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美国的军工水平？ 第1页

国家科技的引擎：军工巨头的权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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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何利用资本控制军工产业

2018年10月14日，美国国防部负责运维和采办的副部长艾伦·洛德，迎来了她上任以来的重要一天。

这一天，军事通信技术领域的承包商哈里斯（Harris Corp）与L3技术（L3Technologies）宣布，通过股权置换方式进行合并。这两家公司的合计市值约340亿美元，将超过1997年波音与麦道公司的合并交易，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防务企业合并案。

作为特朗普政府的得力干将，这位面容喜庆的女性副部长，还有一个重要职责，是负责领导对美国军工企业合并的审核。而所有的审核，将针对潜在问题（包括是否导致垄断）来审查国内主要防务公司的任何合并。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伦·洛德

合并之后，新组建的L3哈里斯科技公司规模将超过欧洲空客、俄罗斯金刚石-安泰，成为世界第七大防务集团。

这场合并案的起因，始于特朗普上任后，市场环境的微妙变化。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增加525亿美元，达到5740亿美元，增幅达到9%。此外，还有646亿美元的海外应急行动（OCO）预算用以应付突发海外军事行动。[1]这些增加的预算，使得美国突然增加了很多可以用于购买装备的资金。

而增加的军事订单，就成了国防企业争抢的对象。

抛出胡萝卜的同时，特朗普也亮出了大棒。不止一次的通过削减部门预算等手段，要求企业以降价来换取大订单。这就迫使已形成领域垄断的军工巨头们，不得不考虑压缩成本，来降低军品售价。

很显然，这次合并，是两家公司根据未来三五年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的一次未雨绸缪的调整。

若是放到西方国家近20年的历程中来看，这样的合并案人们或许早已司空见惯。吃瓜群众在围观的同时，也不禁发出另外一个隐忧：这种直接影响市场格局的合并行为，到底是谁说了算？在企业中并不直接占股份的美国政府，又如何约束这些股权分散、行为“市场化”的军工巨头？

事实上，即使在历经冷战和数次对外战争的巨大利润诱惑下，这些能让地球颤抖的军工巨头们也从未失控，而是在五角大楼的“紧箍咒”里，在“华尔街之手”的驱使下，忠心耿耿，完成着自己的任务使命。艾伦·洛德对媒体说：

“基本上，我们喜欢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我们会介入。”

2018年的世界防务产业格局中，不应该忽略另外一支力量的崛起——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在自上而下，全力推动军民融合，并历经一场规模浩大的军工资产证券化改造。

这场自上而下的深化改革，直接触及国家科技和战略安全最敏感的领域。有人担心：一方面，产权多元化，国有股份不断被摊薄后，如何有力约束企业今后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不充分放开，又如何得到投资者的信任？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来寻找答案。

跳不出的手掌心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军工企业完全市场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美国的军工巨头，看起来在以“市场化”的方式展开竞争，但是这个市场的最终买家只有一个——五角大楼。即使对外军售，也同样需要五角大楼拟定计划，并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审批。

而五角大楼的订单，就是对军工巨头最直接的约束。决定需求的人，从来都是这个市场最大的庄家。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传统战争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战后，美国军方积极推进新军事变革，强调能力对能力的竞争、体系对体系的对抗，迫切需要军工企业由以前单一武器装备供应商，转变为作战能力与作战体系提供商。

199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J·佩里在一次国防工业主管参加的晚宴上发表演说，公开鼓励合并。这次著名的晚宴被西方军工行业称之为“最后的晚餐”。[2]

随后掀起的军工企业合并浪潮，五角大楼正是以军备订单作为杠杆，来撬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军工企业大洗牌。通过近十年的并购和重组，美国原来一些涉足军工领域的重要企业，如通用电气、IBM、福特、劳拉、西屋等公司，通过把军工业务部门出售给顶层的竞争者而退出了军工市场。而顶层的军工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迅速成长为产业巨头，美国主要军工供应商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50家急遽减少到2002年的5家，军工产业至此进入“五大巨头时代”。

这一时期的美国五大军工巨头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电气、雷神公司

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参股企业，但是给予的订单，相当于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变相投资。而政府之所以愿意在采购中默认让企业赚取丰厚的利润，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给予企业持续研发的充足资金。

企业为政府卖命，根本动力还是有利可图。但对于操盘的庄家来说，从来不会让闲家无休止的赢钱。

2016年，刚刚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在推特上批评，“波音公司正在为未来美国总统建造新型的747空军一号，但是成本已经失控，超过了40亿美元。取消订单吧！” 此话一出，波音股价一度跌逾1%，一夜之间蒸发十几亿美元。

