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攀登者》，需要知道哪些与珠峰有关的冷知识？ 第1页

补充10个关于攀登珠峰的历史冷知识（甚至每一个都可以自成一个小故事）

《攀登者》的故事基于新中国的登山史实。由于年代特殊，官方与坊间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版本较为单一。本文整理了1955年～1975年发生在中国登山队的10个故事，讲述其中值得追忆的细节，供大家评思。

另外我们关于珠峰的一些文章和回答：

关于尸体路标 珠峰，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最大的“露天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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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珠峰事故 事故全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坡北坡区别 攀登珠穆朗玛峰南坡与攀登北坡有什么区别？

一、"莫斯科——北京峰"在哪里

1953年，英国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苏联也跟进攀登世界第三极这一潮流。

尽管苏联幅员辽阔，但境内最高峰（斯大林峰，又名共产主义峰，现伊斯梅尔·萨马尼峰）却只有7495米。要进军8000米，最好的捷径就是去找临近的国家，中国。

为表诚意，苏联人承诺，向中方提供现代登山技术与装备。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沉睡千百年的广袤山川急需开发。双方一拍即合。

此后，在1955年与1958年，我国先后分两批、共50人前往苏联学习现代登山技术，期间合作攀登多座位于苏联和中国境内的高海拔山峰，包括苏联境内的斯大林峰（7495米）、列宁峰（7134米），及中国境内的贡嘎山主峰木雅贡嘎（7556米）、慕士塔格峰（7546米）等。

这一切都是为1959年春季的珠峰北坡联合攀登做准备。

在中苏合作训练期间，因文化差异发生了很多趣闻，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秋季的那次。

1958年9月7日，在苏联队长库兹明的率领下，6名苏联队员和王富洲、石竞等4位中国队员成功登顶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紧接着，他们沿山坳，又登上了海拔6820米的一座无名峰，全队安全返回营地后，库兹明请中国队队长共同为这座无名峰命名。

待苏方领导先行研究后，库兹明认为这是中苏第一次大型合作登山的成果，提议将这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为“毛泽东峰”。

中方这边立刻炸了锅。据周正所著的《探险珠峰》一书：

“我们既无思想准备，也无法与国内或我国驻外的任何机构联系，何况，这座山才6820米——当然苏联7000米以上的山峰只有3座。可是在我国，不仅有世界第一高峰，7500米以上的更多。动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一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连我们自己也通不过，更不用说我们没有请示了，就算请示也不会通过。”

苏联人却认为这是苏方对中方的友好表示。

“这完全是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登山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在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上有斯大林峰、列宁峰，我们应当有一个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峰！”

中方登山队员为此感到十分难堪，登山活动结束回到莫斯科后，立刻请示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刘晓态度很坚决，“毛泽东峰”这个名字是决计不可使用的，就不必请示中央了。

在中方再三坚持下，苏方登山队长库兹明提议取名“莫斯科—北京峰”。1958年9月17日，苏联体委主任出席莫斯科大学礼堂的登顶庆祝会，并正式宣布将此座6820米的列宁峰前峰命名为“莫斯科—北京峰”，在一片掌声中，大会结束。

二、70万美元与意外情报

1959年12月12日，鉴于苏联已无合作攀登珠峰意愿，国家体委上报周恩来总理，申请批准国家登山队于1960年春季独立攀登珠峰北坡，并解决用于赴西欧采购先进登山装备的外汇拨款。

周恩来与贺龙、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商议后，决定予以支持，立刻拨款70万美元。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极其困难，这笔重量级外汇体现了中央登顶珠峰的决心。

翻译周正、登山队长史占春作为采购人员，于1960年元月3日飞往瑞士苏黎世。就在苏黎世一家登山滑雪店，他们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两个人。

