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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环北京贫困带是怎样一种体验?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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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图预警】
离首都100多公里 贫困县竟然连成片

很难让人相信,在离北京100多公里以外竟然有如此贫困的地方——住泥房、吃粗粮、一家人找不出几件像样的新衣裳,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贫困还并非个案,而是连接成片的村、县。在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首都周围,都有着一个和首都共享繁荣富裕的“首都圈”时,为何唯独北京周边却环绕着这样一条贫困带?

2005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亚洲银行资助项目的调查报告,“环首都贫困带”的概念首次出笼,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宋树恩研究员回忆说:“当时就炸了锅,在场媒体和官员,谁都不敢相信,很多人当场发问,真的那么穷吗?”

到现在竟然还有人家里用着显像管电视机
保定市涞源县东团堡乡北李家庄甸坡村村民刘小儿,36岁,家里有一亩地,因为气候条件限制,只能种玉米和土豆,此外还有20多只羊,多是政府给的,当地政府的扶贫项目就是每年每家给几只羊,2014年一只羊可以卖700元左右,此外,全家再没有其他收入了。在他家里,墙是用报纸糊的,老式的衣箱上摆着一台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被淘汰的显像管电视机,这台电视机实际上已经坏了,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大件电器,刘小儿舍不得扔,“摆着看个样子也挺好。”

宋树恩的调研数据让会场哑口无言——其时,河北省共有32个贫困县,涉及272.6万贫困人口;这其中,被划入环首都贫困带的就有张家口(全部)、承德(全部)和保定(涞源、涞水县、易县)的25个贫困县。这一贫困带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1/3、1/4和1/10!

2012年年末,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北保定阜平县的考察,再次将这一地带的极端贫困情况展露于世人面前:泥泞不堪的泥巴路,低矮破旧、满是裂纹的土墙房子、简单粗糙的食物……一切恍如隔世。


事实上,直到今天,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省辖区内,还有着多达20个的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从北京东北方向的承德、正北方向的张家口,一直到西边的保定山区地带,呈新月形拱卫、衬托着北京的绝世繁华。


综观全球,从东京到首尔,从巴黎到伦敦……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首都周围,都形成了一个富裕地带,从而与首都一起形成大都市区。“大伦敦”、“巴黎都市区”、“大东京”,莫不与周边地区共享繁荣。唯独北京,富饶的大城市周围却环绕着一条贫困带,对比鲜明。


那么,中国特色的“环首都贫困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为何这些贫困地区未能和北京一起走向繁荣?

离北京最近的地方,竟然是河北最穷的地方

一般提到的环首都贫困带(又称环京津贫困带),是指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内的,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涉及贫困人口184万人,占河北省总贫困人口的36%。根据2012年3月,国家最新调整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河北省共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在首都北京周边的有20个。

“八山一水一分田”

在一个太阳没有一丝热度的冬日中午,我在北京见到于翠莲(化名)。她在北四环南侧的一个社区市场里,背靠一堵残墙避风,看到有人走近,热情地招呼着“修鞋子”、“配钥匙”。她头发花白,满脸满手都是粗粝的皱纹,一看就是饱经风霜之人。


不过,在于翠莲看来,这样的天气已算不错,她才会出来“上班”。她来自河北承德下辖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那里比这儿还冷,一到10月就滴水成冰”。而那里的生活,比在北京艰苦多了:再冷的天,也要照料牲畜,“不像我在这儿,天气不好,就不出来接活儿”。


不过,她已好几年不在老家生活,而是全家一起在北京谋生。她和丈夫依托这个市场和周边社区,做些修锁、换水管之类的居民服务工作,夫妻俩每月能有5000元左右的稳定收入;她的儿子、儿媳,也都在北京找到工作,连孙子都是在北京出生的。


“一家五口住一起,租的房子,虽然紧紧巴巴,但比老家强太多了。”于翠莲知足地说。


事实上,不只围场,整个“环首都贫困带”基本上都处于燕山、太行山地区,自然条件差——山区、寒冷、降雨少(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历史上就是落后地区。


以张家口著名的贫困县赤城为例,赤城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峦耸峙、沟壑纵横,山地面积较大,山坡上光秃秃的,连绿化都难,更别说长庄稼。该县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的面积只剩下50多万亩,人均耕地不足3亩。粮食基本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


另一个贫困县典型——保定阜平县,情况也大同小异:平均海拔1500余米。庄稼只长一季,只能种玉米和土豆——这是村里人主要的口粮。山里气温低,一亩地一季只能收700斤玉米。一斤多玉米换一斤白面,刨去口粮,地里得不来什么钱。


与之对应的是,河北东部和南部的平原地区,虽然与北京郊县相比,发展仍有差距,却比这些山区县,经济要好很多。山区贫困,“环首都贫困带”并非特例:从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来看,基本都是山区。但“环首都贫困带”的贫穷,却绝不仅仅是因为地理因素,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所致。

同一纬度,北京城东边和西边两家人,河北人家的家当竟然连顺义人家十年前的都比不过

河北人家 怀来县官厅镇幽州村:

杜明喜、王玉玲夫妇,是幽州村村长的岳父岳母,都是1953年出生的本地人,大约三四代之前,祖上从原河北门头沟(现属北京)下马岭迁到此地。除了嫁给村长的女儿外,老两口还有一个儿子,因为家里穷娶不上媳妇,儿子到官厅镇做了上门女婿。幽州村在永定河峡谷里,耕地很少,村民主要靠种植枣树为生。老两口家有四亩地,种了1000多棵枣树,年景最好的时候一年收入不到一万元。而2014年,因为夏天遇到了雹灾,只收入了500元。当地政府的扶贫政策是每年每人补助100元。除了土炕搬不出来,老人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张照片中了,为了筹划拍这张照片,编辑部出动了4位编辑准备去帮忙搬家,可一进屋就发现,我们去的人太多了,老人家里连一件大件家具都没有,基本没什么需要搬的。摄影/马宏杰

顺义人家 北京顺义区大孙各庄镇顾家庄村:

