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罗伯斯庇尔的美德观？为何在他会如此重视“美德”？ 第1页

谢邀，这大概是我几个月来收到的第一个既会答又正经的邀请，所以决定好好写一下，再次感谢

讨论罗伯斯庇尔的美德观念，显然不能脱离大革命的背景，实际上自大革命开始以来，美德这个词就频繁出现在公共舆论中，从这个角度而言，罗伯斯庇尔并不特殊，但是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对于美德的强调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在讨论罗伯斯庇尔的美德观念之前，首先需要对大革命前后公共舆论中频繁出现的“美德”一词进行溯源。

美德观念的第一个渊源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社会。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指出，革命一词的本意是天文学中的一种现象，是一种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而当这个词进入政治领域时，它所指代的是一种“循环往复”，从这个意义而言，光荣革命才真正表达了革命一词的本意：君主制恢复了此前的正当性，而今日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含义，可能是被大革命塑造的。实际上，任何一场变革都会想象一个古老的美好的时代，并以此批判当下的黑暗，最终以恢复美好时代的名义推动变革，因此“托古改制”并不是康有为的专利，这对于大革命同样适用，启蒙时代流传这样一种叙事，即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时代与黑暗中世纪的二元对立，古典时代成了启蒙哲人批判法兰克封建体制历史工具，因此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在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人们以古代英雄的名字为新生儿命名、以赫拉克勒斯作为象征物，甚至那些革命者也在有意无意的扮演着古典时代的英雄——最出名的自然是那位扮演凯撒的皇帝陛下。

启蒙哲人只是借用了古典时代的“美德”一词，对于美德的具体内涵则是被他们界定的，因此启蒙也就构成了美德观念的第二个渊源。需要注意的是，近年的研究显示，启蒙哲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观念的变革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的销量并未达到那种影响力，但是即使如此，那些受到启蒙影响的小册子却极大的推动了启蒙观念的传播，因此当时的法国人可能没有读过《论法的精神》，但一定对自由、理性、民族等概念有所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启蒙运动”和“启蒙哲人”是被塑造的神话，但是“启蒙”或“启蒙时代”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大革命刚开始时的“美德”一词可以说是革命者的共识，而他的含义也是极为抽象且模糊的，自由、平等、理性、祖国、财产、宪法、团结几乎都被容纳进美德一词中，我们很难界定出此时美德一词的具体内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与他者的对比中发现美德的外延：他是一切与旧制度相对的革命价值，反过来说，通过将这些价值赋予给“美德”，美德一词成了革命者批判旧制度、推行革命价值的理论工具。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此时的美德观念是如此普遍且模糊，他是怎么像罗伯斯庇尔时代转变的呢？这就需要回到法国社会的独特政治文化中，尤其是其独特的共同体意识。威廉多伊尔曾指出，如果革命者能够将雅各宾派转化为政府内部的反对派，构建起英美式的政党体制，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或许能够重新走上正轨，然而从大革命一开始，革命者就对“政党”这一概念唯恐避之不及——吉伦特派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党派，他们将之视为一种侮辱。与英美不同，在法国革命的语境下，政党意味着勾心斗角与私人利益，意味着共同体的分裂。

这背后的根源来自于旧制度时代，与英国的封建自由不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便建立了绝对君主制（虽然现在看来这更多是一种神话，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法国的政治体制内，从未出现过英国式的议会。在正式议会场所缺失的情况下，法国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空间，即民间社交团体，他也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扬启蒙思想、评论公共政治，由此形成一套公共舆论。如果我们就“场所塑造行为”的发生学理论而言，这种不同的舆论场所，使得法国形成了独特的共同体观念。人们在这里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与英国议会中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个性让位于共识、妥协让位于理想。在这种抽象而普世的文化氛围中，早在大革命开始之前，法国人形成了强大的共同体意识。

如果继续进行考察的话，这种抽象而普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来自于法国绝对君主制的王权。英国的封建体制是各个等级各司其职的表现，但是绝对君主制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那就是国王。革命者否定了旧制度，他们在内容上以人民取代王权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但是在形式上却继承了唯一且普世的思维结构，罗伯斯庇尔逮捕吉伦特派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企图推行联邦制，对于革命者而言，联邦制无异于分裂祖国，而一个统一的法国则是不容置喙的，甚至到第五共和国时代，戴高乐仍然在指责各个党派不顾民族的最高利益，这种思维结构已经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部分。

在1789年大革命刚刚开始时，革命者对于共同体的认识仍是“自由平等之人的自愿结合”，因此具有很明显的启蒙思潮中社会契约论的意味，甚至于说此时的革命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革命的模仿者，然而到了1793年，共同体的概念被进一步的强化，他从自愿结合的产物转变为先验的存在和最高的价值，而美德则是罗伯斯庇尔维系、强化这种共同体的重要方式。

罗伯斯庇尔对美德的改造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德的大众化。罗伯斯庇尔与1789年的革命者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人民的态度，虽然革命者高喊着自由、平等的口号，但是他们对于巴黎群众一直保有一种防范的态度，他们也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拥有理性，因此以财产作为选举权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仍然是小加图式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契约共同体所展现的实质仍是一个经营共同体，但是罗伯斯庇尔则不同，他坚信人民是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他宣称：“人民是有美德的，而它的代表则是蜕化变节的；正是需要从人民的美德和主权中寻求对付政府的恶习和专制的侵害的保护手段。”并且这种美德的大众化并非简单的将革命美德适用于大众，而是将大众的特质反过来融入美德的概念中，因此他认为“美德是纯朴、平凡、往往是愚昧，甚至是粗暴的。”