店老板霍夫施泰德（瑞士1956年珠峰登山队员）突然指着距我们不到十米远的两个同样在他店里挑选羽绒睡袋的顾客，对我（周正）说：“您知道他们吗？”
我注意一看，是一个头上包着白布的印度人和另一个脸色油黑的人，这个人个子不高，好像面熟，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正在我琢磨之时，老板又说：“您不认识他？！他就是旦增（人类首登珠峰的两人之一）啊！另一位是印度队长甘·辛。”（文段来源：周正《探险珠峰》）

原来，印度陆军已组建珠峰攀登队，恰巧在同一时间，到这同一间店采购装备。这个意外情报来得非常偶然，周正立即将此信息通过使馆上报给了中央：印度人也要在1960年春攀登珠峰（南坡）！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对在西藏已训练长达一年的登山队员们来说，无疑是种激励——中国登山队将要与曾妄想占有我神圣领土西藏的扩张主义者——印度，展开一场竞赛，同时也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帝国的斗争，战斗的热血已然沸腾。

三、“要不惜一切代价登顶”

1960年3月19日，270名登山运动员和运输队员进驻专设于珠峰脚下5200米海拔的基地。同时，上百吨由国内外采购的装备和食品也安全运到。珠峰脚下俨然出现了一座由帐篷组成的新村。

登顶路线已确定，从中绒布冰川行军至东绒布冰川，再由东绒布冰川东侧上攀至北坳（鞍部，两山之间相对低平的地带），随后沿东北山脊一路登顶再原路返回。

在喜马拉雅地区，特别是珠峰，那个年代的登山可谓一场大规模作战：大量人员和物资上上下下，多次突击、侦查、观测、运输，铺路绳、架软梯，步步为营。

1960年3月25日到5月12日期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北坡共进行了3次“高山行军”：

第1次，尽可能靠近山体复杂地形，建立前进营地（6400米），方便日后攀登其复杂地势。

第2次，打通登顶途中第一个难点北坳的路线，架设安全与辅助攀登措施，并在北坳上方（7007米）建立营地。

第3次，在彻底勘察登顶路线与营地的基础上，尝试登顶。这次行军勘察出了冲顶的必经难点——高约20米的岩壁“第二台阶”。

前两次行军相对顺利，但仍有一人牺牲：汪矶，兰州大学地理系助教，死于高山病。

第3次行军由于任务艰难，加之气象突变，队伍损失惨重，又一人牺牲：邵子庆，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学助教，死于高山病。同时大部分队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冻伤，包括体力和技术上很有登顶希望的主力队员，这其中就有登山队党委书记史占春。

人在高海拔冻伤后需复温，而复温后身体将变得非常脆弱，组织恢复能力基本停滞，加之应避免后果更严重的二次冻伤，最终队伍不得不大规模减员。

1960年的攀登，在此般严酷形势下，撤退在即。当众人收拾行装，准备回拉萨时，传来了中央的指示电波。

彼时，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后回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得知登山队的情况后道：“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这一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

担任总指挥的韩复东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优秀指挥员，他将全队召集起来，重新部署，清点、安置好伤员，发现能继续登顶的已不足20人。

中央之所以对能否登顶如此重视，也许与当时进行的中尼边境谈判有关——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尼泊尔人早在1953年就实现了登顶，如果我方能在谈判期间登顶珠峰，将无疑增加谈判筹码和底气。

四、刘连满：珠峰上的人梯

刘连满身体素质极好，擅长多项运动，单杠可以做大回环。他还酷爱篮球，是登山队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打起球来满场飞，体力惊人。

凭身体条件，在1955年刘连满被选进中国登山集训队。1956年6月，他到苏联参加了中苏联合登山队，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其后7月31日，又随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自1958年起，刘连满任国家登山队教练员。

1960年5月17日，在中央压力下，刘连满临危受命的登山队，已是“不成功便成仁”之势，上午9点30分，最后一次冲顶珠峰北坡的战役，打响了。

冲顶队共16人，分为两组，第一组精锐负责突击峰顶，后一组负责运输物资，提供支援。较之前三次行军的百人规模，这只队伍可谓短小精悍。刘连满位列其中。

在韩复东的指挥下，突击队由许竞担任队长，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担任副队长，西藏班禅警卫营战士、前农奴的儿子贡布，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刘连满，四川林区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为一线冲顶队员。

