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目前形势如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2页

法兰西，你到底怎么在照看人类文明的？

周围都交通管制了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屋顶是保不住了。内部结构和立面上的窗墙应该也难以保留原装，但也不必惋惜，建筑虽然可以留存上百年，但是坍塌、大火是难免的，塌了可以再造，老旧破坏可以修复。其实圣母院早已失修严重，甚至有论认为圣母院有倒塌危机。火灾前，天主教巴黎总教区曾估算圣母院的修葺成本高达1.5亿欧元，巨额的费用令巴黎总教区无法承担。 由于政府只承诺在拨出4000万欧元作维修，筹集余下1.1亿欧元就要由民间募集。

关于巴黎圣母院建造与修复，转自建筑遗产学刊:

由于圣母院在法国遗产保护史上的特殊地位，其修缮工程的负责人——从维奥莱－勒－杜克到当今的本杰明·穆栋，一直都是每个时代法国遗产保护界的泰斗级人物。通过对圣母院保护历程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遗产保护思想、机构和技术手段的演进，也可以看到以建筑师为核心的体制以及重在保护“建筑整体价值”的观念对法国建筑遗产保护方法的影响。

1 哥特的精神

哥特建筑并非源自凭空的臆造，而是来自于对既存建构体系的“优化”：

——肋拱（图1）：原型来自于历史悠久的“十字拱”，它能将竖向荷载转移到四角的支撑上。作为十字拱的“优化”，哥特建筑肋拱下方的“肋”作为永久性构件可以使施工不再需要模板，从而显著节约了施工时间。

——飞扶壁（图2，图3）：来自与早已存在的圆拱和独立于墙的扶壁的结合，这种哥特建筑中常见的结构体能起到分担墙体侧推力的作用。它以更主动明确的结构角色取代了被动受力的梁柱体系，平衡关系更加奇妙，且更加轻便经济。飞扶壁的出现使得建筑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此以前只能依靠巨型的支柱来实现。　

——快速、经济和宏大：哥特建筑创造性地回应了社会对建筑物提出的快速、经济和宏大之需求，并在百年间建立、完善了其主要的建筑原则。哥特建筑摆脱了墙壁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空间中充满了透过彩色玻璃窗的绚烂光线，这一艺术成就在当时达到了高峰，并影响了各行各业，建筑师也从砌石匠和雕琢工的行当中独立了出来。

2 巴黎圣母院的特征

哥特风格的教堂迅速风靡巴黎大区，早期的一批杰作包括了公元1131 年建造的努瓦永大教堂，公元1155 年建造的拉昂大教堂，公元1140 年建造的桑斯教堂。特别是公元1144 年建成的圣德尼的巴西利卡， 起到了范本的作用。1230 年，有25 处哥特建筑在施工（图5—图9），而到13 世纪末，这个数字上升到近80 处。

在这一进程中，自公元1160 年开始建造的巴黎圣母院，处在了具有先锋意义的早期哥特和趋于成熟的盛期哥特交汇的十字路口。

作为12 世纪的建筑，巴黎圣母院的体量依然是很庞大的，窗洞不大，光线也很幽暗，中殿的拱顶每个单元都由传统的六分肋拱和两道梁构成。有趣的是， 半圆室走廊拱顶的奇妙设计给后世雕琢工们的自由发挥埋下了伏笔，而粗细相间的柱子，伴随着六分肋拱被四分肋拱做法所替代，也变成了下个时代所欣赏的均一的柱子。

13 世纪初，随着哥特风格的加速演进，大教堂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改建：窗洞向下拓展以增加更多的光线；半圆室外走廊的两处拱顶新建了飞扶壁；中殿的屋顶构架与唱诗班厅直接相连，从而减轻了部分荷载；西立面在三个门洞和巨大的哥特式玫瑰窗的上方， 建造了两座由列柱、深纹饰、卷叶垂花纹装饰的巨塔， 这一后人盛赞为“谐调”的立面是整个哥特建筑史上最精美的一页。

