此传播发展而来,有可能是各自独立产生的,也有可能先接触到外来,觉得新奇就自己发展起来的。车轮最先出现在亚述,三星堆的太阳轮可能不是车轮吧,也没看到其它配套的车马器一起出土啊。
简单回答一下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目前还没有定论,四川盆地内的考古发掘相对中原和关中地区来说,力度相对薄弱,积淀相对较薄。且四川盆地内的考古文化面貌比较驳杂,也缺乏大面积、文化层深厚的考古遗址,这对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面貌解读来说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一般认为,四川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两个大区,即东区和西区,东区沿长江水系由长江中游地区进入四川盆地,西区由汉中地区进入四川盆地,实际上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沟通的主要通道。
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袁广阔、罗伊认为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应为:
东区:丰都玉溪坪遗存→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遗存→忠县中坝商周遗存→巴文化。
西区:茂县波西遗存→茂县营盘山遗存→茂县沙乌都遗存→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蜀文化。[1]
目前来看,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来源应是新津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则来源于川北地区。[2]而宝墩文化可能由川北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而来,川北文化具有关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应是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经由汉中地区带入四川盆地。
三星堆遗址在考古学上被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期相当于夏商之交和早商,三期相当于中商,四期相当于晚商。在三星堆文化二期,其文化面貌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新出盉、高柄豆、细流壶等源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陶器,[3]显示此时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
而在后来的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发现的被称为“牙璋”的玉礼器发源于二里头文化,并在夏商之交大量出现于三星堆。例如三星堆最早的牙璋器推测就是直接来源于二里头遗址。
更有趣的是,牙璋在二里头文化结束后在中原地区衰落,却在三星堆异常兴盛。据考古学家推测,在三星堆二期,因商灭夏,大量夏人迁徙至四川盆地,带来了夏文化。[4]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令人炫目的青铜器实际上直到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才出土,即中原的中商时期。此时的三星堆出现了大量和中原、长江中游地区吴城文化等极为相似的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的祖源显然来自于三星堆以外,并高度成熟,其兽面纹、云雷纹等商文化代表性的纹饰遍布器物,已脱离早商兽面纹呈带状分布于器物腹部的探索期特点。[5]
同时,三星堆的代表器物青铜人面可能与陕西城固和江西新干大洋洲有关
此时,三星堆已经出现了自己代表性的青铜器物和青铜礼器风格,如大家熟知的青铜大立人像,风格浓烈,让人过目不忘。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底座也出现了商代流行的兽面纹影响,与中原兽面纹非常相似:
另外,三星堆文化的核心礼器为罍,而同时期商代的核心礼器为爵、觚、尊,罍的地位远不如三星堆,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三星堆文化后来迁至成都平原,形成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的青铜礼器远不如三星堆的辉煌,但是古蜀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成都平原大量十二桥文化遗存被发现。
十二桥文化兴盛于西周时期,而四川盆地在十二桥文化到战国时期存在缺环,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补足。[6]
而在战国晚期,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被秦国兼并,张仪、李冰等外来的统治者将成都平原变成了秦国的粮仓,四川盆地的历史正式并入中国时间线。
总结: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与西部、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三星堆后来受到夏文化、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青铜文化面貌。三星堆文化演变成十二桥文化,并在战国末期被秦国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