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无论换什么招牌,废除客观的考试制度单纯依靠权贵推举都是一种历史反动。奶茶妹妹因为品德好而进清华,和她因为健美操跳的好而进清华,差别其实没多大。
冲不要脸的贴一篇自己写的分析文。
时下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曹魏的九品制是一种远胜汉代察举制的存在。这显然是那些盲目崇信历史车轮永远向前的人,罔顾客观事实随意臆想出来的结果。九品制其实远远比不上察举制,它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倒退。
为什么说察举制其实要优于九品中正制呢?因为察举制虽然也很重视推举,但比起九品中正制,察举制是有考试的。它不仅可以更好的确保人才质量,也能有效地增加士族阶级的学习欲望,带动社会的崇学潮流,是后来科举制的基础。
在汉代,学生出身的准官员们必须成为“学而优”者,通过一定考试才能毕业。其中位处首都太学的毕业生可以被直接安排在中央担任重要官职,而地方察举的当地官学学生必须先做小吏,待累积到足够的从政经验后才能被上位者察举。
除了这套流程以外,各地官员还能举荐贤良作为补充,有自信的人也可以毛遂自荐——但这些幸运儿也得参与考试,接受一定的选拔。对于这些“越级而上”的人,皇帝会亲自出题问策,相当于科举中的殿试。晁错、公孙弘、董仲舒都是因为策问成绩出色而发迹的。
如果被举荐的官员政绩不佳或有什么重大错误,举荐人也要被追责。察举制的收益和风险并存,使得高级官员们不敢轻易推荐有财无才的人物。由此可见,学习和考试不仅是察举制举仕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政的决定性因素。汉朝能远迈列朝与唐代并称,和这套精妙的考官体制是分不开的。
《通典》: 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於斯为盛。
和现代大学一样,当时的学生也有一定的进步性。洛阳太学生甚至可以和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一样,通过“学生运动”对国家政策表达不满和诉求。桓帝时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就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引发极大的社会影响。这和北大学生为蔡元培请愿一事如出一辙。
《后汉书·皇甫规传》: “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资治通鉴》: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后汉书·陈蕃传》:“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
(额,好像最后这次学生运动有点生猛...)
东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和豪强势力的媾和,察举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出现腐败的现象。在郡县地方,豪强势力垄断了推举权,导致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在京都洛阳,以曹腾为代表的高层势力开始借推举而收受贿赂,行政体系愈加黑暗。
汉代统治者并没有坐视这一切。为了改善察举制,汉灵帝别处心裁的创制出“小太学”——鸿都门学。他通过对地方寒门取士,分流了太学的职位资源,达到对地方士族团体的压制作用。同时灵帝还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制度,把高层官员收受贿赂的权力收回到政府手上,用政府的明码标价打破了贪腐的官场(只是相对打破,重要职位还需要额外贿赂)。
灵帝的政策槽点很多,历来有褒有贬。但不可否认,灵帝的改制是以公平公正为基准推进的。他虽然卖官鬻爵,但仍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像曹操之父曹嵩这样政绩不过关者,购得太尉也依旧惨遭罢免。能力不够却妄想窃得高位者,只会白白地把银两浪费在政府和话事太监身上。
可见,即使是到了卖官鬻爵的地步,汉代仍没有放弃对官员能力的考察。汉代对官员素质要求的严格程度可见一斑,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也被嘲讽不如灵帝。
汉朝末代皇帝献帝的治官思想比父亲灵帝更为先进。他免去推举环节,不分平民士宦,直接进行“科举”考试。
由于李傕郭汜专一好勇斗狠,刘协可以在学术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主见。他对身份仅是儒生的人群进行考试,以此录用人才,选拔官吏。
《后汉书献帝纪》: 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这场考试没有推举流程,应考的儒生都是“长委农野”的穷秀才。他们的身份非常低,是有文化的布衣或下等寒门。对于这些明显没有特殊门路的书生,刘协的选才方式是完全“依科”——依科举才,请问不是科举又是什么?(手动狗头)
刘协还以此为基础,在弘农郡创建了临时太学,并安排了讲经的博士。
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这套“科举”选官的临时体制,代表着汉代人才考察体制虽然确实存在一定弊端,但仍有进一步改造发展的可能性,甚至有实现真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希望。
然而,曹操来了。
为了断绝刘协参政的可能性,曹操把那些从平民中招考过来的郎中尽数杀绝,并对刘协进行严密的监视。
《后汉书伏后纪》: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
改善察举制的希望就此断绝。
除此以外,曹操还以战乱为由拒设包括太学在内的官学,这更让传统察举制无以为继。
之后曹操连续发布数道《求贤令》,这代表着他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选才制度——应试者将跳过学业考察,直接依靠个人推荐担任官员,其推荐原则要求以才华为主。这套制度称为“唯才是举”。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下面我从“唯才是举”的实施目的和具体实施方法讲述这套新体制。
1、曹操实行“唯才是举”的目的何在?
