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保持信心,认清时代的大方向。
尤其不要为了彰显「独立思考」,就去做一个特立独行、哗众取宠的废物。
「理中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个词实际上说的不是那些真正理性思考的人,而是在是非善恶分明的事件中以反向立场来显示自己「出淤泥而不染」、「不随波逐流」的优越感。
刻意唱反调,自以为优越,实际上极讨人厌,幼稚愚蠢。如果还在青春期,尚且情有可原。成年人的话,算是心智成长的失败。
不要小看言论的力量。舆论战是现代战争的主战场,互联网是舆论的主阵地。互联网的信息是裂变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传播价值。
以爱国为耻,以民族为羞,动辄给人扣上小粉红、战狼、五毛的帽子,这并不会让你更厉害,反而可能扭曲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为了强化认同而去寻找那些持相似立场的同温层,有意无意成为了敌对方的协助者。
大众的文化必然庸俗,行为时有刻奇。但如果这就是时代潮流,那我们理当投身其中,不能弄潮也要推波助澜。在暴涨的行情中做空,其结局是爆仓出局,血本无归。尔曹生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随大流并不可耻。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最关键的时候,大流都是对的一方,否则中华文明不可能延续到今天。现今的时代大势无比明确,那就是中国处在复兴之路的关键时刻,能否成功取决于民族的合力。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保持信心,摆脱冷气,积极向上,去做你认为正确的力所能及的一切。
记住两句话就行。
生活,工作,认知,相信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要以这一点为基础。
如今,我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在全力运转,只是暂时还没动员到民众头上。敌人的国家机器暂时还没有统一动员起来,但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场战争不是直来直去的攻坚战,遭遇战,而是尔虞我诈,长期拉锯,赌上一切的消耗战。擦亮眼睛,认清我们的指挥官是谁,战友是谁,盟友是谁,敌人是谁,内奸又是谁,不要冲着友军开火,不要去当敌人的棋子。更不要投机倒把,去发战争财。
一些和平年代里的规则,已经不适应战争状态了。一些原本能做的事,现在不能做了。一些原本能说的话,现在最好不要再说。说话做事前,提醒自己:现在我们在打仗。有这么一个念头,然后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做好战火随时燃烧到自己身上的心里准备。
我不是在空口白话,而是根据历史和战争规律下这个判断的。
敌人好死不死,偏偏在这个时间点上,才想起全面进攻。
如果是十年前,敌我力量悬殊,敌方如泰山压顶,一出全力,我们根本无法阻挡。还好那时敌人金融危机了。
如果是二十年前,我们满是内忧,社会矛盾激烈,官僚贪腐严重。再来外患,直接就作鸟兽散了。还好那时有个本拉登。
如果是三十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满世界的颜色革命,敌人没弄死我们,说实话也算高抬贵 手,放过一马。还好那时他们沉浸在胜利之中,没把我们看在眼里。
好死不死,敌人偏要在2018、2019年,我国羽翼渐满,众志成城,国家层面已经完成战争动员的时候,来往枪口里撞。(为了保住这个回答,这句话我没法展开说,自己理解吧)
只能说天佑我中华。
全面战争分为决战赌国运,和消耗拼国力两种方式。
而在消耗式的战争里,胜败取决于两点。
一是整体国力,二是组织效率。
国力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总力量,这个大家都有直观的认知,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如果论国力,中国当然没办法跟西方世界相提并论,看起来是必败无疑。
但是,10年的金融危机,极其、极其、极其严重的破坏了敌方的组织效率。
组织效率,就是把国力转化为战力的能力。国家机器是一个极难运转的东西。不是有10分力,就一定能使出来10分的。(不然女真蒙古不可能跟大宋分庭抗礼,大明也不可能被农民军攻破)
我力量是10,你力量是20,看似你厉害,但如果我能出全力,你只能用10%的力,那就是10:2了。
我在知乎写过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虽然说的是其他事情,但规律总结出来了,连起来,就是我个人对当前时局整体上的理解。
在这篇文章里,我讲到了一个古今中外,大型帝国都很难绕开的死局:因为生产过剩和生产资料兼并,养出尾大不掉又分摊国力的利益集团。
--国家实力有10斗,利益集团占8斗--打起全面战争来,这8斗国力会用在战争上吗?--呵呵。
这篇回答下,有不少评论以为我在暗示我朝,但实际上,现代中国仍处在高速上升期,利益集团这种现象存在,可是极少极小。并且,如今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90年代的国企是不是利益集团?铁老大是不是利益集团?一张红头A4纸,制度性的,说没就没。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其他历史里,从没有发生过),所以中国未来还会不会再进入这个死局,现在也没法判断。
而我文章最后,提到的是次贷危机:
第1步:房产商想卖更多的房子(扩大生产),但购房者的购房能力不足以消化这些生产力(需求不足)。
第2步:现代的资本家,可是很聪明的,见识到了这么多王朝兴衰,怎么可能还摔进老坑呢,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新点子--需求不足,也是可以制造需求的嘛。购房人没钱买房怎么办?贷款给他们呀。(过剩生产力开始透支未来的需求)。
第3步:有着稳定工作的优质背债者也都买过房了,需求又少了,怎么办呢?--扩大贷款范围,那些没有收入的穷光蛋,都可以申请贷款买房。(未来透支完,开始透支风险)
第4步:穷光蛋还款能力这么差,风险太大怎么办--把债务包装成金融产品全社会贩卖,风险转稼全社会。
第5步:穷光蛋就是穷光蛋,穷光蛋就是还不起钱,穷光蛋不玩了,穷光蛋把房子一丢跑路了,银行大量坏帐,原地爆炸,包装好的金融产品全部完蛋。
次贷危机就此爆发,全社会买单,全美国买单,美国买不起单开始薅全世界羊毛付帐,全世界一起买单。
都写到这份上了,居然没人看出来我真实指向的是谁:
美国是真真切切的,已经进入这个死局了。
