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认为反乌托邦故事都一个套路？ 第1页

唉，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邀请，我本人就是研究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

先说简单的结论：

①从观感上来说，反乌托邦作品确实只是一个套路。

②然而实际上反乌托邦作品千变万化，千奇百怪。

③观感和实际的差别值得深思。

下面是详细分析，版权所有，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载。

一、先谈乌托邦（Utopia）的概念混淆

首先，我们要把概念问题梳理一下。

反乌托邦这个说法经过了复数次翻译，形成了杂糅语境，这也是“反乌托邦故事”都一个套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混沌可能千变万化，但大众认知里，混沌其实就一个样，那就是——混沌。

反乌托邦，从最望文生义的说法来看，是乌托邦的反面（注意，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如果乌托邦的模样是不一样的，那么反乌托邦的模样在理论上当然也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乌托邦。

1 乌托邦的语义诞生之初就具有复义性

乌托邦（Utopia）一词是由u前缀与topia两部分构成，除开表达空间的topia（希腊语，τόπος，表地方）外，前缀u来自希腊文ον，是“不存在”的意思；u也可以与希腊文中的eutopia加以联系，表达“美好”的意思。 在中文翻译乌托邦中，将这种双向分离的多义解释合并为同一个词语的摄读之下，乌，就是乌有 ，托，就是寄托（美好）之义，邦，就是区域/场所。不存在的幻想之地与绝对完美的居所，原本就暗藏其悖论。

乌托邦（utopia）的词根u-出自希腊文οὐ ，意为不存在。莫尔在《乌托邦》一书写作前，对他想象中的岛国曾命名为拉丁语Nusquama 。该词是拉丁语nusquam的变体，由ne（不在）与usquam（任何地方）组成。莫尔在书中讲述他消息的来源者叫做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其中拉斐尔是基督教教名，希斯拉德是希腊语，意思是“空谈的见闻家” 。从中可以看出，乌托邦的描述者身份既带有宗教意义上的彼岸（the other side）之义，也带有不存在住所之义。

这种为虚构王国有关人士起名为虚构人士的隐喻（metaphor）的传统，起源自乌托邦思潮其中的一个前身，柏拉图的《理想国》（希腊语：Πολιτεία）。

不管是词语还是莫尔小说的曾命名，原典主义（fundamentalism）意义上的翻译应该都是不存在之地（nowhere），或外飞地（exclave） 。词缀-topia出自希腊文τόπος，该词同时具备实际意义上的实体空间（μέρος, χώρος）与数学

意义上的抽象空间（σύνολο σημείων του επιπέδου ή του χώρου με μια κοινή ιδιότητα） 双重意思。乌托邦具有的美好之义，则来自它的另一个谐音词eutopia，词根eu-出自古希腊文ἐΰ，意为不可估量的好 。

2 乌托邦的一些分类

相当部分的学术研究在讨论乌托邦时，指向的就是它词源学与多义性，即美好（eutopia）且/或不存在（outopia）之地 的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the nagation） ，并以此为基础将乌托邦以形态、可实现/程度与方式三层渐次展开。

乌托邦可以是幻境（imaginabale environment），幻境具有时空性（spatiotemporal），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就以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划分出两种乌托邦：

“在某些历史时期，愿望满足是通过投入时间来达到的，而在另一些时期，他则通过投射于空间来进行。根据这种区分，可以把空间的愿望称作乌托邦，而把时间的愿望称作千禧年主义。”

乌托邦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学类型。克里尚·库马尔（Kumar Krishan）在《现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中就认为，“应该按照莫尔的作品（从形式上）来定义乌托邦，而不是满足当代需求” ，因为当代的需求总是在不断变化：

“乌托邦比任何其他文学流派都更接近小说；事实上它就是小说。”

与库玛尔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莱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虽然他也承认持有该定义会面临一些不足。不过，该不足存在于所有对乌托邦概念的诠释中，即“是一个被描述得面面俱到的不存在的社会”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乌托邦》开启了新世界幻想小说（new world fantasy novel） 这一整个文类。

然后，该幻境/文学面临着是否能够实现/抵达的追问。

在是否能够实现/抵达的选择中，刘易斯·福芒德（Lewis Mumford）将其分为逃避式乌托邦（utopia of escape）与重建式乌托邦（utopias of reconstruction） 。

前者距离现实甚远而无法实现/抵达，这种逃避式幻境后来形成了怀旧（Nostalgia），即“对某个不再存在或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 与逆托邦（Retrotopia），即“共同体的部落模式复兴、向原始的自我……的回归，以及从当前……文明化秩序中撤退” 。

后者则因为具有近未来主义（Near Futurism）思潮，更多落到对未来社会蓝图的构想上。其思路是“如今看来或许很遥远，但很快就能变成现实的技术” ，践行这些技术是基于向前弯折的时间性（forward-inflected temporality） 而实现/抵达。

在不可实现/抵达的表述中，除却无法触及论以外，还有一派则与之相反，他们认为乌托邦具有终结性，一旦实现人类的文明发展就会停滞，“只能在永恒时间（Kairos）中得到满足” 。

如果该幻境不涉及是否实现/抵达的意图，因为不具备强烈的政治性，只是对新奇世界（brave world）进行介绍与游历，它就变成了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谈的异托邦/异质空间（Heterotopias） 。

最后，在如何实现/抵达的追问中，乌托邦的地域性变得抽象化，并进而分成从抽象到具象的三部分，分别是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实践 。詹姆逊把乌托邦思想进行了再次分离，将其命名为乌托邦冲动/欲望（Utopia impules/desire）与乌托邦模式/规划/蓝图（Utopia models/projects/blueprint） 。

至此，乌托邦在静态上的分野基本完成。按照不同的类型进而认知，对乌托邦的划分也有所不同，如《西方文论关键词》里就将其划分为宗教乌托邦、阶级乌托邦和个人审美乌托邦。宗教乌托邦重在信仰与道德伦理的至善，阶级乌托邦重在平等与压迫解放，个人审美乌托邦重在艺术视觉层面反审查的空间 。

随着时代的变化，乌托邦的内涵，尤其是如何实现/抵达的部分，成为了具有了动态性（dynamism），或曰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开放体：

“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无法予以定义的概念……如流动的岩浆，随物而赋形” 。

学界基本认为可以按照技术革命的几个阶段，将具体的乌托邦空间进行对应区分，在不同的阶段产生不同的乌托邦思想、文学艺术或实践 。

乌托邦概念及其承载的思想，是一条隐喻与修辞发展完善的线索，在维耶拉（Fatima Viera）的《乌托邦的概念》（The concept of Utopia）里将其进行了扩张解释（expansion explanation），发展出7个维度 。

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里则区分出三种乌托邦思想/立场：

“帝王式的乌托邦思想，它主张强迫所有人都进入某一种样式的共同体；传教式的乌托邦思想，它希望说服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之中，但是不强迫他们这样做；存在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它希望某种特殊样式的共同体将存在下去（将能够生存下去），尽管不一定能普遍化，但那些希望按照它来生活的人们则可以这样做” 。

面面俱到是无法抵达的，但在人的有限视野内能达到想象中的最好，所以元乌托邦就此存在，故而“乌托邦主义的视域中展现出诸多可能的面向” ，被恩斯特·布洛赫认为是“希望的行为内容、希望的历史内容被百科全书式地得到研究” ，同时也是“代表新事物的方法论构建，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客观集合体” 。不过这种元乌托邦会面临“什么都是，也就什么都不是”的疑问，如果任何好的东西都被乌托邦收纳其中，那么乌托邦又是何物。

乌托邦的文学艺术，则牵涉到文艺表达的不同方面，视觉的、生活的、行为的，以及政治的。几乎所有的经典乌托邦作品系列，都洋溢着社会主义思潮。

马少华的《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里对诸多文学文本进行了各方面的细节探索 。视觉的乌托邦，在影视作品没有进入公众生活之前，其图景多见其政论的社会设计图中，也有对乌托邦城市的创作或研究，如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 Opere）设计的十二座理想之城和一座最后之城 ，张广勋的博士论文对乌托邦小说中的城市研究 。

