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划经济会挫伤劳动积极性？ 第3页

因为计划经济，在实施的时候，非常容易变成顶级私有制……

什么意思呢

计划经济重点在于分配

那么不管你做了多少

总要有人来分配吧

如果分配的这个人他存了私心

自己多分，别人少分，那怎么办呢？

公有制讲究的是一个公平

多干活的分的多，少干活的分的少

但问题在于，这个标准的界定可能会集中于少部分人的手上

就是你干多少活，他可以说了算

你说能不能找到制衡的？

那又是制衡的人，他有私心，然后和分配的人一起苟合，那怎么办呢？

所以计划经济看起来美好

但实践起来，在分配方面一定会出问题

为什么私有制没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私有制是明着告诉你，分配就是不公平的

你让老板高兴，老板满意，老板赏你根骨头，分你多点，天经地义

如果你分的少，只能说明你让老板不高兴了

公然搞私有制会形成垄断

但至少这是透明的

比如你知道马云有可能会垄断

马化腾可能会垄断

只要老百姓知道这些

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想法

如果我也有钱，我也有我自己的生产资料。

就算我无法做到他们这个境界

我也会比现在过得更好

这就出现了竞争本能

但如果是个人垄断私有制

还跟你说这是公有制，这是计划给你，这是公平。

那就麻烦大了

他自己垄断

剥削你。

你还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很公平

这就吓人了

真正的计划经济不会出现私有制

但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很难实现

因为很难保证分配者的绝对公平

有人说能不能发明一款人工智能

用人工智能来判断公平的高低呢

但问题是人工智能也需要按钮吧

他总需要电吧

那么掌握按钮的人说这个人工智能没电了，或者废了坏掉了，暂时不能用了

怎么办？

说白了，计划经济如果真的按照书上面说的那些东西来搞的话

确实可以

但根本搞不成

倒是很容易搞成绝对的垄断私有制

就是披着计划经济的皮，搞成个人垄断私有制

但如果完全放开私有制

至少让你死个明白……

现在是市场经济吧？

各位打工人你劳动“积极性”高吗？你每天加班工作是因为积极性还是没办法？

说到“积极性”，你就要知道“积极性”到底是什么？说到底，积极性应该是一种“内在驱动力”，是劳动者自发的去努力工作，为的是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劳动者的目标和手段能匹配的时候，自然就有积极性。反之，自然没有积极性。

所以，有没有积极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分配问题，当劳动和分配能匹配的时候，就能激发劳动积极性，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被人忽悠，中国也并不是建国后就始终是计划经济，感兴趣的可以去听听温铁军老师的讲座。

言归正传，很多年轻人，太习惯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了，这是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仿佛建国七十年，中国就两种建设方式——改开前和改开后。改开前一模一样，改开后一模一样。怎么可能呢？1950年和1980年的生产方式一样？1980年和2020年的社会制度一样？

计划经济里，当劳动者都是工厂的主人的时候，多么热情高涨啊！没有这么高的劳动积极性，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哪儿来的两弹一星？哪儿来的工业化？只是几十年过去，既得利益阶层形成，当领导干部什么事都不做而劳动者再努力都得不到分配、生活贫困的时候，自然没有积极性。

改开后，劳动者有机会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原有的制度被打破，就有了积极性。

而改开40年，新的食利阶层形成，哪怕都不算什么权贵的房东都能坐享其成剥夺大厂高素质码农的时候，劳动者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分配的时候，积极性自然就又没了。连生娃这种天性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开始起来做共同富裕了。

制度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制度。

顺便说一句，在国家开始推进“共同富裕”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这是要搞“计划经济”，告诉你“计划经济”是落后的，是没有积极性的，告诉你这是要回到“打土豪”的错误路线去。你猜猜，他们是谁？他们这么说是为什么？

计划经济有个大问题，

新建的厂设备是比较先进的，十年以后就落后，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了。

再新建，计委不会批的。你说落后就落后了？？

而且科研不靠企业，靠事业体制的大学，大学考核全是看期刊论文。谁会吃饱了打个报告买条生产线回来研究如何升级生产线去发paper？？

二十年以后，生产线的技术就全靠进口了。

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没有资本家不代表没有权贵！现在某些二极管天天喷资本家，屁事都怪在资本家头上，仿佛回到40年前他就能当人上人一样！

