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给中国带来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第3页

积极意义是：

在你即将有点飘的时候，一巴掌糊脸上。

将起未起，似强非强，这是最危险也最需要如履薄冰的阶段：

实现了工业化，迎来了产能过剩；

实现了全球供应链，迎来了外贸下跌内需不振；

实现了军事现代化，迎来了直面老大和一票小弟；

实现了白菜价，迎来脱实向虚；

实现了教育普及，迎来了少子化与老龄化；

实现了人均寿命增长，迎来了医疗资源紧缺；

实现了人均收入增长，迎来诉求多样化；

太多，列不完。

为什么几年前御史大夫公开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向朝野说明：时代变了。

老班底形成于上一个时代，一个以量为中心的时代，一个聚焦于从无到有的时代。

所以你回顾那个时代，会发现新闻标题充斥着数字与“首个”、“自主”、“突破”等词汇。官员贤能与否的标准，就是量的做大与空白的填补，是最高指标。

尽管那个时代充斥着各种荒诞与混乱，军不强民也不算富。但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成为了如今中国人普遍回忆的黄金时代。

从无到有就是爽啊。

但是，大人，时代变了。

从御史大夫推荐这本书开始，大家其实内心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1920年纽约有的，我们总算有了；2020年纽约没有的，我们甚至都有了。然后呢？好像不是童话故事里的happy ending啊？

然后干嘛？老班底里，多数人都不懂。

没办法，这好比你之前让团队去做销售抢廉价订单，设备买能用的工人抓会喘气的，搭个棚子就算厂房。一切以厂子开起来为第一优先；

如今你突然跟老兄弟说：我们现在要请几个大学生和老师傅改改工艺工序，良品率要拉起来，还要保证工人的基本作息，还要考虑工厂对环境的影响。

老兄弟们里懵逼的是常态，能切换过来的寥寥无几，干的还挺顺手的是神人。

而国家这么大，你怎么可能依靠几个神人？

大部分班底和背后的支持系统，都是上个时代的。“部委数据不如阿里腾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套娃式文件”、“运动式管理”，都是上个时代的体系，在这个时代的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魄力来消化。

倒霉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告诉我们：日子过得更好的大众，往往耐性更差；

更倒霉的是：特朗普与美帝告诉我们：老大看着一个不听话的老二，往往耐性极差。

内外都不会让你宽裕的节骨眼上，你就需要极大的魄力来压缩这个过渡时间。用比从无到有阶段更大的努力，来主动聆听反馈、大胆建立新模型、谨慎调整参数。

因为做不好不止是原地踏步。看看南美和东南亚，他们都曾从无到有过，他们玩砸了，他们是原地踏步吗？

有几个人记得菲律宾当年也富过？

然而在这个需要沉下去的点，我们有着迄今最飘的舆论。下面飘一飘也就算了，上面跟着飘，甚至主动飘，都飘出了江山娇这种新姿势了。

这还是肺炎已经一巴掌糊墙上之后飘出来的。

可喜的是这次的舆论反馈，把这新姿势踹回去了。

长期以来，习惯于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实在遮不住，就一笔带过，然后再讲一百遍成绩。还有，刚才谁讲问题的？以后你闭嘴。

但新冠肺炎不同，它没嘴，也不会看文件。这次肺炎，一巴掌糊过来，还嘴硬？就再一巴掌，继续糊。糊到大家慢慢不吹牛逼了，开始关心现实：

问题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法？谁在支付成本谁又变成了代价？我们需要做出何种程度的牺牲？理由是什么？谁来负责？

消除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问题。

奥利给！

这就是这次肺炎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积极意义。

面对。

我们正处于力量与压力双重强大的节点，一个不能逃避的时代。一味宣扬力量却逃避压力，是对力量的浪费，也是对时间的浪费。考虑到力量会波动、时间窗口会流失，我们浪费不起。