1230 年，这一伟大工程基本完成。虽经调整， 建筑依然整体而均衡——这要归功于五位匿名建筑师默默无闻的奉献。巴黎圣母院给予后人的伟大启示在于：建筑作品的成功远远超越了为之服务的个人，而建筑整体的均衡统一应当胜过各部分的表现力及每个建筑师的个人表达。

巴黎圣母院长127 m，宽45 m，拱高33 m，是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里最大的教堂，然而它尚未完成就已经不敷使用了。为扩充空间从西端开始在飞扶壁的巨大立柱间建造的小礼拜堂未能形成重要的建筑影响。1250 年到1270 年，建筑师尚·德谢耶和皮耶·德蒙特厄依以精湛的技艺重建它来与十字耳堂的两翼相对齐。到1318 年，小礼拜堂工程彻底结束。

3 变幻莫测的历史

1708 年，赫伯·德科特和他的儿子朱－罗伯特用一组华丽的镶嵌板和大理石雕塑取代了原先的牧师会唱诗班席位，雕塑的端头是名为“路易十三的愿望” 的圣母怜子像，由柯塞沃和库斯图完成，雕像位于高讲坛的后方。这个被公认为十分杰出的作品也是巴黎圣母院自14 世纪至18 世纪近400 年历史中仅有的佳作。

大教堂的室内装修也在覆盖上一层黄色粉刷后很快开始。1753 年，中世纪繁复而黯淡的彩色玻璃被透明玻璃所取代。1787 年，建筑师帕维移走了雕像、滴水口和顶端的装饰等一切悬挑在半空、岌岌可危的东西；为了能容纳游行队伍的华盖，杰曼·苏弗洛拆掉了 “最后的审判”大门的柱墩和最下方的门楣。1787 年，十字耳堂的尖顶因为状况不佳被拆除。1793 年大革命的暴行对建筑造成了破坏，但这尚不及1812 年神职人员将小礼拜堂的山墙改建为三角形山花式样（布隆尼亚尔）或是用莫来斯莫水泥 “修复” 雕塑（高德）的破坏力大。

4 伟大的修复

维克多·雨果1831 年出版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引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建筑的关注。而此时圣母院的破败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同一时期，弗朗索瓦·基佐开始推行对法国国家文物的清点工作，设立了文物建筑总监一职，并成立了文物建筑委员会。　　

1842 年，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的竞标结果公布， 265 万法郎的预算也迅即到位。修复圣礼拜堂时协助费里克斯·杜班的让·拉苏斯和刚刚30 岁但已经负责维孜莱教堂修复的维奥莱－勒－杜克赢得了合同。修复工作从1844 年4 月20 日开始，直到1864 年5 月31 日结束。拉苏斯在1857 年去世。

修缮工作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修复了立面、拱座和飞扶壁，立面石材被大量替换，使用的石头多达20 余种；修复了君王走廊的群雕（杰弗罗伊－德乔姆）、正门、滴水嘴、顶端花饰、怪物雕塑和小尖塔；修复了屋顶和铅皮覆盖的屋脊装饰、塔尖和南北塔楼的钟楼；恢复了中世纪式样的彩色玻璃窗（热朗特和斯坦海尔），湿画法的壁画，1403 年的管风琴和1730 年的管风琴箱，以及所有的家具；重建了圣器收藏室和长老会堂……这些工程据说一共花费了800 万法郎。

整个修复工作是在勒－杜克极端严谨的指导下进行的。最好的例证就是收录在其著作《11 世纪至16 世纪法国建筑词典》中的“塔尖修复”。在仔细研究了13 世纪的遗迹之后，他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推断出原初的格局。在观察到废墟的薄弱之处和可能的病因（风）后，以结构分析方法制定了复原计划，其中包括必要的改动和加固措施。最后，从建筑分析出发， 对圣母院外轮廓进行整体考虑，勒－杜克认为有必要把塔体增高13m。他认为文物建筑的修复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艺术，而是服从那些业已消失的艺术，从而恢复和延续建造之初的理念。他设身处地视自己为13 世纪的建筑师，不为保存而保护，而是创造性地修复。

