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奇葩说》整改为《人民说》。
原回答列出了很多辩题,但被建议修改了。至于这些辩题是什么,请任君自行想象。
没有翻车不翻车的问题。本身就是辩论,如果对方有什么问题,你去辩论,把对方驳倒啊…如果压制不同意见,那辩论也就失去意义了。这就好像反对做空的最好方法就是拉盘让做空者爆仓。
当然,争议可能在于,这种节目,是辩论还是表演呢?应该是兼而有之吧。
记得十年前,在人人网上和“公知言论”论战的时候,双方常常会斥责对方“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立场决定逻辑。
那时候有“公知”和“五毛"有一个最起码的共识:因为立场而妨碍逻辑,是不对的。
没想到十年后,立场成了唯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回到加州理工的钱学森,带着新婚妻子,住进洋房。
如果钱学森考虑归国这件事是否合乎逻辑,他本可以过着美满优渥的生活。
如果钱学森考虑归国这件事是否合乎逻辑,他根本不会被关进特米诺岛,15天减重30磅。
如果钱学森考虑归国这件事是否合乎逻辑,中国还会在核阴影下低头很久很久。
他只是捏着父亲钱家治的信,望着刚刚独立的祖国,又冲进了朝鲜战争的前线。
他只是考虑恶化的中美关系下,归国还需要多久。
然而直到战争结束,一五计划制订,他依然禁足美国。
1955年,终于换回了钱学森。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两弹一星不是物理实验问题,是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际舆论也不是思想实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所以邱晨问题,詹青云问题,是辩论问题吗?这根本不是什么可不可辨的问题。
没有人怀疑辩论的意义,但是谁在给反华势力制造把柄?
谁在搞舆论小确幸?谁推脱不适应公众人物?无论公众还是私人,哪怕我是一个毫无粉丝的路人,在祖国被侮辱的时刻,就没有责任站出来吗?
爱国就是朴素,舆论场的抖机灵,不正是亲者恨仇者快的出卖吗?
那些军工复合体在乎你是否理中客吗?
他们只在乎你家里还够不够乱,还能给你家添多少乱。
抹黑中国问题就是零和博弈,而零和博弈没有什么讨论空间可言。谁试图讨论它,谁就是反对它。
你看来无论股市还是房子都是投资目的。作为专业投资人给你个建议。
投资投自己更擅长的,更有把握的,而不是看起来别人能赚更多钱的。别人能赚的收益率跟你没关系。所以你衡量一下,你们到底有能力炒股票吗?如果你们很懂股票炒股非常专业,有把握获得较高的风险收益,那你们就炒股票,否则放在房子里面,是大多数人比较安全的选择。
你知道你们看见那些炒股赚了很多钱的人,为什么能赚很多钱吗?就是因为有很多本身不会炒股票,但是觉得自己炒股票能赚钱的人参与了股市。
你看来无论股市还是房子都是投资目的。作为专业投资人给你个建议。
投资投自己更擅长的,更有把握的,而不是看起来别人能赚更多钱的。别人能赚的收益率跟你没关系。所以你衡量一下,你们到底有能力炒股票吗?如果你们很懂股票炒股非常专业,有把握获得较高的风险收益,那你们就炒股票,否则放在房子里面,是大多数人比较安全的选择。
你知道你们看见那些炒股赚了很多钱的人,为什么能赚很多钱吗?就是因为有很多本身不会炒股票,但是觉得自己炒股票能赚钱的人参与了股市。
我觉得因此去学一门学问显然是不需要的,攻壳提出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个思考的话题,而不是一种思想哲学体系。一遍看不懂也正常,因为这个动画在各个方面制作优秀,第一遍往往会更注意在动作场面或者剧情等其他方面的东西。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就到下一个剧情点了。所以弄懂攻壳中想说的思想,TV动画2周目以上是必须的。
你提到哲学和社会学2个方面,那我也谈谈这2个方面我的看法吧,当然攻壳不只是谈了这2个方面。
其实攻壳抛出的哲学思考话题很简单,就是当处于一个网络极度发达,信息技术极度发达的科技水平下。当记忆可以复制,转移,消除,修改的情况下。传统的区别人类个体的方式就开始产生矛盾。或者说人类在抛弃宗教影响下,还缺乏一种真实区分人类思想个体的标准。这个问题在现实中还不会产生问题,但在攻壳那种信息科技水平下就会产生问题。攻壳中,区分人类思想个体是GHOST,放到现实中意思是鬼,幽灵,灵魂。但是这些词在现实中都是或多或少含有宗教含义的,科学定义下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大部分字幕组都采取不翻译这个词,直接放出英文,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用现实中的定义直译,太容易联系到宗教意味。而这个词实际想表达的是科学定义下的灵魂,删去宗教定义的灵魂,或者另一个比较接近的词是意识。攻壳就是想谈谈这个GHOST是什么。
我之所以说这个涉及到一些哲学意味的话题并不难,因为现实中每个人肯定都想过。科学上解释大脑的运作,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利用生物神经信号来获得记忆,并且利用记忆进行各种复杂的基于神经网络的思考活动。但对比电脑,发现有一个东西是缺失的,我们用电脑,电脑主机CPU对应大脑的运算功能,主板对应各种神经型号的传递,内存和硬盘对应储存记忆的皮层,那么使用电脑的USER是对应什么,没有USER电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对应到大脑,是谁在作为USER指挥大脑去做事情。一般现实中会想到意识这个词,但是意识是什么科学上现在说不清楚。所以当人脑对应电脑时,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而攻壳的世界观下,恰恰是一个人脑电子化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其实攻壳也无法给GHOST定义,只能说是用很多事例来说明必须有这玩意的存在。比如说少佐和笑脸男共享了记忆,但他们并没有变成一个人。
最近上课,老师谈脑机接口,也扯过这些东西,所以谈的比较多,其实上面废话较多,精简下来估计也就几句话。所以另一方面,社会学的方面就不多谈了,直接精简吧。
社会学方面就是赛博朋克作品普遍要谈的东西,就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反乌托邦。这种作品包括攻壳,一般都会描述政府,大公司大资本家,会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来加强强权,而主角队,无论是革命者,犯罪者,还是什么其他种类的挑战者,也往往是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科技来反抗这种强权压迫。攻壳的主线,TV1中做微型机械的医疗公司(名字忘了),警察局都是强权的这一方。九课和笑脸男是对他们的挑战者。而TV2中久世英雄是挑战一方,但他们太激进了,实际用的压迫手段让观众更觉得他是强权一方。所以社会方面,谈的阶级统治和我们现实的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随着人类普遍认知的提高,上层阶级要维持统治,会倾向于尽量的让下层民众感觉不到自己在被压迫被统治,就是反乌托邦作品中的要反的这种表面理想的社会。而赛博朋克作品作为一类的反乌托邦作品,特别的是,其中信息科学技术的发达导致信息可以操控,甚至记忆可以操控,使得思想的操控和反操控成为一个焦点。攻壳也是表现这方面的东西。