在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之后，乌托邦文学拥有“欢乐”之意。他在复写utopian一词时，刻意写为eutopian 。他认为乌托邦主义者创造的文本世界内的描述都具备了更乐观的修辞学意义，尽管莫尔的乌托邦空间设定是“并不存在”，但这种空想性似乎正在逐渐变为可实现性，于是他把这个词汇扩展为欢乐的乌托邦(Eutopias for Euphoria) ，迈瑞尔（Manuel）亦创造出了另一个相似的新词美好时光（Euchronia）：

“并将它用以对西方乌托邦以及空想家挨思想的重大背离，它将发生在好的地方、好的意识状态以及好的构成都转化成一个未来的美好时光。”

乌托邦实践/实验则见于各种社会性文本或行为（如政论、法典、社会实验）中，在鲁斯·列维塔斯（Ruth Levitas）的《乌托邦之概念》（The concept of Utopia）里，详尽地介绍了数种不同的乌托邦实践与社会变革 。我们还能看到诸多乌托邦实践留下的痕迹，如震颤派家具（Shaker furniture）、阿曼纳电器（Amanna appliances）、奥奈达银器（Oneida Silverware）等 。

3 严复和戴镏龄的翻译不太对劲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严复的《天演论》导言八里，原文是“夫如是之郡，古今之世将未有也，古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之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者也。”

翻译家高放在《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里就提到乌托邦的翻译兼备了信达雅的色彩：

“中文译为‘乌托邦’，是译得很好的一个名词，是采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精心构想出来的。近代我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第一个杰出的翻译家严复在1908年出版的由他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著）这一名著这就提出了‘乌托邦’这一译法。中文‘乌’意为子虚乌有，‘托’即寄托，‘邦’乃邦家、邦国、地方。乌托邦就是无所寄托的地方，虚无缥缈的地方。”

而后高放在2016年刊文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上刊文《 <乌托邦>五百年来的三次形态转变和八个观念创新——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在该文中创造了更多关于托邦式的名词，包括优托邦、科托邦、华托邦等八个新概念，以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他亦参与编纂了《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

但也有人认为严复的翻译带有为帝王术服务的危险，邓晓芒就此批判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大量删改了关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义：

“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其实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着很深的哲学学理，但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仅仅保留了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观点。他所谓的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他自己首先就没做到信，他翻译的时候就有选择，而且有歪曲和引导。”

谌旭彬考察了这本书在中国学界的不良影响，“这样与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误译”，可谓触目惊心。严复这么做，不是翻译水准不够，而是存心所为。严氏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生性懒散且久染鸦片瘾的严复，不愿意翻译斯宾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译出来“至少亦须十年”，转而选择去翻译赫胥黎内容精简的小册子《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掺入自己的私货。”

直到孙中山《建国方略》里才清除了其余毒：

“（人类）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

在翻译学意义上，乌托邦进入中文语境本身，就蕴藏着敌托邦的思想雏形。我们尚不清楚乌托邦这个概念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为此受到多大污染，但这也同时提醒我们，在对外译名词要有足够的警醒。

在中文语境里，乌托邦一词的语境是不断变化过程中逐渐叠加的，也是不断被污染的过程。严复语境下的乌托邦指的是“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与“不可施行，难以企至”的两层意义，更接近于莫尔的本意 。而在戴镏龄的翻译里，则追加了“完美”、“理想”之义，使之增加了某种价值评判。 当然这个涵义的意识形态追加受到了共产主义苏维埃的影响，且戴镏龄的译本也是来自苏联马列因的俄语译本转译而成。

我们在《乌托邦》的附录二中，维·彼·沃尔金的《<乌托邦>的历史意义》一文中也能看出端倪：

莫尔在《乌托邦》里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的神话式“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说，只有在新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奠定的基础上，才会产生。而最早阐述这个体系的理应归于莫尔。……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天才学说里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结合时，只有当这种思想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时，社会主义才从幻想变成生活中的实际力量。……莫尔完全有资格被称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构想的先驱者，但依然是“空想主义”，这种后溯性的描述改变了乌托邦的原义，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重写了词义。这种词义的重写给中国人带来的认知上的危害，丝毫不亚于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传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杨晓雅在博士论文中就认为：

因此，同样是在综合了音译和意译的基础上，相比于严复对实意的传达，以及吸取进步西学的初衷，戴馏龄所译的“乌托邦”重在凸显其“乌有”和“虚无”之意。正可谓是“译者无心，读者有意”，戴榴龄笔下的“乌托邦”从而影响，甚至误导了现代汉语中人们对乌托邦理念的接受、审美与阐释，也为今后中国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中频繁出现的“乌托邦”一词果上了一层贬斥与嘲讽的色彩。

在严复的译本里，提到的乌托邦就是莫尔所说的《乌托邦》，但在赫胥黎的原书中并没有提及莫尔的书，其原文是：

“Thus the administrator might loo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rthly paradise, a true Garden of Eden, in which all thing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 the well-being of the gardeners.” 。

翻译为中文是“因此，管理者可能会希冀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一个真正的伊甸园，在此园中，所有的劳作都是为了达成园丁的幸福。”赫胥黎的原文里“乐园”的同义词对标于古典基督教神话中的伊甸园意象，当然这个意象由于蛇的诱惑与上帝的降罪，本身的不稳定性很快成为携带有成为敌托邦的预警，在奥古斯丁的《离开上帝》里也讲述了对伊甸园里先天蕴含有恶的分歧秩序性社会世界的存在。

但我们可以从严复的另一本书《原富》里，正文部丁篇二里写下了他确实看过莫尔《乌托邦》的依据：

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托邦。……(接着，严复还插入了一段小夹注解)乌托邦，说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日此乌托邦制也。

但严复是如何从“伊甸园”中找到“乌托邦”这种内生性的衔接，我们不得而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吕超教授梳理了乌托邦的宗教学起源，其中牵涉到厄鲁西亚（Elysium）福地、苏里亚( Syria)海岛、英雄时代的幸福岛、亚特兰蒂斯岛，最后才梳理到伊甸园 ，也只有伊甸园才是人居住之所，其他所有场所都是神居住之所。在欧洲文学乌托邦思想发展语境中，乌托邦并不具备伊甸园的特质，相反还更加接近于基督教所谓的末世拯救的天堂特质。

二、反乌托邦的概念更混淆

与乌托邦不同的是，敌托邦（dystopia）的词根并没有多文本的不确定性（multiple textual uncertainties），dys-的希腊文是“δυσ”，尽管该词同时具备糟糕的东西（κάτι κακό, άσχημο）、不幸的状态（κάτι ατυχές）、难以实现之事（κάτι που γίνεται με κόπο） 三重意思，但本质上还是对“事物-状态-事件”三位一体的表述。而在希腊文中，ἐΰ（eutopia的词根eu-）与δυσ是一组反义词 。从词源学上看，敌托邦是优托邦（eutopia）的反义词，并不是乌托邦的反义词。敌托邦首次于社会学意义上与乌托邦分离，成为独立空间是马科斯·派崔克（J.Max Patrick）于1952年提及，他亦将优托邦与敌托邦当做反义词或反面社会分析 。

乌托邦是不存在之地（nowhere），他的反义词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存在之地（somewhere），但这又是不言自明（self-explanatory）的，况且在莫尔的《乌托邦》里存在之地便是直接指向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

乌托邦不应该存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反义词，为了表达对不存在之地无法寻觅（而不是可以找到）的意味，才有了反乌托邦（Anti-topia）。

所以，反乌托邦并不是对乌托邦的反对，也不是对优托邦的反对。正如约翰·密尔所说：

“It is, perhaps, too complimentary to call them Utopians, they ought rather to be called dys-topians, or caco-topians.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Utopian is something too good to be practicable; but what they appear to favour is too bad to be practicable.”