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永远没有上限,没有满足的兼并、扩张。当扩张到边界,引发全面危机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美国其实经历过一次这个步骤。那就是二战前的大萧条,但是随着二战爆发,美国成为最大赢家,这个可供利益集团扩张的边界,大为扩展,美国再次进入繁荣,随后的工业革命,美国又捷足先登,边界继续扩展,续命到了今天。
(简单比喻:一斤重的蛋糕,利益集团在兼并中已经占了9两,崩溃边缘打赢了二战,蛋糕变成了10斤。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蛋糕又变100斤,再打赢冷战,继续变大)
所以美国的治国经验就是:先让利益集团随便搞,如果搞出危机,就有两个解决办法:打赢一场世界大战。或者掀起一场工业革命。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打压华为中兴,占据第四次工业革命至高点,以及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这一场战争。
但是:前几次美国之所以成功续命,是因为对手实力差美国太多,并且自身危机一点不比美国小。二战德国工业产值只有美国一半,且同样遭遇大萧条。冷战中苏联巅峰时期,工业能力也只有美国70%,且被阿富汗放血,自身又身陷各种危机。美国对他们,可以一开局即碾压,然后越碾压越团结。
而中国是他遭遇的第一个硬骨头:中国的工业产能已是美国的1.5倍,且基本未受次贷危机影响,如今经过数年的整风动员,更是上下力量团结一致。
在第一口咬不动的情况下,我很怀疑美国的利益集团,能团结多久。
第二篇:2018 年 5 月 20 日中美双方针对贸易问题的联合声明会带来哪些影响?
这篇文章,是在贸易战刚刚开始第一轮的时候写的,当时特朗普第一次声称加关税,没过几天,又和中国一起发了个停火息战的声明。
那个时候我以为特朗普是个傻缺,因为当时他的操作是,突然自己丢下美国的全球化大旗,丢下经营多年的全球领导地位,自绝于盟友,把炮口同时对准欧洲和日本。也不光我是这么认为,估计当时我们的高层都没反应过来,我这篇回答就是基于一个高层人士的讲座。
文章里我说到,政治是要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拉一派打一派,但当时美国身为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的大哥,居然突然间开始打压所有小弟,盟友都不要了,领导权也不要了。
而到了今天,我发现我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特朗普确实是一个傻缺,但不是我以为的那种傻缺。
之所以那个时间点上判断会失误,是因为:谁特么也不知道堂堂美国大统领,说话跟放蹬蹬一样。一个严肃的大国联合声明,居然几个月后就像放过的P随风而逝了。
这让我判断错了特朗普的真实目的,当时我以为特朗普只是想打压一下中国,为美国争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而现在看来,那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全面战争了。
那这样逻辑上还算说的通:
美国之所以突然性情大变,敲打盟友,是在做战争动员。
但这就暴露出这样一个现实:
并不是因为美国近期敲打了盟友,所以他们离心离德。
而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已经离心离德,所以才需要敲打。
具体这些盟友离心离德到什么程度,我一个小老百姓缺少关键信息,无法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美国已经很难调动其他国家的全力。两种可能:
假如特朗普真是我以为的那种傻缺:打仗之前先把友军揍一顿,友军就算原本忠诚,现在肯定也不会再出全力了。
假如特朗普不是我以为的那种傻缺:友军的离心离德已经严重到要上督战队了,这友军别说出力,不添乱就好。
不管是哪种可能,中国都可以欣慰一下:我们的敌人主要还是美国,不需要以一国之力与全世界开战了。
第三篇: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331837/answer/226029502
这篇讲的是美国的阶级,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精英会大肆宣扬“白左”理论:当今美国的阶级构成,已经从资产-中产-无产的三元结构,越来越滑向危险的二元对立。在次贷危机爆发的这十年里,美国精英阶级一直致力于制造第三阶级,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效果,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美国社会已经滑向了割裂。
1.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发展,欧美的无产阶级曾经被完全压制。政治力量十分弱小。--在美国,被定义中产以上的占了人口的50%,但那另外一半人口,很长时间里几乎从未产生过任何政治力量。
2.欧美的中产阶级已经包括了欧美一半的人口,力量空前强大。
3.中产阶级自诞生以来,曾经一直被资产阶级和政客所代表,但随着他们力量的状大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开始有发出自己声音和关心自身阶级利益的倾向。--“白左”思维的集中爆发,几乎与“占领华尔街”处在同一条时间线里。
4.在欧美政客的大力支持下,难民和移民做为新生的无产阶级登了上政治舞台。
5.在欧美政客和主流媒体的不懈努力下,中产阶级桌面上围绕着如何看待新无产阶级这个问题,桌面下围绕着所处产业的不同,开始分裂为传统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
6.在古代,如果一个大臣A权势太强,聪明的皇帝会扶持另一个大臣B对抗,但如果A被打败,输的太惨,聪明的皇帝会把A的势力留下来,不斩尽杀绝,然后开始重新扶持A以平衡B。
综上,我猜测“白左”思维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在西方相对衰落,技术革新,中产阶级政治力量状大但生活水平下降的大背景下,继续控制中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以平衡中产阶级表述自身真正需求和利益的倾向;转移矛盾目标,分化中产阶级本身,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制造矛盾,以延缓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根本性矛盾的爆发;为制造可以用来平衡中产阶级的新无产阶级(黑非难)铺路,进一步分化整个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版图。
