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美国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7.5%,较上月上升0.6%,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0.4%,达到1982年2月以来最高。
通胀超预期使得美联储3月会议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飙升。高盛甚至判断美联储在2022年会连续加息7次!
受此影响,美元指数延续强势,再次逼近高点。
看样子美国好像要惨了。
现在要承受通胀之苦,之后还要承担经济衰退的风险。
再看看高企的美股泡沫,看看美国撕裂的社会现况,很多人都觉得利率刺穿泡沫的时候,就是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之时,甚至是美国霸权崩溃之时。
对不起,你想多了。
真实的情况恐怕是,加息首先祸害的是其他国家,而美国则很可能是在其他国家的掩护下实现软着陆。
我在之前关于美元霸权的视频中,曾经讲述过美元霸权的运行规律。其中,强弱势美元交替出现带来的潮汐效应,是美元霸权收割世界的高级模式。
美元潮汐效应对世界的影响已经经历好几轮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体系时代。
按照美联储1973年以来统计和公布的实际美元指数数据,美元底部已经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在1978年10月,1995年7月和2011年7月。
巧合的是这三轮实际美元指数(不是DXY)的最低点都是84。这里列举一下这三轮的升值阶段,它们是:
那么在这三波升值周期中都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轮是拉美主权债务危机。
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的公共外债本息268.3亿美元。
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偿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
拉美国家陷入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陷入停滞。
上世纪整个8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人均增长率甚至为-1%!
拉美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轮是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当天泰铢贬值30%以上。
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此正式爆发。
危机并未停留在泰国,而是沿着东南亚一路血洗,然后波及日韩甚至俄罗斯,规模不断扩大,把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成了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给亚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按下了倒退键。
用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的话来说,就是“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在印尼,危机甚至导致了大规模的华人大屠杀事件。
不过,这两轮美元升值带来的潮汐效应对我国影响却并不大。
在这个阶段,我国还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极其充沛。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尽管外部环境恶化,但我国经济受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的推动,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2007年,也就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前一年甚至达到了14.2%!
正是凭借这个资本,亚洲金融危机期间,GDP世界排名仅排在巴西前面的中国,以一己之力顶住了亚洲货币多米诺式贬值的冲击,成为危机期间的定海神针。
当然,现在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
站在事后的角度看,大家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各种解释,来风轻云淡地描述当时的决策过程。
但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外人看中国可能更多的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的感觉,是“好人一生平安”的感觉。
而当美元进入第三轮升值周期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阶段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科技革命红利衰减,经济增长缺乏动能。
一句话,整个世界进入存量竞争时代。
存量竞争就是零和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各国财富不是靠创造来积累,而是仰仗货币力量来直接调整分配、掠夺资源。
美国当然不会吃亏,因为他有美元霸权。但其他国家就惨了。
所以在次贷危机之后的十年里,整个世界连同中国在内,都过得窝窝囊囊别别扭扭,每一年都是最困难的一年。
欧洲是欧债危机、移民危机、脱欧危机、天然气危机、乌克兰危机,经济始终处在艰难复苏的状况里。经济停滞则导致各种社会冲突不断,欧盟的完整性甚至都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
中国也不好受。
GDP在企业全面开工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增长最快,在产品滞销产能过剩的时候增长乏力。
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逐渐进入产能过剩阶段,以往那种来自打破供给限制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弱。
从GDP增长率来看,次贷危机之后也就2010年借着4万亿的劲儿冲了一下高,此后就开始节节下探。
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变成一位数,从保八变成保六。
到了2014年12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认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之后就是开始着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化解产能过剩,推进供给侧改革。
需求已经饱和。
你想再挖掘需求空白点,尤其是在缺乏科技革命助力的情况下,那就太难了。经济开始进入残酷的存量竞争阶段。
2019年初美团王兴那句“这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就是这种处境的真实写照。
那么,在第三轮美元升值过程中,一边是作为危机肇事者的美国,不但于2009年下半年就率先恢复增长,而且还一直保持一枝独秀;而另一边则是世界其他地区危机不断冲突加剧,世界经济艰难前行。为什么同是存量经济,却会有这种落差呢?
