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第1页

简单回答：“夏”的说法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

晚商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仅没有夏朝，连春夏秋冬的“夏”也没有，只有春、秋。少数学者声称发现了“夏”字，但没有被学界广泛接受，仅备一说。

商代文字中虽然没有“夏”，但有大禹的“禹”字，出现在“某某做器”的表述中，是为人名。此外卜辞中还有龋齿的“龋”，“禹”字作为字根，可能是音符也可能是指义，不确定。

至于指认甲骨文中的“西邑”为夏，为一家之言。“西邑”！=“西邑夏”，要确定此西邑的确和后世文献中出现的西邑夏是一回事，还要更扎实的证据，否则是无法成为公论的。

不论具体甲骨文字如何解读，可以100%确定的是甲骨文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与夏朝和商汤灭夏的史实，前面提到所谓“西邑”，也只是为其祷年，不牵扯任何历史。在商人眼中似乎自古以来只有一个大邑商，没有什么朝代更替，国家兴亡—-与周人不断念叨商代夏、周灭商天命所归的心心念念形成鲜明的反差，很有意思。

甲骨文中所见商人的时间观念很有原始的一面，他们虽然为每一天都标注了符号，但这些种干支纪日的方法是周而复始的，一轮把上一轮覆盖，过了就过了很少提起。目前可以确定的例子，时间跨度最大的不过约一年前，是为前次卜问所做的验词。记年的习惯也出现得很晚，在殷墟最后几任帝王才出现了唯王X祀—-祀～=年的字样。似乎，商人更注重现时的祭祀周期，对更长周期漠不关心。虽然他们虔诚、严谨、周而复始地祭祀祖先，但对祖先的具体功绩只字不提，只关心询问今天我牙疼、出门、打猎、讨伐某地是否顺利，如果不顺是不是某某先王作祟，非常实用主义。而且，甲骨文的历谱很难排齐，当代学者对帝辛征人方和武丁五次月食长期得不出完美自洽的方案，不是需要改字就是要排除一些明显不合理的记录。还有商人置闰很随意，日月食的记载很显然不是事先排定而是当时观察的结果，这些都表明商代还不具备推算日历的能力和系统，由于这种六十天小周期周而复始以及现世报的思维模式，商人很可能是无法准确记载历史的。也就是说，商人从根本上就是个缺乏历史观念的族群，这一点与玛雅人发达到夸张的动辄多少多少万年的日历和预言系统完全不同—-虽然不少人怀疑他们两者之间存在联系。

（扯远了……收住）

传世文献提到夏的不少，其中最早的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作伪成分居多）和逸周书。尚书篇章中有不少是后世伪托，如尧典、禹贡中包含很多当时不可能存在的官职、地理信息和思想理念，可以肯定不是尧舜禹时代写成，学界比较公认年代可靠的，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早期，但也很有可能是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之后的产物。

文献对夏的说法明显呈越晚越详细的特点，周公言夏开头就是“我闻曰”（我听说），对夏年几何明确说我不知也，但到了战国的竹书，夏代王系完备，连某年发生某事也都有了说法。类似的，孔子也明言夏礼不可征，但到了后世的礼记书中、战国诸子口中，夏的礼器用什么，崇尚什么颜色都有了，“周XXX商YYY夏ZZZ”变成了挂在嘴边的常见类比法。难怪后世学者得出中国古史是层累造成的结论。

个人观点，夏的记载可确认的结果是相当晚的，但其言之凿凿，也很难彻底否认某种文化记忆存在的合理性。正如失落的文明之一迈锡尼虽然完全被遗忘了，却从其线体B泥板中发现了大部分后世古希腊神衹的名字。

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夏的确存在过，但其世系、年代、事迹是多次有意无意拼接、累加甚至张冠李戴的产物。比如大禹最早很可能是位类似盘古的创世神或半人半神的传说，是某一代夏王将其追认为自己的祖先，或者夏之后某位作者把他与夏世系连接了起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夏朝开国和末世记载较为可信，中间的世系和年代则为后人补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古希腊各殖民地的奠基者故事也有类似的现象，古典时期的记载与考古事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但也不是全错，最早的一段历史由于各种原因被“选择性”遗忘或篡改了。

对此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做到的无非是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可信、谬误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事实有一个自己的良好判断。

第一，夏朝当然不会是司马迁编出来的。夏朝记载远远早于司马迁。

目前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夏朝的就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

《尚书》中有专门的虞夏书（也就是网络上虞朝的由来）。也提到了大禹、启、商汤灭夏等故事。和《史记》是契合的（《史记》本身也有对《尚书》的引用）。

一般认为《尚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之前，不过由于《尚书》曾经亡佚，现在由东晋内史所献的尚书中部分内容已被证明是伪造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真实《尚书》对夏朝记载的真实性。

第二，真正的《尚书》。

在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出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也是这批竹简证实了传世《尚书》属于伪造（二者区别不具体讨论）。

而这批战国时期的真实《尚书》恰恰也记载了夏朝。

如下面这一段就提到了商汤“败西邑夏”。这就证明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确实记载了夏朝。

第三，甲骨文。

网络上一直认为甲骨文没有一点和夏朝有关的记载，这其实是有疑问的。

结合上面战国竹简，我们可以看到，商周是不直接称“夏朝”的，而是称“有夏”（族名、国名）或者“西邑夏”，“西邑”（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通过甲骨文我们知道商人自称“大邑商”、“大邑”。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西邑”就是如“大邑”一样的称呼，主要是指有夏的都城。

那么我们排除“夏”这个可能后世才出现的称呼，就会发现“西邑”其实早就出现在了甲骨文中了。

第四，金文。

遂公盨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另有认为这里禹是神而非人王）。年代约2900年前，上面铸有铭文98字。

释读：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寡 顾 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吁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第五，失传文献。

在上古还有记载伏羲、神农、黄帝的“三坟”。记载五帝时代的“五典”，记载夏商周的“八索”等。

但这些具已遗失。

总的来说，夏朝的说法远远早于司马迁的，而且范围很广，不太可能是后人胡乱编纂。

至于题主所言“夏代社会状况不足以形成国家”也并不正确。

比如我们用网络上流传的“三要素”（城市、金属冶炼、文字）来衡量一下公元前2300～1900年的陶寺遗址。（我非常反对使用“三要素”这里仅仅是用来验证陶寺是否符合普通网民心中的文明）。

也就是说，夏朝前期乃至早于夏朝时期的陶寺遗址已经足已达到“三要素”下的文明（即使文字有争议，也符合“三要素达到两个即为文明”的说法的）。

同时，以陶寺的墓葬体系、宫殿、聚落体系等也体现了其完全进入了国家社会。

而若以考古学标准，中国境内的国家史可以上推到5000年左右的良渚时代。

所以题主所言“夏代社会状况不足以形成国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