“我们想要波音公司赚钱，但不是赚那么多钱！”这是特朗普更早时候对媒体的表态。

除了订单的“紧箍咒”外，美国政府掌控军工巨头，还有完善的法律与强大的行政干预。近年来媒体报道中屡屡亮相的《反垄断法案》，便是其中的一张王牌。

哈里斯和L3技术的合并案时，也有人提出垄断的质疑。但之所以没有受到五角大楼的过多干预，是因为两大公司的业务线重叠度并不算高，用户群体各不相同。L3技术专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以及保密通讯、模拟训练等设备。哈里斯专注与战场通讯、电子战设备、航空管理等业务。”根据美银美林的分析报告认为：

“互补的产品线可以使合并的公司提高竞争力，扩大产品线，并通过整合降低成本。而且国防部也容易批准两者的合并。”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桩合并案，则没有这么幸运。

1997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申请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合并，以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虽然正值合并浪潮的高峰，美国政府考虑到该合并完成后，将打破刚刚形成的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强竞争平衡，加上波音公司出手极力阻止，美国司法部出于反垄断考虑未予批准。

以自由竞争为基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态度。环境因时变化，只要符合“国家意志”，政府的“干预之手”也可以帮助军工企业扫清障碍。

2002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购美国第八大军工企业TRW公司，此举遭到行业“老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强烈阻止。但美国司法部还是批准了该合并案，因为这将打破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在航空航天领域垄断多年的局面，形成新的三强竞争格局。新的竞争者加入，意味着采购成本的下降，美国国防部也可因此坐收渔利。

政府强大的干预力，并不意味着“人治”大于“法治”。若是军工承包商对裁判结果存有质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申诉：向国会政府问责办公室投诉；或向联邦索赔法院起诉。这样至少从程序上保证了竞争的公平。

2017年5月2日，Space X为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家侦察局（NRO）成功发射了一颗间谍卫星——NROL-76。这是Space X首次执行军事任务。

以往，美国的军事发射任务多由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成立的一家合资公司承担，单次发射的成本在1.6亿美元，而猎鹰9号可将成本控制在一亿美元以内。

首次执行军事任务的猎鹰9号

但一开始，美国空军并不愿意给SpaceX机会。2014年，马斯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决定对美国空军提起不公平竞争诉讼，以进入国家安全相关的火箭发射领域。最终凭借极大的价格优势，如愿以偿地抢到了空军的一系列发射订单。

订单指挥棒+完善的法律保障，是美国政府掌控军工企业的关键手段。而牵住军工企业这头牛鼻子的，还有一条隐形的绳索——资本。

华尔街的旋转门

无论订单还是法律制度，背后都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美国政府即使不直接与企业发生产权关系，也能通过这两大法宝，给军工企业戴上“紧箍咒”。但是，真正左右企业行为的权力中枢，却不在五角大楼，而是在华尔街。

如今的美国五大军工巨头，多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变史。从二十世纪初的私人小作坊，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军火巨无霸，期间历经无数次战火洗礼、资本市场的洗牌、政府救市、兼并重组……股权结构和创办初期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但幕后真正主导这些军工企业壮大发展的，一直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

在2019年最新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东名单中，最大股东是美国美洲基金（American Funds），持股21.69%，其次是美国道富集团（State Street Corporation），持股15.81%，排名第三的是资本研究管理公司（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持股9.46%。

美国三大军工巨头的主要股东

这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大股东们，也同时出现在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以及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这一类新兴IT企业的股东名单上。虽然看似股权分散，但主要的几家股东，却通过一致行动等条款，掌握着这些企业的绝对权力。[4]而深扒这些机构投资人和共同基金的上层股东，又大多来自华尔街的各大金融财团和富豪们。

这些隐藏在股东名册背后的超级财团和富豪们，才是美国军工巨头真正的主人。但他们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更多隐蔽在幕后，通过与暗藏在华尔街深处的一道道“政商旋转门”，影响着政界的决策，操纵着整个美国的军火生意。

大权在握的政府要员，很多原本出身于华尔街。而大量卸任的政府高层，又再次进入华尔街，或者被各大军工集团聘用任职。美国审计署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间，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主要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人数就达1581人。