很多人对这个“唯才是举”大为推崇,感性的表示曹操是个好领导,甚至认为曹操破除了门第之见。其实曹操令文的内容和门第毫无关系。令文的大意是抑制“德”的评分系数,拔高“才”的评分系数,属于原有推举体系中的调整。“唯才是举”固然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体制改革,但它的字面意义并不算太大。
为什么曹操要号召“唯才是举”呢?原来在东汉时期,举贤有“德”“才”两套标准。其中“德”的主要来源是乡评,对“才”的考核则由中央负责。地方长官需要在辖区内听取乡评,按“德”推举人才,再交给上级或中央试用其“才”,以此做到“德才兼备”。曹操抛弃“德”的前提,专一“唯才是举”,就是一种跳过地方乡评,由中央完全垄断人才进朝渠道的集权手段。
客观上说,“唯才是举”打破了东汉末年中央在地方权力的真空局面,避免地方自成派系,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曹操实行“唯才是举”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他其实是在为篡位做准备。
曹操虽然以武力成功挟持了汉帝,但他在政治上要对抗一干忠心于汉的臣子,就必须建立一个忠于自己的行政体系。他抛弃乡评,将举官之权回收到自己所在的邺城中央,一方面可以选出一批忠于自己而非汉室的官员,另一方面还能够逼迫某些不听话的士族乖乖就范——再忠汉你的孩子就等着去种地吧。
《求贤令》中求才的“上之人”,“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就是在强调曹操对人才去留的掌控权。借由这种集权手段,曹操架空了许都献帝,成为新进仕子的第一领导。
以篡朝为目标的曹操,不断清洗掉忠于献帝的臣子,并选入忠于自己的士子进行补充,从而逐渐地替换掉朝堂政治班底。换言之,对曹操而言,才德都在其次,新进人员政治立场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的这套做法实在有些过激,朝堂上并非没有反对的人。特别是政治立场偏向于汉室的崔琰和毛玠。
《三国志毛玠传》: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崔琰和毛玠反其道而行之,举荐时以“德”为主,明晃晃地和曹操唱对台戏。史书上曹操评价他们这句:“吾复何为哉”,充满了阴阳怪气和威胁意味。
公开和曹操作对是不可能善终的。216年,崔琰发现他推举的杨训背叛了汉臣的派系。杨训本是“高德”“低才”的偏科生,因为崔琰的举荐才得以进入中央朝堂。结果嗅觉敏锐的他发现朝廷有变天的倾向,一上位就写了一首“曹丞相是我的亲爷爷”的马屁文。愤怒的崔琰写信批评他,被阉党特务截获。
为了鼓励杨训的投诚行为,进一步遏制忠汉势力,曹操以信中句读为由处死崔琰,还将崔琰的同志毛玠以“恶政隐”的理由下狱拷问。
《三国志崔琰传》: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
《三国志毛玠传》: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闻之大怒,收玠付狱。
毛玠虽然在舆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但由于受的拷打太重,仍然死于当年。而崔琰虽然没有被灭族,但连他嫁给曹植的侄女都被离奇处死,可见其家族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在“唯才是举”的篡位之路上,溅满了汉臣们的鲜血。
2、曹操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进行“唯才是举”的?
“唯才是举”的曹操有没有对人才开设考试,史料没有任何明确记录。但曹丕时代的一个史料告诉我们,曹操政府“自丧乱以来”,“六籍”都是处于堕废状态的,且曹操时代的孝廉也并不需要考试。
《三国志华歆传》: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
加上曹操一世都未立太学,可见曹操是真的废除了考试——毕竟就算要考大家也没处学。
那么废除考试的曹操是靠什么选拔人才的呢?
