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观看网络万花筒之云哭丧奇景的时刻了
从霍金,查良镛,到褚时健,似乎网络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起这么一个狂欢。
每一个人都想参与到这样的事件中,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评价褚时健本身,而仅仅只是想通过这一行为去抵挡自己可能游离在这个时代之外的焦虑和恐惧
褚时健这个人物本身的一身荣辱,并不被真正的关心,褚时健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和概念,参与到这次全民的狂欢活动中。
这种情况对于褚时健这样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倒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黑色幽默。
取匿了
谢邀。
以下均摘自1993年的喜剧作品《我爱我家》。
第3集《我们的愚人节》:
志国:(念信)“关于本人不再接受任何领导职务聘任的请求报告”……爸您这是?
傅老:这个嘛,昨天我考虑了一整夜,我这个年纪,这个精力,这个脑筋,恐怕不适宜担任过于繁重的工作啦。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干一点嘛,我们老同志给把把关,出出主意,当当顾问,也就可以啦!真要把我们推到第一线去,恐怕效果也会恰得其反……
傅明老人彻底退了,时年65岁。
第22集《原则问题》:
文怡:你讲这个话,好像我找你是来找你叫苦的,那也好,听说你在局里做领导工作,那你就给我搞一个批文吧。
……
傅老:啊不行这可不行,那都是国家的统配物质,文怡呀,老同学张张口,要是别的事情,我都能依你,唯有这件事情----这可是原则问题呀。
……
文怡:你不会为难的,现在的马局长是你一手提拔的,你只要一个电话叫过去,批文就会搞到手的呀,以后,我们这段事情就会一笔勾消,谁也不欠谁的,喏。
傅老:哎呀这个这个,接过电话,(想一想,果断放下电话)不行!原则问题上我绝对不能让步!我宁可让孩子们都知道,宁可我今后没有脸见人,我这一辈子管钱管物一身清正,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这革命的晚节就更得保持!
贾家的经济条件我们都知道。1993年,老傅志国和平三个人一个月一千多元人民币收入而已。贾志新身为副局级干部二少爷,没个正经工作。
穷归穷,傅老说自己“一身清正”,那确实是当得起的。
第27集《健康老人》:
傅老:当时我看见那些麻木不仁的烟民,自己残害自己,我恨不得就把他手里那个香烟给他夺下来……
和平:嗯好好批评他们几句……
傅老:我先嘬它两口!
第115集《今天的你我》:
傅老:我看啊,这一段家里的气氛,不大对头啊。钱挣多了,未必就是好事啊
志国:(急匆匆)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哟爸,这是我们徐总经理孝敬您的两条红塔山!
傅老:(大喜)哎呀哎呀……
和平:(揶揄地)爸爸,我看钱挣多了也未必就是坏事吧?
傅老:(喜不自胜)啊这个……
红塔山、烟、钱的关系,这几集里都谈完了。
本回答一切credit,当然都归于梁左老师。
关于烟草;我五舅爷是兰州卷烟厂的职工,每年见面,五舅爷都会聊起他们厂子,在我印象中,在兰州这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卷烟厂和电力公司是唯二红火异常的企业。卷烟厂工资高,子弟读书学费报销,厂里有福利房,减免很多用费,企业每年纳税超百亿。我承认,这些成就离不开工人的辛勤汗水,但归根到底,也离不开政策。烟草这个行业较为特殊,在“统一,垂直,专卖”这种全方位全天候的保驾护航下,盈利本就不是太困难的事。如果一个行业异常低迷,一家企业一直独秀,那自然应该推广学习,但如果间间都盈利挣钱,那挣钱就是正常。烟草生产异常简单,就是烤切包三个环节,在部分发达国家,烟厂只负责烤切,包都是老百姓自己包。烟厂赚大钱,有技术管理先进的原因,但这不是首要原因,首要原因是市场不放开,消费者没选择。
如回到历史背景下,则更简单,79年前厂里日子不好过,这不是因为十年浩劫,没搞经济建设吗?后来好了,不是因为拨乱反正吗?这明明是时代的变化,为什么功劳要算到个人的头上?我是很不理解。
而且烟草企业的纳税,和其他行业有极大区别。烟草会带来许多急慢性疾病,在全民医疗保障较差的时代,烟草企业的纳税可以充裕国家地方财政。但如果政府对民众的医疗保障提升了,那很可能的结果是入不敷出,英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将烟草企业的纳税拿出来说事,让人觉得没脑子,也没良心。我们不抽的烟人,终日白白受害,有谁问过,有谁管过,没有。