多年来，这道在白宫和华尔街之间无缝切换的“政商旋转门”，虽然被无数人诟病，但却越转越快，成为美国政坛的一大特色。

与白宫越走越近的华尔街，在特朗普当选后达到了顶峰。这位在竞选时痛斥华尔街的地产大亨，却在当选后第一时间邀请高盛总裁格雷·科恩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5]也让他的“3G”内阁——“高盛、将军和亿万富翁”（Goldman, Generals and Gazillionaires）的称号更加名副其实。

身价之合超过120亿美元的特朗普内阁，成为史上最有钱的团队

事实上，华尔街对政坛的影响力早已不局限于美国国内，已经跨越大西洋，将触角延伸到了欧洲。

对于白宫来说，抓住了华尔街的富豪，也就抓住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管历任总统竞选时如何抨击华尔街，姑且都当作笑话来听。

2011年，三位均具有高盛背景的要帅——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意大利前总理蒙蒂、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上位的时候，英国《独立报》曾做过一篇题为《高盛：欧洲新主人》的专题报道。报道中惊呼：

“整个欧元区成了一个高盛集团的项目。当一般人还在烦恼紧缩和就业的时候，高盛系已经在欧元区的权力层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6]

与高盛系“入主”欧洲经济几乎同一时期，欧洲最大的军民一体化集团——空中客车公司的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与欧洲最大防务集团英航系统（BAE）公司的合并案宣布告吹。

除了英、法、德三国政府的股权分歧外，导致这件旷世合并案被迫搁浅的幕后之手，正是美国人。

欧洲的分歧

2012年9月12日，柏林航展上，EADS和BAE高兴的对外宣称：双方正在洽谈合并重组事宜，并已进入高级阶段。这一声明立刻在全球舆论掀起轩然大波，随后的一个月内，满怀期待的媒体纷纷聚焦欧洲，铺天盖地的新闻，争先恐后报道这一焦点事件。

由法、德控股的EADS，和英国控股的BAE公司，在短短28天内展开了高潮迭起的谈判。作为此次谈判桌上的最大主角，英、法、德三国政府使劲浑身解数，派出了最精悍的谈判团队，为世人展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三方博弈。

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是继波音公司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航空航天公司

这场欧洲史上最大的航空合并案如果得以完成，将一举超越波音，诞生新的全球最大的航空防务公司。[7]双方市场和技术优势将形成完美互补。而间接给三国带来的就业、工业、国防和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影响，更是难以评估。

拉锯谈判28天后，媒体却收到来自三国的联合声明，宣布谈判最终破裂。世界舆论一片哗然，此后英、法、德国内媒体流出的报道则是众说纷纭，均指责另外两国政府的态度，是导致谈判告吹的最大原因。

实际上，导致合并案搁浅的最直接分歧，在于三国政府对于日后新公司股权结构的划分，以及权力大小。而造成这场谈判复杂且敏感的根源，在于英、法、德三国政府管控军工企业的不同传统。

政府对军工企业的产权制度的态度，是由深层次的国家文化和历史思维所决定。

英国政府受美国“私有化”情结影响较大，更倾向于美国方式，即政府不在企业中占股，但却设计了特殊的“金股”制度，通过“金股”，政府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

法国作为大陆国家，长期以来对“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更为看重，政府国有情结更浓。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军工企业中，政府往往直接以持大股的方式，直接控制企业。

德国的模式比较另类。这个欧洲大陆最早出现垄断组织的国家，经历一战、二战和冷战分裂的洗礼，形成和发展了以大银行为中心的财团和以工业垄断组织为主的两大类财团。其中的代表包括法本、蒂森、弗利克、西门子、克虏伯、曼奈斯曼、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等[8]，他们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政治生活。

对于军工这一类“特殊企业”，德国政府通过另外一种模式控制。即不直接在企业中持股，但通过“根正苗红”“政治过硬”的大企业或者银行财团等持股军工企业，间接施加影响。

奔驰汽车的母公司戴姆勒集团，最多时候持有EADS公司22.5%左右的股份，后于2013年全部出清

以此作为背景，就不难理解EADS和BAE合并案告吹的真实原因。法国政府要求继续在新公司中持有较多股权，并继续增持股份直到超过10%，同时新公司总部设在法国图卢兹。而德国人则并不强调直接占股，但要求影响力方面与法国平衡，并将新公司总部设在德国的慕尼黑。

最终按下否决键的是英国人，为这场价值观存在分歧的谈判率画上了句号。但英国人叫停合并案的背后，股权分歧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却是美国人的幕后干预。