《宋书》: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
原来这套所谓的“唯才是举”,就是臭名昭著的九品制啊!你能想象一个标榜“唯才”的政策反而取消了汉献帝带来的科考制度,用品第来推举官员吗?阿瞒这个外号,曹操真不是白叫的。
会不会是九品在曹操曹丕时代的划分标准不同呢?很抱歉,还真不是。吴志告诉我们,曹操分品标准就是“名位”,和曹丕时代并无不同。
《三国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在赤壁之战前,鲁肃甚至只靠脑补自己的“名位”就知道他在曹魏那边会当什么官。可见曹操的“唯才”只是辅义,“唯贵”才是主义。
当然,曹操凭借自己的政治高压,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唯用是举”——但这终究只是残疾的选才制度。没有明确考试的标准,“才”的拿捏就完全掌握在少数官员手里。这种反动透顶的政策给后人的统治埋下了无法排除的隐雷。
在“唯才是举”的帮助下,曹丕在朝堂拥有了足以推翻汉室的政治势力。这使得曹丕可以重新开始“民主”政治,将乡评再次纳入举官标准。
《通典》: 其有言行修者,则升进之,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想让手握举官权力的中央士族归权于地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魏国虽然在名义上开放了乡评,实际却从中央加派了专司地方人才评品工作的中正官,原本地方官员举荐人才的权力被移交到中正官手上。在司马当政时期,国家还进一步设立了大中正,总揽各地中正官的工作。中央门阀对官员职位的垄断能力得到了制度性加强。
《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
和察举制与“唯才是举”不同,史料并没有中正官推举不力被追责的记录。可见中正官不必对新进官员未来的表现负责。推举风险为零的九品中正制更容易参与官位交易。
魏初的九品中正制刚一确立,就有向中央士家大族让利的意思。所以在选拔人才的质量方面,曹丕时代远远比不上曹操时代。
《宋书》: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
《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
虽然同为九品制,但曹操和曹丕对人才的需求不同。曹操虽然也分了九品作为重要参考,但他新政草创,确实需要实践性的人才,对士族们也是恩威并施,还延续了察举制追究相关推举人责任的传统,惊惧的士族们不敢轻易推荐有亲无才者,寒门也有一定机会因才上位(当然,前提是绝对忠于魏廷)。而坐享天下的曹丕只专一讨好士族,恩泽有余,威德全无,腐败更容易滋生。
当然,就算父子二人的个人能力有差异,但九品中正制确实是由九品制发展过来的,二者有很明显的顺承关系。正因为曹操废除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虚化考试制度,并过度依赖中央士族的推荐,才让高官们的权力在曹丕一朝如此膨胀,可以实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虽然曹丕的中正官在制度上对中央门阀的特权予以确立,但中央门阀主导一切的局面早在曹操时代末期就已经基本形成。
换言之,曹操“唯才是举”恰恰就是曹丕“唯亲是举”的真正原因,真是可笑又可悲。
曹丕创政后,曹魏中央士族们认为,应该继续曹操的旧制,不要设立考试相关的制度。
《三国志华歆传》: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
这个荒唐的提议被伟大的马屁艺术家华歆先生一票否决。
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此议虽未通过,但曹丕始终抵不过千千万万的士族意愿。从后来情况看,考试制度在曹魏朝堂的落实情况非常糟糕。学生成绩和察举官员并不挂钩,考试聊胜于无。
顺便一提,曹魏初期的三府分别是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和太尉贾诩。从这段史料的语境判断,王朗和贾诩都是支持取消考试的人。
现在你们知道这个死老头子为什么劝不动诸葛亮了吧。汉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丞相何等样人,岂会舍高就低,去加入你们这泡反动屎国?
后人认为王朗品格不如华歆,贾诩品格更差,从这里看确实有一些道理。和那两位比,华歆至少还残留了一点理想主义(特指这种臭虫比烂大赛,华歆背主逼后的事也是洗不白的)。
既然确立了考试制度,那肯定也得有个学校。于是曹丕开始大张旗鼓地恢复汉代太学。他莫名其妙地把太学改名为大学,去掉下面那一个点——可能是表示他们魏国发源于阉竖。
《魏略》: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
《三国志杜恕传》: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於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经过曹丕吭哧吭哧的一番奋斗,他终于在黄初五年成功恢复了大学制度。
《通典》: 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大学於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大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
(说个题外话,曹丕这套五经考课制基本照抄的汉代。所谓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要学懂了四经才能当官。著名学渣刘先主在遗书中给阿斗推荐了《礼记》,说明他可能只学通了前三经,所以大学毕业也只能回家卖鞋。而关羽熟读《春秋》,在当时相当于博士学历。他天天抱着《春秋》看,属于一种装逼于无形的凡尔赛行为)
鼓掌鼓掌。那么学校办的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这段史料。
《三国志杜恕传引魏略》:黄初中... 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馀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乐)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於远近。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四个事实:
你tm办的是希望小学吗?