关于犯罪;企业赚钱了,称谓也是董事长,但要明白,这个董事长其实更接近经理人,而非老板。如果觉得分配不合理,可以另起炉灶,自己投资建厂,如果只是经营者,而非所有者,那诉求应该合理。至于17年收入只有88万,后面的领导者年薪过百万,然后说悲情,更是荒唐可笑,更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一来,不同时代的收入,本就没可比性;二来,觉得少,可以不干。
关于褚橙;在中国,商业成功的核心不在产品,而在于渠道。我们承认成功,但描述成功,也要精准描述。如果仅把目光盯住橙子,很可能是一种误导。真有启迪的是,应该是怎样找渠道,找怎样渠道。
参见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还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这几年,太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个陨落,我们熟悉的那个时代正渐行渐远…
盖棺尚不能定论,一切留给历史评说…
我爸爸17岁当老师,今年马上59了,当了42年老师,
生涯里85%以上的时间都在那个当地的镇子小学里,不愿意走后门,没升官,没调到县上、市里。
没贪过学校一分钱,唯一一次是家里灯泡坏了,天太黑,镇上没地方去买,把学校的灯泡拧下来换到家里用了一个礼拜,被我妈笑话到现在。
马上要退休了,我觉得我爸爸,比他伟大。比他更有人格和精神。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爸爸不认识王石、柳传志等一干大佬,没权贪污,没钱送礼,种橙子的话,也没人买。所以将来死了,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怀念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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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一下,我说这些,没说我爸爸对于社会有多大贡献,有多伟大,我说是在一个儿子心里,我父亲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是令我敬佩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自己身边的人哪些值得尊敬,哪些值得批判。不要笑贫不笑娼,不要因为一个人取得的物质财富,就卑微的弯下自己的膝盖。
更知道自己这一生,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
精神褚子褚孙们翻来覆去,核心观点不过是:我们褚褚毕竟是“有贡献的”、“有能力的”,为国家赚了大钱,而组织给他的待遇太差啦,所以我们褚褚吞钱有理,贪污无罪。啧啧,愿意怎么样吹捧褚都随便,就是别专拣大橙子吃,小心给吃噎着了。褚本人有点能力不假,但是每个国企领导都能有他这样的能力吗?红塔集团可以经得起领导贪污而不垮,那业绩一般的国企直接就能给贪污领导整趴下了。今天对褚这个标杆式人物网开一面来个功不抵过,明天每个有权的领导就都敢放手去贪,这国家将来会变成什么鸟样?褚小将们要是不服,大可以上印度去体验一下嘛。况且褚当厂长时还是党员,对一个贪污国家巨额财产的党员一票否决这要啥理由?
褚把红塔做大固然算是个不一般的贡献,但你看人家刘前部长,那可是从无到有的把我国的高铁事业从零干到世界第一,结果不也判了个无期徒刑?况且刘现在还蹲着呢,没保外就医。组织在政治上对褚那已经是相当不薄了,当年老贪在企业做大的过程中组织给他的经济酬劳也足够匹配他的“贡献”。姑且认为孝子贤孙因为年龄太小,不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不知道国企高管的能量能有多大。理由千万条,先看工资条,就以工资而论,1985年我省县级广播站某新进员工月薪止有52元,也就是说褚老贪污犯拿着相当于近80个普通员工之和的工资总额(褚1979年至1994年这17年间共80万元工资,平均约3900元每月),他竟犹嫌不足,对国有资产下了黑手,褚小将们维护起来也不脸红?(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是俺妈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印象深刻)
再论企业性质,红塔山集团系垄断行业之国有企业,上世纪的国有企业员工通常住有单位分房,吃有单位食堂,娱乐有厂办澡堂、电影院、阅览室、运动场、定期组织疗休养等等,厂办幼儿园及小学还可以代看护子女以解放父母。可以说,当时国企员工几乎所有的需求,都能在厂里得到满足。那个年头可以说普通居民生活不如普通国企职工,普通国企职工不如效益好的企业职工,而褚作为烟草行业的领导,能享受到的待遇只会不知道比职工高级到哪里去了,工人们三餐吃吃食堂大锅菜,他可以顿顿厨师单做的精美小炒。组织给他的工资、福利相结合的优厚待遇,难道还不足够吗?