就是因为美元升值的潮汐效应。
在世界进入存量经济的阶段里,你想过得好,靠生产是没用的——因为卖不出去,否则也不会叫存量经济——你只能靠抢。
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生活自然过得去。
但在抢这个专业上,谁也干不过美国。原因上面说了,因为美国有货币霸权。
而美元升值则意味着全世界的资本在向美国集中。
资源都去美国了,美国当然舒服,但掏钱的那些就难受了。
次贷危机的后果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毕,现在第四轮美元的强势周期又要到来了。你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参考前面的情况,世界各国的经济韧性都将势必经受严峻的考验。
考虑到次贷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恢复情况,这个考验的严峻程度将是空前的。
尤其是我国。
首先仍然是因为产能过剩的经济特点。
由于缺乏经济增长点,美国抽血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压力会非常大。
之前中国经济在欠发达阶段的时候,坏处虽然是落后,但好处是发展空间大。
一旦措施得力,待开发领域会爆发出强大的增长动能。当美国抽血的时候,我们就能有其他爆发点予以对冲。
现在我们虽然比十年前规模大了,但是由于需求饱和产能过剩,应对美国抽血的难度其实反而是更大了。
因为资本流出后,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填补这个窟窿。
其次是因为净出口增势不可持续。
疫情的突然出现剧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产节奏和结构。
中国对新冠的严防死守,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而西方国家的躺平抗疫则破坏了生产的正常秩序。
这种客观形势使得我国成为疫情期间整个世界的大后方,为世界保障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物资。
但这事也有好有坏。
好处是缓解了我国的产能过剩矛盾、保障了经济增长,坏处是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
根据国家统计局通报数据,2021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9%。而疫情前的2019年,净出口贡献为11%,2018年甚至是-9.8%!
我国在2018年就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让一个庞然大物维持规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未来随着西方国家生产秩序从疫情状态中的逐步恢复,我国这两年出现的外贸高速增长显然不可持续,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
而GDP增长率不是取决于绝对数,而是取决于相对数。
不管进出口有多大规模,当净出口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时候,就会成为GDP增速的减量因素。
因此,2022年我国GDP增速势必面临外需降低的严峻考验。
第三,预期羸弱信心不足导致投资疲软。
我们现在正处于转轨转型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阶段,产业要优化升级,增长动力要从要素推动转变为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要向生产投资型转变。
这些都是质变,而不是量变。
这就相当于一辆列车以前只是在同一条轨道上高速行驶;而现在既要高速行驶还要无缝换轨,难度当然就大了。
没有人喜欢离开舒适区。
旧赛道再拥挤,它也是熟悉的;新赛道再耀眼,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所以转轨转型的成功,需要大家对新经济抱以信心。然而,转轨转型本身却又恰恰是天生就让人抗拒的。
怎么办,怎么样破解这个死循环?
这就需要政府调整资源,用真金白银为新经济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引导社会资源的后续进入。
然而存量经济里的资源调整势必就会牵扯利益的重新分配。
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政治资源的角力了,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中央要解决的不光是新经济的发展预期,而且要解决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力度的预期。
其实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是用增量来调整,然后通过增量的积累来改变存量利益的格局。
但现在由于美元强势周期的到来,改革节奏被打乱了。
所以美国抽血不光会影响增长速度,其实也影响到了中国经济转型转轨计划的实施。
上面这三点——产能过剩、净出口增势减缓和预期转弱,正是对应着去年11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三重压力”。
所以在这轮美元的加息周期,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面对空前严峻的考验。
最后,这是真到了靠改革释放活力的阶段了。
因为靠量变、靠原有方法,显然都是下策,因为如果原有方法可持续的话,我们也不用转轨转型了。
所以只能靠改革,靠调整以往投入的排列组合,靠化学反应来释放增长动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资本市场为例,按道理说,资本市场是美国抽血的直接受害者。A股大宗商品之类的都应该跟美元反向。
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改革中获取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冲资本外流带来的负面影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需要站好队。
不要站在被调低的那一队,而是要争取站在被调高的那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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