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有没有集中主力打延安呢？ 第1页

胡宗南40万大军保卫延安，难道是吃素的吗?

这是当年胡宗南的部下范汉杰的回忆文章。1941年以前胡宗南是6个军包围陕甘宁，到1943年的时候胡宗南在陕甘宁周围有六个集团军，25个军，50多个师，一共50万人。胡宗南主力集中在东面防线沿着黄河西岸展开，从延川、宜川到洛川，原来是一个集团军，后来扩编到三个集团军，南面以铜川三原为核心沿着耀县、旬邑县，西面到宁县。北面是邓宝珊的四个军，以指挥部设在榆林。

这样的重重包围，你让日军怎么打。日本人打延安只有三条路，最近的路是从山西直接西渡黄河进攻延安，但是，山西境内的国军从来都没肃清，南面中条山还有十几万的中央军，山西境内还有三个共军的根据地。你让日军背靠黄河进攻三个集团军，还要冒着山西全面失控的局面，打过去还要有更多的人保障后勤补给线，胡宗南只要放日军过黄河，再关门打狗就行了。后果冈村宁次想都不敢想。再一条是从北面由绥远、内蒙、绕道榆林向南打，一样还是路途遥远，防守重重。延安地形很不好，在深山沟壑之中，唯一的平坦大路就是南面从西安到延安，也就是日军第三选择，那就是先攻下西安，再向北延平坦大路打到延安，难度恐怕更大。

粗略估计日本人要进攻延安，恐怕要集中50万以上的部队才有可能，然而集中50万军队打下来的无非是山沟里的一个小县城，中共才不会守在那里等着被抓，又有什么卵用？

日军屡次试图进犯延安，都被八路军挫败

除了轰炸，日寇还试图从地面上进攻延安。日军可以实施进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门户，若西安有失，四川与陪都重庆都会危险。因此国军胡宗南部有40万重兵驻守此地，严防死守。日军若从此路进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后勤补给线漫长，要经过多个国共两军的游击区，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条就是从山西由东向西进攻。在抗战初期，日军在国军主力尚未在黄河设防之际（经过山西、上海等战事，国军主力集中在华中防守武汉等地），曾经以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迅速渡过黄河攻击陕北，消灭共产党。

中共方面对此很是重视，部署其河防部队与日军进行对峙。更重要的是日军该旅团孤军深入，已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全面袭击其后勤补给线，利用山地地形，不断以伏击方式歼灭其运输部队，基本上切断了日军补给线，造成日军粮弹极度匮乏，迫使该旅团不得不从黄河边后撤到山西山地之外，并在后撤中屡遭袭扰伏击，伤亡人数达2000多人。

作战实录：日军26师团主力在1938年2月开始进攻军渡，和边区仅一河之隔，直接威胁陕北边区。3月13日，日军一部2000人，携带火炮20门开始向神府河防轰击，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尝试第一次渡过黄河袭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渡河之际，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之时，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迫使进犯日军溃退。

1938年4月，日军约一个旅团兵力附大炮30余门在离石一带集结，5月初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占领吴堡宋家川，突破河防阵地。八路军留守兵团识破了敌之企图，以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设伏于汾（阳）离（石）公路翼侧，10日夜在离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区，突然袭击日军先头1个大队。遭到打击的日军未抵达黄河岸边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东大宁、吉县、永和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携带火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推进。1939年1月1日，日军攻占河东马斗关、凉水岩、圪针滩渡口，随之以火炮、机枪猛烈轰击八路军河西边区河防阵地，并以10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守备河防的警备第五团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毁。日军乘机于河东集结，准备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顽强坚守阵地，在敌军渡至河心时，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击，迫使敌军退回东岸后撤。

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又于1939年6月初向边区河防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6月4日至6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以1.5万余人进占军渡和孟门、碛口，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以飞机、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李家沟一线河防阵地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也以 2000余人，分别占领了东马斗关和圪针滩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阵地进行猛烈地轰击，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沉着镇定，坚守阵地，以火力封锁河面，使敌难以越过河心。河东的八路军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使日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9日，进犯之敌全部撤退。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河东我军的积极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返回陕北绥德，加强河防力量。在调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团一部，兵力原约9000人，后增到一万多人，边区保安部队（准军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卫军（民兵）7万人，但正规军兵力兵力严重不足，在调回359旅后，边区有1旅、10团、10个保安基干大队、1个独立营，正规军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以近万人的兵力携带火炮30多门，分4路进占碛口、孟门和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西阵地，一面大举“扫荡”河东八路军游击部队。碛口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河滩，放船强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备第一、八团，以机枪对敌猛烈射击，使敌强渡不成。边区河防部队又以一部从右翼东渡，袭击敌之侧后，敌无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企图摧毁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威胁陕甘宁边区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强河防守备外，于6月17日以第七一八团一营东渡黄河，向进攻碛口、三交、临县的敌人进行侧击，截断敌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该月底和7月13日，又以两个营东渡，配合第一二〇师主力，彻底破坏大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断敌交通运输线。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不得不缩小规模，以至最后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犯。

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在当时并非大城市，日寇却从空中集结重兵多次空袭延安。中共作为中国大地上先进的军政力量，对战争形势的把握与梳理颇具先见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

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中第25页至28页记载，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据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陈学昭所著《延安访问记》第175页记载，当时延安百姓尚以为是中国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但是中共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判明，来的应该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尧等正在抗大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他们“赶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落。”此即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

曹慕尧回忆说，“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据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所著的《中国纪事》第259页记载，延安损失极为惨重。中共初到延安时，“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46年学术社出版了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就有描述，在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砾堆的废墟了”。

据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99页记载，边区政府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急电中说，延安“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张宣在《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中描述，当时他从成都到延安开会，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军轰炸后的惨状，“延安经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砾场，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到山上的窑洞中。城内尚存的房屋，有的拆迁到北部，大部分迁到南郊。”（《红岩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郑洪轩在《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描述，此后“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为日军的轰炸，毛泽东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此后，为防空袭，毛泽东长期住在杨家岭。杨家岭这个地名也从此载入史册。

日军多次轰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轰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军再次轰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军第三次轰炸延安；1939年9月8日，日机43架次猛烈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1939年10月15日，日机71架次，分四批轮番疯狂轰炸延安，延安城内房屋大部分被毁；1941年10月26日，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延安。几乎与此同时，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规模轰炸重庆，其航空兵主力被调离中国，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官方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伤；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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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8月25日，中 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驻陕甘宁边区的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从9月11日起，按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115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全军共4.6万人

改编后，主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

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决定，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

后增到一万多人，边区保安部队（准军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卫军（民兵）7万人，但正规军兵力兵力严重不足，在调回359旅后，边区有1旅、10团、10个保安基干大队、1个独立营，正规军兵力共15514人。

日军的一个师团，最初完全仿制德国一个师的编制，约1.8万人，师团是基本单位，它有多种编制。但是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作了多次改动，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分为很多等级。

日军旅团．其编制在师团以下，联队以上．因战争的变化，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编制．每个旅团约3000人－－8000人．步兵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独自混成旅团有6000－－8000人

华北方面军，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一支军队，前身为，日军称之为北支那派遣军。部队通称号：甲。1938年以后，人数大约稳定在20万人左右。

1937年10月29日，组建华中方面军，日方称：中支那方面军，松井石根担任司令官，将上海派遣军（第3师团、第9师团、第11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第16师团）和新从日本本土调来的10月20日刚刚编成的第10军（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纳入其战斗序列，共计9个师团。制造南京大屠杀就是华中方面军大部分。（常年保持50万兵力。其中主力作战接近2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