即乌托邦是太过美好而无法实现，敌托邦则是太过糟糕而无法实行。我们应该追问的并不是“乌托邦的反面是什么？”，而是“什么是乌托邦的反面？”。

乌托邦作为幻境，它的对应界（opposite world）是现实社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其内涵，拥有了庞杂的副文本（paratext） 。这种幻境逐渐被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说的幻见（fantasies）所取代，即变成了“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基本机制：对现存秩序的合法化，通过把它视为梦想的实现来完成的，这里的梦想不是我们的梦想，而是大对体的梦想” 。敌托邦也是幻境，它的对应界则是乌托邦，同样遵循这样的改变规律（敌托邦不能直接指向现实），于是追问敌托邦概念的具体性变得比乌托邦更为困难。如果以思想/文学/实践三分法考察敌托邦，我们会发现敌托邦没有“实践/行动”，有的只是对这一实践/行动的批判。

反乌托邦（Anti-topia）思想或文学的核心，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一致的，“对典型的乌托邦既定范式进行戏仿或解构” 。可是戏仿与解构的方式差异性很大，或用意义链（a chain of signification）取代结构,或以滑动的所指（gliding signifier）破坏固定的指涉，或以分延（differance）瓦解结构意义，不一而足。

于是，想要再寻找确定的敌托邦变得愈加困难。我们能做的便是把握其踪迹（trace），以“不出场在其过去之后，在已经出场的地方留下的符号” 。乌托邦的外延膨胀之后，它的在场同时意味着缺席，敌托邦则相反过来，它的缺席意味着它的在场：

“另一个此时此地的缺席，另一个先验的现在的缺席，另一个如此显现的世界起源的缺席，由于在痕迹的呈现中表现为不可还原的缺席，因而不会成为代替科学的文字概念的形而上学公式……我呢吧不需要先于在这去设想痕迹。但痕迹的运动必然是隐秘的，它将自身变成自我遮蔽。当它物如此显示自身时，它却在自我的遮蔽中呈现出来。”

这这种踪迹的追寻体现在对敌托邦话语命名的多样与分延上。乌托邦经受的是概念过于模糊的拷问，鲁思·列维塔斯的疑惑亦是如此：

“所有展现美好生活的图景都是乌托邦吗？还是说只有那些设定在未来、意在付诸实践的才算？应该纳入乌托邦范畴的是对精神完善的追求，还是死后的天堂，亦或乌托邦仅仅指的是我们度过一生的社会世界的变体？”

而敌托邦经受的拷问则是层出不穷的各种替补再命名（supplement Renaming），这些词似乎是同义反复，但各自又有微妙差别：

“anti-utopia、utopian satire、reverse utopias、negative utopias、inverted utopias、regressive utopias、caco-topias、non-utpias、satirc utopias、nasty utopias……”

这些替补在明明经由翻译进入中文语境，显得更加混乱。王一平在《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里，将其总结为“无意的误读、误用或有意的文化过滤……对其原有内涵、功能和意义造成了歪曲” 。笔者对这种现象的论述表示赞同，但对结论（王一平认为dystopia的中文译名应为恶托邦）并不认同。

乌托邦与敌托邦的关系是复杂的，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不完美的图像》（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里就谈到了当时的人们对这二者的看法：

“乌托邦与敌托邦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浓缩了历史的判断……敌托邦被更多看做是发达的乌托邦而非破损的乌托邦……人们普遍认为敌托邦不是乌托邦的反面，而是作为乌托邦的合乎逻辑的完满实现。”

1 从翻译过来的正确分类

乌合之子但愿君：为什么要把dystopia翻译为敌托邦？ 我在这篇文章里简单提过。

稍微展开说一下。

我认为正确的分类应该是四个：

在共时性（synchronic）上寻找乌托邦与敌托邦的所在地（对立关系）、在历时性（diachronic）上发现乌托邦到敌托邦的骤变（递进关系）、对偏离既定轨道之外的分岔路径（偏离关系），以及难以将其区分开来的融合状态（隶属关系）。

这四种语境关系亦是伴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次走上历史舞台，并叠加出现的。

对立关系的作品最早出现，多见于资本主义早期及其以前，具有强烈的宗教审判特质，里面包含了末日审判、地狱场景、克苏鲁文学等一些泛末日文学主题。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步，递进关系作品在乐观主义的驱使下获得了“现实生活→乌托邦”的路径，科技的高速发展则对这条路近提出质疑，并转向敌托邦（手段）→乌托邦（结果）与乌托邦（机械）→敌托邦（结果）两组关系（这里的机械既有机械遵守，也有机械体遵守的双重含义）。

递进关系是明确的逻辑延续，如果我们认可这种逻各斯主义（logos），那也必须认可善在实现过程中会消耗并匮乏。而逻各斯主义未必有效，伴随着失控因素的增加，乌托邦的轨道被偏离，从而生发出利他型、利己型、失范型与宿命型四种大类的敌托邦空间。

隶属关系则是对偏离关系的扬弃。乌托邦与敌托邦的界限未必如此泾渭分明，他们或是以隶属关系存在的；而当他们融为一体时，对此对应的对象成为了非现实的怀旧。

在这个过程中，乌托邦谱系的词汇亦渐次获得家族扩展。恶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反面乌托邦、逆托邦获得了各自的具体能指，而这些能指都具有同一个共性：敌对/对立/针对姿态。在对立关系中，经由破坏达成敌对；在递进关系中，经由时间达成敌对；在偏离关系中，经由“不完全形态才能多元”达成多个“反乌托邦”世界的敌对；在从属关系中，敌对一直都存在，但被“刻意经营”的谎言所遮蔽。

所以他们的上位词（hypernym）都应该被统一描述为dystopia，因为敌对状态而导致的糟糕空间，敌托邦。

2 恶托邦-对立关系

在西方神学中，伦理上的善恶对立，于空间视觉呈现的世界是先天分离的，即至福之地与惩戒之地。无论是后者的空间还是领主，都是从前者分裂坠落生成的。地狱作为一个独立空间的存在，其起源来自路西法坠落（Lucifer falls into hell）的文化母题。分离之后的乌托邦与敌托邦再无转换的可能，人间现世成为区隔的象征。

在该关系下的乌托邦具有“完美的理想社会”（perfect ideal Society）之义。戴维斯（Davis）在《乌托邦与理想社会》（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中就确定了五种理想社会，除却乌托邦外，还有乐土（Paradise）、田园（Arcadia）、完美的道德共和国（moral-commonwealth）和千年至福（millennium） 。这些乌托邦空间都具有“岛”的特征，即空间的封闭性：无法通过以地图可见的途径被发现，却与现实世界的人共处与同一空间，要通过旅行、历险或神的带领才能偶然发现。诸如《太阳城》（Sun city）、《乌托邦》、《基督城》（City of Christ）、《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等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作品皆是如此 。

完美理想社会的空间吟唱，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诗。在《奥德赛》（Odýsseia）中，海神波塞冬就鼓励陷入困境中的墨奈劳斯（Menelaus）坚持下去，并为他绘制了福地厄鲁西亚（Elysium）的模样，宛若后世教徒心目中的天堂，被称为彼岸的极乐世界：

凡人的生活啊，在那里最为安闲，
既无飞雪，也没有寒冬和雨水，
只有不断的徐风，拂自俄刻阿诺斯的浪卷，
轻捷的西风吹送，悦爽人的情怀。

16世纪前后的欧洲，身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时期，被不断发现的新大陆（New World）在哲学上的化身（avatar）便是乌托邦。按照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教授的说法，正是因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探索，莫尔才发现了乌托邦：

“韦斯普奇的一位船员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eus）在巴西上了岸，然后朝内陆进发。最终他横穿巴西到达了了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在那里，他在叫做乌托邦（Utopia.）的岛屿上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1515年，希斯拉德回到了安特卫普，给一群朋友讲述了自己的发现，其中就有英国客人托马斯·莫尔。”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逐渐完成，未被发现的不存在之地越来越少，人们（land-animals）将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已被发现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乌托邦叙事开始转向对土地的分配，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自由国：社会的理想境界》（Free：A social Anticipation） 就是从土地分配、占有和开发进行。