5月17日至5月24日，在连续7日的缓慢爬升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率先到达海拔8500米，接着屈银华带领9名运输队员赶到，完成了最后一次关键性运输任务。屈银华根据安排留在原地，拍摄8500米到“第二台阶”（海拔8700米）的影像。其余运输队员回8100米处的营地休息。

当天，队长许竞因体力消耗过度倒下，屈银华被临时编入冲顶小队。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屈银华这4个人突然意识到，中国人乃至人类在珠峰北坡首登与否的机会，就全押在他们身上了。

正午12时许，4人蹒跚来到登顶路线的“第二台阶”下。在此之前，8100米海拔处也有一道较容易攀登的台阶型峭壁，被称为“第一台阶”，皆为英国登山队于1924年抵达时命名，沿用至今。

“第二台阶”是一个高约20米左右的岩石路段，上部有一个4米左右、近乎垂直的岩壁，作为冲顶必攻的难点，英国登山队当年便在此地连续4次折戟沉沙，无缘顶峰。

以今人眼光来看，这4名队员所面对的，是一次海拔8700米的无保护攀岩。岩壁光滑，用来攀爬的手点少得可怜。包得跟粽子似的登山者，只能找寻岩石上的裂缝，打下岩锥，做成人工手脚点，才能向上攀爬。

不幸的是，岩壁太硬，钢钉吃不住劲，4名队员前后试了8次，皆摔回原地。

不上顶峰便不能撤——这是4人的共识。用手脚是决计爬不上去的，当过两年消防兵的刘连满想到了“人梯”，两个人叠起来，有3米多，希望可以摸到岩壁上能抓取的点。

当即，队伍里最强壮的刘连满便背对岩壁做好了半蹲姿，招呼屈银华踩在他肩上。脚上带钉的冰爪会伤到刘连满，屈银华脱下高山靴，零下数十度的酷寒瞬间包裹了他的足部。但还是不行，塔夫绸的袜子太滑，站不住，无奈，屈银华又脱下保暖鸭绒袜，脚上只穿着一双薄袜。屈银华这个决定的代价是，下山后10个脚趾加脚跟严重冻伤，全部截肢。

为了增加高度，刘连满脚下还垫了背包，等他和站在其肩上的队友双双伸直腿站起，屈银华终于在岩壁上方找到了可靠的岩钉凿点。两钉下去，岩钉紧稳，踩着支点，屈银华成为了已知的第一个翻上珠峰北坡海拔8700米“第二台阶”的登山者。

刘连满相继将王富洲和贡布顶托上了“第二台阶”，之后被三人合力拉了上去。珠峰峰顶赫然眼前。

五、8700米的遗书

1960年5月24日下午5时许，从海拔8700米珠峰北坡“第二台阶”翻上来了4位中国人：刘连满、贡布、屈银华、王富洲。

离峰顶垂直高度还有148米，岩石和冰雪混杂在前方，4人继续前进。一直开路的刘连满体力透支，在“第二台阶”近处一块大石旁“抛了锚”，其余3人则继续冲顶，计划回程再汇合。

此时天色已晚，氧气瓶里的氧气消耗殆尽，3人已24小时未进食。继续冲顶，可能意味着一去不返。但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如何能退？况且气象组说了，25日天气将变坏，今年中国要登顶，唯有此刻。

5月24日珠峰的夜晚，晴朗无风。贡布、屈银华、王富洲3名队员用了7个多小时，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时间已是25日凌晨4点25分。

