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一下新加坡的媒体,正在积极应对15%的最低税。
像新加坡这类的国家每天都过的心惊胆战,任何点风吹草动都能对这类小国产生极大的打击。外资抽离资金,地缘政治变化等等。
新加坡财长黄循财在社交平台Facebook帖文,回应七大工业国(G7)有关全球最低企业税率15%共识时表示,新加坡当局将在全球就最低企业税率取得共识后作出必须改动。他指新规定不应该弱化企业投资及创新的诱因,否则所有国家在税收的饼缩小下争夺各自份额,并共同受害。Alphabet旗下谷歌(Google)、微软及Facebook均在新加坡设地区总部。当地企业税率为17%,高于G7共识的15%,但当地亦向企业提供优惠,影响实际税率。《路透》引述分析指,若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落实,新加坡将须逐步取消给予企业的优惠税。
哎,想起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陈振声那段讲话了:
“如果香港表现的不好,甚至很蠢,照样有人跟他们做生意,因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如果我们表现不好,别人就会认为我们就那样了,认为我们没脑子,不再稳定了,还有人会跟我们做生意吗?还有人趁火打劫,哄抬物价,然后我们全部就会像傻子一样,所有国家都可以没脑子,新加坡不可以。”
这就是问题所在,2019年不是讲什么外资出逃香港了吗?现在呢?
各大香港金融公司纷纷在扩大招聘,路透社的报道
高盛集团、花旗集团、瑞银集团和其他一些银行,今年分别在香港招聘了数百人,现有的员工队伍大幅扩增。
例如,花旗集团表示,将在2021年增加1,500名员工,包括新增人员和替代人员,是一年前招聘人数的两倍。花旗在香港有大约4,000名员工。高盛发言人表示,预计今年在香港的招聘人数将增加20%。高盛在大中华区约有2,000名员工。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证监会)网站上的数据,该委员会为从事资产管理、证券和其他金融活动的人员颁发的牌照数量正在回升。3月底,发牌总数与九个月前相比增长了1.7%,仅略低于2019年创下的纪录高点。
“香港有一些独特优势,将来仍是我们许多本地和全球客户进入中国的门户,”花旗亚太区企业银行的主管Kaleem Rizvi说。
每一次的中概股的回归,去新加坡还是去香港?这难道还是选择题不成?
每一次的中概股回国都能给香港金融带来助力。
15%的最低税问题,香港和新加坡都会受影响。
G7拿到G20上去讨论,中国代表可以帮香港说话,可以在细节上为香港谋利益,谁帮新加坡说话?
新加坡在G20充其量也是受邀国。
新加坡和中国,谁的话语权大?
背靠14亿市场,客观的现实,是新加坡永远无法企及的。
当然施政水平两说了。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也亲眼见证了国安法,dq港独议员等等国家对港整治措施的落地。
在此之前,我也一直相信:香港之所以是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高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继承自英属殖民地的法律,能够有效保护私有财产,給了外资足够安全感,所以才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这其实也是西方希望让我们相信和一直向我们灌输的观点,从而让中国不敢对香港的司法体系进行系统改革。
在国安法等重拳出击之前,我也一直忧心忡忡,认为这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严重削弱,会极大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甚至曾经怀疑过最高层的决策是否合理(当然后来发现自己完全是杞人忧天了),难道最高层竟然不懂高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是香港成功的关键吗?
