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人民日报》重视乡贤的文章？ 第1页

恶心，恶心的要死。

找回乡贤？什么样的乡贤？

文中是这么说的：

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颂传“古贤”，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

核心——离退休干部——官僚

骨架——企业家——资本

喉舌——知识分子——话语权

价值观——优秀农民工——寡妇的牌坊

翻译成人话就是：

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来“维护乡村的稳定”

进一步翻译成人话就是：

以官僚为核心，以资本为助力，通过掌控话语权和价值观为手段。

在经济最为落后、法制最为薄弱、中央最难以控制的乡村，

建立起独立而稳固新利益群体。

眼熟不？这一套就是GMT当年玩剩下，被TG爆出翔的乡贤体系。

一股腐烂的僵尸气息扑面而来。

“乡贤”一词源自东汉,是用来追认生前为国家栋梁的官员或声誉德行威望为人推崇、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地方人士的一种荣誉称呼。明清时期的乡贤祠，形成了完整的祭祀礼仪制度。

必须强调的是“乡贤”的乡，是指故乡而非建国后的一种县以下、城镇外的行政区划。

所以，乡贤原本的含义：

1、不是指某个时间上、空间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阶层。

2、不单指农村的贤人。

3、不是对某类人群的描述，而是总结。说直接点就是等盖棺定论之后，民间给的荣誉。

而现在推崇乡贤文化的人群，特别是一批院校知识分子、中高层政府官员、中小企业主，对乡贤一词有着充分的代入感，以至于将“乡贤”错位成了以社会地位准入、以资源贡献量化的“农村贵族”阶层。

比如题目第一篇文章中的“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说法，就干脆将乡贤变成了一种对比出来的含义——三人行，必有乡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媒主导的现象？难道中文系教授写文章连基本的文化背景都不了解吗？显然不是。

这两篇明显应邀撰稿的评论，显然是对于高层对农村问题关注的回应。客观来讲，“乡贤”一词可以说是近些年掌握传统文化复苏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对农村问题开的一剂偏方，是包装在“乡贤”一词下的传统农村秩序。

所以，讨论偏方有没有效，必须看看其是否对症下药。

“乡贤”所针对对的就是农村之症的“乱”，从以下四个方面大致归纳：

1、道德混乱。私德方面，近些年农村伦理、治安恶性事件频发；公德上，哄抢事件引人深思。

2、政治混乱。基层民主制度不容乐观，恶霸村官屡见不鲜，农村党组织涣散。

3、经济混乱。农村劳动力匮乏，小农经济转变效果不彰、城乡落差巨大，贩毒村、要饭村、算命村等畸形经济形态。

4、以上引发的其他混乱。土地污染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由乱到治，则需要约束力，曾经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的主导力是建立在深入社会细胞的政治力量上的，改开以后政治运动退潮，经济因素权重提升，村支书的影响力为万元户超越，甚至两者合二为一。“乡贤文化”最早由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江浙一带提出，实质上是包装在传统词汇下的民间强势的主导力回归。

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村委会变迁就这种历史进程的微观再现。

但是，这种以传统文化为大旗“重建乡贤”恐怕只是空中楼阁。

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早已超过50%，农村人口比例的减小所反映的本质是经济主导力的变革。

乡贤文化的基础是传统小农经济。

其最大特点：土地、农民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评价财富的标准是土地，哪怕在民国的三十年代，四大家族最重要的财产也是土地，而非城市的工商业。

因此导致：

上层社会人士普遍倾向于回归农村，告老还乡的传统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底层农业人口被土地固定，在制度上就演化为宗族制度。

最终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乡贤文化的存在基础。

而在今天，社会财富的核心转向了城市工商业，再加上工商业的高流动特性，导致

1、社会中上层人士不会真正回归，即使有造福乡里的行动，但其本身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而这正是重建乡贤文化所要求的关键所在。

2、随着土地流转与户籍制度改革，农业人口将大大减少。现在看到的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一个征兆，当劳动力缺乏到一定地步时，一定会有新的农业经济形态顺应而生，而不会是逆城市化强迫人口回到农村。

