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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鲁迅对打过笔仗吗?是如何对骂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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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仗”似乎没有打起来过。鲁迅批评胡适是有的,比较有名的是收录于《伪自由书》中的《出卖灵魂的秘诀》。虽然这篇文章也可能是瞿秋白写的,但至少说代表鲁迅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以鲁迅名义发表】: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见报载最近胡适博士的谈话。)
据胡博士所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说,还是有法子的。这就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中国民族就没有仇恨,因为没有仇恨心,自然更不抵抗,因为不抵抗,自然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出卖了,中国的心灵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适博士说:“到无可奈何之时,真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
为着要洗刷这个污点,所以胡适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们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方法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魂灵罢!何况这并不难,只要实行李顿的“公平”报告,那就是“彻底停止侵略”——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一九三三,三,二十二。

那么胡博士到了太平洋会议上是怎么表演的呢?可不仅如其在国内开示的那么简单。1941年5月,时任驻美大使的胡博士同宋子文等与美国陆军部长斯汀生等餐会。席间胡博士自爆当年在太平洋会议上演说曾主张放弃东三省,结果被彼时已卸任美国国务卿的斯汀生怒斥。

1941年5月20日宋子文在给 蒋公的信函中报告胡博士谈及此事的情况:

适之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数月后,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感忘。

然胡博士虽然过了数月勉强感谢了斯汀生的善意,却没有改变初心。全面抗战开始后,胡博士又于1937年8月6日上亲笔信给 蒋公,大谈:“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信件内容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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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活着的时候,胡适不敢跟他打笔仗。因为他深知鲁迅的战斗力,自己不是对手。

等到鲁迅去世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可以发话了。

胡适之先生与苏雪林的通信中说: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看起来是不是很理性、中立、客观?好多人因为这个例子相信胡适之先生人品高、作风良。实际上呢,“狺狺”两字何解?是狂吠的意思吧?还记得诸葛亮舌战王司徒的经典名句吗?

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胡适之说鲁迅在狂吠,从而显示自己“涵养深厚”,真是一个大写的服。似褒实贬,佩服。


叶公超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936年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并指出:

“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胡适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看到没?胡适之先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可以写文章,貌似褒扬一下鲁迅,来显示自己胸襟开阔,不计人过。对于他人褒扬鲁迅,一律怒斥之。胡适之先生这种双标,和现在的公知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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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罗有锣 诋毁鲁迅先生而又不让我评论,我就写个回答吧。

罗先生认为鲁迅诋毁抗战的政府,那我们不妨看看鲁迅讽刺过哪些现象吧。

一 过分鼓吹大刀队,民间盲目乐观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5)。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6),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7)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8),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9),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这里讽刺kmt大肆鼓吹大刀队战绩如何强大,却不肯将民间募集的飞机捐用于改善军备。无独有偶,参与长城抗战的中国将领也有对此颇有微词的言论:

“在喜峰口方面,我们先占有地利,敌人进攻,比较困难。宋军……有一次,在夜里大举逆袭敌人,获得很大的成功。听说俘获了他们坦克车与大炮,及许多的战利品。西北军每个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不知他那次逆袭的胜利,究竟得力于大刀呢,还是得力于枪炮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而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
……
停战后,我在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鼓吹大刀的问题。我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他说:‘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我当时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抗战如此,我们的新闻界也是如此。”

关于大刀队的实际效果,参见以下问题

二 官员以抗战名义大搞封建迷信活动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11),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

这里讽刺kmt政府某个时期热衷搞佛教法事念经救国运动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8)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9)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这是讽刺时局紧张、政府转移北平文物南迁的同时,教育部不许北平学生私下逃难,而时评家骂北平学生胆小。

罗先生认为,鲁迅讽刺这些行为,是不体谅、不宽容政府,为抗战大业添乱

再加一段,这里引用不是因为鲁迅讽刺了谁,而是它体现了鲁迅思想中浓浓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说贯穿了鲁迅多部杂文。明了了这点,也就明白第一篇引文为什么讥讽政府炒作送大刀给前线,却没有用心整顿军备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重点: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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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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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是喜欢宏大叙事的,艰难的中国、伟大的烈士,喜欢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但是,沉迷于此的他,或许应该温习一下《战争的艺术》,或者用我喜欢的说法:战争的哲学,的开篇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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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真不想掺和到大先生跟胡适这点事的争论中来,但有些答案确实太和稀泥了

先说一点,大先生活着的时候,胡适没有跟大先生打过笔仗,虽然大先生已经不点名的批评过胡适:

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未有天才之前》

到了后面因为时局等原因,大先生彻底跟胡适断绝了来往,并点名开怼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出卖灵魂的秘诀》

顺道在这多一句嘴,说大先生从来不喷日本的那些人,《霍光传》不可不读

情况至此,胡适依旧没有出来,个中究竟是胡适大度,还是着实不敢硬肛,这个我不敢猜度

大先生死后,一些人也开始跳了

典型的有苏雪林,这位女士便跳了出来

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个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的势力……鲁迅不仅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并将这些话,写入了给胡适的信里

胡适如何回复?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狺狺”一次,有童鞋已经提到了,我就不再赘言。需注意的是这两段话:“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在胡先生看来,大先生早年的文学作品与学术研究,那是上等的。其后,先生愈发革命后的工作嘛...

胡先生这骂人的技巧,真的是让人叹服。看似胸襟博大,实则恶毒之极。苏雪林给胡适写信就是骂大先生后期的杂文,胡先生这一通绕之后,还不是再说,苏雪林你骂的对。后期的鲁迅,着实是个XXX。但其前期工作,提倡白话文与学术研究,我胡某人同期也在做,既然我胡适做过这些,那就是极好的。

就问你,人家这话说的漂亮不漂亮

只是啊,大先生当时已经去世了,倘使其还活着,这些人会如何说呢?

至于其,五十年在美国说“鲁迅是我们的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适这句话绝对不是真正认可“鲁迅是我们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彼时,国民党虎踞台湾,先总统千古完人空一格痛斥“中国民国”亡国,痛定思痛之下,深感当年在舆论阵地输给我兔,使得民心背离,大陆同胞为“赤匪”所骗。于是台湾开始思想管制,要重申一党,一国,一主义,一领袖

胡适这个时候,遇到了与大先生当年的类似的情况,被台湾文坛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

所以才在美国来了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但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

也就是说,胡适这时候拿大先生出来,不过是给自己鼓鼓劲儿,他周某人当年顶得住,我胡某人也顶得住

但事实上咧?有事没事儿,接着写日记啊

至于,胡适自己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

咳咳...

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论“第三种人”》

其次,胡适在信中这么说:

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

大先生在胡适眼中左转以后,根本就不是他的同路人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拿胡适那句“鲁迅是我们的人”说事儿

这个,“晚年痛苦”胡适给雷震的信中也着重提了一句:

“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

嗯,彼时,胡适在大陆饱受批评,也觉得鲁迅会被砍头

这个倒是与所谓“鲁迅活着,要不沉默,要不坐牢”之流的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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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拳的阴招儿挺多的,封眼、插眼、戳喉、踩脚摁倒打百汇、上星、哑门、濂泉、人迎……

我该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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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鬼子有点自作多情了,人家泽连斯基讲话是给你们听的吗?在泽连斯基眼里,鬼子和黄皮猴子不见得有啥区别,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呢?就算听懂了,有什么资格感到不满吗?

所以总结起来,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泽giegie和你拜爹爹在唠很重要的事情,你跟那裹什么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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