后来才发现,北京才是真正看穿了事情的本质,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不是由所谓的司法独立决定的,而是香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只要西方资本依然想挣中国市场的钱,只要大陆资本依然想通过香港进行安全的出海,无论香港的司法系统是否如同之前那样“过分独立”,香港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节点,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那为什么西方之前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司法独立是香港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呢?因为既然无论如何香港都是西方玩家必须要来的地方,那么对西方玩家来说,香港继续实施一套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显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通过让人们相信所谓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从来让后来者不敢改革这套殖民遗产,对他们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认为新加坡很难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最主要是最近几年香港形势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立国安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央政策出手之后,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制。之前很多人担心的可能会以鱼死网破的方式破坏香港特殊金融中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第二,看得出中央的决心很大而且十分仁慈,是真心想要挽救香港的。这也意味着在2019年时对大陆有一定吸引力的另一个方案不会被采用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将计就计顺势而为,利用香港闹事的机会,干脆直接剥离香港的主要金融功能,由大陆城市和其他城市比如新加坡瓜分这些功能。
第三,从大陆加强各种管制之后香港反对者的表现来看,这些反对者是非常怯懦的。之前曾担心的局势长期恶化的情况没有出现,香港出人意料的平静。
上面三个重大发展表明,新加坡曾具有的短暂的可能在金融上部分取代香港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了。
放眼未来,如果新加坡一定要在金融上超越香港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激进投共。激进到什么程度,激进到不排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当然了大陆出于长远考虑或许认为不采取这种方式更好,或许会寻求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地区关系。
如果新加坡在政治上愿意激进到不管北京做什么样的政治安排都接受,那么新加坡从长远看在金融方面超越香港依然是有机会的。如果新加坡有这样激进的突破,考虑到为未来的潜在投共者树立一个好榜样,中央肯定会对新加坡予以特殊扶持。
另一方面考虑到未来处理几乎肯定会出现的投共狂潮中的金融问题,中央也需要一个金融中心。这个金融中心固然可以安排在大陆,但或许不安排在大陆也有它政治上的很多便利,比如说让投共者政治上更容易接受,比如说试点一些新的风险较高的政策等等。这就是一片金融的处女地。在激进投共的前提下,在要立新加坡为标杆的前提下,处女地的业务交给新加坡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新加坡之于投共世界,可能相当于曾经的香港之于华人世界。由于投共世界的人口规模很可能比华人世界要大,所以新加坡金融地位超过香港是可能的。
技术上讲可以,操作上不太可能。
你首先得知道香港的金融地位是怎么来的,主要是靠大陆来的。一方面是大陆的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是大陆的金融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开放。
在未来10年内,以上两个条件都不会变。经济发展就不用说了,至于金融开放,我也一样认为10年内不太容易实现。尽管金融开放未必是坏事,但是金融开放一定会引发强烈波动,这种波动是目前我们不想看到的。况且已经有香港这个缓冲地带,没有必要直接面对冲击。
既然上面两个条件都不会变,那么香港的地位就不会变。
之所以说技术上可行,是两者的金融法律体系可以无缝连接,但是愿不愿意连接,能不能连接是另外一回事。
新加坡的优势在于为穆斯林国家提供金融服务,但是体量跟中国没法比。
很多跟中国相关的生意,但凡能在香港做的,一定不会去新加坡。
当然,很多富人可能会觉得新加坡更加安全,进而把资产转移到新加坡,比如某火锅店。但是还是体量的问题,这种规模的资金流动,还动不了香港的根基。
本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鉴于目前正在严厉打击“胡评妄议”“恶意唱空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还是不说为好。
看着这个2019年的问题,再看看下面这一则新闻,真的是感慨万千:
2020年8月,新加坡已经取代香港成为了亚太地区最大的外汇市场。
我把话放在这儿,假设国际环境不会持续恶化,那么今后中概股首选上市地点应该是新加坡,而非香港了。
马来西亚能取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吗?
鲍威尔终于承认了通胀可能不是暂时状况,但紧接着拜登又抛出了一个新提法:通胀已经见顶了。那么参照历史,接下来的话术我们都可以猜到了:
1,房价没涨。
2,房价确实涨了,但是是暂时的。很快就会降下去。
3,房价上涨不是暂时的,但房价的涨幅应该正在见顶。(we are here)
4,房价虽然还在上涨,但涨幅的增加速度正在减慢。
5,虽然房价上涨的越来越快,但房价上涨的势头正在被遏制。
两类词的来源不一样。英语的底层是日耳曼语,然后诺曼征服之后又被讲法语的贵族深深影响。
pig这个词来自日耳曼语。现在德语的“猪”也还是pig。饲养动物能直接接触这些活物的基本都是农民。所以他们对动物的用语也就保留下来了。
pork这个词来自法语。古时的肉食者基本非富即贵。他们见到的基本都是烹饪好的熟肉,而平民很少能吃到肉。所以对于肉类的称呼更多地来自于贵族的语言。
谢邀,
基本上所有高复杂性的问题,比如说天气预报、地球洋流、股票预测、大型生态系统演化、癌症、狂犬病等等。
具体一点的,湍流、堆积固体颗粒的流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