修复以后的圣母院再次呈现出均衡一致的面貌。正如马塞尔·奥贝尔所说，虽然有些原则仍值得商榷，但修复中所体现出的诚意和天赋值得所有人尊重。这是19 世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修复，同时它也见证了文物建筑保护部门的诞生，从而成为这段遗产保护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5 20世纪的工作

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通过一些去除病害的表层“美容”措施，圣母院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1936 年的坠石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圣母院结构的脆弱性和建筑的老化问题。20 世纪圣母院的保护工作有三类：保护、修复和安全。

5.1 保护

20 世纪巴黎圣母院最早的保护工程是1938 年欧尼斯特·海皮斯对西塔楼进行的工作，二战时被中断， 1955 年完成。

1968 年， 文化部长安德烈· 马尔罗发起了对巴黎文物建筑的清洁运动，以此为契机，圣母院在1968 年8 月到1970 年11 月间，进行了清洗和加固立面工程，这是由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ACMH） 伯纳德·维特里负责的。

1988 年，得益于病理学和破坏机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20 世纪60 年代成立的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LRMH）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系统的健康调查， 该项工程由新的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伯纳德·丰凯尔尼完成。虽然没有发现任何结构性问题，但仍揭示出建筑保护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19 世纪修复立面时采用了过多种类的石材（在西立面多达18 种，仅仅是“最后的审判”大门上就有8 种）。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立面石材严重破损的原因，而强水硬性灰浆的使用更加重了损害，暴露在外的部位受损尤其严重，原初的和修复的石材都受到了影响，而这显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勒－杜克所无法预见的。

在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协助下，伯纳德·丰凯尔尼展开了用与原初石材相同属性的石头来进行替换的研究。这项技术被用于1994 年到2000 年的西立面修复和随后在2003 年到2006 年的北塔楼修复中。灰浆也用弱水硬性石灰进行改进，目的是使暴露在外的部位重新达到同质化。在这次修复中，对1968 年以来清洗立面的各种新技术如喷砂清洗、雾洗、水或碳酸铵擦洗、激光清洗等进行了应用，立面表层的清洁效果得到了显著改善。同时在正门雕塑、君王走廊群雕、玫瑰窗和第一层窗户的表层发现了珍贵的彩画遗迹，为中世纪建筑的色彩研究提供了信息。

在“去除不当修复”工作开展的同时，对勒－杜克所完成部分也进行了严格的保护，例如对勾勒出高耸屋顶剪影的铅皮屋脊的保护等。在哥特建筑历史上，圣母院没有在插图和圣物盒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因此勒－杜克用自己的方式设计了最可能的构造方式——在铁制框架上包铅。但铁框架的腐蚀导致了大范围的严重变形。而对这些构件的原样更换则需要铅屋面工、铸造工和木匠等传统工艺和专业知识，这也为保护这些行业提供了机会。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中殿的西端开始保护，1980 年唱诗班厅和十字耳堂的南翼继续施工，直到2009 年， 中殿和十字耳堂的北翼才终于完工。

5.2 修复　

今天的工作主要是关注于保存，但其中也有修复的部分，举两个例子：跟其他教堂一样，圣母院有一组包含八个小钟和两个大钟的钟琴。从13 世纪到15 世纪，这些钟琴被陆续安置在两个西塔楼上。法国大革命期间，除了大钟，其余的钟都被熔毁了。1851 年， 勒－杜克试图重建的两个钟架也一直没有完工，只有大钟和4 个音调糟糕的小钟安置完毕。为了纪念圣母院建成800 周年，人们计划完成这组钟琴。通过对文献的深入研究，精确认定了每个钟的大小、重量和音符，并详细研究了钟声对于钟架和周围石材可能的影响。经过咨询，国家文物建筑委员会批准了这项工程， 预计在2013 年复活节时完工。