所以，若以国家之力推行所谓“重建乡贤”，在缺少经济基础与人文条件的情况下，更可能演变为农村主导权的混乱。因为城市化进程依旧轰轰烈烈，期间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谁能把自己标榜为乡贤而获得国家的背书无疑将带来现代版的“土豪劣绅”。

我先不说这套东西有用没用。你练什么武功我们不管，但你非要练一个破解之术路人皆知的武功，那就已经不是反革命了，而是反政治啊。据说《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写到鄱阳湖水战，当年明月老师在感慨，当时《三国演义》应该已经成书，且流传甚广，怎么陈友谅还会摆连环船。我也根本搞不明白，有些人是不是忘了，下面这套书印的满大街都是啊，专门治各种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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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贤文化”这一套东西，最早是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搞起来的。时间是2011年。

平心而论，这套东西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搞一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地的特点是，存在大批出身于农民的资本家，这些人虽然在城市发家致富，但由于从小在农村的成长背景，与本乡本土并没有脱离开联系。第一批农民资本家的年龄大概在60岁上下，他们发家致富本身带有光宗耀祖的成分，所以，村里有个修桥搭路的事情，让他们过来捐个资出把力，人家也乐得掏钱，再在功德碑上记一笔，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你扔到全国范围去搞，69万个行政村，哪来那么多乡贤？

其实新闻要联系起来看。

近日，江苏省委组织部下发通知，对大学生村官服务期限做出相关规定：2016年及以后新选聘大学生村官，最长在村工作期限为两个聘期（6年），工作满两个聘期后不再续聘；2015年及以前选聘的大学生村官，今后签订续聘合同时，要明确在村（社区）工作满一个聘期（3年）后不再续聘。

与“乡贤文化”兴起同时的，是大学生村官的退潮。本来在2012年中组部计划，到2015年时，将大学生村官扩充到30余万人，保证一半的村有大学生村官任职。但这一计划被中止，此后，中组部的提法改为四分之一的行政村，也就是说把员额压缩到17万人左右。

2014年5月30日，中组部召开全国大学生村官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提出：“规模适度”。要合理规划总量，科学控制流量，注重分布的合理性。用2到3年时间，逐步将大学生村官总量保持在15万人左右，覆盖四分之一的行政村。

这代表着执政党对农村治理问题上的思路转换。原本的思路是，通过派驻大学生村官，设法抓住基层，但在成效不明显之后，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寻求依托少数乡贤的委任统治，从而使政权对基层的控制收缩到乡镇一级。其中的原因，恐怕一方面是由于财政压力确实不容小觑，除了负担村官的开销外，每年大批村官的转岗也带来新的就业压力，这对于正在逐渐恶化的各级财政而言是难以负担之重。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开展工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解放初期，我们党确实能够派去几个南下干部就掌控一个县，南下干部发展几个中学生就能派去控制一个乡，中学生发展几个贫农就能控制一个村。核心在于抓阶级斗争，依靠一部分人去打倒另一部分人。在人民公社时期，基层干部更是掌握了包括招工、考学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核心权力，充足的资源带来了充分的威望，使他们能够控制住基层。而以上这些，大学生村官统统都没有。那么，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扔到农村去，又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

于是，只好从上级机关往下派驻在编公务员，任命为“第一书记”，其中的典型人物自然是沈浩。但是，派驻公务员的成本比招募村官又要高出许多倍。因为在编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待遇是大学生村官的两倍以上，而有些地方甚至为显示工作力度，派出大批县处级干部，等于国家用养县长的钱去养村长，这个成本就更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更不用说，全国有69万个村，都靠“第一书记”，那又要增加69万个编制岗位，这显然是不靠谱的。

因此，又只好退而求其次，只对贫困落后、组织涣散的重点村派驻第一书记。那么问题又来了。派驻的第一书记既然被委任了扶贫的重任，那么究竟依靠什么扶贫？众所周知，经营村集体经济，实际上就是开办一个企业，而且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你让几乎毫无经商经验的行政官员去干这种事情，专业不对口，依靠个人能力根本是难以经营的。话又说回来，假如人家是天赋异禀的企业家，又何必留在机关拿那点死工资呢？于是，这种扶贫往往变成依靠行政权力的扶贫。