曹明圣、王学英夫妇,是顾家庄村的一户普通村民,祖上是山东人,清乾隆年间迁来此地。曹明圣15岁开始跟着父亲做石匠,做一些门墩、柱脚石卖给盖房子的人,赚钱养家。老两口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一个蔬菜科研部门做研究工作,二儿子和老人一起居住,在家收购当地蔬菜,运往顺义销售,三儿子在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工作。十年前摄影师马宏杰为这家人拍摄家当时,两位老人非常热情,还招呼着把家里的组合柜、大木床、大沙发等等都搬了出来。十年之后,家当虽然没有搬出,但我们从那新翻盖的雕梁画栋的气派新房中就可以窥见这家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曹明圣老人还告诉摄影师,为了赶回来一起拍照片,老人的儿孙们共开回了四辆汽车。摄影/马宏杰

贫困,不只是地理原因

在张家口的一些官员看来,被限制开发是张家口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首都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有关部门要求河北的一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等。


以赤城县为例,其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畜牧业也曾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占到很多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这些山区全部开始实行禁牧政策。


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出现下降。


赤城县扶贫办一位官员掰着指头算了笔账:禁牧前,一般人家一户养2头牛、20只羊,按一只羊一千元计算,年收入轻松过万元,如果劳力多,四五万元也不是问题;但禁牧后,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


不仅是赤城,张家口很多官员都难以忘怀那些曾经效益良好却被迫关停的企业: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从“九五”期间开始,关停企业就开始了。


“有的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要求停产,停产之后就再不批开工;有的是直接要求关停。”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张家口只要想上一些大一点的污染项目,北京很快就会知道,然后基本都会“黄”掉。他至今还为效益颇佳的涿鹿造纸厂的关停而惋惜,“环保部的大领导出面,一句话,说关就关了”。


在张家口一些官员看来,从发展规律而言,污染企业的关停是必须的,但因紧邻北京,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难以自主,发展节奏被打乱,从而使陷入发展乏力的困境。


而北京市以雄厚财力对其远郊区县的补贴,则使与其紧邻的河北区县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样以赤城为例:2013年,赤城全部财政收入为12.25亿元,延庆13.91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但赤城财政支出总计9.35亿元,延庆却高达91.57亿元!


付出那么多,补偿有多少

“一直以来,赤城县都在保卫首都、服务首都,付出的很多,却没沾上北京什么光。”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的抱怨,差不多成了很多河北官员、学者的“标准口径”。要求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等北京供水区域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呼喊多年,至今不绝。


在2005年之前,这一呼吁一直未得到北京的响应。“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张家口市发改局这位官员告诉记者。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环首都贫困带”报告中,也提出京津冀三地联手建立跨区域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的建议,以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不过,出席报告发布会的时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悲观地认为,这个示范区的成立并不现实,京津地区环境资源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如果让中央完全把它养起来,养成一个现代化的示范区,目前显然没有这个条件的;拿北京市来说,用多少水,给多少补偿,也是不太现实的”。


但很快,形势突然变得柳暗花明。2006年10月11日,京冀两地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确定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的标准,补偿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稻改旱”农民。其后,这一标准提高至550元。


依照这份合作文件,京冀双方还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双方联合向国家申请扩大河北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加大对国有林场的支持力度;双方共同规划密云、官厅上游生态水资源保护林建设项目,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十一五”时期北京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丰宁、滦平、赤城、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展保护林范围。


此外,北京还安排一些资金,在这一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以及不定期地安排一些二三百万元的合作项目给张家口、承德的一些县。

柏油路到这里竟然一下子没有了

从北京出发,各种级别的道路四通八达,令人想不到的是,在211省道北京门头沟和河北怀来交界处,随着一块“河北界—北京界”指示标牌的出现,平坦的柏油路竟然戛然而止,通向河北的道路变成了简陋的水泥路。据知情者反映,其实这已经大有改观,两三年前河北一侧的那段路还只是土路而已。沿着这段水泥路继续前进,路变得越来越窄,到达山脚下时,一段原始的粗糙不堪的“隧道”就会出现在眼前。再往前走,这样的隧道断断续续还有好几处,一路上有两个村子,这条路就是他们去往官厅镇、去往北京的唯一通路,以前还有火车可以坐,现在车站取消了。

就地扶贫,看不到脱贫的希望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


纵观全世界,通过城市化、绝大多数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是使大量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关键。因此,相较于生态补偿、对口支援,允许“环首都贫困带”人口的自由迁徙和谋生,是改变其贫困的最有效途径——相反,“就地扶贫”,恐怕永远无法使当地脱贫。


事实上,像于翠莲一样,很多“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农民,都通过前往北京这样的城市打拼,来获取更富足一些的生活。但糟糕的是,近几年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并通过地下室、出租屋治理、子女就学等手段,变相驱逐于翠莲这样的外地谋生者。


其次,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的同时,也会有扩散效应。这也是伦敦、巴黎这些首都周围,能够形成大都市区的原因。


北京也在释放扩散效应:无论是近一点的燕郊的地产业,还是廊坊的物流业、涿州的医疗业,都是北京扩散效应的显现。即便是更远一些的“环首都贫困带”地区,也已显现出北京扩散效应的苗头——比如怀来的葡萄酒业,张北音乐节的成功和崇礼滑雪度假产业。尤其是随着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北京至张家口、崇礼的高铁项目将很快启动。


但北京的扩散效应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受行政因素限制而被迟滞,二是存在接受错位。


就行政限制而言,扩散效应首先需要北京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层面与周边地区做到尽可能的方便,但恰恰在这方面,北京掣肘尤为明显。


首先,在修路上,北京对与河北连接不积极,“断头路”比比皆是——有消息称,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而燕郊与北京之间的高速不连通、地铁不贯通的交通阻隔,天下皆知。其次,即便修了路,也不意味着能方便往来——广为人诟病的车辆“进京证制度”,实施已久。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不久前接受记采访时就讲述过自己办“进京证”的遭遇:他上个月去了趟河北,回程时在两省交界处的琉璃河耽搁了两个多小时——给河北牌照的汽车办进京证。“那个队排得好长好长,上千辆车在那里申请办证,就像办签证一样,费了好大的劲才办完。”但即便给车办了进京证,在车经过收费卡的时候,还要每个人检查身份证——否则,办了进京证还是进不来。“哪个国家现在还有这么一个规矩啊?美国人进华盛顿有这个规矩吗?”