第二个例子是巴黎圣母院的一项非常“前卫”的修复工作。圣母院1235 年到1245 年建造的玻璃窗在1753 年被拆除，后来勒－杜克又按照当时的哥特风格（特别是布尔日大教堂）重建了这些彩色玻璃窗， 他按照中殿是暗淡的灰色而圣堂是绚烂的彩色的原则来安排这些窗子。但是在1937 年，年轻的玻璃彩绘师试图纠正这种主殿是“苍白而憔悴”的灰色调的论断，建议代之以现代的彩色玻璃窗。这个大胆的建议引起了关于当代艺术运用于文物建筑中的讨论，而巴黎圣母院的特殊地位更激化了这两个阵营热烈讨论的程度：一方认为为了维护圣母院的统一性，应当保留勒－杜克的窗户，这是一种克制和折中的方式；而干预派一方则主张圣母院应成为一座当代的、有生气的教堂。媒体也热炒这一主题，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个各执一词的争论持续了30 年，人们制作了一些模型、实验性的镶嵌板、临时装置，召开了六次文物建筑高级委员会会议。直至30 年后的1964 年，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最终批准了用彩色玻璃边框围合不规则灰色玻璃窗的方案。这个方案被认为尊重了教堂内光线的平衡和规律，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1965 年6 月17 日，工程完工。这个案例开启了文物建筑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大门。当然，对勒－杜克工作的评价今天已有所不同，如果他的窗户保留至今，很可能会被顶礼膜拜。

5.3 安全　

巴黎圣母院，既是一个令人仰慕的景点，又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国家遗产，每年吸引了大约1300 万名游客。这必然带来对公众和建筑安全上的要求，因此在保持建筑真实性前提下，防火和防雷方面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对1180 年到1220 年间的木构架屋顶）。同时为防止游览路线中的游客坠楼和自杀可能采取了相应措施，并优化了残疾人通道。

6 明天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今天接受着文化部主导的不间断监测，所有相关的工程项目受到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的监督，法国国家建筑师（ABF）负责安全和日常维护。在国家预算支撑和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及相关专家和研究机构支持下，巴黎圣母院的保护采取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任何干预的需求，在评估后按照紧急程度来排序。前期和深入研究在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监督下进行， 研究结果进行专家评审，并须由文物建筑总监批准方可实施，如有必要的话，要提交文化部科学和技术监督委员会批准。

工程的实施是在招标的要求下进行的，无论是拥有传统技术还是现代技术的业者和匠人都可参与。任何应用的技术都需要经过研究并曾成功运用于实践。

今天，人们已经制定了未来十年的计划。除了这两年的工作，时间表中特别安排了中殿、十字耳堂和唱诗班厅飞扶壁高处立面的保护（五年计划）和圣器室高处的修复（两年计划）。总之，我们应珍惜每一年的时间，来呵护我们的遗产。

图片备注：

图1. 肋拱（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2. 13 世纪初的亚眠大教堂（图片来源：同图1）

图3. 亚眠大教堂飞扶壁的变化（图片来源：同图1）

图4. 巴黎圣母院西立面（图片来源：张鹏摄）

图5—图7. 兴建中的哥特风格的教堂（图片来源： MACAULAY DAVIS. Cathedral: The Story of ItsConstruction[M]. New York: Houghton M i f f l i n C o m p a n y , 1973: 28, 50,55.）

图 8，图9. 哥特建筑便捷的建造方式（同图5: p24-25, p34-35.）

图10. 圣母院高敞的室内空间（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11. 巴黎圣母院不同时期的改建（图片来源：同图10）