BAE公司的最大客户之一，是美国军方。对于英国人来说，整合只是手段，市场订单才是最直接的发展动能。而一旦合并，则不得不顾忌美国人的态度。BAE从一开始就表示，若美国政府不同意这项交易，就不会继续。

很显然，受合并威胁最大的，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一旦合并成功，不仅波音进入欧洲市场会受到极大阻碍，甚至连美国本土的份额都有可能被挤压。而前文中提到，这家曾于1997年出手阻止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合并的美国第一民用航空巨头，不会对此事坐视不管。

2012年9月19日，在EADS和BAE宣布合并谈判的一周后，波音防务业务CEO丹尼斯·穆伦伯格即向媒体表示：

“我们认为这笔交易应该接受所有一般监管审查，而交易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行业问题等都需要被解决。”

老大哥一发话，而还没等到美国政府表态，BAE自己就怯场了。深知波音公司与美国政府深厚关系的英国人，及时叫停了合并案的谈判。

这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谈判，最终草草收场。表面看来是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导致了谈判的破裂，实质上是强大的美国在幕后施加无形的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中有一条重要的方针——千方百计阻扰欧洲各国的联合与统一。若是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这次事件，与欧盟、欧元区各种争吵多年却仍然无果的谈判相比，两个企业的合并，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而此时，另一个能在军工领域与美国人掰一掰手腕的传统强国俄罗斯，正走在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普京的手腕

同样是2012年，在EADS和BAE合并谈判的半年前，俄罗斯伊孜玛什公司宣布破产。

这家拥有两个世纪历史的兵工厂，曾为全世界生产了超过一亿支的“枪王之王”AK-47，装备过全球80多个国家的军队。然而，面对前苏联解体后，越来越不景气的国内市场，日益老化的产品线，泛滥的山寨产品，以及全球军火商的竞争压力，最终这家国有控股的军工企业不得不走向破产的边缘。

这次破产事件在全球军工界引发的掀然大波，丝毫不亚于半年后EADS和BAE。大量媒体将此解读为“一个时代的逝去”，“俄罗斯军工从此将一蹶不振，难以再现当日辉煌”。

实际上，从后来几年事态的走向来看，这更像是普京对不作为国企的“敲山震虎”，企图重振俄罗斯军工的一出“苦肉计”。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也是为了“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

“AK之父”卡拉尼科夫

2013年，“AK之父”卡拉尼科夫去世。同年，并购重组后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成立。2014年，俄罗斯商人Andrei Bokarev收购了集团旗下伊热夫斯克机械厂74.9%的股份，并对公司进行再投资。2014年，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在尝试一系列并不成功的民用产品之后，开始谋划新的转型。2015年，集团收购了无人机制造商扎拉航空集团（ZALA Aero Group）51%的股权，正式进军军用无人机领域。如今，无人机订单已经占据卡拉什尼科夫集团最核心的出货量。

AK-47的破产，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相比于普京对航空航天工业的“大洗牌”，只能算作一个小小的插曲。

2001年，资深财务背景的尤里·拉斯妥奇金在俄罗斯左派“改革者”们的支持下，相继完成了对雷宾斯克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和留里卡-土星设计局的兼并。这意味着俄罗斯军用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和大功率燃气轮机领域最重要的科研单位落入了私人的掌控。[9]

在掌控了雷宾斯克-留里卡-土星生产联合公司后，尤里·拉斯妥奇金（简称小尤里）把下一个并购目标瞄准了当时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生产企业——莫斯科礼炮机械制造生产公司。此举遭到了礼炮厂总经理尤里·叶里谢耶夫（简称老尤里）的强烈抵制。

广泛用于Su-27、Su-30等战斗机的AL-31F发动机，是留里卡-土星联合公司的重要作品之一

在舆论眼中，代表“改革派”势力的金融高手小尤里，与代表“保守派”势力的技术狂人老尤里，围绕着收购与反收购，展开了一场“礼炮对土星”的世纪对决。双方使劲浑身解数，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政府关系。在小尤里的穷追猛打下，礼炮厂几乎断水断粮。

最终，老尤里凭借一笔俄罗斯国家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成功化解了礼炮厂的危机，赢得了这场战争。而这笔神奇的资金，据坊间传说来自一个“东方国家”。

在这场世纪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彼时刚刚上任的新总统普京，已经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悄悄在谋划一盘更大的棋局。

姓“公”还是姓“私”，这是当时俄罗斯改革者们最大的纠结。时隔6年后，已经大权在握的普京总统，亲自登场了。

普京亮相出手不凡。2007年4月，普京签署总统令，要求先成立2-3家发动机控股公司，最后形成一家发动机制造企业。以此整合全国的发动机企业。此举在其余公司推进顺利，唯独受到了尤里·拉斯妥奇金的强烈抵制。