所谓多元化,最重要的就是将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构成,利益追求,政治诉求复杂化多元化。有力的防止社会阶级二元对立的危险局面出现。
以我现在能够看到信息的判断的话,这才是“白左”真正的存在逻辑。
这导致了:美国在战争中能够利用的民众,永远只有一半。
美国人民是我们的盟友。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派。
总结一下:整个美利坚帝国的实力是远强于我们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并不是完整的美帝国。
美国盟友的力量,难说能被他利用几分,甚至操作得当,很可能倒戈。
美国民众的力量,对这场战争来说,已经是美国的负资产了。
美国利益集团的力量,这是敌人的主体,但他们仅仅是因为短暂的共同利益走在一起的。而他们相互之间,还有冲突的利益。只要能抗住最初的攻击,进入拉锯以后,崩溃起来,会是非常好看的。
这样算下来,只要中国不自己乱掉,以1.5倍工业能力,加上团结一致的组织效率。
一定能赢。
一言蔽之,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只需要做一个中国人,并继续自己的生活就好。
香港抗议事件中,一些抗议者体现出了自极端身份认同障碍。说得更直白一点,这些抗议者也许在香港各也是身处不同行业的普通人,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却拼了老命想去变成一股没有任何身份认同的流民。
为什么说他们是“流民”?因为他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们迫不及待地用极其恶劣的手法颠覆中国的象征形象,以此剥离自身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他们涂污了我们祖国象征的中国国徽。
他们丢弃了我们祖国神圣的五星国旗。
第二件事,他们迫不及待地试图将自己的身份涂改成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
他们挥舞美国国旗,高唱美国国歌。
他们甚至请求美国总统“解放香港”。
之所以称呼这些抗议者是流民,就是基于三重理由:
第一,他们抛弃甚至践踏了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第二,他们所“仰慕”的美国,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美国人的身份。
第三,香港人的身份永远附属于中国人的身份,既然他们如此极端地不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那也不要幻想着能够保持香港人的身份。
如此,他们不想做中国人,做不成美国人,又失去了做香港人的资格,不是流民,又是什么?
而对我们来说,这些流民自己“作死”的行为,却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失去身份认同和依托的群体,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罢了;而拥有坚定身份认同的人,哪怕势单力薄,哪怕一辈子平凡,也是一股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不容忽视的力量。
综上,作为普通人,无论现实国籍还是内心认知,只要我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继续自己哪怕普通的生活,就已经为祖国做出了贡献——如同一滴水继续雨落大地,却也融入了海洋的浩瀚;如同一片叶继续光合作用,却也成就了森林的辽阔;如同一束光继续照亮黑暗,却也塑造了太阳的灿烂。
两个字,不退。
「普通人」三个字,有时能成为我们的一条退路。
一名普通记者,可以退到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角色,抛下自己的观点,避开对抗。
一名演员,可以退到纯粹的工作中,扮演安排给自己的角色,不管角色背后的涵义。
一名设计师,可以退到纯粹的审美维度,雕琢字体的美观,而不管文字所传达的意义。
每个人背负着自己的社会分工,频频摆出侵攻姿态,大多数时候都可能被视作「不职业」的行为:记者在采访对象前亮出观点、演员对编剧工作指手画脚,设计师质疑品牌策略,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违背职业道德的。
但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小题大做咄咄逼人,而是现实把自己推到了那个位置。比如付国豪,被通过暴力手段曝光身份和立场,被逼着发表观点,他的选择,就是开头那句,
不退。
-
回到题目,「国家」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也可以是一套你所认同的价值观,或者也可以再具像化一点,是你身边在乎的人、你引以为豪的生活方式。目前大家关注的香港问题,更多体现了政治性的一面,但爱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政治话题。
譬如说,传唱广泛的「第二国歌」,《我的祖国》,开头是怎么唱的来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就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保卫,而我也看到了很多普通人们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保卫着自己的生活。
有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朋友,最近把天天上班变成了保卫生活的方式,因为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可,就在于繁荣的市场环境,在于这个时代赋予自己的诸多机遇。如果不幸来到一个政治理念和自己相左的工作环境,随大流参与某些活动,可以是「普通人」在行业环境下可接受的行为,但他们没有退回到一个职场人的角色。
身为各个行业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依法纳税,遵纪守法,自然不必说,我觉得题目在这时提出,想必也不满足于如此的回答。那就多做一点,无非就是时刻准备着,自己有可能成为不普通的人,
而在那一刻,站直了,别贬低自己,别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而已。