并不是计划经济挫伤劳动积极性，而是工业社会福利体系下，发展过了上行期以后，都会挫伤劳动积极性。

阅文合同就是个典型的下行期市场负和博弈竞争策略，挫伤不挫伤人劳动积极性？

再假设一下，如果在隔壁南韩大学毕业卖鸡腿当主播的一样失业环境里，你没脸没才华读文科又专业不对口，不吃网文低保就只能申请低保，不写扑街文就会物理扑街，这时候阅文再来个这类合同，你怎么想？恐怕你“劳动”积极性高的恨不得去给人家装修大楼了。

拿更少的劳动赚更多的生活资源是人的共性，读过书的人看到你比父辈更努力，生活质量反而下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一个承受了全部的责任和批评的苏联。

苏联不变成苏修，甚至活不过80年代。

人总是爱对另一个世界抱有绯色的幻想。高薪高内卷高收入行业，可能以为计划经济就是大家一起955拿975的工资，而不会考虑到 —— 计划经济.exe，可能变成你总发表暴论就被塞进重体劳行业996，同时你的孩子预定上大专，而你嘴甜会来事的亲戚如愿以偿的被分配到坐办公室955，孩子预定上清华北大，而你们都拿差不多的工资。

当然，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玩到美式金融，一地风景线的地步也“不烂”，只要人性如此，世界上就不存在完美的模式。

计划经济时代大量使用临时工（亦工亦农、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家属工、外包工、零散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临时工主要包括面向城镇劳动力的临时工和面向农村青年的亦农亦工, 同时也分为计划内临时工和计划外临时工。

在固定工制度出现之前, 临时工就是一种常见的用工形式。固定工制度被确立的同时, 才意味着临时工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主要体现在对劳动者身份的制度性分割, 前者是正式的、固定的、能享受各种劳动保障福利的劳动者, 后者是临时的、没有各种福利保障力、预期被解雇的劳动者。这种基于劳动者的入职身份而不是劳动能力的分割所造成的就业不平等, 也意味着劳动者社会流动机会的不平等。

本文打算从制度分割的角度来分析临时工就业形式的特征及其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带来的影响。

三、临时工制度的形成

1956年后, 国家对职工数量的增加以控制为主。对劳动力的增减调配进行有计划的调控有很多优点, 比如可以集中劳动力从事基础建设工作、可以控制区域劳动力流动、可以调整城乡人口数量、提高社会控制程度等, 但同时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无法及时平衡劳动力的供需。劳动力计划分配指标是控制劳动力的具体办法, 但计划性指标与企业单位用人的灵活性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 临时工正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

(一) 政策层面上临时工制度的形成

1958年4月国家提出在工业企业招用工人时除保留一部分有技术的长期固定工人外, 大部分工人应以招用长期合同工和短期合同工的办法来解决 (中央档案馆, 2011) 。随后, 国家以两种劳动制度为核心进行劳动制度改革, 提出“有工做工、无工务农”的“亦工亦农”制度。亦工亦农被作为正式的用工形式之一, 对农村来的劳动力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对城镇劳动力实行临时工制度 (马文瑞, 2005)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临时工制度, 倡导多用临时工、合同工, 少用固定工 (何光, 1990) 。1964年劳动部提出了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具体形式, 主要有临时工、季节工、包工制、义务工役制等。1965年3月发布的《关于改进对临时工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中提出只控制临时工的工资总额, 用人单位有权减少固定工, 改用临时工。随后的几年中临时工在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稳定增长。直到1971年, 出现临时工大规模转正, 临时工比例下降。随着县办集体工业和社队企业逐渐兴起, 国家劳动总局在1977年的劳动计划座谈会上, 确定在这些企业中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同年底, 全国亦工亦农（临时工）人员达到2000万人

制度层面上临时工制度的形成

临时工制度的兴起不仅和固定工制度、劳动力管理制度有关, 也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计划经济单位制度等紧密联系, 实际上是制度制定的路径依赖后果。

1.“包下来”与“不能辞退”:固定工制度的形成与缺陷

1949~1956年国家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职工、大中专毕业生、公私合营时的私营企业职工、复员退伍军人等群体实行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 进行保障性就业安置, 随后又规定各个经济单位不得对职工任意辞退, 固定用工为主的劳动制度占据主导地位 (姚润田, 2012) 。劳动者一旦被安排录用到国营企、事业单位, 便长期成为国家的固定职工。对于固定工, 用人单位不能解雇, 也不能随意招收。除了统一调动外, 各单位劳动力几乎不会发生自主流动, 固定工人数越来越多。