双方围绕股份“收归国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土星公司和其关联企业乌法厂的管理层，联合抵制国有资金的收购。就在法院仲裁无果、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事态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原先财大气粗的土星公司，此刻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链危机。由于屡屡对抗政府政策，土星公司在试图找俄国有银行贷款，和中央金融债券发行机构增发债券时，“顺理成章”地遭到了拒绝。

金融危机帮了普京的大忙，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2008年12月8日，时任总理普京亲自出马，参加了土星科研生产联合公司的会议。会后宣布，国防工业股份公司将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土星公司58%的私人股份，收购乌法厂49%的股份以及土星公司持有的乌法厂19%的股份。同时宣布，国家对外贸易银行将给予土星公司100亿卢布的贷款，并同意增发30亿卢布的股票。

经过一年多的博弈，最后一桩硬茬被“收归国有”，组建联合发动机公司的主要障碍终于被消除。俄罗斯军用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重新回到了政府的掌控之中。

重组航空发动机产业后的普京雄心勃勃，随后将目光瞄准了航天和船舶工业领域。将核心战略性企业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发展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打造“国防工业复合体”，进而拉动整个国家科技工业的发展，是普京胸中的宏伟蓝图。

如今再来回顾普京执政的十九年，这位克格勃特工出身的铁血硬汉，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推动着举国体制的改革。虽然与前苏联时期单一的国有独资相比，已经具备了很大的灵活性，但这种由人为意志刀砍斧凿形成的军工体制，仍然无法让俄罗斯的军工产业走出混沌。

首先，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土壤作为生态基础，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容易衍生出畸形的市场经济。不伦不类的国家管控，最终让“法治”变为“人治”，常常出现顾首不顾尾的窘境。这是俄罗斯军工新体制目前面临的最根本问题。

其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军费预算大幅度缩水，国际军贸的市场份额也一再被西方国家和中国压缩。没有充足的市场订单滋养，靠人为意志设计的体制也无法得到健全成长。

再次，普京的本意并不是全部国有化，同样大力鼓励民营军工企业的发展。但由于整体制度和市场发育的不成熟，摇摆于“国有”与“私有”之间，常常一不小心就陷入“一放就散、一管就死”的怪圈。这也是俄罗斯走向国际资本缓慢的重要原因。

有俄罗斯的经验教训作为镜子，中国的军工体制改革，是否能够走得更稳健一些？

启示：中国的改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事无巨细的普京，更像是俄罗斯经济的“总建筑师”，而非“总设计师”。相对而言，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市场化经济发育相对健全，配套工业体系更为完善。

钛禾前文《中航工业改制往事》，详尽叙述了中国航空工业管理体制68年的创建起步与股份制改造的历程。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推进方式，虽然走了不少弯路，却恰恰避免了个人意志强势主导的“用力过猛”，某种程度倒逼着航空工业上下自我求生，适应市场的生存法则。

中国军工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法规制度的尚不完善。而一个体制的完善，既需要顶层的高效推进，也切忌操之过急，让一切归于市场的部分，都交给时间来打磨。

政府干预何时出手，这是极为考验领导人智慧的一件事。这一点上，美俄差别之处在于，美国拥有更为完善的法制和流程体系，来保证“政府出手”的合理合法性，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错误决策的可能。

冷战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却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两国军工产业体制的根本差异。

苏联的军工产业完全由政府一家投入，军民互不融合，最终拖垮了整个国家。而美国政府虽然也投入不菲，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支撑——可以调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源的华尔街。冷战后期，军工科研成果通过“军民融合”向民用经济领域转化，让国家经济迅速回血，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从2003年10月，第一家境外上市的“体制内”军工企业——中航科工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始算起，中国军工产业的股份制改革往深水区探索，已经超过了15个年头。这15年来，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运作日益精进，围绕产业的资本也越来越成熟。

聚集中国最重要金融管理机构的北京金融街，能否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2007年，中投公司成立，原来负责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整理并入中投公司。这个掌管中国最大笔海外资产的正部级央企，号称中国“主权投资基金”。初次亮相，便冲入美国股市，拿下了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美国货币基金、花旗银行等的大量股份，成为华尔街金融巨擘的大股东。

日后中投公司频繁现身国际舞台，为中国经济全球化保驾护航，也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投资充当先锋。尽管也曾跌跌撞撞，但却在强大国力的护航下，飞快成长。