罗伯斯庇尔对美德观念的第二个改造是美德的政治化。不可否认，在大革命开始时，美德的含义就并非诚信、善良等个人品质，而是正直、责任等公民道德，但是在1789年，美德仍属于私领域的范畴，然而在罗伯斯庇尔时代，美德成为政治生活的公领域的一部分。1794年，罗伯斯庇尔在一次演讲中强调：“美德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有人把美德理解为对私人事务与家庭责任的忠诚，但它真正关乎的是一切人、一切公民对祖国、对人类的神圣而崇高的义务。”因此，通过对美德的政治化改造，罗伯斯庇尔实际上实现了美德的公共化。

罗伯斯庇尔对美德的第三个改造就是美德的宗教化。罗伯斯庇尔虽然在内容上以新的公民价值取代了天主教伦理，但是在他身上我们仍然能看到宗教的行为结构。在他倒台的几周以前，他曾发表演说：“我们要教导欧洲记住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的名字与美德……我是法国人，是你们的代表！哦，高尚的人民！清接受我本人这一祭品吧！诞生于你们之间是多么幸福！为你们的福祉而死会更加幸福！”结合上文提到的美德大众化，在此时的罗伯斯庇尔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教化”与“救世”的特征，如果说拿破仑是在扮演凯撒的话，那么此时的罗伯斯庇尔恐怕已将自己当做耶稣了。而最能表现这种宗教化的，正是他在1794年创立的最高主宰节，他试图以这种新的节庆形式将他的美德观念融入到法兰西这个政治共同体中。

因此，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造，美德从革命前普遍存在的思潮，转变为罗伯斯庇尔时期特有的政治模式，罗伯斯庇尔试图通过强调美德挽救摇摇欲坠的共同体，并以此重塑革命的新人，建立一种道德理想国，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革命走向狂热的过程，如果说制度维度还存在妥协空间的话，那么道德往往是极端的，因为但凡达不到美德要求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而这背后又涉及到上文所说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观念。罗伯斯庇尔真正确立领导地位的时间只有1794年的4月到7月之间，此前的一年半中共处决了2639人，而此时仅六月和七月便有1515人被送上断头台。而罗伯斯庇尔本人，则在对美德狂热追求与对他人腐败的无限怀疑中走向了疯狂与毁灭——据说最终让他放弃丹东的理由是，在一次私下谈话，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

最后还需要处理两个问题，首先是关于罗伯斯庇尔的这种美德观念与卢梭的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八九十年代革命史的研究中心，往往直接将罗伯斯庇尔的政治行为追溯到卢梭的思想中，但是就像前面所说，启蒙哲人对于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是需要反思的，因此简单的将罗伯斯庇尔视为卢梭的信徒太过粗暴，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二者确实存在相似性，比如对公意的强调、对道德理想国的向往，这些与英国的启蒙观念有很大区别，与1789年的革命理念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二者的关系：并无确切的证据证明卢梭的思想与罗伯斯庇尔的美德政治之间具有因果性，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似性确实存在，不如说二者都是法国独特政治文化的产物，即不是卢梭塑造了罗伯斯庇尔，而是法国的共同体文化塑造了卢梭和罗伯斯庇尔。

其次是关于对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评价问题，历来对这种美德政治批判已经很多，但是我本人对罗伯斯庇尔乃至对整个雅各宾派都怀有一种同情之理解。首先就罗伯斯庇尔个人而言，美德政治并不是他弄权的工具，恰恰相反他是发自肺腑的相信美德对共同体的重塑作用，并且亲身投入到这种实践中，他是大革命中极少数没有道德瑕疵的人，即使是他的敌人也承认他是一个“不可腐蚀者”。同样，罗伯斯庇尔也不是独裁者，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有这个目标，他曾对他家门口的情愿者说：“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他们将罪责都归于罗伯斯庇尔。所以在我看来，罗伯斯庇尔本身便是大革命中最大的悲剧：一个公认的不可腐蚀者、一个在1791年提出自我否决的议员、一个可能是最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却最终创造了恐怖。

此外，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将革命拖入危局的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他的政敌们，向欧洲宣战的是布里索和他的吉伦特派，而罗伯斯庇尔从开始就严厉反对，但是最终，是罗伯斯庇尔将将法国从1793年的内外危局中拯救出来——他接手了他从一开始就反对的战争。面对日益贬值的指券（当时法国的纸币），共和国的精英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自由市场是拯救经济的唯一方式，所以他们宁愿看着巴黎群众为了一口面包走上街头、贫困而死，但是有着同样教育背景的罗伯斯庇尔却愿意采取经济管制，去竭尽所能的拯救共和国的民众。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热月党人放弃了经济管控，在1795年5月只剩下8%了。最终督政府放弃了指券，他们将指券换了个名字重新发行，结果这种土地券在发行的当天就贬值到18%，在四个月后变成了废纸，更不要说之后的实质性破产了，除了1788年革命前的短暂阶段，这是法国自1720年以来第一次放弃了自己作为政府的职责。

所以今日我们反思1793年的激进革命，但是实际上，今日的共和体制绝不是对1789的全面复归，而是1789与1793的结合，不要忘了，共和国的精英们为民众的投票权设置了严格的财产限制，但是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就将全民普选写进了宪法，今日看来，谁才是对的呢？谁才是那个盗取圣火的普罗米修斯呢？我们必须反对那种简单将1789和1793以温和和激进为标准划分的二元对立，是罗伯斯庇尔和1793宪法将共和国从英国式的精英游戏变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体，革命的本质不是激进与暴力，而是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