-
最后,帮助大家跟进当前普遍关注事件的进展,也算是一点微小的贡献了:
尽量友善对待身边的人,他们大多都是和你拥有同一个祖国的同胞。
对不起,我的这个行业里,没有普通人。
从18岁生日那天穿上军装开始,一直到三十几岁,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乃至于世界观,就是军人式的。现代社会里,军人就是为祖国而存在的,即使退役后不拿刀枪,也无法再以普通人的方式出现了,你总是不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军人转业无非是换了个战场。
还在部队的时候,作为一个指挥官,我总是埋头在各种各样的军用地图、队标队号、武器装备、作战文书中间搞得头晕脑胀。在这些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之上,还要随时掌握住战场动态,掌握敌我态势,搞清楚我们在干什么、敌人在干什么、我们即将干什么。这些东西技术性和专业性都特别强,是一种纯粹的干巴巴的技术操作。
我儿子从小就对军事很感兴趣,然而他感兴趣的只是各种武器装备,飞机大炮坦克机枪。
有一次他亲眼目睹了我鼓捣这些鸡零狗碎的具体事务,无比失望的对我说,打仗真没劲。
这话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是绝大多数“军事爱好者”面对真正的军事工作的感想。正儿八经的军事工作跟大家想象的其实是两码事,并没有太多激动人心的部分,如果不是战斗着装、迷彩帐篷和伪装网,其实跟写字楼里面的白领、工地上的蓝领并没有太多区别。你以为你总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其实你总是在图上作业和拟战斗文书;你以为你总是在冲锋陷阵过关斩将,其实你总是扛着工兵锹在挖战壕。
绝大多数时候你都无聊得要死,而且环境恶劣、吃苦耐劳。
漫长而无聊的筹划、等待,无数繁重而折磨人的文书作业,类目繁多的各种战斗准备工作,包括阵地布置、工事构筑、隐蔽伪装、后勤保障、物资准备,到了最后,大炮响起的时候,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天呐,我拍着胸脯子向你保证,我的大兄弟,我比你还要激动、还要兴奋、还要稀罕。
你就是看个稀罕,我们可是为了这个准备了好久好久,在风里雨里大太阳里,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浑身臭汗头晕脑胀,你要是也在野外挖的旱厕所里面顶着铺天盖地的苍蝇拉过几次肚子,你会对此深有体会。
和平时期锻炼部队的最好方法就是军事演习。
判断一支部队是不是真正进入了状态,投入到了演习中去,我有个非常低俗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看你记不记得上了阵地之后拉了几次屎。
你要是数不清了,那多半就已经进入状态了。人是一种适应性非常强悍的动物,无论环境多么的操蛋,过一段时间总能适应下来,军队尤其如此。一旦适应了,才能谈得上干活、工作、打仗。我进入这种状态需要的时间是三五天,到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操蛋的地方其实蛮不错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而对面有一群王八蛋,架着大炮停着坦克,准备把我从这个刚刚适应的地方赶走。对此我们表示不同意,谁也别想把我从那个刚刚适应的旱厕所赶跑,拿着飞机大炮坦克机枪也不行。我们所有的战友对此都不同意,要知道,另外再弄个旱厕所,又得拉不出来好几天。
类似的事情还有辛辛苦苦挖的战壕,好不容易找到的东南西北,我刚刚搭起来的帐篷,浑身臭汗挖了三天三夜的猫耳洞,它虽然不起眼,但是它是我辛苦掏出来的家,home,sweat home。
此所谓同仇敌忾也。
我要是不好好打仗,我就得再来一次,我不愿意。
所以你看,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爱国,我甚至都不会喊“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亡”这种豪言壮语,我只是怜惜我的劳动成果。
老子辛苦挖的阵地,凭什么让你们赶走?
我觉得对面那帮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那就看谁有本事了。
等我适应了这个破地方,用红蓝铅笔把地图画得花里胡哨的,再把该死的作战文书弄得明明白白,脑袋就总是会飘,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先是飘到当兵之前垒的最后一口梯田。
那时候我壮实得像一头小牛犊子,黝黑的皮肤会在汗水的滋润下,泛出太阳金黄色的光。父亲带我去开垦梯田,把老家的山坡地改造成为可以出产口粮的劣质水田,然后再一代一代的改良土质,最终弄成良田。
我们一起去山上打石头,那种坚硬而巨大的岩石,用最原始的工具。一个巨大无比的大铁锤,几个保温杯那么大的铁楔头。先是在岩石上面开凿出一条沟,再在沟里打几个眼安放楔头,砸紧,然后就抡起大铁锤玩命的砸吧。
我后来去健身房玩儿那个扩胸的机械,总是把承重块加到最大,还是感觉没劲。
健身房的东西都挺没劲的,跟打石头比起来简直是太轻松。
年少的打石匠喊着号子,抡着大铁锤一下又一下击打楔头,期待着在下一次沉闷而力大无穷的敲击中,巨大的岩石会乖乖的裂开。砰!砰!砰!金属猛烈撞击的声音,深深的透进岩石里面,再传递散发开,整个山谷都在震颤。
岩石屈服了,一声无可奈何的脆响,所有楔头一起松开,石头裂开了。
然后才是把它们分割成小块,简单的整形,挑抬到梯田附近砌成坎。
这才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剩下还要平整土地,把坡地改造成平地。然后是把石块清理掉,把草木灰、腐殖土什么的挑过来,用犁头和锄头翻进去,这样才是可以耕种的土地。
随后还要等着一个又一个的春耕秋收,让这块生地慢慢的变成熟地,产量慢慢的上来。
这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打石头、挑土、改良,直到弄出来一块漂漂亮亮的土地,种上庄稼,秋天金黄色的粮食在土地上面发出耀眼的光芒,你需要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等你老了,你就可以带着儿孙们走到梯田上面,指着这一块来之不易的梯田,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留下来的遗产。
每次看到大片大片的梯田,我总是会热泪盈眶。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年轮。每一块梯田,都是一代中国人,一代我们的祖先。
这时候有人来说,你滚吧,这地方现在不是你的了。
你能答应吗?