我知道,在欧洲一些国家,国与国之间的高速都没有关卡、都不需要办证、收费,更何况是一个国家内部。而北京不仅与河北之间,甚至城区与昌平这样的郊区县之间的高速路上都还有收费关卡。这恐怕不只是理念落后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作祟的问题。


另外就是扩散效应的接受错位——河北方面的官员至今仍在期待能从北京拿到一些大项目,尤其是工业项目。而事实上,北京的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已经很小,相反,服务业占比高达75%以上。


换言之,北京向“环首都贫困带”的扩散效应,更多的可能是体现在服务业项目。但无论是张北音乐节,还是崇礼滑雪休闲这样的服务业项目,当地官员都未足够重视。更不用说当地主动创造条件,来接纳北京的扩散效应——比如,北京人到承德旅游,无论是住宿还是餐饮,都难以满足需求。


这样的话,贫穷何日才能消失,“环首都贫困带”何时才会不再有呢?

8.24万贫困人口脱贫后, 赤城竟然还是首都边最穷的地方之一

赤城县是张家口有名的贫困县,是首都周边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按照2011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确定的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赤城18个乡镇中只有4个乡高于这个标准,相应的赤城的贫困人口为15.98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1%。2012年,赤城贫困人口占全县农业人口的44%;有重点贫困村252个,占全县行政村的57%。截至2014年8月,赤城县8.24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630元。对于赤城来说,这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和临近北京的郊县比,两者间的贫富差距依旧非常悬殊。

在贫困县竟然崛起高档楼盘, 他们的享有者大多来自北京

在张家口另一个贫困县——怀来,多年来为保首都限制发展,造成了这里的贫穷,也为这里保留下来了一片良好的环境:青山、绿水、洁净的空气……,而这些又是首都北京现在最缺乏的外部条件,于是一个个面向北京的高档楼盘又将在这里兴建,未来,富裕而追求享受的北京人很可能会到这里来享受生活。供图/京华时报

缔造河北GDP的重要功臣——钢铁业。2012年数据显示,河北钢铁生产能力超过全国总量的1/4。在迁安的某钢铁厂区,炼钢炉的火光与滚滚浓烟交织,“景色”蔚为壮观,通明的灯火让画面变得更加迷幻。钢铁业,被不少人认定为雾霾的重要污染源——拍摄者卢广也表达了这样的因果诉求。

中国三驾经济战车之忧:京津冀城市群“病”了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今天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主力战车,也是中国城市群擂台赛上的主要对手。然而,相比两位身强体健的竞争者,京津冀却身缠多种“痼疾”——发展级差巨大,京津耸峙而河北塌陷,产业链断裂,沟通协调机制锈蚀,生态与雾霾危机……京津冀城市群究竟病起何处?药在何方?

三驾马车,垫底的京津冀城市群

2013年底,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城市群蓝皮书》,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擂台赛最新结果揭晓。从综合指数排名看,珠三角位于第一,长三角紧随其后,而京津冀城市群虽拥有众多独特优势,如全国政治中心、两大直辖市,以及智力资源密集、高度国际化等,其诸多指标却被两大竞争对手挑下马来,综合排名也黯然垫底。

要直观感受各个城市群的发展情况,大尺度的灯光地图是最好的情报。在本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京津冀一带两大超级城市格外耀眼,可比起长三角和珠三角连接成片的繁华光芒,整个地区要明显暗淡许多。孤独的双子星座周围,是大片灰暗尴尬的经济凹陷区。

那么,坐拥种种优势的京津冀城市群,到底是被什么拖了后腿?

蓝皮书指出,发展不平衡是其最大的硬伤——不仅城市间存在着巨大落差,甚至还存在一个举世少见的环首都贫困带。而一份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的联合报告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此城市群的病症——中心城市“空吸”凶猛,城市体系不完善,产业同构和产业链断裂并存,河北综合承载力脆弱,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却比例过大。面对强势的京津,成为服务和牺牲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一份GDP数据则具体展示了该区域的“发育不良”和巨大阶差——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均GDP只有长三角的77%,珠三角的63%。可实际上京津的人均GDP直逼10万元,乃是全国状元、榜眼(排名不含港澳台),所以背后的秘密便是——河北严重地拖了后腿,其人均GDP只有3万多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一截。

摄影师孙文博操控航拍器上的相机,用它的眼睛捕捉了这样的画面:一排排高层住宅鳞次栉比,排布成一大片茂密的建筑森林。这里并不是大城市社区,而是紧邻北京通州的燕郊镇,那里崛起了大量的楼盘,并成为60多万人口的聚居地。燕郊之微妙,是“河北微妙”的代表。这张视觉冲击力强烈的照片上,密集的楼宇扑面而来、狭窄的街道空荡无人。俯冲而下的视角下,画面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喘息的压抑感,将燕郊“靠近北京,却远离生活”的特点表达得十分到位。

拆分河北:早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未来是否还会进行?

在中国的各省、市、自治区中,河北的行政区划恐怕是最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其实在于北京和天津一次次对河北的拆分与合并。这些分分合合不仅使河北版图零落,也带来了河北经济发展上的许多问题,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河北的未来是分是合?