肺炎暴露问题，展现压力，并且迫使我们面对问题。我们所有人都被迫集体演练了一遍，并且开始意识到不同群体各自的边界与立场，这是过去非常罕见的一次共同体验。

而这种共同体验正是我们未来十年里所急需的。

补：欢迎收看本期的“我比这个海那个宫聪明”系列。

让很多人在危机前看清这样四个事实：

第一、世界并不按政策文件运转，比起文字和宣言，自然规律才是决定因素。

第二、我们的社会紧急计划、组织、聚集和分配人力和物资的能力和效率，并没有此前大家所幻想的那么宏大和精确。

第三、很多时候我们所默设正确，下意识遵循的一些感觉上很值得信任的人的建议和观点，未必就那么可信，原因可能包括能力的限制和利益的相关。

第四、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等到危机到来时，当全民抢购某种物品时，会有很多人抢不到。

总而言之，这次事件会让更多的人开始从直线上升的幻梦中变得清醒，学会尊重和敬畏科学和自然规律，更审慎的面对现实，也对未来可能的危机和波动做些准备。

这无疑是能在将来可能再次出现的危机中多救下一些人的。

积极意义是人们重新认识到舆论监督和媒体独立的重要性。 不信谣不传谣这句话的两面性。

问这么个问题？恕我直言，简直其心可诛。

不说积极面，我们先来看看消极的。

现在回头看看当年非典后，几位为抗击非典立下大功的医生所说的话，会觉得非常讽刺。

“如果当时在第一家医院发生院内感染时就进行信息公开，后续的医院肯定就能采取一些相应的防控措施，就不会有那么多医疗暴露和院内感染发生。”——————广州市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赵子文主任。

“不好好总结，SARS如果再开始，我们还会吃大亏，甚至更惨烈。”

“迄今为止，无一份官方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有非典后遗症等等，都无明确说法。”—————广州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朱敏。

某些东西不改变，哪怕过段时间这次瘟疫滚粗了，我们也依然是老样子，除了祈祷下一次到来的时候温柔点，什么也做不了。

还有，不要拿美国日本韩国之流的糟糕应对来搪塞。它们再烂，是它们的事，这个世界终归不仅仅是比烂，既然有野心，就必须立一个更高更好更强大的标杆！

一个大嘴巴子糊在脸上，能有什么积极意义？

不去反思自己为什么挨这一下，它就根本没有积极意义。反思了不去改进自己，同样也没有积极意义。

自然规律就是这么无情，想要丧事喜办粉饰太平的，同样的位置以后还会再挨一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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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i-p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公厕终于有洗手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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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weaver 网友的相关建议: 
      

如果一定要说有积极意义，那就是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短板都暴露出来，杜绝体系内对疫情防控能力的迷之自信吧。

比如下面这位的发言，和今天的情况相映衬起来，是多么的「符合」现实啊。

在12月31号左右的时候，武汉发现的所有病例都指向华南海鲜市场，并且已经有医护被传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专家选择告知大众的立场是：疫情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各方发声给人感觉是不会大面积流行，麻醉了疾控战线自己的同时，也让全国人民放松了警惕。

这是防控疫情的人应该有的正常的反应吗？

如果和德国的传染病专家相比，不，这不是。

目前德国的情况，跟武汉12月31号的样子差不多：德国本土感染的所有确诊病例，都指向一家公司Webasto，人传人也只有一代和二代病例，没有更多。

按照中国专家的看法，这就是疫情可防可控啊，发展成全国性疫情可能性确实很小啊。

那么，德国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是怎么跟德国民众说的呢？

在它的2020年第七份公告里，以下内容，是我觉得值得我国学习的：

向民众承认：疫情的情况是复杂的

【……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征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传染性最强，我们不知道潜伏期具体精确的时间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病人什么时期内会排出病毒……疫情发展是非常动态的，需要认真对待。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会并给出与情况相适应的建议。】

个人认为，对公众诚实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我现在的知识不一定是符合现实的，情况随时会变”的警醒意识，是很重要的。

给民众交底：疫情是有可能控制不住的

【如果疫情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全球的进展表明，病毒可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散播造成大流行。这个疫情会给医疗资源少的地方带来特别大的困难，但即使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它也仍然会给医疗供给造成极大的负担。】