早上8点，天已大亮，3人下撤途中接上留守在8700米处的刘连满，刘连满立刻将大家昨晚分别时留给他的氧气和最后的补给—18颗糖—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正当众人饥寒交迫中吃到那几颗水果糖时，王富洲瞥见了刘连满背包旁、石头下压着的笔记本，他拿起一看，热泪盈眶。屈银华、贡布也跟着哭了起来。笔记本上是用铅笔写就的遗书:

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给我留下的这18块糖和这些氧气，我一点也没用，都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辛苦了，快把这些糖吃了，吸些氧，赶快下山，把胜利的消息告诉祖国和人民！永别了！我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战友刘连满1960年5月24日（文段来源：周正《探险珠峰》）

原来，在与王富洲3人分别后，刘连满就在8700米处的岩石旁睡着了，其间反复醒过好多回。他饥渴难耐，摸到口袋里大家留给他的水果糖，意识到冲顶的3位队友可能更需要补给，便又缩回手。在极度缺氧的恶劣环境中，他又憋气醒来，下意识去摸氧气瓶，又一想还是该给队员们留着。

就这样睡着，憋醒，睡着，憋醒，他感到难以支撑，怕随时可能一睡不醒，趁手指还能动，写下了这份遗书。

六、1960年，中国并未登顶珠峰？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登山队队员贡布（藏）、屈银华、王富洲登顶珠穆朗玛峰。此次攀登，为当时的世界高山探险创下3个新纪录：

一，首次从北坡（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开辟了珠峰的新路线；二，夜晚登顶珠峰；三，从海拔8700米以上连续14小时未使用氧气登顶成功。

登顶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当即发来电报祝贺，当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印度报业托拉斯在加德满都报道：“尼泊尔反对党领袖沙姆谢尔今天要求柯伊拉腊（尼泊尔总理）为中国人未经尼泊尔许可而登上埃弗勒斯峰（Everest）一事对中国提出抗议！”

《印度斯坦时报》提到，“从北面攀登并不比从南面难”，虽承认这是亚洲首登珠峰，但又说“不知多少设备来自苏联”云云。

更多的是，由于没有登顶的照片（屈银华带了小型电影摄像机，但因登顶时为凌晨4点，月光微弱，胶片无法成像），部分国家一直不相信这次登顶。质疑点包括：

·王富洲是地质学研究生，贡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班禅警卫营战士，屈银华是四川大渡河林区伐木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4名突击冲顶者专业登山训练不足两年。

·刘连满尝试4次，屈银华又尝试2次均未通过“第二台阶”。而从屈银华脱掉靴子与鸭绒袜，刘连满蹲下，后者踩在前者肩膀上，到最终屈银华在岩壁上部凿入冰锥……这一系列动作体力消耗太大，在那个环境中完成几乎不可能。

·3名登顶者在顶峰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写了字的纸条。但1963年美国登山队在峰顶什么都没发现。

但随着从北坡路线登顶者越来越多，西方登山界逐渐接受了中国登山队1960年登顶纪录。理由是：

·虽然登顶者是新手，但他们经受了严格的适应性攀登训练，包括617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东北峰，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他们在氧气耗尽情况下最终登顶，在1960年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如今无氧登顶全球14座海拔8000米山峰已不罕见。

·屈银华脱掉登山靴与袜子攀上“第二台阶”的故事，在美国登山者访问，并亲眼所见他失去10个脚趾后，变得令人信服。

再者，1960年代初中国官方的登山报告非常详细描述了北坡路线的细节。这些细节在他们登顶前不为人所知，如：

·1960年中国登山者先登上了一个峰顶，随后发现旁边有个高出几米的峰顶才是最高峰。峰顶的确是这样的起伏地貌。

·1975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第二次登上珠峰时，藏族女队长潘多取回了1960年屈银华放在顶峰西北角下方7~8米处的碎石堆中的物件：毛主席半身像及已风化破碎的国旗。