例如我们在沈浩同志的先进事迹里，读到这样的段落：

2007年，沈浩争取来资金，全村每户发两万元加盖2层楼房，修复自来水和广播电视等设施，兴建党员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和档案室。当年，3个居民小区200多户村民入住新居。

实际上，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财政厅派来的第一书记，就靠“争取”财政资金扶贫。而小岗村是安徽省最需要扶贫的村吗？当然不是，这个村是80年代最红最红的明星村，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怎么可能是最穷的？而第一书记依靠权力、人脉，强行改变财政扶贫款流向，给村民发钱盖房，的确扶贫了，但这种扶贫实际上更加难以为继。还是那句话，全国有69万个行政村，你去哪找那么多钱，每家每户发2万盖房子？

大学生村官开展不了工作，第一书记覆盖不了大范围，那么怎么办？就只好病急乱投医，依靠“乡贤文化”了。至于你问长期怎么办。还是凯恩斯他老人家说得好，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

谢

邀请。

1.

这个事儿乍一看，还真有点政府跟著名公羊家数卷阿姨合流的意思。

没在农村呆过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农村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家族林立的世界。打从前的田头械斗，到现在的利益分割，总是少不了所谓「乡贤」、甚至是乡愿的身影。

他们就是那个社会的凝结核，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影响力意义上。

或者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才最终导致了他们在道德评判上的主导地位。有了枪杆子，才能占领道德高地，这是个非常通俗的道理。

但是大部分情况，乡贤们连白嘉轩都算不上，顶多也就晁保正那个级别。

更何况，连白嘉轩都被黑娃捅坏了腰眼。

现在你们要找的，连白嘉轩都不够格，而应该是白嘉轩与朱先生的结合体。

真想建立他们嘴里说的那个乡贤，除非就是发动一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播种机，去重走长征路，再度于乡村地带建立起当年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这一波的主旨不在于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维护、并导向一种新的结构（就是所谓传统与现代媾和的新产物）。

从前引为盟友的（比如流氓无产者），如今都成了被打压的对象；而从前反对的（比如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如今却成为新的盟友。到底是建起社会主义大熔炉，还是最终变成与虎谋皮，这事儿还真说不定。

当然我们有理论自信。

或许眼下的这个东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另一个变体？

我也不知道。

书斋里的先生，想法是好的，什么「让风筝不断线」，什么「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等等。鲁迅先生在《风波》里写：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不用说，文豪搁到现在肯定是中文系的，说不定还混到了P大博士生导师的队伍里。随便看见个什么动静，就敢一顿扬发，也不想想让晁保正们充当传统与现代的介绍人有多么无稽。

总而言之：你要找的大爷只是你心中的大爷，而你要面对的大爷却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个大爷。

2.

重建乡贤文化的另一个大背景，就是城镇化。

重走长征路的想法是好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再走一次长征路，无非就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一回。从前要破坏的，现在要修补，甚至还冀望诞生些什么新生事物。

但是真神教育我们：「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从前你对老乡们说打土豪可以分田地，这次有什么好处呢？总不能光靠那24个字硬顶吧？

城镇化的浪潮把读点儿书的人都带到了城市，让他们回乡无疑是砸他们的饭碗。那么乡贤就只好从剩下的人里挑了。这又不是去械斗，是真正搞具体的文化/伦理建设工作。你去对他们讲，去宣传小时候书本里反对的那一套，他们怎么看？横竖都是你有理，难道社核也是刮风吗？

真正在谈重建乡贤文化的，都是城里的围观者，而关乎到具体利益的人却很难从这种重建里收获什么实际利益。

当然，如果只是统治者与晁保正们的合谋（就像楼上诸位说的那样，背叛），那也就没有「让非乡贤们参与讨论」的必要了——

反正乡贤也不是选出来的，是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