没有标注北京的河北地图
中华民国成立后,当时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今河北境域主要属直隶省,后因直隶省名不符实,于1928年改为河北省。在这张1948年出版的全国分省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河北的区域范围与如今大不相同,而另一处最大的不同则是:在河北的腹心部位,尚没有两个被特殊标注的城市,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天津。

1933年,来自河北安平县的青年孙犁,打算结束自己的“北漂”生涯,返乡“喝粥”。临行前,他带着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出西直门,路经海淀,来到距离北平五六十里、当时尚属河北省的黑龙潭,看望在山村小学教书的一位同乡。孙犁之所以决心离开,因为他对北平充满了失望和不满,“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纵然有孙犁、甚至此后千百个“孙犁们”的不满,也无从改变“输血”的格局。1950年10月9日,河北省昌平县黑龙潭正式从行政区划的版图上划归北京,成为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第一片由河北省拆出并入北京市的地域,见诸史料的理由是“为了修整、保存名胜古迹”,随后,一座疗养院在黑龙潭悄然耸立。对于河北而言,版图上的“输血”才刚刚拉开序幕。

1957年的河北并没有飞地形成
图为1957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河北省地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市和天津市的范围较今天比要小得多,京津之间河北的土地还是连接成片,并没有飞地形成。

被拆分得支离破碎的河北

展开一份现在的河北地图,最直观的印象,是版图的支离破碎,在中国的诸省、市、自治区中,河北省的外形恐怕是最缺乏美感的一省。单就地形而言,河北背山面海,北依张北围场高原,即俗称“坝上”的张家口、承德两地;西临太行山山地,包括保定、石家庄、邢台和邯郸诸地的西部;剩余将近一半的领土皆为平原,为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拱卫平原的是绵延487公里的海岸线。平心而论,大自然颇为倾心地赋予河北形态齐全的地貌,然而,人为的行政区划却令自然界的鬼斧神工顿然失色。北京市和天津市以分别超过一万平方公里的幅员,如同两根巨大的楔子,深深扎入河北的心脏地带,其结果,首先割断了“坝上”与平原在一省境内的天然纽带,继而使唐山与秦皇岛成为山海之间的两个弃儿,最后隔绝了三河、大厂、香河三地,使之成为河北省一块地位尴尬的“飞地”。这最后一条影响时常惹人误会,以为是河北省“侵占”了北京或天津的地盘,实际上,三河、大厂、香河——河北人念念不忘的“北三县”——恰恰是北京与天津不断蚕食河北版图的遗留和见证。


新中国创建伊始,北京市的地域范围大体沿袭了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市的辖境,仅对城内的区划做了若干调整。狭小的面积显然与新首都气象万千的宏图大略不甚相符,而更为迫切的压力,源自人员、机构的日渐繁杂与城市供给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近水楼台之便,北京开始了“拆河北以补北京”的历程。为了享有煤矿的便利,1952年7月,北京将门头沟矿区所在的河北省宛平县全部以及房山县、良乡县的部分地区纳为己有。1956年3月,时属河北省通县专区的昌平县大部和通县的7个乡划归北京市。1957年9月,大兴县新建乡划归北京市;12月,顺义县的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

委屈的河北:给京津洁净与美丽 给自己污染与贫瘠

举凡京津的水、煤、电和石油等大宗消耗性资源,多来自河北。河北供应北京81%的水、天津93%的水,国家电网冀北公司输送北京70%以上的电力,确保首都能源安全却无法惠及当地百姓的冀东等河北油田,与产地民众产生了诸多摩擦……河北只见输血,只能输血,只会输血。在单一“资源型发展”模式下,河北的表情愈见委屈,河北的发展愈发遥遥无期。

蒙尘的玉米,蒙尘的生活
河北省唐山迁安市野鸡坨镇大杨官营村村民吴国兴和老伴张苏琴住的房子离燕山钢铁公司最近,每天早晨开门地上都有一层灰尘,平时窗门不敢开,种的粮食都被污染,厚厚的灰尘掩盖了玉米原本的金黄色。图为吴国兴和老伴在收玉米。

烟尘与雾霾齐飞钢厂共民宅一色

“昨向居庸剑戟过,今朝流水是洋河。无数黄旗呵过客,有时青草站鸣驼。”

明万历四年(1576年)8月,应巡抚吴兑之约,时年56岁的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和军事家徐文长出京师经居庸关前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历。穿越四十里关沟,到了已属塞外的洋河流域。九边重镇宣府,秋高马肥,平和中隐隐透出杀伐之气。连带着,徐文长的淤塞心境亦随之雄阔疏朗起来。


四百余年光景过去,彼时的驰道黄旗,青草鸣驼,早已不闻,而一度欢快流淌之洋河水,也久已断流。20世纪50年代,官厅水库耸起,锁住奔腾的洋河,也成为了河北多年来向北京源源不断输送资源的一个绝佳表征。哪怕自己干渴,河北之水润泽京城,也是难以更易的使命。


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曾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宣府不吝嘉言:“南屏京师,后控沙漠,左挹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弹压上游,居然都会……”这样的话语,除却战略方面的考量,同样也可以拿来比拟今日河北与北京、天津。拱卫在京津周边的河北各地,依然是京津最基本、最大宗的资源输出地。举凡京津的水、煤、电和石油等大宗消耗性资源,多来自河北。

邻里相望、鸡犬相闻
京津冀畅行不能毁于“断头路”

河北和北京之间的公路,唇齿相依,原本应该相通畅达。可事实却是京冀存在着多条“断头路”和“瓶颈路”。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而河北和北京之间的轨道交通,以寿命不到一个月的北京至燕郊动车和由申奥衍生的京张高铁最具代表性——与技术无关,与财力无关,与利益互补有关,让市场说了算。

京津冀交通困厄于“最后一公里”,时间也未免太长了。近年来,“断头路”——不同地区(省与省之间)、不同等级(高速路、等级路、农村公路)之间的不能接通——几乎成了京津冀三地关系的经典写照。截至目前,京津冀之间仅干线以上公路“断头路”就达2300多公里。

进京的河北车辆被迫每7天报到一次
河北省白庙南综合检查站是北京24个进京检查站之一,位于通燕高速29.5公里处。进京证办理地点都位于六环外,多集中在进京方向的高速路段收费站附近,24小时上班。2014年4月11日,为了堵住没有购车资格的人们的“曲线救国”之路,北京市对外地牌照小客车实行有效期只有7天的办证措施。摄影/倪靖波 潘庆

密密匝匝的“断头路”,隔断了河北与京津的血脉

2015年1月12日,北京铁路局开通燕郊站至北京站动车组的临客列车。一向被称为“北京睡城”的河北燕郊,再度成为媒体视野中的关注焦点。晨光熹微中,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哈欠,一张张困倦的面容聚合在一起,挤上“驶往春天的列车”。但是媒体很快报道,因为票价高(10.5元)、换乘不方便等,北京至燕郊动车上座率仅三成,2月1日起暂停运行。

生命耗费在路上的燕郊北漂族对此无限感慨:上班就不能多几个选择?