这些乌托邦空间都具有“岛”的特征，即空间的封闭性：无法通过以地图可见的途径被发现，却与现实世界的人共处与同一空间，要通过旅行、历险或神的带领才能偶然发现。诸如《太阳城》（Sun city）、《乌托邦》、《基督城》（City of Christ）、《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等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作品皆是如此。

对立关系下的乌托邦与敌托邦空间无法相通，有时代的交通发展原因，即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Age of Exploration）。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早期，未知区域被亟待发现中，人们对其的社会想象便非常充裕。有大量的关于未知地理空间的异世界新奇描述：一方面形成了游览式的、不在地图上的乌托邦国度，典型的作品是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里描述的慧骃国（Houyhnhnms）；另一方面是对新奇世界的想象，这些新奇世界未必是美好的，却一定是不现实的，如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2）里，借马可·波罗（Marco Polo）之口对忽必烈汗（Kublai）讲述的55个城市。

苏联社会学家沃尔金（ВячеславПетровичВолгин）就认为：

“乌托邦的文学形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旅行的故事）……是在十五到十六世纪的地理发现已经开始但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写成的。”

此时，作为乌托邦的对立空间，敌托邦成为江晓原所命名的“残剩文明”（Remaining civilization）的集合体 。在这个语境下，或许中文将其命名为恶托邦（Evil-topia）才更为恰当，恶作为伦理概念，原本就与宗教因素息息相关，而在恶托邦空间下则容纳了惩戒恶行的执行者、被恶降临的时刻、被惩罚的恶者与恶肆虐后的世界等诸多意象。

在萨金特看来，乌托邦、恶托邦和善托邦（eutopia）是不存在社会（nowhere society）文学系列里的三个类型，善托邦描述的社会比读者更完美，恶托邦则更糟糕，但乌托邦的核心却在讽刺和批判当代社会。

为了达成启示录，必须要让审判日（Yawm ad-Dīn）以某种形式降临。圣经的《启示录》（Revelation）中就给出了惨烈的世界陨落画面：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当空间愈加破碎后，恶托邦就很有可能形成奇美拉（Chimera）主题叙事，即作为诸多碎片的无规律拼贴的空间而带给人强烈的恐惧感，这在美洲文学里形成了独特的克苏鲁（Great Cthulhu）文化。

与路西法坠落相似的是，作为对立关系下的恶托邦作品也一定会将坠落形象进行具象化描述，即启示录（Apocalyptic）与后启示录（Post-Apocalyptic），前者侧重于灾难发生瞬间的冲击性场景，或曰破坏性崇高（Destructive sublime）；后者则是灾后多年产生的新世界。

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宗教色彩逐渐削弱，但坠落叙事却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发展，充盈为末日文学。末日文学并非某个文明的独有文化，在现实意义上，既有宗教色彩浓厚的影响，也是全人类面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崩溃的整体性焦虑反应。如果在该对立关系下的作品，同时出现乌托邦与恶托邦元素，那么就会遵照“坠落前世界-坠落时刻-坠落后世界”的叙事逻辑进行，乌托邦作为岌岌可危并一定会消失的坠落前世界，在很多作品里甚至会成为传说（Legend）。

世界上第一部末日小说《最后的人》（The Last Man,1826）由著名科幻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该故事描绘了三百年后的未来世界，从君士坦丁堡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瘟疫，主人公莱昂纳（Lionel Verney）带着家人不断逃亡，直到其他人相继死去，他孤独面临灾后世界的故事。当下众多流行文学都有它的原型，废土（Wasteland）流成为了其中的重要风格。

坠落叙事里有三个典型的子主题（Sub topics）。它们分别是突发浩劫（Sudden catastrophe）、异族入侵（Invasion by different race）与核战争（Nuclear war）。

这也分别是以征服自然环境（前现代）、世界大发现与殖民（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后现代）三个时期中各自的末日主题。

突发浩劫包括天降神罚（Al-Malhama Al-Kubra）、自然灾害、陨石坠落、高污染物质泄漏等内容；异族入侵则显得更多变一些，除了同是人类的无休止战争（如阿修罗道（Asura）描述的场景）外，还有被其他种族入侵的危险，如《异形》系列（Alien，英国/美国）是外星怪兽、《活死人》系列（以《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1978）为开端）是丧尸入侵，此外还有吸血鬼、狼人、猿猴族、觉醒的人工智能等诸多异常物种。

核战争亦不仅仅是讲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核战后的废土生存，诸如EA公司出品的游戏《废土》系列（Wasteland ,1988）和《辐射》系列（Fallout, 1997）；核战争还可能成为某个大规模杀伤性实体的象征，如日本的哥斯拉（ゴジラ，Godzilla）文学和加拉帕戈斯化（ガラパゴス化，Galapagosization）主题作品。

3 反乌托邦-递进关系

亨利·博戴尔（Henri Baudet）就认为：

起初，我们的文化在实践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象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里也是以时间与空间划分出不同的乌托邦：

在某些历史时期，愿望满足是通过投入时间来达到的，而在另一些时期，他则通过投射于空间来进行。根据这种区分，可以把空间的愿望称作乌托邦，而把时间的愿望称作千禧年主义。

这种转变放置于乌托邦与敌托邦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变量是时间，在同一空间下的区域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前提下，其评价发生了剧烈的转换。

如果我们回到卡尔·曼海姆的乌托邦描述中，将“千禧年计划”看做是时间上的乌托邦，就能发现，一条缺失具体实践过程却拥有完美结果的乌托邦作品谱系。于是在这个阶段后再也没有更好的乌托邦，“只能在永恒时间（Kairos）中得到满足” 。

这些作品所描述的地点是明确的，能在地图上显著地找到，甚至就是主角们生活的地方；在非常明显的时间跨度下看到了乌托邦，不管是依托于梦境、催眠或科学技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英）里遇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一觉醒来的200年后的伦敦当地；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ord：2000—1887, 美, 1888）中的主角韦斯特则是被催眠，直到113年后（故事中的2000年）才苏醒。

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乌托邦作品，比偶然找到的异空间乌托邦作品，有更强烈的时代感。尽管缺乏具体实践细节，但面向未来的线性时间，才是更好的从逻辑上推进的乌托邦可能，即乌托邦作者们的历史观的进化：

乌托邦由空间迁跃到时间迁跃的线索……由在一个封闭环境中才能生存的偶然的社会，到对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的体认。

何怀宏认为这亦是基于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认为后期的乌托邦作者们，也受到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感召——既然科学技术是能做到的，那么理想社会的国家制度也是能做到的——并对乌托邦的未来可行性报以相当高的期待：

有人说太平洋一大片碧波浩渺的海水就是乌托邦思想的故事，此言对早起乌托邦论者来说倒爷不虚……而到地理大发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乌托邦论者就更多地去设想未来了，这和当时社会都普遍相信进步……比较乐观的思想氛围也有关系。
早期乌托邦论者一般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作品是非现实的，甚至他们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在空想，因为那时要直接批判和否定现实是有些危险的，而后面比较自由的乌托邦论者却没有这层顾虑，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所谈论的虽然不是今天，却是明天的现实。

如果我们站在空间撕裂的角度来看敌托邦，就是上一部分谈到的对立关系；如果我们以时间撕裂的角度来看敌托邦，就是递进关系，即从逻辑推演来看，一方是另一方的极端状态。其文学性表达，如徐志摩在《自剖文集》里所言：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在这个语境下，中文翻译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是最合适的，Anti-词缀有三重意思，分别是“相反”、“对抗”与“极端”，但无论是哪种意思，都必须要有某个具体指向的对象，才能生发出“相反的”、“与之对抗的”与“极端化的”逻辑关系。这里的指向对象当然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乌托邦空间。