曹魏办学难的问题,细究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十个老师,百来个学生,就这么点事情,竟然需要占有整个中国北方资源的曹丕,在基本停止三国战事的统治前期,花费多年的时间才能凑出一个不合格产品?实际上这种程度的学校在曹操时期也完全可以创办,甚至献帝在弘农流浪时都造了一个简易太学。可见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条件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
为什么操丕二贼对治学问题如此不积极呢?
原因再明白不过了。在九品体系下,官员推举和学术无关。居于上品者,子女必然能混的一官半职,下品者纵使学问再好也无人举荐,这就导致谁都不会认真对待官学。操丕二贼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涉及篡位大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所谓的大学不过是个形象工程罢了。
但曹丕的继承者曹睿不这么想。
和爷爷爸爸不同,曹睿非常重视治学问题。他没有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汉魏之争,心中黑暗面较小,对未来也怀抱着一些理想主义(不愧是洛神和那个谁的儿子)。
曹睿不仅在原大学的基础上,专门为大学教授们修建了校舍“崇文观”,还亲自下诏劝学。
《科郎吏从高堂隆等受经诏》:“昔先圣既没,而其遣言余教,着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易由兴哉、方今宿生臣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
在诏书中,曹睿尖锐地指出儒学将废的事实,并认为这会成为亡国之兆——这也是他积极复兴大学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曹睿还注意到九品中正制对学术风气的不良影响。他对此提出新的体制改造计划,试图像汉朝那样,把考试成绩和官爵重新绑定在一起——真正的那种。
曹睿还在诏书中夸下海口: 只要大学绩点高,蟒袍玉带任君挑。
《科郎吏从高堂隆等受经诏》: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曹睿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了: 在大学体制上,曹睿选拔了高堂隆、苏林、秦静三位大儒担任博士,并扩充大学师资到三十人;在招生福利上,曹睿不仅许诺当官,还免除了学生的兵役,以爽歪歪的青春时光吸引各阶级的子弟入学;在限制门阀方面,曹睿更是炮制了“太和浮华案”,以浮华结党为名广泛打击高层士族相互推荐出来的子弟。司马师、夏侯玄、诸葛诞、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刘熙、孙密、卫烈等人均被降职免职。曹睿以铁血手段,拼命匡正科考取士之政。
《三国志董昭传》: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
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
如此雷霆手段,如此天子之威,曹睿果不其然地——失败了。
《三国志·刘馥传》:“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为什么曹叡会失败呢?因为他动到国本了。魏国的政治班底从曹操时期就和九品推举制度牢牢绑定,攻击九品体制下的获利者,就是损伤魏国自己的根基。自古至今,动摇国本的事情要么办不成,要么把国家给办了,绝无别的可能。
丕操二贼确实是把魏国交给了曹睿,但也把开国时的隐雷丢给了他。这堆隐雷藏在所有官员的腹中,伤一人而震满朝。如果不彻底推翻曹魏王朝,曹睿永远也无法排掉这些危险品。
同时,年轻人也不听从曹睿的圣谕。高官子弟不相信自己会因为成绩太差吃不到皇粮,就像寒门子弟不相信成绩优异就能吃上皇粮一样。曹睿的劝学措施只是让年轻人多了一种避役方式。
《魏略》: 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
更令人绝望的是,曹睿选出统领大学的三位博士都是些注定要被拍死的前浪,屡禁不止的清谈玄学才是真正的时代潮流。由于致力于传统儒家学术研究的博士只有高堂隆在内的几个汉朝遗老,曹睿甚至根本找不到新人接替他们的教学工作。
《三国志·高堂隆传》: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
没有教育革命的同志,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甚至还找不到懂经义的老师,曹睿即使女装成一名巧妇,也烧不熟这一锅无米之炊。曹睿在统治的中晚期开始放浪形骸,和这次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有一定关系。年轻气盛的他受不了这次打击,选择以奢侈淫逸来自我麻痹。
因为曹睿知道,官学是得国不正的曹魏唯一能当做国家信仰的存在。他也好,华歆也好,高堂隆也好,都知道国家没有明确学术信仰的可怕后果。特别是这么一个得位不正的国家,更加离不开稳定的意识形态。
曹睿甚至还提前给自己定好了庙号,用意非常微妙。
《通鉴辑览》曰:曹叡方在,而先定庙号,可笑无过此者!