如果褚不贪污,他退休后的这二十年也可以享受合法的退休待遇巨额改善,例如他这个级别能享受的特护病房,就足够吊打13.5亿中国人了。褚本人的高级待遇不消多说,作为国企领导,他的子女在当时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安排进厂里做正式工,和他们的爹地一起享受国有企业的应有尽有(其子褚一斌毕业后也服从其父的安排,进玉溪卷烟厂工作了数月)。他本人没赶上酬薪增长,他的女儿也可以优先提拔、接班享受时代红利。是他们老小自己没想明白,才落得一病一死的下场。而国家毫无疑问的,已经给予他在衣食住行乃至封妻荫子、凡是能想到的需求全都能满足、完全匹配他贡能力与贡献的丰厚回报了,“组织给予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实在是超过本分了。”
“以道义报答信任、以忠贞报答恩惠,是做人起码的道理。”如果褚前厂长当年的真实情况是天天加班996,鞠躬尽瘁谋发展,上级却不发工资发白条,搞到自己孩子没钱交学费、老娘没钱看病的境地,实在是忍不了了,一咬牙一跺脚,挪用了点公款拿去上学治病,被抓了锒铛入狱,那确实是冤枉,要为他鸣个不平。但在组织满足其几乎一切需求的前提下,老贪污犯还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巨大贪污行为,只能证明其人实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罪有应得。
一个无期徒刑的人可以以年老体衰保外就医,越狱后居然上山开荒做大生意去了。也许吹捧褚的某些人自以为不是普通百姓,但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是非常恐惧的,今天给褚开这个口子,会不会将来哪个有权有钱的人把你杀了,他也可以只坐两年牢,花钱保外就医越狱逍遥?每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要坚决地支持法治、坚决唾弃褚的保外越狱。所以说,一个有良心的劳动人民,对贪污犯们再怎么正面评价,其限度也不应该超过两个惋惜:
对于最后贪污腐败的,惋惜他晚节不保;
对于还能装病逃狱的,惋惜他没早点死。(包括曲某和她那个妈)
我们一直说,评价历史人物,需要一分为二看待。这句话说起来太简单,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正确的废话。但实际上,要做到是真难。
因为世上圣人和大恶人都太少了,有功有过才是人间常态。很多人评价有功有过时候,往往纠结在于功过哪个更大。但是,功过谁大并不是都好统计的,这取决于个人视角,也取决于时代理解。毕竟这不是简单量化题,那功过数值相减就可以得出的。
回到褚时健本人,有什么功?有什么过?其实还是毕竟容易区分的,关键看你侧重哪个视角。
褚时健的功主要两部分:一是任国企领导时期能力超群,让濒临破产的企业焕发生机,给国家上缴大量利税,也让很多工人生活不错。二是二次创业时候搞褚橙,为农副业发展开拓了一条探索之路,也给当地农民带来福祉。当然,这两个阶段他个人也是获得很大利益的,但是客观上确实给国家、社会、相关工人农民也是带来很大利益。
过就更值得玩味了:首先板上钉钉的是在红塔集团时期贪污问题,给国资造成损失。但还有真正引起争议的,就是先前他搞的企业改革和之后的创业属于什么性质?你是定义为改变公有制的急先锋?还是定义为提高了工人待遇创造了农民就业的良心人?
一、褚时健的功过和时代背景
那说他功大过大呢?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要说功过,必须结合褚时健所在的时代。
褚时健关键崛起是什么时代?是大量国企确实出现经营问题的时代,是市场经济铺开的时代。
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但必须承认,那种制度久了,其弊端一面就浮上水面。对于企业来说,客观上上级对产品不深入精进对个人影响不大,工人不努力生产对自己影响也不大,所以时间久了,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缺乏创新等问题就出现了,尤其是这些问题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国企进入市场经济后,产品被很容易击败的原因。
对于这种问题怎么解决,不同人可能有不同想法,但不管怎样,历史在那个时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不是褚时健能决定的,但却是让他非常如鱼得水的。
他的这个如鱼得水造就了前期的辉煌,红塔集团从濒临倒闭变成全国有名,一烟难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确实做到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多赢的局面。但是问题在于,处在体制转型期,很多问题是不可能短期理顺的——最主要的就是国企如何解决放权增效和资产监管的矛盾、企业创收和管理层奖励的矛盾。
这两个矛盾后来解决了很久,修改了很多,一直到十八大后依然还在改。可见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我说到这里不是说为褚时健开脱。他贪污的罪责是不可恕的。只是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不注意制度随着形势改变而完善,等于把人性放在最险恶处考验。市场经济下的国企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国企,企业领导层对企业生死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奖励机制不到位,让创收千万亿的企业负责人和那些眼看企业破产束手无策的负责人一样待遇,都还算着过去对应的行政级别和职称级别拿工资,会让前者平衡么?我相信如果褚时健是焦裕禄一样的品质会没有问题,但如果人人都很容易当焦裕禄,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如此怀念焦裕禄?