面对游行示威,这个中国总领馆要是能换成美国大使馆,那么这个局面将绝杀。
可惜换不得。
毕竟美国国土上暂时不能有美国大使馆。
最近对于方方日记事件很感兴趣,今日细读了一遍,想要写点儿什么,但发现复旦余亮一文基本已先得我心,转载于此,以供参考。
我补充一点个见:简单说来,由于对《日记》的评价已牵涉到立场不同的各方力量,评价《日记》本身的高下与汪氏本人的素养(或是否特权),意义已然不大。但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立场问题,那讨论也就不能再继续了。我写这篇东西只是希望提出一点可供讨论的问题。而且细读《日记》,在阴历二月廿四(我看到的稿子只有阴历日期)之前,不过如她自己所言:
“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也明白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更没有说自己能代表武汉,“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故此她也倡导让大家看新闻,也会正面写好消息:
“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包括对方舱医院初建时的负面报道,也有回击:
“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进去的病人有视频图片和文字出来。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点乱。而后绪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燥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
至于《日记》的缺点,大家也都谈得不少了,也多有中肯之语,此不赘举。总之若以寻常老妪絮语观之,倒也不必便扣上无数大帽。然而在二月廿日她写到“一地手机”被证实为虚假消息并遭到抨击之后,《日记》就转变了。大量斥骂“极左”的声音开始出现,在舆论场观察她的同时,她也被舆论场撕裂了。因此现在本答案下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成为“亮明立场”而已。但立场的问题其实没什么讨论的余地。至于方方本人的背景以及往日的旧账,从就事论事的精神来说,也暂可不必追究。
我觉得真正可讨论的问题是,从伤痕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方方最主要的症结还不在“不真”,而是不好。“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这些大词,掩盖不了作品本身的低劣、作者灵魂的单薄与思考的浅陋。读者期待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情绪和正义感,而更需要以勇气和智慧真正切入生活,深入理解自然与社会运行各方面的深层机理和问题,在人与这些问题的相刃相靡之中,表现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人性复杂一面真正深刻的揭示并形诸文字——正如《三体》所揭示的那样。关于《三体》的深刻性,可参看一种“学院派”的解读:
而“文人”的通病恰恰就是只有抽象,不知具体,而且还凭借着对这种“抽象”概念的所谓理解,生出一种无端的自负,而蔑视所有的“具体”。晋代好虚浮,文人已如此,当时裴頠云:
是以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㪚其廉操,谓之旷逹。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南宋的陈亮批评当时的理学家也说: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就存在一种倾向,既要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但对于支撑国家机器的各种基本因素——尤其是财政与军事问题,又不甚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因此“书生论政”,或者夹杂个人好恶而陷入党争,或者纯以经典议事而归于迂腐,或者偏听偏信而仅成牢骚……读史早知今日事,我觉得在两晋玄言家、唐末清流、南宋理学家、明末东林党甚至晚清的清流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点。
自从当代文学产生以来,“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尊严”,这些抽象的大词,却竟也慢慢演变成了新的玄学和理学。而方方一代不也正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吗?况且知识阶层圈地自牢、在某一体制内自娱自乐的倾向,在今天更为突出。就我个人多年在高校的观感,许多人文学者生活常识之匮乏简直令人无语……偏偏他们对于国事还是“关心”的。作协不也是如此?王小波当年嘲笑作协,说他们居然还有例行“体验生活”的活动,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吗?可实际上很多“文人”还真就是没有生活。包括方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作家,她有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她能不能真正与处于生活之流中广大人民群众发生深刻的共情,事实上是很可疑的。即便支持方方的人,请你们细读她的文字,即便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部分,请问诸君最后能看到的是“我们的痛苦”,还是“从上面看到的你们的痛苦”?我觉的恐怕是后者罢。
不过,作为中文系的一员,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在“学院”之内,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对于上述“文人通病”也极抱不满,而且也在踏踏实实地思索与创造。因为痛感“文人通病”而把全部文科生都打倒,也不免敌我不分——况且马克思不是文科生?李德胜不是文科生?眼看着对方方的批判要蔓延成对全部人文学科的否定,说心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当然,单纯的辩解是无用的,要靠自己有拿得出手的干货才行了。