燕郊与北京并非无路可走,只不过,很多路不好走、不通畅。每天30万北漂上班族“钟摆式”进京、出京,基本都是通过102国道进入通燕高速到达北京。而规划建设了4年之久的徐尹路(徐辛庄—尹各庄),与通州区隔河相望,却硬是跨不过一条潮白河。“徐尹路(燕郊段)潮白河大桥桥梁工程”的牌子早就挂了起来,却进展缓慢。

河北、天津沿海等深线分布图
天津港和曹妃甸港同在渤海湾沿岸,两港各自的优势明显。从渤海的水深条件看,曹妃甸港更胜一筹,岛前500米水深即达25米,不需要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30万吨级大型泊位,是区位条件良好的深水港。但在基础设施、品牌和陆上交通等方面,天津港占优。相距仅70公里(38海里),连续布局两个港口,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不可避免,目前天津港和曹妃甸港在腹地、大宗散货、煤炭运输等方面存在冲突和无序竞争,谋求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才是两港发展的路径选择。

河北人有 “乡愁”,没 “省愁”

河北在改革开放前,总的GDP排名仅在辽宁之后,后来南方的广东、江苏、福建等省份迅速崛起,把河北甩在了后面,河北奋起直追,慌不择路,最后选择的是大量上马最容易出产值,提升GDP总额的钢铁、水泥等重化工项目,一时间河北的GDP总值高速增长,又成为了排名在前的经济大省,但代价是环境变坏,是水和空气的污染。

近年来,河北经济追赶的步伐加快,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大规模扩张,省内各市年生产总值(GDP)持续增长。增长的动力从何来?在河北有这样的现象:生产总值越高的市,其能源消耗也越大。由此可以判断,河北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消耗有着强烈的依赖。高能源消耗势必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经济发展要看绿色GDP,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若计算绿色GDP,河北会是多少?
大气污染,夺走孩子关于蓝天的记忆。2014年各月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河北城市上榜次数最多。能源的大量消耗和工业的迅猛发展,让河北成为大气污染的重灾区。图为邯郸市,烟囱林立,触目惊心,工厂与住宅区之间几乎没有一墙之隔。浓烟之下玩耍的孩童让人感觉当地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空气状况。其实,他们一定也是无奈的。摄影/卢广

河北平原其实也与江南一样是水乡,从那些文学作品的名字就验证了这一点,如《白洋淀纪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等。看河北的水文图,你会发现整个华北平原是一个水网。前面提到的丰润人写的怀念还乡河的文章,曾经生动地描绘了还乡河两岸帆樯林立、舟船往来的景象,其中还写了如何从还乡河乘船出发,一路经天津与白洋淀,直到保定城的情节。这是从冀东到冀中,穿越了大半个河北。我还看到《人民日报》在1958年曾经登出一版的文图,推出一个从天津经过运河,航海的巨轮开到北京前门的设想。

近几十年来,河北大地发生的重大事情,就是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河流由外流河变成了内流河,或者由终年流淌的常流河变成了季节性河流;空气的变化尤为巨大,灰蒙蒙的雾霾天取代了浩然笔下的艳阳天。


河北人有家乡,有乡愁;

但缺乏“省籍意识”,没有“省感”

地方感可以分出层次,有对一个村庄、一个小镇的地方感,有对一个城市的地方感,还有对一个省的地方感,可称之为“省感”。河北人虽然对家乡感情很深,很依恋,这从那些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但是河北人对于整个河北省却形不成整体意识。我们知道比国家低一级的是省级行政区。如果在国家层面上讨论问题,我们大都有“省籍意识”,即在内心深处认同自己是哪一个省的人。在网络上省籍意识表现得最为明显,地域攻击从反面证明了省籍意识的存在。

一位河北作家这样写道:“跟其他兄弟省份相比,我们河北人有这样一个尴尬境遇: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同乡会组织,却几乎没有‘河北同乡会’;现实中,我们甚至说不清‘河北话’、‘河北菜’的概念。”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郑一民先生说:“说起山东人、河南人、山西人,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性格判断(虽然未必准确),但对于河北人,外人却很难有清晰的印象。”我常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河北人形象模糊,几乎没有特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先从地图说起。拿来一张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图,抛去那些无关信息,你会看到,就一个省的空间而言,河北省的版图太奇了:没有中心,呈半环状环绕着北京和天津。若说河北版图没有中心似乎也不对,它有一个心——由大厂、三河、香河组成的简称“大三香”的地方,但这颗心却被北京和天津包裹,竟没有血脉与河北相连。这块“大三香”,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飞地。不明就里的人,一看地图会觉得河北真厉害,竟然在北京和天津的境内开出一块飞地来。其实恰恰相反:原本“大三香”是和河北连在一起的,但是北京和天津不断地把河北的县划为己有,最后剩下的就是“大三香”这一块。北京这么大是因为它不断地从河北要水的结果,从河北要水的最好方式就是连水库一起要来,原属于河北的几个县划归北京,主要是因为它们有水,有水库,如怀柔水库、密云水库、平谷海子水库、延庆官厅水库。“大三香”之地因为没水,所以剩下了。

冀围京津、京津夹冀,京津冀三者之间注定纠缠。河北省地域版图的独特性(或者可以说包容性)在地图上最易体现。看河北一个省的区域范围图,可同时获得三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地图信息,因为河北省版图内嵌入了北京、天津两大中央直辖市,两市接壤但不完全相连,中间又再次出现河北,这样复杂的行政区划关系世界难见,也注定了京津冀三者之间的纠缠。对于河北来说,环京津二市的格局大大削弱了其省内空间联系的整体性,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沿海,河北省东临渤海的海岸线也是不连续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三省市地域版图的独特关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定会对中国的经济版图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要想让生活在这样版图下的河北人有“省籍意识”很难。省籍意识的形成要有一个核心,靠这个核心把有关这个省的自然和人文的一切凝聚起来。这个核心理所当然地是省会。但是河北的省会总是搬迁,从民国初年到1968年的50多年时间里,河北的省会搬迁了有11次之多。北京、天津、保定都曾做过河北的省会。一个省的省会如此频繁的搬迁,最后落脚在太行山脚下的一隅,让河北人怎么从内心深处认同这个省会,这个省会又怎能形成自己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很难想象张家口人、承德人、唐山人把情感的寄托越过北京、天津放到石家庄去,也很难想象被北京和天津包围的“大三香”人,和外界的联系,不是指向北京、天津,而是石家庄。环北京、天津周边的河北人都想成为北京人、天津人,都希望这两个直辖市把他们接纳。燕郊人在写信的时候不写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而是写“北京东燕郊”。


这个区域最深的裂痕在心里?河北人的省籍认同出了问题?