我肯定是不答应的,我干过这个活儿,扁担在我十几岁的肩膀上就磨出了茧子,大铁锤的木把在我握笔、握枪的手上早早就留下了永远消失不了的老茧,我废寝忘食、汗流浃背、步履维艰,我凭什么要答应?
我们现在已经不垒梯田了,实际上我亲手垒出来的那块梯田,现在也根本就没人耕种了。
但是“垒梯田”这种事情,照样在各行各业中间发生着。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垒着自己的梯田。我们改良着产品的工艺,改进着机器的性能,改善着社会的结构,改观着中国的面貌,这些“梯田”虽然看不见,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凝聚着每个人的心血和汗水,并且会扎扎实实的传递下去,成为我们给予儿孙的馈赠。
你说拿走就拿走?凭什么?
你要么杀了我,要么当我孙子吧。
平心而论,每次蹲在自己挖的战壕和掩体里面,或者捧着自己鼓捣出来的作战文书,我一点也不担心真的会有人跑来把我的劳动成果夺走,把我从我的阵地里赶跑。说实话,我也明白其实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看透了战争的本质。
战争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在打,更不是我们这些军人在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在战争发生之前很久很久,决定战争胜负的东西就已经在酝酿,在构筑,在落实。我们这些吃军粮的糙大汉们只不过是一群执行者而已,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军事技能和血肉,把这些东西执行好,就行了。
如果说战争实力是一把长矛,那我们军人不过是矛头。
战争更多的是发生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大学的课堂里,工厂的机器上,铁路、公路、机场里行色匆匆的人身上,农田里。战争早已爆发,我们随时在作战。大炮轰鸣的那一刻,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不过是这个漫长、平凡、无聊的准备过程,最后那一记绝唱。
做好了准备,这个绝唱无非是胜利的宣言;
做不好准备,这个绝唱就只是绝望的悲鸣。
这就是普通人能够为祖国做的事情。
当然了,我们这些大兵哥糙汉子是没有权力对准备得好坏评头论足的,不管是胜利的宣言还是绝望的悲鸣,我们都得上。刀山也罢,火海也好,或者只是一场武装游行,我们都得去。
所以我们中间没有普通人,我们是为了绝唱而准备的人。
但是你不是,你是普通人,你是给我们做准备的人。
我们到时候拿什么样的枪,开什么样的坦克,吃什么样的军粮,穿什么样的军装,完全取决于你。
我们是去发出胜利的宣告,还是发出绝望的呐喊,是去最后展示一把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还是来一场轻松愉快的武装游行,完全取决于你。
我们负责挖战壕和掩体,画态势图写作战文书,在苍蝇铺天盖地的旱厕所里遭罪,你们负责提供锹镐和砸向敌人头上的钢铁,还有轰鸣的大炮,咆哮的坦克。我们誓死不放弃心爱的阵地,而我们战死还是幸存,完全取决于你。
我们在泥水坑里泡着,啃砖头那么硬的压缩饼干,汗水在军装的后背上留下厚厚的汗碱,顶着“非主流”那么夸张的头发胡子得不到清理,甚至被绷带裹得像个粽子一样抬下来,胳膊腿什么的离身体好几公里远,又或者干脆就裹在裹尸布里,血从白色的裹尸布里渗出来,浸染了这片土地。这一切遭遇,我们的一切付出,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到底是垂死挣扎,还是以身殉国,或者是彪炳千古,英勇就义,完全取决于你。
你决定了我们的意义。
和平我们就耕耘,战争我们就拼命,天下大事,唯耕战而已。
沉着冷静。
专注于手头正在做的工作,不信谣,不传谣,保持客观理智,对于充斥着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一些奇怪言论不要慌乱或愤怒地回应。
2019年的世界和中国,可以说是大事频发,风云变幻。大的,有中美贸易战和出尔反尔的对手,有外部势力对台军售试图插手祖国统一大业;不那么大的,有某些文化巨头的最新企划涉嫌辱华,有某些国际大牌始终用一些不那么靠谱的称谓来触碰中国人的逆鳞,还有最近深圳南边某座城市发生的暴乱。
但归根结底,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还是应该多几分淡定从容,多几分沉着冷静,多几分思考主见,少几分惊慌失措,少几分虚浮狂躁,少几分迷茫跟风。你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未必是你脑海里第一时间和“为国奉献”这个词联系起来的那个场景。
曾几何时,在这片养育了中华民族无数儿女的土地上,想要“为祖国做些什么”,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无数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为了“为祖国做些什么”这一点念想,前仆后继,付出了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各种代价。
他们之中有的人,为了“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尽管“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但仍然抛妻弃子,为拯救彼时仍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这个国度而牺牲了生命;
他们之中有的人,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对国土的侵吞,背井离乡在白山黑水之间爬冰卧雪,战死时胃中没有一粒粮食,为革命工作而起的化名享誉天下,而真名“马尚德”却甚少人知;
他们之中有的人,为了尽到自己战士的职责,裹着单衣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坚持战斗,直到被寒风塑成一座冰雕;
他们之中有的人,投身革命之后全家远近亲属66人被杀绝,但依然不改初衷;
他们之中还有的人,为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奋斗了一生,兄弟子侄都为国牺牲,身后却仍要承受无数的造谣污蔑……