七、1975年，中国再登珠峰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后，“珠穆朗玛峰”这个名字开始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认同，此前都用Everest埃弗勒斯峰。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珠峰的攀登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各种新线路和新的攀登方式：先有美国人开辟更难的西山脊新线路并登顶，后有日本人在珠峰山体上滑雪，并尝试开启位于峭壁上的西南山脊新线路。期间，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队伍亦数次冲击珠峰。

我国原定于1967年再登珠峰，获得更明确的登顶证据和更丰富的科考资料，后因国内政治局势搁置。到了1975年，国家社会环境重回正轨，中央决定重启再登珠峰的计划。

这出于诸多考虑。首先，我国自1960年宣布登顶珠峰后，外界质疑不断，没有顶峰影像，的确叫人耿耿于怀。其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珠峰地区的测绘和科考一直是空白，即便有也不够系统，特别是珠峰高度，当时一直使用的是别国数据，加之1975年初日本宣布将从南坡实现女性首登珠峰,种种因素交织起来，中央决定即刻推进珠峰攀登计划。

1975年初，邓小平于首都体育馆会见中国登山队时指出：“不管南坡、北坡都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要做好科学考察工作。”

八、女将潘多：从旧社会农奴到世界之巅

1975年5月27日下午2时许，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与8名男队员一起从东北山脊登上珠穆朗玛峰。潘多成为了中国首位、亦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世界首位女性登顶珠峰者是日本女子田部井淳子，于同年5月16日在南坡登顶。

潘多是一位藏族女性，1939年生于西藏昌都地区一个农奴家庭。8岁时，潘多的父亲去世，母亲将她拉扯大。潘多直言，正是穷苦条件让她的身体和意志得以锤炼：“我13岁的时候每天就得背30到35公斤的货，一背就是10个小时。”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潘多因优异体格入选中国女子登山探险队。1959年她打破了世界女子最高登顶纪录，登顶了新疆的慕士塔格峰（7456米）。

当“让女性队员登顶珠峰”在1975年成为一个任务时，潘多当仁不让顶了上去，并被任命为攀登副队长。这一年她已36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尽管坐拥当时全球最大的登山团队——125名登山运动员、74名测绘专家、30名科考队员、通讯与后勤人员70人，以及无数官兵与民工共约千人，然而1975年的攀登并不顺利。因天气等多方面原因，1975年4月中旬至5月初，登山队在顶峰冲击中损失惨重，61名队员锐减至32人。团队核心、经验丰富的邬宗岳也不幸牺牲。登顶形势十分严峻。

与196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最后的突击小队被临时组建，潘多作为唯一的女性位列其中。1975年5月26日，这个10余人的小组带着用于翻越“第二台阶”的梯子、测量用的觇标等，向顶峰突击。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登顶。我要向全中国4亿女性同胞们证明，我们女性也是不输于男同志的！”

5月27日下午2时30分，全员9人顺利登顶珠峰。然而潘多还有任务要完成。她按科考组的要求躺下，装上遥感心电测试用的电极衣插销，进行脉搏等基本数据测试。这些动作全是在没有氧气瓶的自然状态下完成。要知道，在珠峰顶这个高度，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1/3。

温度太低，加上缺氧带来的血液循环不良，潘多浑身不停发抖，大本营无法取得心电图等高山生理资料。

据高登义所著《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一书中记载：大本营的科学家从报话机里送去诚恳的声音，希望她能克服困难，坚持几分钟不发抖。潘多听后，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了4~5分钟。当大本营传来成功采集心电图数据时，潘多又立即发抖起来。

“我们想要弄明白在世界之巅上男女的生理状态是否有所差异，无论结果如何，我成功证明了，女性在登山这块也能和男性一样优秀！”

根据后来的数据来看，潘多在珠峰顶部心电图正常，脉搏每分钟96次，这证明了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原的藏族对高海拔的极强适应性，即便在8000米之上也当仁不让。

在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高原生理数据的获取方式已极大便捷，但当年潘多在艰苦环境中所生发出的家国意志，依旧让人动容。

