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能力问题。
是观念问题。
观念差异有历史原因。
江浙自古贸易发达,苏杭自南宋起冠绝天下。
当时苏杭大的士绅,没有不经商的,在很长时间段内,由于控制了生丝和丝绸,甚至近乎垄断了海贸。
这些大士绅财力雄厚,家族子弟往往可以科举高中,很多名列内阁。
因此当地官员与商人打交道时,只能平等以待,甚至要讨好商人。
久而久之这个习惯流传下来,形成了社会风气,经商被重视,对商人的服务意识也延伸到平民。所以当地官员务实且执行力高。
苏杭以外的一些地方,官员能力非常强,但是精力不是用到务实上。
很多省份在古代,商人不够强大,士绅的科举能力不行,政治影响力有限。由于是流官管理且高层无人协助制衡,因此当地官员的大部分精力用来牵制流官,不要破坏当地利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些务虚、假大空的“为官之道”。
同时,古代这些省份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官员的操守和税务能力会决定性的影响当地人生活。所以当地人想当官,且觉得只有当官才高贵。
久而久之。
有些省份的风气不好。
举个江浙沪之外的例子。
最近两年,我多次以公司内部专家的身份,负责面试报名的大学生。
总部有留京指标,竞争异常激烈,基本上都是清北和海外名校硕博。
省级分公司,大学生的就业目的地,研究生只选省会,本科生是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
在一些相对欠发达的地市级分公司,差不多五六年招不到大学生,我去一个内陆城市分公司调研,感觉整个公司老气横秋,于是问人力负责人要几个年轻人借调培养一下,人力负责人笑了笑问我,45岁算年轻人吗?
我大吃一惊。
其实,公务员序列也有类似情况,超一流高素质的年轻人,都去北上广了;一流高素质的年轻人,也去了省会或者沿海发达城市(江浙沪);留在欠发达省份的年轻人,虽然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但是整体来说,一流高素质人才的比例就很低了。
这个情况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当年的年轻人成长为各个环节的业务骨干后,综合素质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当然,有人说,个别江浙沪的官员跑到西北省份成了贪污犯的,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个案,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公务员整体素质不足,靠个别官员影响全局是非常难的,常见的现象反而是被同化。
和平年代加现行体制,官员哪有什么能力强弱。
基层的都是照章办事就行,什么都是系统化厘定好的。不好办的无非是和人有利益冲突。个人经验,江浙沪基层官员没有其它地方小官那种脾气和意气(比如,这事要不怎么怎么样,老子当这个官还有什么意思?!),照章办事做的好。
高层的能力核心就是能拉来资源并能调动资源,具体办事都是下面的事情。江浙沪,资源富集之地啊,彼此都有需求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答案所说的能力,其实是指主政地方官“对下负责”的能力,也就是政府服务方面的能力,而能力很大程度会受到依赖对象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视角,从江浙沪地区官僚体系的历史渊源来研究。
比如微博博主 @小青年包江浩 提过的
浙江地区作为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当地的民营经济发展起源于解放后在政治斗争中被边缘化的“地方游击队干部”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隐秘的保护。(也就是“对下负责”的能力)
解放后“南下干部”被派往南方占据要位,和江苏相比,浙江本地的前“游击队干部”被边缘化地更加厉害,浙江省绝大部分高级领导均出自南下干部体系,而本地“游击队干部”则很难在其中找到他们的代言人,和更高层的联系更加薄弱。
名义上同样是国家干部,游击队干部却无法像“南下干部”一样拥有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依靠。实际上,解放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地方“游击队干部”群体都是被打击的对象。
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游击队干部”就开始使用通过保护基层经济利益的形式,通过减少或避免“左”的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损害(例如支持包产到户,发展社队企业),甚至默许民间市场经济行为,来换取辖区内基层的群众政治支持。所以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基层官僚和群众达成了特殊同盟,为民间经济发展提供了非正规的地方性产权保护,也客观上鼓励了辖区改革开放前的民间经济活动,培育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源头。