递进关系分为两种，乌托邦是敌托邦的极端状态，或敌托邦是乌托邦的极端状态。

乌托邦作为极端状态的作品，侧重强调为了实现乌托邦这一目的，而必须进行敌托邦的行为。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把乌托邦模式描述为整体工程，于此相对立的便是零星工程。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详细地展开了敌托邦行为与乌托邦目的的关系：

“乌托邦的方法更为危险，因为它似乎可以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极端历史主义方法的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法……我们必须把它们同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或中间步骤的中间或局部的目的明确区分开来。加入我们忽略了这个区别，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忽略追问这些局部的目的是否可能促进最终目的的实现……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因为可能导致独裁……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意见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况下，因此必然导致运动权力而不是运用理性，即导致暴力。”

尽管都是极端状态，但敌托邦作为极端状态，却与乌托邦作为极端状态是不同的。前者的叙事背景多来自古代神话和寓言故事，而后者则多来自科幻未来。这种作品，侧重强调的是机械遵照乌托邦蓝图，最后抵达敌托邦的结果。

在智能科技高速发达的今日，大部分机械乌托邦蓝图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对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Scientific Prometheanism）的反思，即人可以成为造物者，这一乌托邦渴望是危险的。其创始者就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Frankenstein，英，1818），该书也开创了科幻小说的先河。被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具有独立意识的人造人，甫一开始就被想象为怪物，而后真的成为了怪物，并且把杀害了创造他的科学家及其亲眷，最后消失在茫茫北极之中。广义上说，这是人妄图成为造物神的悲剧性叙事。

被自己的创造物杀死的叙事，亦成为人工智能敌托邦作品的类型化叙事之一：《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美, 1982）里的复制人罗伊·贝蒂（Roy Batty）杀死了创造者泰瑞（Dr. Eldon Tyrell）；《机械姬》（Ex Machina , 美/英，2014）里的机器人艾娃（Jieva）亦最后杀死了创造者内森（Kenesen）。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相同性的地狱》（The Hell of the Same）里就提到，届时（即人造人、仿生人、克隆人、有机机械体、人工智能等未来人时代）下，人类身体中储存所有信息的遗传因子将成为假体（prosthesis），个人变成了抽象的基因公式，传统两性结合的家庭伦理被颠覆，人类不再有“俄狄浦斯情结”。

机械乌托邦蓝图作品还有第二条思路，即没有独立意识的机器人会在指令中心主义（Command Centrism）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冲突中选择前者。

安德鲁·斯坦顿（Andrew Stanton）编导的《机器人总动员》（Wall-E,美,2008）就是其代表：艾克松号（Axiom）飞船的总引擎，自动驾驶AUTO，为执行第一任船长给出的指令A113而不惜一切代价。在过程中确实亦拥有了乌托邦的阶段，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在真理号内的人类是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且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的；但很明显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与信仰自由（Freedom to Worship）是被AUTO牢牢掌控的：幼儿学语言时，从拼音字母阶段就被灌输字母B与BNL大卖场（Buy N Large）认知关系，AUTO亦不遗余力限制船长寻找绿色植物的信仰。

相似逻辑的作品还有《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Avengers: Age of Ultron，美，2015）里的智能机器奥创（Ultron）、改编自刘慈欣（Cixin Liu）同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中，2019）中的系统Moss等。

4 异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缺失关系

普洛提诺（Plotinus）就认为“恶的本源是缺失” ，他在《九章集》（Eneades II，8）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这个命题。《赫尔墨斯秘义书》（Corpus Hermeticum）里也谈到：

“上帝没有制造恶，恶更多是通过善的自我消耗，在创世的过程中产生的。恶行（Malum）对于赫尔墨提卡来说，是从变换的漫长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用坏了的、衰败了的善（Bonum）。”

倘若没有乌托邦与恶托邦的逻辑关系在作品中的张力，我们便能看到前文所提到的“异世界新奇冒险”所经历的诸多不同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彼此的独立与多样，便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到的异托邦（Heterotopias），他认为异托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 ，复数个异质空间出现在同一文本中，文本便成为了呈现片段的舞台。

倘若没有乌托邦与恶托邦的逻辑关系在作品中的张力，我们便能看到前文所提到的“异世界新奇冒险”所经历的诸多不同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彼此的独立与多样，便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到的异托邦（Heterotopias），他认为异托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 ，复数个异质空间出现在同一文本中，文本便成为了呈现片段的舞台。被誉为“异世界穿越类型动画鼻祖”之一的《魔神英雄传》（魔神英雄伝ワタル,日本,1988/1990/1997/2020）系列是异托邦作品的典范，而且摒弃了如《格列佛游记》那样的讽喻乌托邦（Satirical Utopia）的政治意味，成为了纯粹的探索多样世界之旅。

然而建立在乌托邦与敌托邦的偏离关系上的作品，在保证其异托邦的基础上，却给出了诸多相互排斥的敌托邦世界。乌托邦概念在偏离的敌托邦世界的相互倾轧下消失了，人们只能“多害相校取其轻”，仿佛是在回应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那句名言“在各种无道的政权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 。所以有学者将其（敌托邦）译为反面乌托邦（Negative-Utopia），在这些作品中是合理的，因为反面乌托邦的形式亦是多样且混杂的。

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美, 1931）创作出的多世界排斥，就是其滥觞之作。

赫胥黎在作品里营造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敌托邦：在该作中不仅描述了穆斯塔法·蒙德（Mustapha Mond）统治下的以福特（Ford）纪元为年号的文明社会，还有被当做观赏游览的野蛮人保留区。

第16章，约翰和蒙德对话的过程中，后者还讲述了“塞浦路斯岛上的两万两千个阿尔法自我管理”的故事，结局则是引发了“塞浦路斯岛内战，二十二万人死掉了十九万” 。而真正的乌托邦，只存在于赫胥黎命名该小说“新世界”时的本体（tenor）——圣经启示录里上帝承诺重建的新世界。

同样的写作思路还见于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创作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该作的地理空间珊瑚岛（Coral island）并不存在敌托邦，重要的是孩童们心中的敌托邦冲动（Dystopia impules） 。于此相对应的乌托邦文本，则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宾逊漂流记》（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

或者更广义的说，是对所有“孤岛求生建设家园”这一乌托邦叙事的背离。

真正将其混杂的敌托邦世界独立出来，而不是作为某个对象的附庸，或只是存在于过去的讲述的作品，是由艾拉·莱文（Ira Levin）创作的小说《这完美的一天》（This Perfect Day,美, 1970），该作品被誉为“堪与《美妙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并驾齐驱的反面乌托邦文学经典之作” 。在该作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几个相互独立的敌托邦：高科技社会、马霍卡岛和统一电脑。这三个敌托邦各自代表的寓意高度明确且抽象，分别是被均质化统治的空间、充满生命力却混杂的空间与统治阶层充满享受的空间。

此后亦涌现出更多类似的作品，从中我们依然能看见《这完美的一天》为这些反面乌托邦所塑造的原型影子。

如木城雪户（木城 ゆきと）的漫画《铳梦》（銃夢GUNNM，日本，1990-1995），其中的敌托邦世界至少有两个：分别是充满着犯罪、欲望与债务缠身的废铁城和在人脑内嵌入刹车装置的规范市民所在的天空之城撒冷。

如史考特·韦斯特费德（Scott Westerfeld）的《丑人儿》（Uglies, 美，2006），其中的敌托邦世界主要有两个：可以寻欢作乐但是模样一致的美人城，与无人管理不受福利覆盖的丑人城，以及保留区、锈铁废墟等具有诸多彼此不同特质的空间。

如欧格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导演的电影《龙虾》（The Lobster，希腊/英国/爱尔兰/荷兰/法国，2015），敌托邦世界分为三个：强行配对的恋人行动区域、酒店内的单人生存空间与拒绝且破坏配对的森林空间。

如中国女性网络小说家priest的《残次品》（2018），作品内的世界地图分为八个星系，从伊甸园直到残次品蛮荒之地。而真正承担起不同敌托邦空间的是以人作为群体的伍尔夫的人工智能军团、林静姝的芯片大军及以霍普为代表的反乌会等。