不过我倒没有责怪曹睿的意思,因为比起那两个猪狗不如的父辈,他至少努力过了。开上帝视角的话,曹操一时短视留下的烂摊子,谁都接不下,只能全部推倒重来。有史家评价曹操导致中国数百年中衰,不是没有道理。
大势如此,一个曹睿又如何能左右历史的进程呢?罢了罢了,不如放浪形骸,快活这一生吧。
最终,随着汉儒遗老们的逐一去世,后继无人的魏国大学彻底变成了一个贵族游乐园,并创造出本文标题中所写的教育奇迹。
《三国志·高堂隆传》: 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三国志引魏略》:“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去春来,岁岁如是。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圈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饱食而退。
《魏略》的作者鱼豢,是曹魏朝堂上的郎中,他对曹魏朝堂的记载非常可信。在这位曹魏忠臣的笔下,魏国在明帝中后期已经隐隐出现亡国之相。如果他记载无误且没有歧义的话,魏国大学的扫盲率就是10/400=2.5%。
这就是曹魏,一泡由贪官家族篡立出来的美好国家。它是贵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还是胡人的好朋友——反正大家都不识字,谁进中原不是进呢?
P.S.
值得一提的是魏国大学校长高堂隆,他明确说过魏国会亡于内部。高堂先生知道儒学不济的严重后果,但他没有像曹睿那样沉溺于大学建设失败的痛苦中不可自拔,而是转寻其他救国之道。
高堂隆在临终时劝谏曹睿,让他退而求其次,先分封诸曹为王,拱卫好王权,防患于当下。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於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
这种做法相当于退回汉武帝之前的时代。那时候也是一个儒家不兴,道家当班的情况,但有地方王族相互保卫,可以长期维持太平局面。
高堂隆能有这般见识,确实是一届鸿儒。虽然只是权宜之计,但好歹是保国之策。只是可惜,不该试的事曹睿瞎试,该做的事曹睿又在声色纵情中错过。最终魏国还是成了他口中和原秦一样的短命王国。
本文标题原是“不可复现的教育奇迹”。但我后来发现,在一千多年后的安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1193年,迷之崇尚曹操的越南李圣祖实行三农士制。它效仿魏国九品,将国民划分三中下三大品(每大品还细分为若干小品)。规定只有忠诚的“上农士”可以被推举进入太学学习,且全程皆无考试环节,并保证毕业出仕。最后也同样导致越南出现类似于“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的滑稽现象,一群文盲蜂蜂拥拥地出现在不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日日尸餐素位。幸亏相关政策刹车及时,才没有造成和曹魏政府一样的严重后果。
为什么安南圣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和曹操一样,觉得官员的才德都在其次,唯有政治立场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当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后,不仅学术不再是学术,连政治也不再是政治。
九品制起于曹操,成于曹丕,苦于曹睿,定于司马。那么这套祸害中华才子数百载的体制,罪魁祸首应该是谁呢?