同志仍需努力啊。
文学本来是要让我们联结的,不是分裂的。
最近对于方方日记事件很感兴趣,今日细读了一遍,想要写点儿什么,但发现复旦余亮一文基本已先得我心,转载于此,以供参考。
我补充一点个见:简单说来,由于对《日记》的评价已牵涉到立场不同的各方力量,评价《日记》本身的高下与汪氏本人的素养(或是否特权),意义已然不大。但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立场问题,那讨论也就不能再继续了。我写这篇东西只是希望提出一点可供讨论的问题。而且细读《日记》,在阴历二月廿四(我看到的稿子只有阴历日期)之前,不过如她自己所言:
“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也明白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更没有说自己能代表武汉,“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故此她也倡导让大家看新闻,也会正面写好消息:
“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包括对方舱医院初建时的负面报道,也有回击:
“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进去的病人有视频图片和文字出来。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点乱。而后绪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燥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
至于《日记》的缺点,大家也都谈得不少了,也多有中肯之语,此不赘举。总之若以寻常老妪絮语观之,倒也不必便扣上无数大帽。然而在二月廿日她写到“一地手机”被证实为虚假消息并遭到抨击之后,《日记》就转变了。大量斥骂“极左”的声音开始出现,在舆论场观察她的同时,她也被舆论场撕裂了。因此现在本答案下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成为“亮明立场”而已。但立场的问题其实没什么讨论的余地。至于方方本人的背景以及往日的旧账,从就事论事的精神来说,也暂可不必追究。
我觉得真正可讨论的问题是,从伤痕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方方最主要的症结还不在“不真”,而是不好。“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这些大词,掩盖不了作品本身的低劣、作者灵魂的单薄与思考的浅陋。读者期待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情绪和正义感,而更需要以勇气和智慧真正切入生活,深入理解自然与社会运行各方面的深层机理和问题,在人与这些问题的相刃相靡之中,表现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人性复杂一面真正深刻的揭示并形诸文字——正如《三体》所揭示的那样。关于《三体》的深刻性,可参看一种“学院派”的解读:
而“文人”的通病恰恰就是只有抽象,不知具体,而且还凭借着对这种“抽象”概念的所谓理解,生出一种无端的自负,而蔑视所有的“具体”。晋代好虚浮,文人已如此,当时裴頠云:
是以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㪚其廉操,谓之旷逹。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南宋的陈亮批评当时的理学家也说: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就存在一种倾向,既要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但对于支撑国家机器的各种基本因素——尤其是财政与军事问题,又不甚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因此“书生论政”,或者夹杂个人好恶而陷入党争,或者纯以经典议事而归于迂腐,或者偏听偏信而仅成牢骚……读史早知今日事,我觉得在两晋玄言家、唐末清流、南宋理学家、明末东林党甚至晚清的清流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点。
自从当代文学产生以来,“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尊严”,这些抽象的大词,却竟也慢慢演变成了新的玄学和理学。而方方一代不也正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吗?况且知识阶层圈地自牢、在某一体制内自娱自乐的倾向,在今天更为突出。就我个人多年在高校的观感,许多人文学者生活常识之匮乏简直令人无语……偏偏他们对于国事还是“关心”的。作协不也是如此?王小波当年嘲笑作协,说他们居然还有例行“体验生活”的活动,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吗?可实际上很多“文人”还真就是没有生活。包括方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作家,她有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她能不能真正与处于生活之流中广大人民群众发生深刻的共情,事实上是很可疑的。即便支持方方的人,请你们细读她的文字,即便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部分,请问诸君最后能看到的是“我们的痛苦”,还是“从上面看到的你们的痛苦”?我觉的恐怕是后者罢。
不过,作为中文系的一员,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在“学院”之内,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对于上述“文人通病”也极抱不满,而且也在踏踏实实地思索与创造。因为痛感“文人通病”而把全部文科生都打倒,也不免敌我不分——况且马克思不是文科生?李德胜不是文科生?眼看着对方方的批判要蔓延成对全部人文学科的否定,说心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当然,单纯的辩解是无用的,要靠自己有拿得出手的干货才行了。
同志仍需努力啊。
文学本来是要让我们联结的,不是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