除了布局与国家经济需求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等海外资产，中投公司近年来在高科技实体公司方面的投资也不断加码。2012年，中投公司收购欧洲通信卫星运营公司7%的股份，成为三大股东之一。甚至也投资了英国的罗·罗公司。2017年，中投公司副总经理郭向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基础设施、高科技、健康医疗将是中投公司未来最重要的投资领域。”

以“安全”作为第一投资原则的中投公司，将高科技企业作为未来重点投资领域，显示了中国主权投资机构的日趋成熟。

参与到军工与战略性高科技企业中的资本国家队，远远不止中投公司一家。近年来的十二大军工集团的整合重组与股份制改革，幕后少不了北京金融街的身影。航空工业、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电科、中车集团等各大央企之间也纷纷合纵连横，设立市场化的投资基金。“中”字头央企摩拳擦掌，在工业、能源等领域投资颇有建树的中信产业基金，也将目光投向军工领域。

如今，中国的国防工业正在加速推进新一轮的资产证券化。这些新生的资本力量将深度参与其中。南起复兴门内大街，北至阜成门内大街，西抵西二环路，东临太平桥大街的北京金融街，正以前所未有的高涨热情关注中国的军工产业。

300多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正在被中国“华尔街”迎头追赶。

尾声：新势力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经典电影《战争之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和平是军火商最大的风险。”

事实上，军工巨头们并没有因为和平年代的到来而失业。褪去战争色彩的军工企业，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血腥味。走入它们的幕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尖端科技与大工业的完美结合体。

现代军工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引擎。驱动这个引擎运转的燃料，以前往往都是由国家投入。但是现在，情况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018年，五角大楼抛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军工订单之一——100亿美元的云服务合同。竞争者的名单里，并没有传统的军工巨头，全部是亚马逊、谷歌、微软、甲骨文、IBM这样的新兴IT企业。

在美国，新兴的科技企业成为军方供应商，参与国防工业，早已屡见不鲜。五角大楼的很大一部分订单，也已经从南方的得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转移到了加州的硅谷。核心科技的创新，不再单纯是由国家发起和投入，硅谷的草根创业团队，成为“自下而上”推动创新的代表力量。

在中国，这样的变化同样在悄悄发生。海康威视、大疆这类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品，被军方及国家安全部门广泛采用，屡屡获得不菲订单。星际荣耀、蓝箭、天仪、航天驭星等一大批民营商业航天公司的兴起，也让中国的太空探索领域不再只有国家队的身影。

2016年，阿里巴巴正式宣布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联手，双方各出资50%，成立了名为“千寻位置”的网络有限公司，提供高达动态厘米级和静态毫米级的定位能力。

阿里巴巴与兵器工业集团联手打造的“千寻位置”，2016年落户德清地理位置小镇，这个产业的年轻新贵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崛起，开辟着新的时代。

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logo上，赫然印着他们的企业口号：“我们永远不会忘了为谁工作。”这个为国家兢兢业业服务一百多年的军工巨头，在白宫乃至全球政商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关系，也赚取了最为丰厚的利润。执掌该公司的第一位女性CEO玛丽莲·休森，却仍然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在她执掌公司权柄之后，不断提出“创新、创新、再创新”的施政方略，而“一边赚钱，一边创新”，也是百年洛马能够保持屹立不倒的关键原因。

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这些叱咤风云的世界军工巨头们，需要时刻斡旋与白宫、五角大楼与华尔街之间。在政治和金融的一个个旋涡中，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与使命。正是他们的不断创新，才为国家科技腾飞装上了强大的引擎。这其中如何绝地逢生、化解一次次危机，又如何突围与破局，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参考文献：

[1] 第一财经，周佳《美国军工业史上最大并购案背后：特朗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8

[2] 张兆垠《大道荣光——军民融合论》，2017

[3] Vista看天下《美国军工巨头是怎样炼成的？》，2017

[4] 吴献东《军工企业与资本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从白宫为什么能“hold住”华尔街上的军工巨头说起》，2013

[5] 张全《从特朗普的“富豪内阁”，看华盛顿与华尔街的旋转门》，2016

[6] 国际先驱导报金薇，王群《欧洲新主人就叫高盛》，2011

[7] 周末画报，童刚《最复杂敏感的军工合并案》，2012

[8] 混沌秘研社《透视德国财团帝国-垄断资本的逆天改命》，2017

[9] 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民主与俄罗斯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毁灭》，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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