潘多后来去了南方生活，她的丈夫也是1975年攀登队员之一。2014年3月31日上午7点，潘多在江苏无锡医院去世，享年75岁。

九、来之不易的“8848.13米”

1975年的珠峰攀登，是登山、科考和测绘的结合。特别是测绘，在这次大规模攀登中显得尤为重要。

1975年首测珠峰亲历者张志林说：“当时，珠峰高程数据一直被外国人垄断，我们的版图也使用外国数据，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精确测定珠峰高程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不像现在的卫星遥感和自动化设备，老一辈测绘人需要实打实地去到测绘地点，与观测设备共风雨。

1975年3月21日，38名测绘官兵和11名地方测绘工作者，早在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前，就从海拔5400米的绒布寺大本营出发，把大地控制网——测绘用观测点的组合——撒向了珠峰北麓的3条大冰川，东、西、中绒布冰川。

张志林后来回忆道：

有两件小事，算是我遇到的困难吧。一是在珠峰外围观测时，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寻常标，没想到牦牛发疯跑掉了，我和一个同志肩扛着几十斤重的标材，从帐篷走到三公里以外的测量点上造标，一路都是起伏的坡地，累得够呛。

二是在珠峰测量的某一天，我们的汽车陷在冰湖中，所有人光脚跳到湖里，用手挖石头和冰块，刺骨的冰水把我们的脚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全部失去了知觉。我们上来暖一暖，再跳下去挖，终于把汽车解救出来了。（引用来源：武汉大学报社对张志林的采访稿）

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登顶的9名队员按测绘组要求在顶峰竖起了觇标。

“目标出现，注意——交会！”距珠峰顶7~20公里，海拔5600~6300米，10个三角点上10部经纬仪同时瞄向珠峰3米高红色测量觇标。

测绘组共进行了4个不同时段、16个测回，在水准、导线、天文、气象、重力、三角各方面的测量，测得珠峰“雪面高度”(包括峰顶冰雪层) 8849.05米。登顶的女队员潘多测得雪层深度为92厘米。

经理论研究、严密计算和反复验证扣除峰顶积雪深度，依据青岛黄海验潮站建立的水准原点，测绘组得出结果：8848.13米。数据一经公布，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直到今天，说起珠峰高度，我们总脱口而出：8848。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由当年的测绘队员张志林担任队长，对珠峰高度进行了复测，数据为8844.43米，此高度后作为中国官方珠峰高度。

十、老将邬宗岳的牺牲

规模浩大的1975年攀登虽“只有”一人牺牲，但此人却是团队的中流砥柱。后人普遍认为：邬宗岳的死或许本可避免。

邬宗岳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登顶突击队队长。1959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1960年中国北坡首登珠峰时，他就到达8500米处采集了岩石标本。1964年站在了14座8000米雪山中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的希夏邦马峰的山顶。

1975年这次，邬宗岳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登顶的老队员。

4月24日，由邬宗岳带领的登顶突击队从珠峰北坡大本营出发，他们从领导手中接过五星红旗和测量用的金属三角觇标，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离开了大本营。整个后方人员满怀希望，目送他们远去。

气象组的工作者们却有一些担忧。原来，据气象组于3月所预报的春季珠峰天气趋势：“4月下旬和5月中旬各有一次登顶的好天气。”登山队领导将主力队员划归两队，想分别利用这两个时段进行登顶任务。

1975年4月18日，国家体委突然来电：“据中央气象局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好天气，全队务必5月7日前登顶！”

一收到指示，整个大本营沸腾了。王富洲政委和许竞副队长来到气象组，宣读了体委电令，想听取气象组意见。老预报员李忠表示，今年雨季在6月上旬开始，他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气象组组长刘长秀和徐德林也不同意。据长期观测与预报总结，珠峰雨季均于6月开始，在1881~1970年的90年间，5月上旬从未出现过雨季。

尽管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中央体委的意见，但上级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两支分队合二为一，由邬宗岳任队长，要求5月7日前必须登顶。

