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人谋反失败还得以善终的？ 第1页

波兰皮亚斯特王朝作为地方诸侯也是王爷的梅什科三世。他作为有封地的王爷最初造反是和他的哥哥波列斯瓦夫四世一起推翻了作为波兰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波兰国王，但是名义上不是而是叫高级公爵和克拉科夫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

波列斯瓦夫四世时期，他有过谋反失败的记录，但是他依然作为有封地和威望的王爷存在。到他哥哥死后，梅什科三世成为了下一任国君。可是他在位四年就被他之前剥夺继承权的一个儿子联合反对派把他赶下台，他他的弟弟卡吉米日二世成为国君。但是他留在封地继续作为诸侯王而存在。十四年后就是1191年他率军造反再次夺取王位，可是很快卡吉米日二世把他击败，但是他依然被赦免和保留他的封地。

卡吉米日二世逝世后，他年幼的儿子莱谢克一世继承王位，梅什科三世再次起兵一度夺取王位，但是1195年却被打败而且受了重伤。虽然他意识到夺取王位是困难的，但是他成功拉拢一些诸侯使得他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再次坐上王位。1202年梅什科三世去世，时年76岁。在十三世纪那会他也算是高寿了。

纵观梅什科三世一生，先后多次为了成为波兰最高统治者也就是高级公爵而谋反，梅什科三世也有几次谋反失败的记录，但是他最终依然夺取王位和善终。

这还不算完，梅什科三世死后，他最小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三世在其兄长早逝后继承他的爵位和封地。也打算继承他的高级公爵的位置就是作为波兰最高统治者。可是梅什科三世死后，莱谢克一世得以恢复王位。瓦迪斯瓦夫三世为了夺取王位就开始了反叛莱谢克一世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瓦迪斯瓦夫三世在谋反过程中也有几次挫败，但是他依然守住了他的封地和势力，瓦迪斯瓦夫三世先后三次攻入克拉科夫夺取王位，可是莱谢克一世在被击败后逃往他的封地从而还能卷土重来进而恢复王位。这期间波兰其他有封地的诸侯王也卷入争端并且也企图夺取王位，这样使得争夺波兰最高统治者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也导致克拉科夫作为波兰国都却成为主战场和数次被攻破。

瓦迪斯瓦夫三世最后一次夺取王位是1230年，可是他最终被另一个诸侯王击败。瓦迪斯瓦夫三世在次年于他的封地去世，那会他也是已经活过了七十高龄。

在腐败黑暗的国民党时代，张学良曾“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池清。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蒋宋别墅内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

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城、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同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12日23时30分，南京中央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同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同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同日，蒋梦麟、李蒸、翁之龙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同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 ；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21日，意大利外长奇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23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先说一句虎年快乐。

苏联“819事变”就是一次政变方除了少数人在被捕前自杀，其他人随着时代进步被全员赦免的谋反。

政变方是“国家状态紧急委员会”和一部分军队人士，参与者有（以下全是原XX，我省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核心）；

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

国防部长，亚佐夫；

苏联总理，帕夫洛夫；

内务部长，普戈；

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

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

以上8人是政变核心人物，其中我标重了一个人。

其他人还有：

苏维埃最高主席，卢基扬诺夫；

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上将；

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

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舍宁；

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

负责戈尔巴乔夫“保卫工作”，普列汉诺夫

政变失败后，一些对苏联前途绝望人自杀身亡：

8月22日，内务部长普戈与妻子饮弹自尽；

与事件完全无关、但对苏联前途彻底死心的退役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8月24日，选择在办公室上吊自尽；

8月26日，完全没有参加政变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也在绝望中自尽。

其他人都被叶利钦的人逮捕，并处以叛国罪。

在审判中，国防部长亚佐夫非常软弱，祈求原谅；

苏维埃最高主席卢基扬诺夫，与戈尔巴乔夫是同学+好友，表现的非常动摇，辩解说“政变是改变一个政权，但819事件是维护一个政权（苏联），因此不能算作政变”，并且卢基扬诺夫暗示是戈尔巴乔夫默许他们政变唱双簧。

只有阿富汗战争的英雄瓦连尼科夫大将表现的非常强硬，不仅认罪，还反对特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不聊生，曾经的民主派英雄叶利钦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93年10月4日，叶利钦强硬的解散国家杜马，并用坦克炮轰“白宫”，187人死亡，437人受伤，造成俄罗斯宪政危机；

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大赦法，赦免了所有的819事变参与者。

基本上，819事变的政变方，除了四个主动自尽的外，其他人都安然无恙，甚至在叶利钦名誉扫地的时候，这些人反而被怀念起来。

再严格的说，四个自杀者中，一对是参与者夫妻，另外两人完全没有参与，他们是因为对无法保存苏联的悲痛而自杀的。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被气死的人不止这两位，二战中的盟军第一王牌阔日杜布，也是在1991年8月8日忧愤而死。

作为一场现代文明时代的谋反，819事件与传统认知上的谋反不完全相同。

819事变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苏联，而通常我们理解的谋反是推翻重建，谋反方通常是激进派，而819事件的参与者全部是保守派。

苏联解体造成了俄罗斯民族巨大的灾难，因此在819事件中，民众对政变者采取否定的态度，却在苏联真正的解体后，转而怀念这些人。

成功镇压819事件的叶利钦，也在自己掌权之后，把“民主”的外套扔出十万八千里，惩治自己的反对者下手比谁都黑，819事变的政变方从而取得了民众的同情。

现代文明社会，对谋反者的大规模处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而顺着民意和现代文明，819事变的参与者，除过少数自杀的，其余人都得到了赦免，甚至继续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