这个区域出现了四种人: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外来人。过去我还不知道,现在通过研读大量资料,我才知道了河北人、天津人、北京人,虽然空间距离很近很近,但是他们情感距离却很远很远。北京的高速路到了燕郊虽然就差几百米,却成了断头路;北京修建那么多的地铁,但就是最应该修地铁的燕郊没有地铁,因为那属于河北。这个区域的人深陷在行政区划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燕郊被称为“睡城”,它在河北地界,属河北管辖,但这里住着的大都是在北京城里工作的白领。每天早晨和晚上大约有几十万人潮汐一样来往于北京和燕郊。这个区域还有像北京亦庄、天津开发区这样让外地人工作的地方,但是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家。

有这样一个群体,钟摆一样往返于北京与燕郊间。燕郊作为京东市区之外的河北小镇,是河北离天安门最近的地方。距离的优势和远低于北京的房价,让几十万在北京工作的人,选择住在这个小镇,职住的分离导致每天数十万人钟摆式地往来于北京与燕郊之间,燕郊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终却以“睡城”而闻名。清晨天未明,燕郊上班族的队伍已排成长龙等待进京。摄影/刘飞越
傍晚天渐暗,离京的队伍规模依然庞大,一部分人选择从郎家园公交站返回燕郊。摄影/刘飞越

亦庄不缺房子,但那不是在亦庄工厂打工的外地人能住得起的房子,在格林小镇、大雄城市花园、鹿鸣苑等高端小区中,住着的是开车去北京城区上班的高级白领。


思想家对现代工业社会有着深刻的批判,指出现代人最悲催的是工作与消费分离,生产与生活割裂,即人对工作本无兴趣,为的是挣钱消费,用8小时的异化劳动,换来休闲和假日。其实比这更悲催的是工作地与居住地长距离的分离,家仅仅是远离工作地的睡觉的地方。


地方给人以归属感,归属感首先是身份认同。一个人在家乡或者家中,他的身份是明确的,是得到他人认可的。这种身份的认同造就了一种亲切的归属感。


身无定处,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惶惑。人渴望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希望知道自己是谁,希望自己的身份被接纳,找到自己的归属。每个人都想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舒适的家。


这个区域本来就在一省之内,空间距离并不远,但是行政区划却让人有咫尺天涯之感。何时能取消行政区划的隔离,或者设立高于京津冀的一个“大首都”行政区,那可能会让河北人、天津人、北京人都找到归属感和身份的认同。


城市群不仅仅是城市连接成片,更重要的是人的连接,人的身份的融合。当这个区域再不分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外来人了,当这些身份的壁垒消除了的时候,那样的城市群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需要城市群,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得更美好,希望“诗意地栖居”,人生的意义不是GDP,也不是成功和金钱。


在城市群中,自然界要有其应有的地位,森林、灌丛、草地、河流、湖泊……林中的动物、空中的鸟、草丛中的昆虫、水中的鱼都应该是城市群的一员,人类既然有力量建造起连绵的城市,难道我们就没有能力把失去的自然界再重新呼唤回来吗?


后发优势,让我们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因为中国后发,看到了这是不应重复的路径,然而非常遗憾,今天北京的雾霾与上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的黑雾何其相似。西方的城市群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城市空心化,逆向的迁徙过程。社会的思潮在变:从崇尚标准化、统一性的现代化城市开始了追求独特性、多样性、更具“地方感”的居住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我们不应该再走一遍西方城市已经走过的路吧?


来源:2015年01期 | 中国国家地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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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说起自己所在的城市,一时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我家在这座城市里,从收入上看,能算得上中上层,虽然我父母都是很普通的工人,但是因为在铁路工作,却令人十分羡慕。

我父亲退休之后,到地税局找了一份看门的工作,工资不多,就是图个人气,但是和里面的工作人员聊起来才知道,他退休工资有4000元,比在职副局长的工资都高,因为我父亲执行北京的标准,而与我父亲工龄相同的正科级干部,退休工资不到2000.

退休的差距尚且如此之大,在职的就更是提也不想提,北京警方和我们有频繁的警务合作,每次到张家口来,我们都有不问工资的默契,真心不想受那个刺激。

而这座城市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他的人民不够努力,更大的问题在于,靠近北京,这就是命运。

张家口的孩子上学后,一定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张家口,是北京的北大门。

这句话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张家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明长城要修到这里,大好河山四个字熠熠生辉,经常上电视,只可惜,电视里并不会播放城门后的破败,小院子里的贫瘠。

我上一年级时,第一次看电影,去了工人文化宫,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如今已经二十八年过去,工人文化宫还在原地,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纪念,还是对自己无力前进的自嘲。

80年代中后期,张家口曾经有一段很混乱的时期,改革春风吹满地,张家口人民不争气,深圳建设经济特区,张家口建设军事特区,很多年轻人心思浮动,知道全国人民都在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张家口领导的意见是,不许去。还好我们当地很穷,并没有什么可偷,大家为了发财,都去了北京。

有个流传在我们系统内部的笑话,说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府井大街小偷肆虐,但是张家口人去了最安全,两句此地话一亮,小偷不仅不偷你,看在同乡的面子上,搞不好还要给你些接济。

1990年,改革开放十年之后,我第一次在张家口见到外国人,当时的景象让我们无比惊奇,那是两个美国人,带着一对女儿,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张家口这样的军事要地,外国人要来,必须逐个审批,这也让我想到初中同学,因为爬到水母宫那边的山上去玩,被解放军叔叔用枪顶在头上押送回了学校,大概每个张家口人都听说过,大山里直达北京的地道。