在可能到来的疫情面前，科赫所的专家并没有因为德国是发达国家就盲目相信国内的救治能力储备。

提前未雨绸缪，展望大流行的防控措施

【如果……，疫情的播散真的控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随时根据情况变化逐步升级需要的措施，比如保护容易发展为重症患者的人群……（然后就是各种列举以后可能会怎么做）。如果这些措施因为病人数量太多，已经没法达到效果了，那么我们就会采取注重于其他方面的措施……（然后又是下一步的措施）。】

德国国内本地感染疫情目前只有一起，还是聚集的疫情，所有人都指向那家Webasto公司。而且，现在德国停了所有中国来德的直飞航班，并且在海关开始体温检测，就目前有限的科学证据而言，风险是非常低的，发生大流行几率很小。

但区别就是，我们的专家看到有限的证据提示风险低，可能就放松警惕了，消了一个华南海鲜市场就以为够了，连武汉市内具体一点的防控方案都没有做，这一点可以从封城后的各种混乱看出来；而科赫所的专家，即使明确了解了「德国风险低」，也还会强调说「这个情况随时会变」，并且已经做好流行乃至大流行的应对方案。

这个警戒性，是有明显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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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德国的公共卫生和政府执行力都真的不值得吹。民众不信任政府，经常跟政府反着干，每年麻疹疫情全国到处开花，呼吁打个疫苗半天推不动。上世纪还闹过血液制品检疫不彻底导致全国数千名血友病患者被传染艾滋的事，被主流媒体踢爆之后政府也是各种装死。

但是，罗伯特科赫所的这些科学家对传染病流行情况的认识，却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得到锤炼，并且让他们从不放松警惕。

如果武汉乃至国家卫健委的专家们，能够在1月1号，不，哪怕1月15号的时候，就能达到科赫研究所这样的觉悟，能在现有情形下客观分析后勇于给出尊重科学证据的“风险很低”结论的同时，也能仍然对可能到来的大流行保持警惕，并且提前布局好一旦疫情出现所需要的措施，那么，有我国全球独有的五级防疫体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加持下，我们再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机会应该就能小很多了。

须知，德国的传染病学家时常对德国国内情况恨铁不成钢，他们最羡慕的就是中国庞大的疾控体系、中国的传染病直报系统，以及中国政府强大的执行力。而我们国家虽然具备了这些令全球公卫同行羡慕的、有利于防控的制度条件和民众基础，却输在了科学认识和警惕性上。

2003-2019这16年间，我国不是没有遭遇过新发传染病的考验，譬如H7N9。但是，当年的广州疾控一直保持警惕，不仅没有掉以轻心，而且选择用在吃瓜群众看来很夸张的措施去应对，比如发现几个病例就包下一家酒店直接隔离几百人。这样高度警惕下诞生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成功阻止疫情向全国大规模扩散，把疫情扑灭在摇篮之中。

而这次，在发现是冠状病毒病这种呼吸道病毒病的时候，科学家们的默认假设竟然还能是“不会人传人”，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警惕丧失之后一味追求科研上的严谨造成的后果。

实际上，很多公共卫生专家私底下也吐槽：「呼吸道病毒病，就应该默认先按照会人传人来采取措施啊，毕竟不会人传人的呼吸道病毒病也数不出来几个。」

也有病毒学专家私底下吐槽：「都有人传人病例了还说有限人传人，合着病毒多传几个人就懂得自毁S蛋白（注：新冠病毒感染力的关键蛋白）吗？」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乘坐时光机回到12月31号，我想，就算是“过度反应”地隔离一千多人，相比于目前全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也不再过度了。

此次疫情过后，万望警钟长鸣。中国公共卫生，不可再盲目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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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我只粗略翻译了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这些内容的简要大意，省去了很多细节，并且可能有我没注意到的地方的翻译有偏差。如果有读者对详细的原文感兴趣，可以看截图，或者去科赫研究所官网下载德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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