不出大本营气象组所料，在4月下旬短暂的好天气后，5月上旬全是大风。在4月27日到5月7日这段日子里，珠峰顶部的旗云往往如万马奔腾，急速地自西向东奔去。“第三女神”珠峰仿佛在提醒中国登山队不要向顶峰前进。

5月4日，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8200米高度，邬宗岳为了拍摄照片，离开了与队员们结组的绳子。之后，他感到体力不支，他让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突击队员先行向顶峰进发，自己慢慢跟随。

在8000米高山行军，各攀登者必须结成绳组，否则风险陡增。老队员邬宗岳和副队长大平措并非不知，但为了在5月7日前保证冲顶，他们还是分开了。

当晚，除邬宗岳外的16名队员已到达8600米处，其中还有3名女队员，登顶有望，大本营其他队员正为此兴奋不已。然而，一个揪心的消息传来：邬宗岳队长没有跟上。

据高登义《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书中记载：得知此事后，大本营立刻命令8600米处的队员为邬宗岳照明。电筒没电了，队员们就点着自己的鸭绒背心。直到5月6日天明，仍不见邬宗岳踪影。大平措派人前往8100米寻找，只找到邬宗岳留下的登山包和相机。

眼看离5月7日冲顶只剩两天。一方面，大平措组织队员突击冲顶，另一方面，大本营开始组织各种人力和方法寻找邬队长。5月7日，登山队员最终未能按规定日期登顶世界第一峰。山上队员连续作战，过度疲劳，食品断绝，再加上邬宗岳队长的缺席，5月9日，登山队被迫下撤。

与体委的天气预报所说的相反，在接下来的5月8日至17日，并未下雨，风也小，是难得的窗口期。日本女子登山队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在窗口期的末尾，即5月16日，完成了人类女性首登珠峰的壮举。

中国登山队9人于5月27日登顶成功，队员们下撤到8000米时，发现了邬宗岳的遗体。

“我们跟着一群红嘴乌鸦找到了邬政委的遗体，他的面目已经无法辨认，通过服装能辨认出是邬政委，他的脖子上还挂着高度仪。”登顶队员桑珠在时隔40多年后，于《攀登者》的关机仪式上说道。

结语

我们不难发现，与现代攀登运动不同的是，在那个政治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登山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被当做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诚然，其间不乏闪光的人性、深刻的友谊、壮美的叙事，及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存在着集体主义所带来的限制。这不禁让人思考，在当下这个时代登山——尤其是珠峰攀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种变化，宛若一面镜子，也映照了共和国70年来的成长。

编者注：我们在灰尘扑扑之中，翻到了一本1964年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半个世纪前的纸张沧桑感与登山照片的精美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人深感震惊。

此书没有注明每张照片的摄影师，在此注明这30多名登山前辈的名字：丁彬萱、云登、王振华、王凤桐、王敬德、王喜茂、石竞、史占春、白进孝、刘大义、成天亮、艾顺奉、牟森、屈银华、陈三、陈雷生、陈宗烈、邹兴禄、张俊岩、张赫嵩、马文朴、马竞秋、翁庆章、许竞、郭超人、曾曙生、黄万辉、彭淑力、景家栋、杨德有、邬宗岳、阎栋梁。

这群新中国早期的高海拔摄影师，这些探索珠峰北坡的登山先驱，他们都是文中部分配图的摄影师。可惜，其中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是决定一一注明这30多名前辈的署名，他们值得被铭记。我们也非常希望明确具体每张照片的摄影师，支付他们及其家属相应的稿费，希望知情者与我们联系。

内容编辑 / 腰子

参考资料：

《中国登山运动史》

周正·《探险珠峰》

翁庆章·《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

高登义·《地球之巅识天人——1975年登顶珠峰的前前后后》

高登义·《缅怀潘多 怀念登山与科学考察结合的岁月》

赵亚辉等·《珠穆朗玛峰到底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