在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每一个能真正践行“为祖国做些什么”这个想法的人,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真正的英雄。正如这些英雄之中的一位所起草的那段碑文上书写的一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而他们所做的这些努力,对今天依然抱有“为祖国做些什么”这个想法的我们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像他们一样,付出那样惨痛的代价,来践行自己一个简单而朴素的想法。
诚然,哪怕到了今天,依然有许多人为了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做出了惨痛的牺牲。他们中有的人,给妻子留下一句“今晚我值班,不能回家了”,却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中有的人,为了伸张正义而被掩埋在操场之下十六年;他们中有的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国铸盾的事业,病逝之前的最后一刻依然挂念着工作……但是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为祖国做些什么”,已经远远没有那么困难和代价高昂了。
很多热血青年会说,假如发生战争,自己愿意为国捐躯。这种誓言精神可嘉,但其实对于现役军人和近几年刚刚退伍的预备役军人之外的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发生战争,将有两百多万人民解放军、五百万以上的预备役军人挡在你的身前。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早就没有人能把我们逼迫到要像七十多年前那样,用没有接受过像样军事训练的普通青年的血肉之躯来抵御敌人的地步了。曾经那些“为祖国做些什么”的先辈,他们打造出了99A主战坦克、J-20四代机、DF-31弹道导弹,最重要的是,还有那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这些护国利刃,正是为了不让普通人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而诞生的。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要“为祖国做些什么”,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做好分内的工作,做到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尽的职责,那便已经是对祖国不小的帮助。
我们或许不能投身国防穿上军装,但一定可以在一名急于返乡探亲的人民子弟兵面前默默看一眼“军人优先”的标志,然后让开身前的通道;
我们或许不能像故事里的英雄一样搭上身家性命与腐败分子作斗争,但一定可以默默记下自己看到的那些蛛丝马迹,为纪委和巡视组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
我们或许不能像袁隆平、于敏、屠呦呦一样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科研成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默默记好眼前的这一组实验数据,因为它说不定就是五十年后可控核聚变王座下亿万个基石中的一块;
我们或许不能像某几位“名声不佳”的网友一样舍弃平静的生活和自己的名誉与网络上的“精日”和反华分子战斗到底,但一定可以在看到网络谣言的时候打开12377网站,告诉监管部门自己又发现了什么…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能为祖国做的平常而不起眼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夜晚的墨尔本又飘起了雨,擎着五星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年轻身影们,似乎与一百年前的某些身影重叠了起来,但又截然不同。相同的,是年轻人们不变的爱国热血,而不同的,则是他们背靠的那个祖国,那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产能,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子弟兵的红色巨龙。
我们为祖国所做的一切,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十四亿个我们每天平平常常、勤勤恳恳的工作和生活,构筑出的,将是一条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宽阔大道。
十四亿人同一心,试看天下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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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团中央知乎团队 大公无司
一个小小的科技工作者,能做的就是继续坚守岗位,认真做科研,继续保持对香港/台湾等区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并不断拉开差距。
一句话:掌握先进生产力。
以我们生物学三大刊CNS(cell/nature/science)为例,看香港和上海在三个时间段的数量[1]
在科研领域,大陆已经要要领先香港n个段位,以顶级期刊发表水平的nature index为例,单一机构(institute)中,中科院从这个指数出现的第一天就登榜世界第一并且保持至今。
前十名还有北大。
哪怕是生命科学领域里,大陆院校也远超香港水平。
top20中只有中科院一个
在中国的高校中(已经剔除了中科院),香港最强的港大也就排到了11名
学术界,强就是强,不会有任何人带个口罩就可以改变,而且是持久的影响。
今天我在这里写下的东西,除了我自己家人以外,我几乎从未对外人提及过。
下面这段文字我是在半夜里边流泪边写下的,本来想匿名发,但后来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上面这张照片,右边坐着的这个老人,是我的爷爷,他的名字叫胡兆森。他手里抱的是他的曾孙子,也就是我的儿子。这是在2017年1月28日,他去世前最后的几张照片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带来最大影响的几个人之一,是我的人生楷模和榜样,是近似Elon Musk和Steve Jobs的存在,我时时刻刻都活在他的影响之下。而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又不普通的人。在他离开我的两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却一直不敢动笔。