这些敌托邦空间看似纷繁复杂，但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归纳为四种类型，即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Le suicid，法，1897）中总结出的四种类型的自杀：

“由于社会整合程度过低而脱离社会义务和束缚的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由于社会整合过高而失去自我价值意识的利他型自杀（Altruisti suicide）、由于社会规制不足和规范混乱所导致的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以及由于社会规制过度而使个人失去希望的宿命型自杀（Fatalistic suicide）。”

倘若我们将人的自杀作为敌托邦在身体空间里留下的最终叙事（诸如《美丽新世界》里野人约翰的自杀），那么作为偏离关系的敌托邦亦同时具有了社会整合（integration）过低与过高、社会规制（regulation）不足与过度带来的四种偏离结局：社会整合过低带来的空虚贪奢（逃避生活的空虚，追求心理快感）、社会整合过高带来的非人异化（一味迎合社会规范，将自身零件化）、社会规制不足带来混乱痛苦（社会动荡下的混乱波及自身感受）与社会规制过度带来的（被）剥削绝望（结束无法改变的上等阶层对下等阶层的持续性剥削）。

5 逆托邦-隶属关系

关于善与恶的关系，还有一种解释，他们并不是清晰可分开的，而是一开始就有所隶属与嵌套的。我们不将乌托邦叙事的发展史进行推演，就回到经典的乌托邦故事本身，我们亦能发现至少两处用以维系乌托邦稳定发展的敌托邦核心元素。

一是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与分区（zoning）。向心力与分区的特点，后来直接被敌托邦作品继承为图腾崇拜与不同特质的区域隔离。

向心力的传统，在西方古典乌托邦叙事中源远流长。

《乌托邦》《太阳城》与《基督城》都有城市中心，城市中心里还有地标建筑。这些地标建筑或者是政治雕塑（如乌托普总督）、或者是宗教信仰（如太阳城神庙），又或者是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合流（方形城市中央的神庙与广场）。

时至今日，仍有类似作品借用这个设定构筑敌托邦空间。

《进击的巨人》（进撃の巨人，日本，2009）里的城市建筑结构是“三层城墙”，人类生活在三层城墙的同心圆式包围之中。

《约定的梦幻岛》（約束のネバーンド，The Promised Neverland，日本，2016）里的城市建筑结构是六面环绕悬崖的孤城，中心是作为捕获“食用儿童”存在的总部，其他五面都是和主角生活的“孤儿院”里一模一样的结构。

功能分区则是不断完善的。《乌托邦》里的功能分区较为简单，只有四个，分别是市场，公共医院，厅馆和居住区。到了《太阳城》功能分区便开始复杂化：

“例如城墙之间架起房屋，最下层是架空层，用于行走，中间偏下层为各类作坊、仓库，军械、食堂等，上层则是住宅，这些中间层以上的可以去到城区更中心的地方。”

乌托邦文本越往后，其功能分区越为复杂，《乌有乡消息》里建立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主义地上乐园，直到《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美，2012，将其达到顶峰。在施惠国（Panem）下分区高达13处，除却富饶的政治都城外，分别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城市功能。

这种结构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泰勒管理制（Taylor management）具有结构相似性：都有一个凌驾于所有视野之上的中心，以都有功能不同、信息互不相通的流水线。如果我们将“功能不同”置换为“复制均质”，就拥有了乌托邦作品里的均质性（homogeneity）特征，在建筑空间上，也具有了全景敞视监狱的特质。

《乌托邦》内市民们外出时身穿一模一样的外套。乌托邦的所有城市都是一模一样：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风俗、传统和法律。各个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保证你在不同城市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念想其他其他地方，因为所有空间都是一样的。

同样，在《太阳城》里，空间也是高度均质化的，在穿着上“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色的，每月用强碱液或肥皂洗一次”，在个人认知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只是集体的一部分，“他们把任何一个服务都称为学习。……所以，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去完成”。在《大洋国》《新大西岛》里生活的人们，也都处在全新的没有文化差异的地区。

均质性又恰好是诸多敌托邦作品常用的风格。《500年后》（THX 1138，美，1971）里的空间四处都是白色、秩序井然；《这完美的一天》里，所有男性与女性都只有四个姓氏；小柯特·冯格尼特（Kurt Vonnegut Jr.）的小说《哈里森·伯格朗》（Harrison Bergeron）将其发展到对身体的限制：所有人样貌、形体、智力都要均质，如果有所偏移，就必须带上限制器。

二是被遮蔽的群体。

在《乌托邦》中，为了保证乌托邦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大量劳动都是由奴隶完成，“这般奴隶不但不断要做工，而且上了链”，“厅馆中或多或少费力而又肮脏的全部贱活都由奴隶承担”，不仅如此，乌托邦城市还持有大量金银财富（尽管居民不能浪费），“除了国内积存的财富，他们在国外还有大宗的金银财宝，我上面提到，许多国家欠他们的债”。 这或许说明，如果不是已经预先聚敛有巨额财富，乌托邦式的国度是无法运行的。

这一原则亦被众多敌托邦作品所继承。如《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中，2012）里的城市与时间的折叠、《这完美的一天》里被无视的厄普西隆(ε)；《昱尘》（HELIO，美，2015）中的居民甚至被迫遁入地底。

无论是城市分区还是群体遮蔽，都呈现出明显的隶属关系。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论邪恶》（On evil）中谈到恶与善的“大图景”（Big Picture），这是便是隶属论的一种，恶是善的一部分——或曰敌托邦是乌托邦的一部分:

它认为邪恶并非真的是邪恶的，它不过就是我们无法辨认出来的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宇宙图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世界，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在总体的善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缺乏邪恶这个角色，整个世界就无法正常运转。一旦我们将事物放在大图景的语境中进行考量，原本看起来坏的东西，就能变成好的。

还有一种极端状况，乌托邦不是实体，而是塑造的谎言，则会引发出虚假的隶属关系。如电影《云图》（Cloud Atlas，2012）里克隆人星美们相信辛勤劳作12年后，会去往极乐园，而极乐园却只是谎言。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建立在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体验机（The Experience Machine）命题及其基础上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作品。当然，前者的谎言是一种真相被蒙蔽，亦未曾体验到乌托邦的谎言；后者的谎言，则更像是乌托邦成为被隶属的一部分。

这便是反向的隶属关系，即乌托邦作为敌托邦的一部分。

《这完美的一天》的前半段设置了一个统一、强大且幸福的国度，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个个温良恭俭让（为了保证其持续性，成员还必须每月注射一定剂量的奇怪药物），直到62岁，会被平静而“幸福”地带离他们生活的世界。真相是统一电脑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并享受着其更多资源。

这部作品贡献了标准的隶属关系叙事模式：通过外在强制力（如药物、魔法、科技、谎言）让人感觉到幸福，却是作为被牺牲的一部分。敌托邦的外在破坏性是存在的，但这亦并不能消除没有踏入敌托邦（或离开乌托邦）的生活空间是幸福的。

不管是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英，2005），科幻电影《逃离地下天堂》（Logan's Run，美，1976），还是漫画《约定的梦幻岛》都沿用了该模式。

除了前文提到的通过强制力，与建立在智能科技基础上的二阶欲望（second-order desire）外，还有一种基于战争视角下的乌托邦隶属。即建立在核武器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的相互保证毁灭（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主题，该主题还有一个临近主题，即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The Dark Forest Theory）。在该主题下的作品可以通过营造敌托邦恐惧达成“维持和平发展”的乌托邦结果，即“通过开发核武器能防止核战争”这一诡异叙事，而这种和平也被成为核之和平（Nuclear peace）。基于失控与恐惧的和平，或许终有一天会消失，但亦不能否认其和平时期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第一部分里提到的“核战争”便是核和平失控之后出现的辐射尘与核冬天（nuclear winter）的场景。

隶属关系只能勉强分清乌托邦与敌托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结合更进一步，便会愈加模糊，直至无法分清。