有人说,整个张家口市区,地下大概有一半是空的,而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卫北京,生于此地可叹,生于斯时万幸,还好这些年还算太平,不然不知道多少人要成了炮灰。

张家口如今是全国空气质量排名领先的城市,甚至成了河北省的头牌,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小时候对春天的回忆,是漫天的沙尘,黄沙漫卷三分雨,劈头盖脸全是泥。犹记得某年沙尘暴刮到了北京,媒体上一片叱责之声,指出张家口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利,我们对此嗤之以鼻,我们张家口人民早就吹习惯了,你们现在才来瞎操心?也是在那之后,才有了三北防护林,种树的时候我们也捐了款,北京来的领导说了,国家补贴,你们先受益,这大约是一种恩赐。但是对不起,我毫无感激。

那些年我还小,对生活也并不如何关注,也许是因为神经大条,所以自己吃饱喝足,并不去关心社会,父母工作稳定,身在垄断国企,虽然比不上官宦子弟,大小也算是个工人阶级,真正使我意识到张家口的贫穷,是在我上班之后。

我记得有一年看报表,张家口全市500万人的财政收入,比唐山的迁安县还少几个亿。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要到很多基层派出所去,椅子断腿,屋子漏雨,偌大的县公安局要租房办公,甚至出现过一个县局交不起电话费,110报警电话都被掐掉的事情。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基层所,整个所就一个民警,兼所长兼教导员兼户籍兼治安员,当年公安部倡导一警多能,我们绝对是达标单位,一专多能的所长同志很热情,要留我们吃饭,我们都推掉了,说句真心话,我们不忍心,所以那几年我们看玩笑,管下县调研叫“上山下乡”,并且没事尽量少去,减轻基层的经费压力。

而那是2005年。

有个故事我至今印象深刻,是在招待一个分县局大队长的时候听到的。

某年接到报警,说是发现了盗窃嫌疑人,队里的兄弟赶紧就赶了过去,到达的时候嫌疑人正好从店铺里出来,开车就跑,后面两车警察赶紧追,嫌疑人开一辆崭新的帕萨特,刑警队开两个面壳子,大队长的原话,那破面壳子还没我跑步快!很显然,车是追丢了。

有时候笑着喝酒,心里流泪。

还有人说过,我手里这点儿经费,全攒下来也不够换车,兄弟们加班辛苦,就多吃几顿饭吧,所以后来群众们普遍反映,警察就喜欢公款吃喝。

我刚上班就到了市局,分县局的同学最羡慕我的,是能按时领工资。

半年一年不开支这种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当年确实是存在罚款指标的,虽然不敢明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不靠这个东西,就要饿肚子。所以那几年,正经案件没人搞,抓赌抓嫖抢着去,谁先完成任务,谁就能填饱肚子。所以群众们后来就反映,警察都是疯狗,专门欺负弱势群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全市警察都能按时开支,应该还是借了2008年的东风,到2010年才实现。

我结婚第一年和我媳妇吵了一架,原因是单位办案出差,没经费,我全额垫付,媳妇老大不情愿,但是也知道这是工作需要。那年我工资2000,媳妇打工一个月500。去保定一共三个人带了一辆车,住了十一天,一共花了7000块钱,其中一天为了跟踪嫌疑人,光油就烧了300。人是抓到了,我去报票,领导问我第一句话:“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我把票往他桌子上一扔,扭头就出来了。

其实他也不是难为我,确实没钱。

后来过了半年多,单位才把钱报销给我,那半年,我们就全靠父母接济,度日如年。

谁不吃这碗饭,谁就不知道这碗饭是苦是甜。

有些领导花天酒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看不惯!

公安部门这些年倒掉了很多领导,别的不敢说,起码内部人士比小三的贡献多,只是小三在明,我们在暗,毕竟,我们还得端这个饭碗。

穷不是可以犯错误的借口,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性,不足以扛过这个穷字。

曾经我们这里很流行混社会,那些人很好认,假金链子小手表,人人夹个小手包,秃头锃亮穿卡帕,纹个老虎好像机器猫。这一身置办下来,超过100块钱的算土豪。那些年轻人,手包里塞满卫生纸,鼓鼓囊囊,特别彰显身份的,还要拎半瓶农夫山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哥们儿有钱吸毒,因为吸毒的人爱口渴,身边经常带着水。张家口人都不难看,年轻人稍微收拾一下,就显得比较精神,我们后来发现,抓人的时候认衣服比认人还方便,因为这帮人根本没其他衣服可以换。招收小弟的手续也很简单,带着把这一身装备凑齐,就算是入伙了,要是你再请他吃两顿有肉的饭,当天入伙,当天就能替你两肋插刀,拔刀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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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媳妇遛弯去了,继续。

说起毒品,我们支队以前一直负责缉毒案件的统计,张家口是全省几大主要毒品产区之一,就在前几天我们单位还抽调了人员,到深山里铲罂粟。2004年,我们单位的两位领导就是在观察罂粟种植的飞机上遭了空难,其中一位是多年的老刑警,正当壮年,另一位是个特别可爱的老头,会玩各种乐器,可惜我与他们,只见过那么两面。如今十一年过去,山里的罂粟,年年铲,根不断,因为那山里除了能长罂粟,根本种不出庄稼。但是我们这么重要的毒品产区,每年海洛因的缴获量基本都是零,省厅对我们很有意见,后来实地调研才发现,不单警察穷,涉黑份子也穷,连我们的老板们,也抽不起海洛因,而我们当地最普遍的,就是杜冷丁片,抽片儿,在社会圈里,就已经是很高的逼格了,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一年我们去抓一个涉毒的嫌疑人,照片上看起来,小伙子十分精神,衣着鲜亮,家住在我们市中心的新华街,进家之后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一共不到十平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电灯、半导体,热得快三样电器,小伙子的母亲住在这里。对于孩子的事情,这个母亲已经麻木了,他只要能有一口饭吃,我管不了他干什么,据这位母亲说,孩子二十五了,偶尔回家也只能跟她睡一起。但是就这个条件,他儿子也不知道从哪里忽悠了个对象,居然还带回家来住过几个月,原话我也记得:“他们干他们的,我睡我的。”