我爷爷是一个普通人,我“好吃”的天性就来自于我爷爷的遗传。他喜欢我给他烧的红烧肉,能下两大碗米饭;他喜欢宅在家里上网,喜欢动不动就叫我过去给他修他那台卡得不行的台式机,充一个网费,插一下又松动的网线;他喜欢跟我“吹牛”他当年的事迹,还拿邮件给家人群发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各种“养生保健”小知识、国内国际新闻。后来又有了iPad,还学会了拿微信和Facetime打视频电话。
那时,我老烦他群发邮件,感觉半个邮箱都被他转载的信塞满了,而如今再也收不到了。
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可以为祖国做什么呢?身体力行,用科技去改变中国,勤勤恳恳,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社会。
我身边的人没有听说过“胡兆森”这个名字,不知道他为中国做过什么,在百度搜索,搜我的结果都比搜他的名字结果要多。然而,我自从大学毕业努力工作十年,做过的学习软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不及他默默无闻所为中国做的一小点皮毛贡献。
我爷爷1928年9月27日,出生在江南古镇西塘,1951年在上海交大毕业于机械系。下面这张照片是他毕业之后第一份当工人的工作拍的。
与现在自由选择职业不同,我爷爷大学毕业的时候,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他是上了火车,才知道要去鞍山工作。作为一名一线最普通的青年技术员,他有幸参与了国家创办时最重要的工业项目之一——鞍山钢铁厂。起初,他还只是一个见习技术员,连工具都拿不好,还跟很多老师傅去学习,苏联派过来专家,他又趁每天去工厂的路上自学俄文,虚心跟专家请教。
那时候,鞍山钢铁厂作为百废待兴的祖国走向现代化最重点的项目之一,鞍钢的“三大工程”自动化的七号炼钢炉,发现地底下埋着日伪时期丢弃的垃圾,工程面临延期,而我的爷爷巧妙地找到的一个更快的优化方案,让投入生产的日期不仅没有延期,反而提前了一个月。后来,他又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都提出了优化方案。就这样,他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技术员逐渐变成一个其他各个分队都愿意请过去请教的“小专家”。
正由于他对鞍钢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厂里把他评选为劳动模范,后来又被推为鞍山市的劳动模范,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又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当选第一届人大代表。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代表了所有劳动模范发言《把我的一切献给祖国建设事业》。下面是他当时发言里说过的话:
我和我的知识属于谁的呢?为什么全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自己的名字还不认得,而我却能够上大学呢?是谁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又是谁给了我学习的机会。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劳动父母,原来是劳动人民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培养了我。因此,我能够说,这些知识是属于我个人或是我家庭的吗?不,这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因此,我应该毫无条件地把它献出了还给劳动人民。
或许这些话放到现在去看有点“假”,尤其是当大家每天都研究怎么买学区房为了孩子将来有好大学、有好工作。尤其是当大家很多人读到了PhD,却最后去做量化交易。这样的人物有点不真实,不真切。
但我作为他的后代,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十足相信的,而且他的后半生,就是不断把这些话去实践的几十年。
我爷爷后来又当了第二届和第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跟我爷爷说,你26岁当全国劳动模范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还以后要获得4个诺贝尔奖呢。如今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我清晰地知道或许这一辈子我都会“活在他的阴影下”
由于我爷爷在鞍钢积累的经验,他又被邀请到了其他的钢铁厂去解决那里的问题,包括本溪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和首都钢铁厂。每到一处,都为当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牺牲的却是自己的家庭。我的奶奶,几乎是独自一人一边上班一边把四个孩子拉扯大,我的爷爷只有偶尔出差回来才跟我的父亲和叔叔、伯伯聊天。因为他热爱钢铁事业,他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全都按照他工作过的钢厂来起名。或许有些人知道,他的儿子名声比他还响,但今天我只聊我的爷爷,不聊任何其他任何人。
在动乱时期,我爷爷遭到了打击,被诬为“黑劳模”、“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但由于他平时为人诚恳善良,未曾受到旁人的针对和打击报复。1976年,我爷爷被紧急叫去开会,要去批斗当年推动冶金部科技座谈会召开的邓小平,当时他保险柜已被打开,材料也已被拿走了,但他拒绝批邓,最后被撤职检查。动乱结束后,他又恢复原职,又从冶金部被调到国家科委和国家科学基金。
按理说国家科学基金,作为管国家投入科研的钱怎么去花,几乎是一个有很多“油水”的差事,然而从工作一直到他退休,家里一直过得非常艰苦朴素。明明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却为了“一切先给国家”,当年单位分房子的时候,明明可以要更大的房子,却故意只要了一套一室一厅。没有车,唯一有的一些收藏品都是一些古老的唱盘(还被我儿子全部玩坏了)和一些摆在架子上老照片,比如下面这张。