即便在隶属关系的作品中，人物亦难以分清，究竟是忍受当下获得幸福，还是幸福生活只是为了被攫取。

全景敞视监狱在200年里的建筑风格并未出现大的变化，而评价却截然不同，除却时代认知的发展以外，或许其乌托邦与敌托邦的模糊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卡洛尼·品特（Karoly Pinter）在《乌托邦的剖析》（The Anatomy of Utopia）里认为：

“乌托邦就像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一样，拥有正反不同的两副面孔(Janus-faced)” 。

尽管品特的重点在于乌托邦是实体化的雅努斯，其两面的冲突是既描述未来蓝图，又不断强调其虚幻性。但这个隐喻（Metaphor）亦可以用来类比乌托邦与敌托邦的相似性，两幅面孔成为了乌托邦与敌托邦，而雅努斯失去了他的能指（signans）。乌托邦与敌托邦是连体孪生，或一体两面的。

这个问题在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短篇小说《杰科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特案件》（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6）又译《化身博士》中获得了实体。在这部作品里，如果说海德先生（Edward Hyde）作为独立的恶个体的诞生与存在，可以与“路西法坠落”叙事相呼应，那么赋予海德独立身份的杰科（Dr. Jekyll），也并非是纯善的，而是如同荷努斯那样的善恶混合体。

在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平等颂歌》的终焉，将看似分离的乌托邦与敌托邦个体再次混同起来，猪与人的面目区别性开始模糊，乃至分不清到底是猪还是人，亦是对乌托邦与敌托邦越靠越近无法分离的表现：

“十二条喉咙在愤怒地狂喊，在也分不出哪个是人，哪个是猪来了。如今猪脸起了什么变化已经非常明白了。窗外的动物们先看看猪，再看看人，又反过来先看人，后看猪，但他们再也分辨不出人和猪有什么分别了。”

乌托邦与敌托邦的结合体，或用乌合空间（Uhespace）来命名最恰当。该词朱大可原本是用来描述“在电子数字革命下的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组合空间” ，但其实他原本想指向的，是另一个不存在于现实界的空间，逆托邦（Retrotopia）。

该空间的前身是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里提到的“怀旧”（Nostalgia）。该词“由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这两个希腊语词根促成，指的是“对某个不再存在或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 。在该书中，博伊姆梳理了怀旧从思乡病（maladie du pays）发展为世纪病（mal du siècle）的过程，并且给出了诸多怀旧景观（田园场景、城市废墟、诗意风景、网络世界、外层空间等）与怀旧机制（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而朱大可所定义的乌合空间描述的只是怀旧机制。

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直接将过去置于“别处的国度”（Foreign Country）。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急骤的变化，对现代人造成了强烈的应激性反应（这已经快要抵达失范型自杀的边缘）：

“破坏性、颠覆性的变化已经加速了。技术创新、飞速淘汰、建筑环境的迅猛现代化、大规模移民和不断延长的寿命一道让我们处于越来越陌生的环境中，即使是才刚刚过去的事件也显得遥远无比。”

鲍曼（Zygmunt Bauman）在《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 2017）里将怀旧情绪升格为整体空间，即逆托邦。作为不是真实发生的过去之地，在鲍曼的描述中，逆托邦的“未来往回走”有三种特别趋势：

“共同体的部落模式复兴、向原始的自我……的回归，以及从当前……文明化秩序中撤退。”

鲍曼认为，逆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忠于乌托邦的精神，但逆托邦已不再指向未来，连乌托邦冲动都消磨掉了。逆托邦所挖掘出的，只是那些诸多其他空间中人们乐见且愿意代入的部分，如成为利维坦（Leviathan）下的统治者、以换取安全性的盲目模仿（copycat）群体中的一员、自恋阶段培养出的心理人 。而共同拥有乌托邦与敌托邦特质的乌合空间，早已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路径尽数囊括。

三、为什么观感上是套路化？

上面讲了那么多，我们可以看到林林种种不同的“反乌托邦”类型，甚至康报虹的反乌托邦电影面面观中，都分为了整整18种：

|个人与体制|思想控制|虚拟现实|《阿基拉》与《叛国作家》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反乌托邦电影面面观（中）
|何以为人？|生存竞赛|荒芜未来|阶级分化
你无法在我的脑内装摄影机——反乌托邦电影面面观（下）
|后人类时代|未来娱乐|强制同一|《发条橙》与《傻瓜大闹科学城》

但为什么大家对这些东西的观感是套路化的呢？

那是因为反乌托邦作品里的形象到处串场导致的，综合的说，反乌托邦作品里的形象总共就三大类，分别是崇拜形象、监控形象和麻醉形象。

而这些形象具体展开的部分是什么，就不赘述了，等我找到新的关于反乌托邦的问题，再详细展开吧。

完。

齐泽克在一个短视频里，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精简的观点。

他说目前的文化产业编的反政府故事，没有一个敢拍推翻了政府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里面举例提到比如著名的V字仇杀队，完全不敢拍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完全不敢拍政府被推翻之后权力的分配会如何进行。

这么想想，还真是。反乌托邦主要就两个目的，要么突出一个惨，就是没人推翻当前政权的一般就是卖惨；要么就是突出一个爽，先说政府有多恶劣，然后最后被推翻，就是爽文套路。后者的爽文套路通常都会避开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直接戛然而止，要不就是直接拍个莫名其妙的人民安居乐业的未来生活反正告诉你，推翻之后大家过得更好了，至于怎么达到的，不知道。

其实要说它们套路相同，可以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最后结局无非就这两种，要么继续“惨”，要么被推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确实套路相似，但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刻画就可以有很不同的方式。1984和美丽新世界里，都是政府没有被推翻的种类，里面两个社会的差异异常巨大，所以我会觉得读起来有不同的体验比较有新鲜感。而像饥饿游戏那一类的，我个人不怎么觉得算反乌托邦，因为把政府描写得过于弱智，并没有怎么描绘出一个有新意的反乌托邦社会，主要权重全拿去写怎么搞翻政府的爽文剧情。我会觉得这种反乌托邦就很千篇一律，反正就是一个龙傲天或者风傲天怎么都死不了，穿个拙劣的反乌托邦外衣难不成就能提升深度？

所以这种基础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反乌托邦故事有时候因为太注意刻画社会的结构，会导致剧情偏薄弱，推进较差，有时候会让人读不下去。1984的剧情就比较简单，但是剧情还算有点转折，但是美丽新世界说实话，故事推进极差，很容易让人想弃掉，但是如果不是那么喜欢夸张的戏剧冲突的话，里面的社会状态还是挺值的一看的。

其实人们对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社会的定义会随时代的不断前进而改变，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乌托邦的社会，另一个人觉得是反乌托邦也很正常。去读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想，大多现代人都会觉得那玩意儿根本是“反乌托邦”而非“乌托邦”，再比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让我不禁想到了进击的巨人的设定，用现代眼光来看，它也可以算反乌托邦。我个人会认为其实美丽新世界那个社会可以算乌托邦而不是反乌托邦，要是让我选，我肯定会想生活在里面，一辈子快快乐乐的不会生病多好，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完美接受自己的阶级，也不至于饿死，这哪里是反乌托邦？

一部好的反乌托邦就要像这样，能产生一定争议，要是只会一个劲写什么暴君，大坏批，每天没事就杀子民，这个小学生都能编出来。

反乌托邦的本质说到底还是已经被说烂了的那一套：超市货架里到底能不能长出蔬菜？

反乌托邦故事的作者和受众，你直接问他们，他们肯定说蔬菜是农民种的；但他们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蔬菜是货架上自动长出来的。

既然蔬菜可以从货架里凭空产生，那么利维坦的组织度也可以源源不断地凭空产生，直至溢出，这些源源不绝的组织度可以被利维坦恣意地挥霍到毫无用处的地方，比如看完一个底层职员的日记再把日记上的沙子放回去。

他们从来不问思想警察的日记谁来监控，监控思想警察的思想警察的日记谁来监控，更是从来不问思想警察的工资谁给发，所有物资都是凭空产生，而利维坦坐拥着这个源源不断的物资源泉，完全就是为了虐待大家而虐待大家。