后来人抓住了,送看守所之前,我给他买了一套肯德基,以后,就只能靠他自己。

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他家出门300米,就是我们市的商业中心区,而这个贫民窟是如此有名,堪称是我市各路混混最大的根据地,当你转过高楼大厦的背后,就是砖房,小巷,屋子里裸露的土地。这里诞生无数都市传奇,九龙一凤,斧头帮,菜刀队,但是可能没人知道,使他们走上歧途的正是残酷的命运。

张家口姑娘的颜值,我不是吹牛,在河北绝对能排到前三,家里再穷,打扮要洋气。我们开过一个玩笑,张家口姑娘有200块钱,100块钱买衣服,100块钱吃顿饭,有钱赶紧花,没钱想法赚。外地人说,你们张家口人心态真好,活得潇洒,那是因为,我们不敢相信明天。人得先有钱,才能有理财观念。贫穷可能摧毁了无数人的命运,但是也磨砺出乐观的观念,努力活好每一天。

知友@抬驴仁波切说,在张家口,你有份稳定工作,有点儿小钱,虽然你还是一条单身狗,但是你是一条性生活和谐的单身狗,姑娘们对择偶的标准如此之低,不打我,给买衣服,管饭。如果约炮的话,满足最后一条就够了。

我有一个朋友,退伍后分配到了事业单位,意外结识了一个本地姑娘,那姑娘很漂亮,谈吐大方,衣着亮眼,还舍得给他花钱,我朋友心里觉得很不安,怎么想也不敢相信这么大的一个林妹妹掉进了他的怀里,唯一奇怪的是,那姑娘从来不说自己在哪里上班,怎么挣那么多钱。后来他就来找了我,我帮他查到了那个姑娘,每隔半个月,就要去北京住几天宾馆。后来他们分手了,姑娘说,她攒够了钱,就重新开始生活,只是我想,她恐怕再也没法回家了。也是从那一次之后,我拒绝再给任何人去查宾馆。

而能够攒到钱,重新开始生活的人是幸运的,还有无数姑娘,像花儿在夜风中消散。

我们抓过不少年轻的嫌疑人,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出面来东跑西颠的,往往都是女朋友而不是父母,张家口的社会圈,第一痛恨没义气,第二就是痛恨劈腿,喜欢玩姑娘的小混混,大哥都瞧不起。甚至有些小姑娘,为了给对象凑取保金,舍得去出卖自己的身体,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无比震惊,而我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学们,却早已见怪不怪。

贫穷,使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而这抉择,就是走出去。

张家口最好的儿童眼科大夫于刚,去了北京儿童医院,现在是全国著名的小儿眼科专家,他的副手吴倩,也来自张家口第四医院。

我高中所在学校的老师,稍稍展露头角,就被外地挖走,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薪资,根本无法拒绝,这也导致了更多优秀学生的出走,我有个教书的同学,她说,爱孩子,就别让他留在张家口。

我高中所在的文科班,一共五十四名同学,如今还留在张家口的,凑不够一桌,并且不是在政府,就是学校,而与此相反的,在北京的一个区,就能凑齐十多人。

我们不能回家,不能回来享受清新的空气,美好的亲情,我们只能选择雾霾,选择最近的大城市北京,回家,就意味着在落后中失去机会,在贫穷中失去勇气。

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张家口这样一座常住人口只有七十万的城市(仅统计主市区),每年净流失的人口,将近一万。

这座城市,他新鲜的血液正在不断流失,只留下白发沧桑的老人,见不到父母的孩子。

我是幸运的,我家沾了北京的光,我还能陪伴父亲和孩子,我也是不幸的,因为我也曾有很多梦想,却没法走出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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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承认我热河省(现承德、辽西、内蒙古中东部)从来就没富过,和首都是北京还是南京没啥关系。所以我不埋怨北京造就了我们这块贫困山区。说实话,就算不搞引滦入津,燕山深处也没有多少值得充分灌溉的平地,更何况引滦入津的地方已经快出承德市了,要抱怨也该下游的唐山抱怨才是。不过既然说到“环京津”这个话题,我说一个事儿。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共同点是到省会近,到北京远。但惟独河北北部承德张家口这两个市不是这样。自从取消热河察哈尔两个小省,天津当省会的时候还好。等到省会先搬保定再搬石家庄,京津两个直辖市就在河北北部隔出了一大片去北京比去石家庄更方便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过去没有高铁高速公路的时候,去石家庄办个事儿,往往一星期就废了,去北京倒是当天就到。所以……本地截访压力巨大。别的地方上访,县里解决不了去市里,市里不行去省会,实在不行再去北京。可大家都知道,上访的要诀在于把事情闹大。有理闹大了可以解决,没理闹大了也能混政策吃维稳经费。所以,能去北京当然不去石家庄,更何况去北京更便宜……前一阵子号称全国都不再把上访人数当成政绩指标考核了。过了几个月,别的地方不知道,反正我老家那边又悄悄恢复了这个考核标准。原因很简单,北京打电话下来扛不住啊!

于是,我老家那边的乡镇都有一份常设任务——接访。每个乡都有一两个黑车司机专门吃这碗饭,每周跑北京两三趟,和副乡长一起去接上访人员。分管此事的乡镇干部为此抱怨不已,骂了上级骂刁民,骂来骂去都骂尽了,就骂地理位置:“这个遭殃的地方!别的地方上访起码还要先去省会转一圈,就咱们这儿一竿子戳到北京!是个事儿都往北京跑,还要咱乡里干啥?是个上访的都得乡长去接,要北京干啥!”


冀北好几个市都是离北京近,去石家庄远,不过只有承德和张家口是贫困山区,和南部华北平原上的几个地区疏离感较强。

最后说一点优越感。所谓普通话,语音上就是承德话,而不是北京话。换句话说,承德是全国唯一没有方言的地区。上世纪末,我到上海去读大学,那时还没有手机,大家排队打固定电话给家里报平安,拿起话筒,南腔北调此起彼伏。等我打完电话,几个新室友都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不说方言?”,我只能说:“普通话就是我们的方言。”

承德某个县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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