一个人一生中能为祖国做出一个贡献已经是非常了不起,可是他在国家科学基金其实支持了很多我们每天都能够见到的项目。这归功于,他虽然出身只是一个技术员,却但不断去学习各个学科的新知识,去国际拜访交流,学习发达国家是如何把自己的科技发展起来的。那时的中国没有钱,如果要投入科研,需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被最需要的部分利用起来。
而我爷爷和他的同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最重要的科研领域,给科学家提供支援。
中美贸易战起来后,我们开始关心华为做自己的芯片,而芯片最基础需要的是高纯度的单晶硅。国家科学基金当时直接支持了有色研究所去生产了50和75的单晶硅,并引进了国外现金的切割和抛光设备。
除了有硬件和芯片以外,还需要有软件。全中国第一个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就是在国家科委下面成立的,专门举办了软件方面的培训,聘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培养了中国早期的软件人才。
在航空航天方面,他主导了最早的卫星通信波段设计。当时由于不同的专家小组争论不下“卫星通信是采用更为先进但依赖国外的Ku波段,还是更为便宜且国家可以自主研发的C波段”,而我爷爷最终推动了“采用更实用的C波段”,先扩大卫星覆盖面积,然后逐步提高追求图像质量。这也使中国偏远地区和更多农村接收到卫星信号。
我爷爷虽然是学机械出身,却非常看好生物技术。支持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专门去研究新的生物工程技术,引进学习国外最先进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技术尽可能转化为能够造福老百姓的产品。
他还支持南极科考站的建成,他一生中游历各个国家,而他作为南极考察委员会的副主任,毕生最想去的两个地方,却最终没有去成,一个是南极,一个是台湾。
他在国家科学基金工作的那些年,支持了中国的核电。在三峡工程中,他担任特别顾问,在倾听各方意见给出他的报告结论《三峡还是早上比晚上好》,他推动了中国太空事业的发展,家里书架上摆着的每一个卫星和飞船模型都有他的支持。我其实非常惭愧的说,我作为他的晚辈,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为祖国做了多少。
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爷爷跟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正好在我们中科大的西区,我就跟他讲我们中科大的西区有一个火灾实验室。他就说,他当年专门支援了一个叫“范维澄”的年轻学者5000块钱去研究火灾,也正是范老师成立了我跟前的这个火灾实验室。似乎好像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我爷爷对祖国带来的影响。甚至我今天搜集整理资料时才第一次发现我爷爷1988年还得过“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20年前,中国GDP还是很低的,而国家能够给科研拨的经费很有限。我爷爷总是能出奇招解决问题,他在1997年的3月份跟总理的汇报中提出《科技促进金融发展当先导,金融为科技进步做后盾》也就是后来的“973计划”,其实就是让科技帮助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赚到更多钱,然后拿着赚到的钱,又用回科技。就这一项计划,对中国在农业,能源,信息技术,药物研发,新型材料都起到了巨大的推荐作用。
我爷爷经常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没有能够当上科学家,所以他老人家对我父母双双走上科研的道路非常高兴。然而哪怕我的爷爷是科学基金的老领导,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有遇到过自己申请的基金被“刷掉”的情况,但从未出现“走后门”的情况。这说明,我爷爷一生都是“正派”的,是“严于律己”的。
作为科学家的后勤资源,爷爷会非常认真地去了解每一个科学家背后的苦衷和他们高深的术语背后有可能为祖国带来的巨大价值。所以他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尊敬,我曾经就在爷爷的书桌上同时看到过杨振宁和李政道给他的信。
然而,像他这样一个幕后为中国做出如此多贡献的普通人,他的名字,常人没有知道的,大家只知道微博热搜上买流量的小鲜肉,只知道谁又出轨了;谁又怀孕的花边新闻。然而他对自己无名无利从未介怀,也从未在乎过。反而,我却在他火狐浏览器的收藏栏里,看到了专门快捷搜他的几个儿子和我的名字的超链接。
而我也从未跟旁人提起过我的爷爷,或许是因为骨子里带的骄傲和自负,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的家人,我只愿意别人因为我做了什么而了解我。所以我一直避而不谈爷爷。唯一知道我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经历的只有我的同班同学、洋葱数学的联合创始人朱若辰,他曾经拜访过我爷爷。还有一次,技术大牛钟老师与我一起去帮助爷爷修电脑。他在爷爷的住处看到书架上老人家的一些老照片,有点儿小小的震惊。
后来,爷爷老了,思绪也渐渐变慢了,在原来饭桌上每每听他谈论古往今来的根本插不上话的我,慢慢地开始话越讲越多了,而他却笑眯眯地在听着。他活到老学到老,还一直没有忘记跟我请教什么叫“LBS”什么叫“团购”,什么叫“翻转课堂”。
爷爷离开的那天是大年三十,据说走得非常安详。我还记得,他在病榻上时意识模糊却依然问我:“二宝生了没有,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他差了几个月,没有赶上。我四叔得知爷爷病情恶化,从美国飞回来,差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赶上。
我爷爷的骨灰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没有任何报道,没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人参加告别仪式。我在八宝山扫墓时,看着这一个个我不认识的名字,这些人,而不是流量明星,才是担负我们祖国在前行的前辈。
我心中回忆的爷爷,是无数个一起建设新中国的无名英雄,是在巨大利益面前,依然坚持理想和原则的老干部,但更是那个爱吃我做饭,每次要给我打分的,老喜欢提起陈年往事的普通人。
为了成为像他这样的普通人,给祖国多多少少做点什么,目前我一直在努力,而我一生都要继续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