说深一点，也不光是反乌托邦故事，应该说整个西方最近这百十来年的文学作品普遍都存在这个倾向，就是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感受不到任何生产的痕迹，就算有也是作为背景知识一笔带过，好像那些东西，好的坏的，不需要生产直接就有了，而作品的从头到尾就只有分配这个环节。不管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喜剧还是悲剧，你翻来覆去就是看不着生产。

作者不爱写，读者也不爱看。生产这个环节好像压根就不存在。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百十来年，整个西方，不管是红的蓝的黄的黑的还是绿的，不管他们嘴上是赞扬还是反对，他们的身体都在很诚实地吃着第三世界的血汗。他们不写生产，是因为生产在他们的生命中确实就不存在。

他们压根儿就没这概念。

上等人之间的斗争再怎么斗也是上等人之间的事儿，乌托邦也好，反乌托邦也罢，支持也好，反对也罢，跟从事生产的第三世界泥腿子没关系，从来就没有半点关系。人家概念里的人权也根本没你，因为人家眼里你就不是人。

将作品标上“反乌托邦”标签的作者、出版社或媒体往往有一些刻板印象，你看到的“反乌托邦故事”经过了他们的筛选，有如下的倾向：

一、描写“可怕的未来社会”，Dystopia

由于现代读者对未来的刻板印象趋于“科技比现在发达、生活比现在美好”，描写阴惨未来的作品很容易被归类为反乌托邦、赛博朋克或后启示录：

• 描写社会由机器管理、人的生活用目前的眼光看并不美好，就会被称为赛博朋克；
• 描写世界秩序崩溃后没有完全重建，就会被称为后启示录；
• 两者都没有，而仍然描写人们的生活用目前的眼光看并不美好，那就可能被归类为反乌托邦。

特定的读者对这类书的认识可能与众不同。你让一个每天工作20小时、见过一个月猝死10个工友的十九世纪工人看看描写未来社会每天工作12小时、主角身边每个月猝死一个员工的小说，他会认为这是乌托邦小说。

二、描写“虚假的理想社会”，Anti-utopia

此时，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能有相似的理念（通常是自由、安全、真善美之类的），于是他们针对理想社会来写的“反面典型”或“阴谋论社会”搞成了相似的套路——人身或思想不自由，安全没有保障，到处是伪装成真善美的假恶丑，大众被压制或蒙蔽。

你可以找点特殊的作者的书，或者自己现场写一个，让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再去Anti它。

例如你想象自己是一个野蛮人，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被魔鬼眷顾的蛮荒帝国，帝国军力无往而不利，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每天举行角斗比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左拥右抱，直到永远。

那么你写的反乌托邦是：

祭祀毫无效果，军队外强中干，敌人步步紧逼，帝国即将崩溃，角斗粉饰太平。麻木的人们不听你的号召，你自己还阳痿了。回想起过去的种种，从何时开始社会上都是假象？帝国崩溃后活人祭祀被禁止，真是礼崩乐坏！

这书是不会被一般人视为反乌托邦的。

你可以联想到某些喊中国崩溃喊了十几年的华裔人士。他们现在就生活在他们心目中的反乌托邦世界里，这个故事的套路可不太一样吧。

眼界局限。

比如《通往奴役之路》里有几段写着挺对的，比如说许诺太多的自由，最终谁也得不到自由之类的。很多都是现今已被证实的担忧。

但是，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才许诺一堆自由，所以社会主义才会通往奴役。而且还不是说社会主义说谎，而是说“太多自由导致谁也不自由”这种正确的废话。

我当场就懵圈了…… 国内公知不是把咱的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起来当靶子打吗？啥时候许诺更大的自由了？这从何说起啊。

后来仔细想想………明白了。公知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本土化。而在美国，谁tm知道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家伙给本土许诺了什么？？？ 谁tm知道美国华人餐馆里发明的左宗棠鸡是什么玩意，谁知道他们给鱼香肉丝加了多少奶酪？？？

他们眼界的局限在我们看来，反倒是中国公知的在美本土化。（抱歉用这种逆向逻辑，你可以假设我在搞东方中心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许诺了更多自由”，就如同是加了奶酪的中餐。

这些在西方阵营本土摇旗呐喊的“社科学术著作”，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逻辑是为了给当地人食用的。他们嘴里说要包容多元化，要diversity，但实际根本麦卡锡主义玩的比谁都六，因为根本承受不了真正颠覆性的多元化。

他们的多元化，本质上是“小骂，大帮忙”，就像我们骂领导：“领导您这样我得批评您一下了，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不注意身体可不行。”领导笑着虚心接受意见。

而就像西方人的社会主义和主流的争吵中竟然是“自由”和“很自由”之争，就没人说过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有毛病么？

想想现在霸占主流话语权的白人主导的西方社会祖上是什么玩意？

无非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由二字语境被局限在国内治理。与奴役二元对立严重。

而我们是对殖民主义反抗的成功者。我们的自由语境不仅在反帝国主义侵略，同时还和民生诉求同进同出。就像财务自由，奶茶自由，车厘子自由，我们的自由需要伴随财富的创造。

反乌托邦作品往往依托于这些大儒的释经，比学术作品更倾向于讨好受众，大儒都没足够的眼界，受众呢？

受众祖先是侵略者和被奴役者。侵略者要是知道我们眼里的自由就是要他们的狗命可就太尴尬了。那场面想想就脸红。

被奴役者要是看着反抗者以成功的身姿傲立人世之巅，他们还好意思繁衍后代吗？他们的自由语境竟然不是把殖民者赶下海，他们要是想通了这一点，不给自己俩嘴巴枉为人。

受众没眼界，大儒没眼界，指望卖作品的文学家突然有眼界？抱歉，他有了眼界也会为了钱而闭上。

如同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一样，反乌托邦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

最有效，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反乌托邦文学，其实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因为乌托邦作为一个理想世界，其本身就是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在这个角度上，你写现实世界的东西，自然就是反乌托邦。

而所谓的“反乌托邦”，虽然看起来是在反对乌托邦所畅想的世界，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用乌托邦主义的方式，去幻想建立一个未来世界。

就现实层面来说，我们其实可以找到很多反“乌托邦”和反“反乌托邦”的东西。比如，人总要生活在具体的空间之中，但不同地方因为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生活的差距是很大的。即便是在很多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只不过人家贫的下线比较高），山区、荒漠、偏远地区的人生活水平往往低于沿海城市、平原大都市的人。

与此同时，还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也很难实现全国均一的管理。比如在北京，一个小区就可能有10万人，一个派出所就能管得了。而在甘肃肃南县，面积2.3万平方公里，比北京市还大50%，但人口只有3万多，且还有很多牧民。这地方你说怎么管？指望他们的生活以及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跟北京一样，这可能么？

反乌托邦本质上还是一种现代都市幻想文学的变种。之所以说是“现代都市”，是因为即便在物质生活和可供利用的能量丰富到可以实行反乌托邦所幻想的管理模式的程度下，也只有人口密集的现代大都市，才有可能推行这种管理。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哪怕是黑社会式的以暴力为基础的管理，都比反乌托邦所设想的那种管理模式靠谱。

而从“幻想文学”的角度来说，写反乌托邦的人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仅仅因为地铁票上涨了三毛钱就爆发全国动乱，也不明白为什么出生人口下降、老龄化增长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会造成影响。在“反乌托邦”的国家里，没有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方面的问题，人人都不操心养老金和工资，国家也不管今年的财政收入如何，明年该砍一砍哪些预算。反正感觉就是，整个国家所有的能源和资源，都被用在了监视国民和国民反监控上。

在这个角度上说，反乌托邦与乌托邦并无区别。

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已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

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电幕上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至于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没有把握了。老大哥是party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是充当对个人比较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大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party，party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party下面是外围party，如果说核心party是国家的头脑，外围party就可以比作手。

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Party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party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以上文字来自于“图一乐的”的《1984》中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