图12. 勒- 杜克修复巴黎圣母院（图片来源：同图10）

图13. 1844 年的圣母院立面（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14. 1864 年立面（图片来源： 同图13）

图15. 怪兽雕塑的修复草图（图片来源：同图13）

图16. 修复的怪兽雕塑（图片来源： 同图13）

图17. 君王走廊群雕（图片来源： 张鹏摄）

图18. 屋脊木材损毁状况（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19—图23. 屋脊修复过程（图片来源：同图18）

本文选自《建筑遗产》2016年创刊号

陈曦，张鹏译

作者｜本杰明·穆栋

法国夏约学校教授

法国文化与交流部文物建筑总监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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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6

《新闻联播》前5分钟没有讲国家大势，没有讲领袖行程，没有讲中央又开了什么会，哪个国家元首又来串门，

而讲的是巴黎圣母院大火。

这个始建于南宋年间的古建筑失火引发的轰动由此可见一斑。

不好意思，我还沉浸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被“北约”轰炸，以及四川凉山山火导致30名消防战士牺牲的巨大悲痛中……

啥玩意儿？？巴黎？？？圣母院？？？？？？

哦，不急，等几个月再捶胸顿足吧

咱就不提圆明园那档子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了。

我就问问，当你们看见一个有着4000年文明，历史价值无法估量的中东古城————大马士革，被导弹，炸弹，坦克，火炮炸的面目全非的时候，被突击步枪和火箭筒打的满目苍痍的时候，叙利亚百姓被迫流离失所变成难民饱受“文明国家”白眼的时候，你们的内心可有一点儿怜悯和同情？？

我想可能没有吧……

毕竟……

有人连叙利亚在哪儿都不见得知道……

更不可能知道把大马士革摧残成如今这副模样的人是谁……

4000年的文明古城，为什么就比不上区区一座巴黎圣母院？？！

我不懂……

也不想懂……

对了，那年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朋友圈和微博的“今夜我们都是巴黎人”那副跪舔的姿态实在是把我前天晚上吃的夜宵都恶心出来了……今天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又有“巴黎人”的骚操作啊～我期待着(๑˙ー˙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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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谢谢大家的评论和赞同，每一回答我都认真看过。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想引战（诸君，我不喜欢战争），也不是说惋惜圣母院的人就是错的，我只是想把事实揭露给更多人去知道，去了解。

结果，我的评论区里愣生生出现了“冻死骨是他活该，酒肉臭就如丧考批”的精神法国人。我不能说您的三观一定是错的，毕竟我自己的三观也不见得就一定正确。不过啊，您字里行间那憧（gui）憬（tian）的姿态和气急败坏的样子着实好（nan）笑（kan）～

为啥呀？？是不是因为我戳中了您主子的痛处和某些见不得人的地方？如果是，您放心，我绝不道歉～您大可向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您知道在哪儿吧）举报我诽谤法兰西共和国～或者直接跟知乎举报我也没啥问题～

最后，一句歌词送给那些认为叙利亚伊拉克远在天边，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的网友们：

The peaceful times have made us blind。 ————————《The Reluctant Heroes <MODv>》

法国的圣母院烧了，引起无数中国的圣母在网上疯狂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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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巴黎圣母院在和平年代，竟以这样的方式惨遭大火，悲痛惋惜是人之常情；

可毕竟也才过了160年啊，那曾经见证了一切的十二青铜兽首还在海外漂泊，看着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呢。那些忘不了圆明园三天三夜的大火，忘不了那无数国仇家恨的，也无可厚非。

悼念的我能理解。

感慨世事无常因果报应的我也能理解。

艺术没有国界，历史也早已翻章，无论是悼念也好，还是觉得报应也罢，都是个人的感受而已，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把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截图下来，然后发“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劣根性”、“祝你一辈子走不出国门”、“你国人”……