极具黑色幽默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游击队地区”的经济结构首次发生了重大转折,非公有制经济规模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由于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群众运动把打击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直接目的,使得浙江省内的南下干部群体首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对于此前边缘化的“游击队干部”却得到了绝佳的机会。他们的群众基础在这一轮运动中对自己的处境进一步形成了保护,虽然部分“游击队干部”遭受了批斗,但较少被侮辱殴打。
游击队背景的时任乐清县委书记在被人揪斗过程中,甚至还被另一组造反派从大会上抢了回来,并置于自己保护之下。所以在当时天下大乱、派系林立的环境下,更凸显了动员和组织自己的本地支持者的必要性,而他们获取基层支持的方法上已经驾轻就熟,依旧是为基层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保护。例如地下贸易、长途贩卖、家庭工厂等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都伴随着这一轮红色风暴更加活跃起来。
所以就在在批判资本主义运动的最高潮中,恰好分裂了原有的官僚体系结构,让浙江最早一批的企业家精神在裂缝里发了芽。
2.2号晚上失眠看了新闻,白岩松就当前疫情直播连线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市,温州市和黄冈市。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连线肯定会提前沟通问题,可是两个市情况的采访,一目了然吧
温州市长面对采访,不急不慢,回答条理清晰,不逃避问题也不打官腔,要数据有数据,要原因能说出一二三点来,有问题说问题。
作为湖北的小县城,看到其他市官员的采访,如果作为他们市里的人是特别让人心里踏实。相比自己这边,哎 已经不怎么想看微博了,怕生气
有一段时间,本地的技术 officials 升上来了,搞得还可以。现在得那些,也是呵呵了。
2022年4月12日
其他答案下收到这样一条评论
上海做的不好,活该被嘲。
我在小区里忙着做志愿者。
—————原答案—————
这次新冠肺炎一来,各地都缺物资,糟心的事儿就不多说了。
每天刷新闻,看到上海的做法,感受到了正规军的存在。
1月31日,东方国际组织上海首批包机运输疫情防控物资从欧洲火速抵沪,紧急供给25万件防护服和13.6万个口罩。
6天时间,550立方的物资,从欧洲散落各地,到上海投入一线使用。
如何做到?
国资委管国企,市政府与商务委居中协调。
找货?政府委托东方国际全球跑;
付款?春节+周末,交通银行加班加点打钱;
突发?客户突然不放货,启动外事应急预案,寻求驻沪领馆协调帮助;
物流?为了快点送到,东航调拨波音777货运包机,东方物流加快物资申报通关;
进国门?海关和药监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快速清关送检。
这是我心中应对重大事件该有的样子。
原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QD7ean2B2FnuBBQleAeTw
补充:有些细节我不能点的太透,不然怕又要“违反社区规定”给折叠……这不是一家国企或者一家航空公司的事情。请点上面的新闻链接,不用全看,就看一眼第二段,哪些人去机场接这批货。
愿世界和平,人人身体健康。
2000年浙江省颁布的地方三包法规,规定台式电脑为三年保修。
于是 全球唯一 iMac自带AppleCare...
请务必保留好购买时的凭证,在保修时可以证明电脑于浙江购买来享受此待遇。另附一份如果需要买苹果台式机AppleCare的价格
Mac Mini:682元
iMac:1187元
Mac Pro:1584元
不可能强的,其实差不多,官僚集团都一个德行
有人说东北怎样怎样,亚布力滑雪场事件等等,其实放在全国都一样,区别在于只有一个企业吃还是有几百个企业吃,可以抓大放小罢了
江浙沪没有人情也不可能,别的不知道,但知道江浙沪人情也不少,事业单位考试说录前三的可最后录前五面试,最后第五面试通过,见过也不是一次二次,但游戏基本规则还是遵守的,录前六或者前十的都没见过
江浙沪最好的就是办事时间限制,你报资料多少跟你说清楚要哪些,也得益于网络的便捷化,多少个工作日回复,明明白白写清楚,当然也看,如果要他们负责的,那能拖死你也绝对拖死你,这种事见过不少,没人的话熬死,但至少大部分事情不出谱
能力强不强其实没关系,会玩基本流程,会让人遵守基本流程,怎么玩的基本讲清楚规矩,当然桌子底下的玩法也多了去了,但该在台面上的都在台面上,这就是江浙沪的官僚吧
有钱基本能解决很多问题,江浙沪原本经商头脑就发达,交通气候条件都优越,钱越开源越多,也就玩的越好,其他地方其实都差点意思,要不原来就没钱,要不就是群众基础落后,要不就是交通气候条件差
江浙沪人民的觉醒意识很高,你可以去看看信访办多少人排队,当官的比较珍惜帽子,高中层基本都是外面来的,基层都是本地的,收入不少,不犯纪律或者不大犯纪律的油水又多,谁也犯不上去倒这个霉
unbelievable = 无法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