2. 用人单位劳动力人数计划的“最大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人、财、权力”被高度集中于中央或劳动力管理部门:劳动力分配需要上报用人计划, 等待分配增加劳动力的指标;劳动工资上, 全国采用统一的劳动工资制度。可是, 对于以完成生产任务为最大目标的全民所有制单位来讲, 职工越多就越能保证完成各项任务, 所以上报劳动计划时, 会尽可能多报人数 (林超超, 2014) 。

3. 粮食供应制度与劳动力指标控制

粮食供应制度影响着城市可容纳人口的数量。以粮食为主的国家物资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 促使户籍制度的出现, 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在粮食供给上采用两种标准, 非农人口靠供给制, 农业人口靠挣工分。每增加一个固定工, 就会相应增加城镇人口粮食的供给量。为了控制固定工人数的过快增长, 对各单位劳动力实行指标管理, 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受到劳动力分配指标的限制。而实际上, 各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灵活多变的,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只好在固定用工制度之外想办法。

由于以上三种制度的影响, 为临时工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而使临时工制度持续存在的支撑力量是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和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建国后人口急剧增加, 在升学、参军、招工之外, 仍然存在很多无法就业的各类青年人口, 而1958年后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数量所剩甚微, 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别, 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情况下, 只好大量涌向城镇各公有制经济单位。国家对临时工招用的控制程度远低于固定工, 而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招收临时工的权力, 临时工制度应运而生。

四、制度分割下临时工的主要特征

(一) 临时工身份分割

虽然1962年《国营企业使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中明确了临时工的使用范围, 除搬运、修建、货物临时加工、临时增加生产任务和基本建设中的壮工活等临时性工作外, 诸如晒盐、制糖、烧锅炉等季节性的工作也可以使用临时工, 但根据工作性质和生产需要来确定是否需要临时工的这个标准, 却很难有明晰的界限。在后来的临时工招用过程中, 往往随着国家对劳动力控制的严格程度而变化, 临时工和固定工在工作内容上的差别也越来越小, 剩下的只有入职身份上的差别 (杨云霞、黄亚利, 2012) 。身份分割导致了临时工与固定工在工资、劳动保险及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即使在临时工内部, 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计划内临时工待遇往往高于集体所有制的临时工, 计划外的临时工待遇比计划内的临时工差距甚远。

(二) 临时工分布行业分割

临时工大多集中于重体力、矿山井下、室外、服务业等工作单位, 机关团体、金融保险、科教文卫等部门相对较少。总体上看 (见表1) , 1960~1970年建筑业与城市公用事业等部门临时工比例最高, 同时服务业 (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 、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临时工也相对密集。1970年后, 建筑业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临时工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而服务业与城市公用事业反而保持较高比例的临时工。但在金融保险、机关团体、科教文卫、运输邮电等部门临时工比例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部门, 除了大跃进时期有较高比例临时工外, 1960~1970年临时工比例低于总体水平, 1972年后临时工比例反而高于总体水平, 这可能和工业部门职工绝对人数较多有关,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

(三) 临时工待遇分割

1. 工资差别

临时工个体的待遇, 无论从工资额度还是劳动保障福利, 都无法与固定工相比。从表2可知, 仅从工资来看, 1963~1977年间, 除特殊年份外, 临时工年人均工资都是低于固定工的, 大约相当于固定工的76%, 最低年份尚不足固定工年人均工资的6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26、27和33页内容整理

(单位:元)

表2 1963~1977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人均工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26、33、122、123页内容整理。

2. 劳动保险待遇差别

国家对临时工的劳动保险待遇并无统一明确的规定, 各个地方的规定也并不相同。一般而言, 计划内的临时工、城镇户口的临时工、全民所有制的临时工劳动保险待遇相对好一些, 其他类型的临时工相对较差, 后者一般由用人单位具体负责。根据国家劳动总局1979年一份文件的规定, 1966年底前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在退休、退职、因公死亡 (伤残) 等方面与固定工一样, 但其他方面无法与固定工相比;1967年以来参加工作的临时工按本地规定执行。这个规定主要是面向计划内临时工的。计划外临时工往往无法享有任何劳动保险。亦工亦农临时工一般不转粮食关系, 仍属于社队农民, 但对于长期或稳定的亦工亦农, 若因工“病、残、亡”, 能够享受一定的医疗待遇和补助费用, 短期或临时的亦工亦农劳动保险待遇尚不及此 (叶光大, 1994) 。

