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发掘的「曹操墓」是曹操墓还是冉闵墓考古界有定论吗？ 第1页

所谓的质疑声音无非两类。

一类是考古学专业之外的民科，也许个别观点没错，但是论证总体稀里糊涂，缺乏基本的运用考古材料说明和议论历史问题的能力。他们和发掘者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共同语言、共同逻辑，所以双方完全是鸡同鸭讲，特别是早期这一事件还是新闻热点的时候，记者的稿子写成什么样是被采访者根本无法控制的……

另一类是考古学界内部的，质疑强度不同，有的公开在学术期刊发文反对，有的虽然反对但鉴于考古学内部细分领域很多、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下只是发一些博文，有的只是持保留态度，或者认为不能像发掘者所言完全下定论之类。这一类质疑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比较严厉的批评无非是发掘者工作不够细致（貌似尖锐，但其实适用于任何一处考古工地），但承认出土文物真实可靠，绝对没有说发掘者存在刻意造假或者伪造文物的行为。不管说曹操墓问题如何有争议或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类意见和前一类意见根本不是一码事，除了都可以扣上“质疑”的帽子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点。

简单说一下我所知道的学术界内部的反对理由：

1.徐苹芳

新闻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在“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组委会评委、考古专家徐苹芳再次提出质疑。徐苹芳说，考古发掘必须在排除了盗墓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而西高穴陵曾遭遇盗墓贼。另外，作为核心证据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证明力也不足，因为“常所用”是最高统治者赠予大臣或亲属的物品，石牌只能证明墓主人得到曹操的馈赠后，非常珍惜乃至将其随葬。

2.徐光冀

与东汉晚期已知诸侯王墓相比，西高穴2号墓的规格较低，不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与后来发现的曹休墓相比，总体上西高穴2号墓的规格与之大体相似，属于同一等级。

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只是“说明刻铭石牌的时间，还不能足以说明该墓即为曹操墓。”并认为“试想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特别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曹丕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即可，何必要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该墓非魏武王之墓。”文献中还不乏把“常所用”、“常所执”、 “常所御”的物品赐予亲属与大臣的记载。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

墓中人骨的问题，如果是曹操墓应有卞后与之合葬，但墓中经鉴定50岁左右和20岁左右的女性与卞后的年龄（71岁）不符。

今安阳县丰乐镇的西门豹祠遗址未经发掘，与《水经注》记载的西门豹祠的位置、曹操去世前两年提及“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中的西门豹祠，是否是同一座，也尚待考证。因为鲁潜墓志与鲁潜墓分离，所以我们不知道鲁潜墓在何处，这就使鲁潜墓志不能作为曹操墓的准确标尺。

参考：

徐光冀：《“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10月。

徐光冀：《 “曹操墓”仍不宜定论》，《中华读书报》2013年2月20日第5版。

3.许宏

在新浪博客中发表了围观《曹操墓真相》、围观“曹操墓”、围观《颠覆曹操墓》等一系列博文，虽然是以摘录为主，不过表露的态度比较明确：在最初认定曹操墓过程中，程序有瑕疵；首次对媒体公布考古成果之前的专家座谈会上，专家意见其实并非“高度一致”；是否曹操墓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肯定会持久地讨论下去。

（按：许宏暗示过的一些可能并非挺曹的专家，除了徐光冀真正撰文表达否定意见外，从后来公开的材料看，至少是并不反对曹操墓。比如潘伟斌《发现曹操墓》一书已经把第一次专家座谈会的发言情况都公布出来了，其中黄景略的讲话肯定了墓的规格和时代、并没有说墓主是谁；至于朱岩石，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倾向肯定的意见。）

4.卫奇

他在网易博客中发文表示：

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石牌（编号M2:139），从照片观察系上面生锈的铜环和铜链似乎显示时代较为久远。但是，这块石牌属于非原始埋藏。因为，(1)该石牌长度只有10.8厘米，但破裂后两段分离相距1米多远，这不可能是自然营力所致，一定是人为的结果。（2）仇人施行报复，不可能打成两节便罢休，应该是砸烂粉碎才解恨。更何况，报复破坏的目标应该是墓主人的遗体，然而墓主人的遗骸却存在。（3）盗墓人打碎的？也不符合盗墓的行为逻辑，显然不可能是故意破坏。即使是无意碰碎，也不可能会轻易丢弃，因为对于盗墓者来说这毕竟是他们苦心追求的东西。（4）其中一个断块“距墓底0.50米”，表明两断块不是出自同一时间层面的地层里，其考古埋藏现象表明，这是后期人为的结果。如果不能证明石牌的断裂和断块的移动系盗墓者的无知行为所致，那么这一重要证据不仅不利于肯定“曹操墓”的推定，反而为否定“曹操墓”提供了有力证据。