曹睿曾经努力改进九品制,首先排除他; 司马当政之前,魏国大学已经有了名垂青史的扫盲率,也予以排除; 曹丕虽然担了个臭名,但他设立中正只是顺水推舟,并没有什么流血事件。所以综合来看,首立九品,党同伐异,取消乡评,甚至一度取消考试的曹操必是罪魁无疑了。
但始作俑者其实另有其人,他就是曹魏的第一位皇帝,高皇帝曹腾。
为什么会是他呢?因为九品制的风格和曹腾的行事风格多有接近。曹操能熟练地抓住推举权,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幼年时期从父辈们那里耳濡目染了一番。
曹腾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太监,却常常被人忽视。他不仅是唯一一位被封为皇帝的太监,更是东汉政斗中的最厉害的太监。在士大夫和太监两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曹腾身居侯位任意贪污,却始终稳坐钓鱼台,宛如一个俯视众生的世外高人。这个本领着实恐怖。
《续汉书》:(曹腾)在省闼三十馀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
曹腾能达成这个成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东汉的权力密码: 官位推举。人人都想当高官京官,但官位数量很有限。而曹腾和皇帝关系很好,可以靠耳旁风举荐人才。
(曹腾)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
被赞誉为能推举人才的太监,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只此一家。曹腾和后来的魏国大学一样,都是历史中的孤例。
一般来说,太监就是位置再高,也都只是奴才而已。他们虽然也会奢侈享受,玩弄权术,但基本定位在君王的白手套上,唯有曹腾突破了这个限制。他在握住了士族的核心利益后,便主动介入到权力中心来,并靠推举官位培植朝野势力,最后成功和士大夫集团打成一片。
当然,曹腾的影响力并不能立刻决定重要职位的归属。他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举荐一些地方子弟,然后放长线钓大鱼。曹腾会先举荐他们成为普通京官,然后继续一步步帮助他们升职,培养成朝廷的高官。这种“科学发展”“长期持股”的思想有效稳定了自己的地位。任他政治派系相互清算,唯有他不动如山。
同时,曹腾的大局观也非常长远。他非常明白自己和权臣梁冀都是一屁股黑账,想要保证绝对安全,一要靠紧皇权,二要维持东汉朝政的腐败局面。他在梁冀立新君时送上谏言,不让他立执法严明的刘蒜为帝,并且“举荐”傻乎乎的刘志,方便大家长保富贵。
《后汉书李杜传》: 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然而梁冀并没能长保,长保的只有老狐狸曹腾)
曹腾一生中出现三大政治危机。一次是阉党互碾,一次是桓帝清算梁冀势力,曹腾都安然无恙。还有一次最为凶险: 他在非法举才时被四川清官种暠查了出来,而且人赃并获。
《后汉书曹腾传》: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
这位种暠是少有的清官能吏。他不爱财,还把父亲的遗产捐给穷人。当官后也施恩于百姓和边外匈奴,死时两国人民都为他痛哭。
《后汉书·》:种暠字景伯,后汉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也。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
...延熹四年,迁司徒。推达名臣桥玄、皇甫规等,为称职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
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清官能吏决定对权宦曹腾的出手,必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结果曹腾的综合能力,对种暠实行了教科书般的反杀。
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
人证物证俱在,皇帝却不予批捕。而曹腾居然淡定地夸种暠能干,引发朝堂一对曹腾的赞美,一时竟传为佳话。
从皇帝到士人,好像整个朝堂都是曹腾开的一样。
刚正不阿的种暠明显被这阵场吓傻了。他发现曹腾是他绝对惹不起的存在,于是果断加入“传为佳话”的队伍,对曹腾服软。
种暠当上了三公后,仍然不敢忘记曹腾对他唱的那些高调——此时曹腾已死,受他提拔的人还在,那个电网他依旧不敢触摸。
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
明朝太监能让丞相级别的官员对自己客客气气,其实都不算什么。曹腾让三公级别的官员对自己感谢有加,而且他还曾是自己的敌人,这才是让人头皮发炸的存在。曹嵩后面能担任超级肥缺大司农,并且染指三公,都是这个太监爹的功劳。
曹腾介绍完毕,我们拿他来对接一下曹操: 曹腾举荐地方人才,曹操垄断地方人才的举荐权; 曹腾“举荐”皇帝,曹操控制皇帝; 曹腾以举荐来的人才为自己所用,躲避各种政治攻击,曹操以“唯才是举”的人才搭建出魏国的政治班子...
爷孙俩的目的方法如出一辙,九品制的核心出来了。只不过曹腾目的只是权和钱,曹操在爷爷的基础上把爪子伸到了改朝换代上。爷孙俩唱的其实都是一个曲,只不过把词改了一下。
现在知道曹操是怎么成为一个奸雄的吧。父辈们不仅在官位上对曹操有所帮助,更在政治路线上给了珍贵的他方法论。没有家族经验的积累,曹操不过是个军阀甲而已。
《后汉书宦官列传》:“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篡朝)。”
《杂咏一百首·曹腾》:费亭侯在日,乱已有萌芽。养得螟蛉种,犹能覆汉家。
事实证明,培养一个绝世恶贼,也是需要几代人努力的。
1.清谈与佛学,文盲们永远的遮羞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