事实上,也正是褚时健事件,真正引发了此后对于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待遇的改革政策。此后,效益好的企业从上到下收入与过去有了几个数量级的改变——即便到十八大后,制止了国企奖金过多问题,依然收入是比褚时健事件之前要高出几个数量级的。
这就是褚时健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过所在的历史背景。他有才能,把握了历史机遇;他党性不足,守不住自己。但这也正是改革过程中先行者很容易遇到的问题。一切制度完善必然晚于形势变化,那么之前尝试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解?
就因为难解,所以改革才一直不能停滞。
至于后半生他的二次创业,就不必说太多了。毕竟这一次是完全合规合法的在做。
二、为什么有人吹捧褚时健
吹捧的人,其实成分是很复杂的。
王石们吹捧,许多落脚点其实涉及到制度问题上。即:褚时健这么优秀的人,纯粹是被固化的国企制度所害,这不是他的错,是目前经济制度的错。言下之意,其实也正是资本家们进一步要求制度变化和权力增加的一种舆论。
当然,结合王石本人的身份——作为重要国资的经理人,又是实际操作中绝对的决策者。所以他成为资本家中吹捧褚时健的急先锋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吹捧褚时健的仅仅是王石这样的资本家们吗?比如不是。大家都提到,网上铺天盖地不少。这些人难道都是被洗脑?我觉得不然。
褚时健八十创业,这种经历放在什么时候都是足够励志的鸡汤。抛开前半生功过,这种行为多少人敢想?别说他有不少资源。牢狱之后,他的资源保障后半生衣食无忧确实不成问题;但要再创一份事业,甚至闯出品牌,原有的资源不过杯水车薪,更多还是个人的能力。
那么除了资本家和需要励志人们以外,怀念褚时健的还有谁?我觉得还真有不少的普通小人物。
如果一个东北全家下岗的工人,他是否会羡慕红塔集团的员工?你告诉他红塔老总贪污多少国有资产?得了吧,我的老总没贪污,但是把厂子搞垮了,然后一家人喝着西北风呢。红塔的员工们你说都是什么日子?
甚至哪怕许多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如果能让他选择回到过去还是进入现在效益好的国企,许多人依然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这就是在利益面前,许多人的选择就是这么实在。
而更是褚时健事件后,国企奖励制度经历一系列改革,之后即便不说MBO阶段,管理层收益依然与之前判若云泥,才使得很多普通人看当年褚时健时,有一种“有功不赏”的代入感,从而产生同情。
所以,我反对吹捧褚时健仅仅就是资本家们的炒作。资本家炒作不假,但吹捧之中,涉及到的人很复杂的。这也是时代浪潮下思维多样的一种体现吧。
三、怎么看待褚时健
回到最初问题,既然功过一分为二而不是直接加减之后,怎么总结?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看法是:
褚时健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其能力恰好非常适合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他,必然成为试探改革前沿的人,因此有下大业绩,也因此犯下大错误。但只要还给他机会,他的能力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一定无法掩饰。
而也因为如此,我个人还是认为褚时健功大于过的。
时代的改变不是他个人可以左右的,是不是该计划经济,是不是该奖金鼓励,是不是国企改革,甚至是不是该有资本家,这不是褚时健可以决定的。如果不喜欢这种生产关系,那责任不在褚时健。但是,褚时健在这套生产关系下,把能力发挥到最大,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也惠及他所涉及到的普通工人和农民。
至于过错,他最终接受法律审判,也坐牢受了应有的惩罚。他贪墨了不少国有资产,但众所周知那个时代,因为管理者无能而流失的国有资产有多少?如果褚时健像那时候众多的国企领导一样,踏踏实实,没有什么劣迹,然后看着红塔集团因经营不善最终或破产,或改制,职工大量下岗,他最差也拿着国家退休金安度晚年。这似乎没人犯罪,但实际上谁对国家造成损失大,谁又对工人们造成损失大呢?