(四) 临时工社会地位分割

临时工在社会地位上的制度性分割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减的不确定性, 转正和下放的随意性等方面。

1. 临时工的数量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 该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内临时工人数呈现大起大落的趋势。1958年临时工增加迅速, 达到1178.2万人, 而1962年已经降到了250万人。显然和随后的国民经济大调整导致了这种变化。1964年到1970年增速又开始加快, 1970年底临时工人数已经超过了650万, 但在1972年底又忽然下降到345万, 随后逐年增长, 到1978年又回到了接近1200万人的高度, 但这距离1958年已经过去了20年。临时工数量的大涨大落, 虽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调整相关, 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临时工得不到劳动保障的事实。

2. 临时工的转正与下放

临时工和固定工人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转正或者下放。转正是指从临时工转为固定工。1960年后, 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转正, 一次发生在1963年前后, 对1960年以前进入企业的经常性工作岗位的临时工进行转正, 全民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从1962年的250万降到1963年的218万。另一次是1972年临时工的大规模转正, 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减少了300多万。转正, 对于临时工而言固然是好事, 但实质上强化了固定工制度, 而且从数据来看, 转正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临时工增加的速度。下放主要指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城市人口的缩减。1960~1963年, 用人单位需要完成职工精简或者下放指标的任务时, 是首先下放临时工, 然后才是固定工 (李若建, 2009) , 被精简下放的临时工大多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劳动力 (林超超, 2014) 。

由身份分割引发临时工在行业、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方面的次级地位, 制度性分割导致了临时工和固定工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又会延伸到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

五、非稳定就业、就业不平等与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

临时工制度为该时期的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在统包统配之外的就业形式。虽然临时工的工资与劳动保险等待遇方面无法和固定工相比, 但相对失业或务农而言, 仍然不失为一个能增加就业机会的劳动制度。但如果将临时工和固定工相比, 就能看出由于制度性分割而导致的就业不公平现象。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原因, 固然有时代背景的影响, 但更多的是就业资源计划性分配的后果。

(一) 非稳定就业导致就业不平等

从就业岗位的选择到工作身份的确定, 从对青年群体的划分到经济单位的单一化, 都是通过即时性的政策、指标等计划性安排来决定的。制度性分割导致同样的就业群体不具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同样的工作内容不具有同等的劳动待遇, 但这些不公平的产生源自制度安排。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 分割了就业资源, 这种保障性就业制度并不能覆盖全部青年人群, 从而导致了非稳定就业的出现。以计划分配为主的劳动力管理制度, 强制性地限制了就业群体的选择空间, 加之就业单位对任务性工作目标的追求, 为非稳定就业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制度性分割不仅是非稳定就业的特征, 同时也是导致就业不平等的根源, 而就业不平等又影响到了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

(二) 就业不平等影响青年社会流动

非稳定就业并不是对稳定就业的补充, 而是和稳定就业并行的就业现象, 其生命韧性源自青年群体社会流动的期望。计划经济时期普通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常规途径很少, 除了升学、参军、招工外, 几乎不存在其他的流动渠道 (政治运动除外) 。升学和参军仅能覆盖少量青年, 大部分青年主要靠招工就业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非稳定就业为青年群体尤其是农村青年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但这条途径与稳定就业形式相比, 因为制度性分割, 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制度性流动和机遇性流动是常见的社会流动模式 (李若建, 2010) , 但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机遇上, 临时工都无法和固定工相比。与正式工的固定性工作身份不同, 临时工想要转正成为一名固定工已然不易, 却还有很多青年甚至没有成为临时工的机会。青年群体无法通过个人的工作努力来实现社会流动, 这种社会流动的挫败感往往使青年群体对时代和社会产生失望情绪。

六、对当前青年就业工作的启发

引自

改革开放前青年群体的非稳定就业研究

作者简介:赵庆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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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qing-qiao-ke-l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工业化一直都在剥夺人的主体性。

在市场经济下，工业化将一些劳动成国进行再生产，同时通过工资来贿赂人类，让人类自体购买生存所需，并帮助它进行再生产。

但工业化想要让人类干活，其实并不需要工资。用皮鞭和子弹就可以了。

而计划经济，明显是后者。

计划经济？我愿称之为工业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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