恕我直言，这种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才是最低等的弟弟行为。

小时候有人闯进了你的家里，烧了你的屋子，杀了你的家人，抢了你的东西，用无数沾满血泪的金碧辉煌，填补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

你那时候很弱小，没有本事报仇，没有人为你伸张正义，全村的人都在为强盗鼓掌喝彩；

后来你长大了，跌跌撞撞，无数次死里逃生，硬咬紧了牙关，满身伤痕累累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你终于强大了，可村子里也和平了。大家都说要共同发展，要团结互助，可就是没人提，那些从你家里曾经抢走的东西，要不要还给你呢？

你明白，也能理解，历史是用来铭记的，而不是用来报复的，所以你强大起来后，没有去烧对方的屋子，没有去抢对面的东西，而是真的和村子里的大家一起，和平发展，勿忘初心。

可忽然有一天，那个曾经去你家里烧过屋子，抢过东西的强盗家里，失火了。

烧得好大好大，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

村子里所有人都表达了惋惜和悲痛，强盗家里的房子是全村文明的瑰宝，是村子历史的见证，好多人泪如雨下，恨不得哭昏过去。

可你其实没有那么悲痛。

因为你记得，就在很多很多年前，你家里也烧过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放火的强盗站在你家门口，猖狂地笑着，你躲在家里的角落，哭得泣不成声，可村子里的人们思考的，却只是要不要趁着你这么懦弱无能的时候，和强盗一起把你的家搬空。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再去强盗的家里放一把火，可当他们家自己着火了的时候，你却怎么也难过不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你家里最小的弟弟却一脚冲你踢了过来：

“你怎么不难过！你为什么不哭！这可是我们村子的宝物啊，你真丢我的人！没有素质！”

你楞了一下，忽然有些哽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还能说什么呢？

他已经忘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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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历史一样，都值得尊重。

悲痛和悼念不可耻，无动于衷和感慨报应也不可耻。

但每个以“你国人”开头的洋洋得意，都可耻。

人类历史文明的瑰宝之一，付之一炬，令人心痛。

但还是要想开些。

几万年物种历史，五千年文明史，几百年工业科技史，几十年信息史......其存在性，若是要依托于物理实物，那万年之后，大概率都是要消失掉的。

关键还是 “方向”。

我们到底是朝向着留存、发扬、突破并超越其存在性的方向去的，还是原地踏步，还是飞速开倒车？

这才是重点。

至于这寺庙，既然顶棚烧没了，但正脸还在，不如趁机混搭一下。为了体现今日法兰西之多元、融合和博爱，不如在顶棚原址新建几个洋葱头和星新月塔尖好了，并争取在下一次意外失火之前，就能如期完工。

首先，为巴黎圣母院表示遗憾。

其次，有些人非要拿圆明园和巴黎圣母院对比，这个是不能比的，如果有些人非要比，这些人反而是不关心圆明园的历史的。

1.诚然，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这个没法反驳。但是，圆明园只有英法联军破坏了吗？

2.圆明园是一个不断创造、维护和翻新的过程，而不是一件凝固的东西。乾隆时期，圆明园是最为繁华的时期。而火烧圆明园之前，咸丰朝的圆明园已经衰败了。

3.圆明园覆灭，有四个阶段，首先肯定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烧和劫掠行为，这个被称作火劫，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对古园林的一个破坏是被称为木劫，清末民初军阀和权贵对园内十字残余的转移和破坏被称为石劫，还有某10年，为了种田建房对圆明园基本景观的破坏被称为土劫。还有就是慈禧太后的颐和园是对圆明园建筑材料再利用，抗战时期农民对此处的开垦等等。

如此看来，我给出的这么多劫难，只有前两者属于外国侵略者，然而，在很多人的论述里，后面这些故事是被省略的。真正对于圆明园的大讨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在这之前的大部分中国人也并没有珍惜圆明园。如果，今天有人真的在乎圆明园，我想他们是不会忘了后面这些故事的，然而有些人甚是健忘，或者他们根本不在乎圆明园，在乎的是宣泄某种奇怪并且不合理的情绪。