参考：卫奇，2010a。曹操墓是真的吗？-从埋藏学判读曹操墓证据真伪。北京九三社讯（10）：3。卫奇，2010b。“曹操墓”论证的疑点，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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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看法：

1.由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推定墓主的推理其实是用的奥卡姆剃刀，而非严格的数学意义上的证明。类似推理在考古学中非常常见，只能说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得出的最可靠的结论，可能被将来新出现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也可能被将来的证据所反对。只要是科学研究就有不确定性，研究者能做的是把不确定性尽量缩小，而非消灭。对科学来说，就算是被100%的研究者都认可的“定论”又有何用，出现新的证据还是会改，定论只是相对的，自我纠正、更新才是绝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徐苹芳和徐光冀先生所假设的那种可能性，实现路径太长了，明明用一个人就能解释的事情非得引入更多的变量，被多数学者抛弃是很自然的事情。具体论证上面，“魏武王”一词本身已经把时间范围限定得很狭窄了，对于二位徐先生的假设潘伟斌、曹定云等都有专文反驳，除非徐光冀先生能把受赏赐者（墓主）具体到某个人，而非像现在这样泛泛而谈，否则没有什么深入讨论下去的必要。

2.关于墓葬等级规格的争论。由于决定墓葬形制的有很多变量，既有时代因素，又有等级因素，也有个人的行为创新，在材料少的情况下其实不好区分，所以争论双方都是在找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那些东西。现在有了曹休墓和西朱村曹魏大墓（这两例其实都是偶然发现），条件好了很多，目前曹魏墓时代特征已经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回过头来看，徐光冀认为西高穴因为缺乏东汉诸侯王墓中回廊、玉衣就认为规格低恐怕是不合适的，但其他方面还值得讨论。理想情况仍然是我们把各个等级的曹魏墓都认识清楚，尤其是有最高等级的帝陵做上限，在这一框架下再来谈西高穴墓在其中的位置。

3.地方利益的问题。无论挺还是倒，背后肯定都有利益考量。但是我觉得不能仅凭观点、态度就能推断出任何商业利益问题，你必须看他的论证过程。如果论据可以支持论点，那这一论证恰好符合某人/某地/某国的利益，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嘛（就好比，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前没人见过，这么一个大发现也对当地经济有好处，但是这一事实和考古材料的真伪是两码事）；如果他的论证狗屁不通，那才有理由进一步说这一论证是科学之外的因素干扰了科学研究，比如可能受到了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的操纵。

具体到曹操墓的事情来说，其实真的还是有地域因素在起作用。已知的安阳的一些墓地，比如（固岸和西高穴），和临漳的邺城遗址、磁县的很多墓地，其实是同一个大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但它们不在一个县，甚至不在同一个省，对强调属地管理的文物来说是很不利的。社科院考古所邺城工作队常年在邺城遗址工作，就地位来说也不亚于汉魏洛阳城，称之为全国范围内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中心也不为过，按理说他们水平很高，也应该有足够的学术敏感性，但却对已经持续遭到几年盗掘的西高穴墓视而不见，以至于这一重大发现竟然最终落在潘伟斌这么一个“小人物”身上，其中原因很值得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有更好的人选去挖这个遗址，也许受的质疑不会像现在这样，但潘伟斌至少是尽到了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

这种规模的考古发掘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不觉得当地政府在这方面上做了什么很出格的事情（前提还是需要对宣传和说理有一个基本的分辨能力，自动过滤掉某些信息），相比于那些大规模拆真建假骗钱的地方来说好很多了。

自然是曹操墓，因为太多事实结合起来的话，只能是曹操，这个做不了假。

一、这个规格是侯王级別，甚至在其之上。从墓室结构来看，参考一些东汉的诸侯王墓（如刘畅）或曹休，是汉魏时期的。而且沒有西晉以后才有的单墓室四璧带一定孤度的砖室墓。其墓室开口也是在汉代文化层，而不是魏晋南北朝地层。

二、內里出土的陶器、玉觽、透雕虎都是典型的东汉器物，煤精虎雕在其腹部靠下有一个横穿圆孔，在东汉以后再沒有这种穿法。也有出土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并不是全从盗墓者手中收回。

三、出土的大型金错铁镜是王以上的器物、出土石牌记有輴车和十二个陶鼎与圭璧组合，是天子礼仪的规格。

四、结合《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描述的邺城与西门豹词遗跡，再加上1998出土的鲁潜墓志，其方位与曹操墓吻合。

五、其男性头骨是一名六十岁左右的，与曹操极其吻合。

六、以魏武王称曹操，可见于《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和《水经注》卷九；曹操葬于高陵时，曹丕尚未代汉，如果石碑记作魏武帝才有问题。

以下是扫描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曹操高陵》一书，像素略差，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