不能因为那个时代仅仅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就非得架空历史虚构出一个既能蓬勃发展又都踏踏实实经营的国有企业来。
当历史走到这一步,褚时健并没有主舵的能力,却客观上用经验教训做了改革弄潮儿。
这也是他的历史地位吧。
父亲是烟草行业从业者,褚时健在职期间,父亲负责采购,褚时健在他们这辈的烟草人心中,有一种近似于陈近南的存在。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地方烟草公司有自己进烟的权力,有烟库,不像现在只是运输大队长,那个时候每个县的烟草局都有一种人,他们管进货,云南烟最好卖,他们每年去云南出差很多次,跟云南红塔集团搞好关系,为的就是批下来烟,批下来烟,才能运回去卖。
前几年我从家里的一个柜子里翻出父亲早年间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记了很多人名、地址、BP机号码、座机号码,父亲说这里面有打通红塔集团和地方上各种关系网的联系方式 还有从云南 到我们这个北方县城一路上运烟车经过的路径上,可能对这个车造成威胁的人和可能给予保护的人,这里面有车匪路霸、有地方官员、有地方的黑恶势力、各种公安路政,各种所谓能说上话的人。因为在那时候,烟车就是移动的运钞车。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持枪抢烟车的,所以必要的时候还要求地方的武装部给予保护。父亲当时拿着那个本子看了好久,最后说了一句,这里的人好多都已经不在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少吃方便面,他总说你们现在吃的方便面不好吃。他说那时候他们的运烟车为了掩人耳目,烟箱子外面用方便面挡着,一种云南本地产的方便面,很好吃,比现在的方便面好吃多了。
父亲口中的褚时健,和大部分媒体的报道不一样,一个国企改革时候的盈利大集团的一把手,没有匪气是做不来的,至于他的家人在云南本地的横行,也是没有人说过的。不可否认,褚时健手中的权力成就了父亲那一辈的烟草人,毕竟整个八九十年代都是靠褚时健发工资,尽管我们这和云南好几千里。
像褚时健这种在国企改革中通过身份转变发家的人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企业家已经洗白。为什么王石和柳传志都在力挺褚时健?因为他们的掘金之路都是极其相似。类似于褚时健的企业家们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时代下的产物,企业家们的明天,还是要遵循法治的
看到一片吹捧之声,感慨很多。
一 有人在鼓吹他在任的十七年间,让红塔山烟草集团创造利税高达991亿元。有些人就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夸耀企业创造利税多少多少,换个地方又会指责物价高,让老百姓难以承受。这些人精神分裂,思维分裂。
二 有人说他在任期间只拿了80万的工资(月均3900,而八九十年代企事业正式员工的工资普遍在30-300之间),与他的巨大贡献相比太亏了,替他贪污洗地。按这个逻辑,华盛顿打下美国,毛泽东打下了中国,贡献更大,就应该把国家装到自己口袋里才不亏?这些精英,一边高喊为官要清廉,一边替褚的贪污洗地,也是精神分裂,思维分裂的体现。
三 贪污犯,通常被审查证实的贪污数额仅仅是冰山一角,罚金也只是象征性地罚一点,还会有大头被藏在无人知道的地方。那么这些钱将来怎么拿出来花呢?就需要洗白。
四 坐牢之后一两年就被保外就医,是贪污犯的通常套路。这不是因为他们真有病,而是因为他们真有钱。普通老百姓坐牢的,有几个被保外就医的?
五 很多承包荒山的人都亏得连裤子都当掉了,除了骗点国家补贴,据我所知就没有一个承包荒山能赢利的。而一个搞烟草的,对水果一无所知的外行承包荒山种橙子,居然一炮打响,四年就还本赢利,而橙子的开花结果期一般是五六年,盛果期还得推迟一两年,这个时候他的橙子树普遍都还没结果呢,可是他是怎么做到四年就还本赢利的呢?不能不说确实是商界、水果种植界的一个奇迹啊!
下面的文章摘自诺思星商学院发的王石的演讲:
(2003年)见面之后,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谈橙园将来挂果子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橙苗刚栽上去,60厘米高。我就小心翼翼地问,什么时候可以挂果?他说得几年后。那时候他74岁,挂果得80岁(2008年)了。我就反思我自己,70岁的时候我肯定退休了,我从没有给自己设计我是干这个,他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的退休生活该怎么设计,应该说很严重地受到了褚时健的影响。比如说我70岁之后,也到戈壁滩上种庄稼了。
下面是一公众号的答案的截图:
除了洗钱,我们还能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奇迹呢?
用资本家报团取暖来解释?据说当年的褚橙被资本家们花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买走包销。可是用这个来解释比较牵强,因为当时他的树还普遍都没结果呢,就是花几倍价钱买走,也难还本的,就不要说赢利了。
六 就算褚时健,你们的褚老,保外就医白手创业是真事,成功也是真事,他也是为他自己家创业,为他的子孙创业,不是为国为民创业,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替他喊哪门的好呢?资本家们互相利用,资本家替他吹吹就罢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