4.圆明园被焚烧并不是一直都被当作“国耻”的，在中国开始的时候，民众感受到的是清朝的颓废而已，并不是什么耻辱。毕竟，这个逻辑其实是很清晰的，圆明园的所有权是皇家，而非万民，普通百姓无从了解圆明园，那时候新闻媒体也不发达，完好无损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看到的。

等到了康梁的时候，国耻话语的出现，这种国耻话语是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介绍的目的，是想推动中国人严重缺乏的民族主义集体精神形成。从这开始，圆明园开始成为少数人认为的耻辱，并且逐渐扩大到全民。

5.记得这位朋友：@扫荡精日咱嫖相 ，曾经提到过文物所有权的变化：

一个知识考古的方向:可以对文物拥有“所有权”的“民族”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民族主义者倾向于相信民族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单位，然而这个单位德不配位。文物的创造，或是由个人完成，或是由某一群体完成，但往往与族群没有联系，其所有权与流转的经历也同一个族群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关系。在民族主义者为“民族”发明了可以拥有文物的属性前，文物本和民族并不挂钩。
比如颜真卿悼念从子写下了《祭侄稿》，他情绪激动并没有事先规划，全帖涂改颇多，这当然不是献给宫廷的作品，是其私人之作。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这份名帖或在宫廷或在民间，流转不定，它的所有权属于君王或者民间藏主，它的处置权只属于当时的所有者。它的创作、它的收藏、它的流转，关于它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与族群或民族无关，它属于它当时的所有者，它闻名于包括日朝在内的一切能欣赏它的士人中。
民族主义时代，这件文物被宣布成为一个民族的财富，现在它关系着塞外的不怎么认识汉字的少数民族老牧民的利益，关系着对书法并不感冒的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但不再关系着被建构的民族外延之外的书法爱好者的利益，从此以后一切对它的实践都将冒着损害民族利益的危险，都要受到民族利益的考量。并且早已发生了的关于它的实践也与民族关联了起来:现在《祭侄稿》不仅由颜真卿写就，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创造。至此，曾经要么属于藏主、要么“属于”所有书法爱好者的名帖，在不经意间转换了“所有权”，有些人被排除了，有些人被加入了进来。

所谓的所有权的一个变化，背后是集体记忆的变迁，当戏曲、小说、电影、报纸甚至网络宣传的普及，曾经贵族的收藏才有可能被大多数人知晓并记住，皇家收藏的记忆被抹去，作为全民性质的文物诞生。所谓记忆，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记住什么，忘了什么，放大什么，缩小什么，意义大概也是如此吧。

在很多人近代史论述里，只有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与焚烧，似乎这是属于全民的耻辱，这是诡异的，国耻话语是不断被建构出来的，而且如果及时保护，损失也许会降低不少。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在部分人眼里并不重要。

一味的把圆明园的覆灭归咎于英法联军或者外国侵略者，是不是有点推卸责任的味道？既然有些事实无法挽回，我们何不反思如何预防类似的事件发生，避免古建筑、文物的破坏。事实上，建国后，圆明园那块地都有农民种地，八十年代之前，国人一直在圆明园伤口撒盐。一个正常的热爱文物的人，他的思路应该是减少文物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并且做好准备，防止破坏发生以后的二次损害，我想这才是圆明园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最后，再次为巴黎圣母院感到遗憾。

我的关注点不太一样，我关注的是：

全国大辩论和黄马甲运动自从圣母院着火之后，都消停多了。法国人民都聚在一起互相安抚，舔舐伤口，也不上街了，也不打砸抢了，也不吵着让马克龙下台了。

本着谁获益谁有嫌疑的办案逻辑，我不得不怀疑这一届法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