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陶渊明、屈原、李白、杜甫他们是伟大的诗人，而苏轼是偶尔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 第1页

先说结论：在伟大程度这方面，苏轼吃了文化年龄的亏。

文化和人一样，是有年龄的。有二十岁的文化，也有三十、四十岁的文化。

就以诗歌来说，钱钟书曾经比较唐诗宋诗的差别：“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谈艺录》）说年轻人爱写唐诗风格，中年人爱写宋诗风格。李泽厚由此延伸，认为唐诗宋诗的差别象征中国传统社会和知识分子“由少壮而衰老，由朝气蓬勃、纵情生活到满足颓唐、退避现实的历史进程。”（《美的历程》）

就中国文化整体而言，春秋战国是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屈原，之于古典文学就是二十岁的美少年。陶渊明呢？文化年龄大一些，就有二十几岁了。你看陶渊明面对检查工作的领导，不肯趋炎附势，选择辞官归田，像不像现在干得不爽就裸辞的青年？

到了李白、杜甫，就有三十出头了，所以盛唐文化，处处体现卓然自雄、生机勃发的而立气质。

而苏轼，又代表了中国文化新时期。苏轼的文化性格，浑身散发着达观、通透、洒脱，是不是有些类似四十不惑的成熟中年？

四十岁的成熟大叔，亲切、随和、富有魅力，大众眼里人见人爱、粉丝巨多。但从文化角度就不一样了，文化不是到了四十岁就不生长了，它会继续走向五十岁、六十岁。

那么，对于一个五十、六十岁的人，他会觉得四十不惑更加可贵，还是二十、三十更让他难忘？

我想，大多数中老年人，还是会更加怀念自己青春洋溢、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这就是在某些文化地图上，屈陶李杜的位置高于苏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他们比苏轼伟大？谈这个问题，不能仅从文学水平上说，要从文化来说。

如果仅比较文学水平，世上有几人够资格评论苏轼的水平高低？这样很难谈，即使谈出来也容易着相。李泽厚说苏轼“文艺成就不算太高.......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不多”，这就有点着相。李泽厚不是诗词大家，他是哲学大家，他从文化谈诗歌谈得很好，但从创作谈诗歌有问题。

审美具有主观性，到了苏轼这个层级，很难说比具体创作他绝对不如谁，他不如李白、杜甫？也不如陶渊明？但文化就不一样，文化具有基础性、共通性，只要看清根本和脉络，就可以分析和判断。

如果只想看简短快捷的回答，其实看到这里就可以了。下面从头掰扯比较细了。

中国传统文化，从开始就注重解决两个矛盾：一个是心与外（或心与物）的矛盾，一个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两个矛盾相互关联，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大多面临心与外的矛盾，治国平天下同时面临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所谓心与外的矛盾，就是当外界、现实和本心冲突时，是忠于自己的本心？还是向现实妥协？对于这点，早期中国文化更像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主流的观点是：与现实死磕，绝不退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对于死磕派，《孟子》中有两句很能代表他们的心声，堪称死磕宣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死磕派的地位特别高。伯夷、叔齐看不出有多少能力和才华，武王灭商后这两位老兄以遗臣自居，不食周朝粮食而饿死首阳山上。简直顽固不化的人，孔子却认为是求仁得仁的“古之贤人”。

类似的例子，还有田横五百士等，在早期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些人大多能得到文化和历史的好评，这种好评有时甚至到了不需计较他们是否政治正确的程度。总之，刚到底就是棒。

再比如竹林七贤，历史声名几乎与死磕的程度成正比。宁死不低头的嵇康在后世地位最高，白眼看人的阮籍次之，相对识事务的向秀诸人再次之。这不仅是由文学才华决定，同时有精神属性的加持。

屈原无疑也是这样的死磕派。他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理想，表达对国家、人民的挚爱和深情，用文字燃烧年华和生命。当面临现实的冷酷和绝望，又毅然决不苟活，投江自沉。

中国文化既然认为本心和现实有冲突时，应该坚守本心。那么影响到对于另一矛盾即出世入世矛盾的处理，自然就认为当入世和自己的理想、内心有冲突时，理所应当选择出世。

《论语·泰伯》中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人格和精神就是：当现实和你的内心的道德、理念相一致，国家政治清明，你有发挥的空间，就应该站出来爱国济民、担负责任；而当现实和本心冲突时，你应该站稳立场、坚守原则，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远离世俗功名，拥抱自己纯净的个人世界。

至少在宋代以前，出世和入世代表了两种并行的人生态度，具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两者的理想都能受到社会尊重和赞誉。在那个年代，隐士地位特别高，不仅是在民间地位高，而是在官方地位也高，以致有假隐士通过隐居吸引庙堂关注，有所谓“终南捷径”的说法。

自我和现实、出世和入世，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学”，不是今天追求世俗名利的所谓“成功学”，而是具有更加宽泛、多元、丰富的成功内涵，是一种兼顾道义责任和真实自我的“成功学”。

理解了中国文化的这两个基本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说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因为屈原、杜甫和陶渊明、李白，各自代表了中国文化中这两种人格和精神，屈原、杜甫是入世，陶渊明、李白是出世。入世者爱国爱民，心怀天下，念念不忘民间疾苦；出世者远避俗尘，傲岸不驯，肆意狂狷，“天子呼来不上船”、“不为五斗米折腰”。

最终，屈原选择了投江自沉，而李白之死也有一个传说，泛舟时伸手捞取水中月亮而坠水淹死。这是一种隐喻：无论入世和出世，都追求极致的精神理想，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

这个过程当然才华不可或缺，但文学才华同样顶尖的情况，精神属性就决定了谁站在更高的峰顶。

但是，文化的这些趋向，到了苏轼的年代开始发生游移，简而言之就是：死磕派渐不讨喜，智慧派（或者说情商派）开始登场。

早期中国文化的理想人格，是要么选择出世，要么选择入世，当世界与内心产生冲突时，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内心，穷死、饿死、投江死，都不畏缩。但苏轼们后来告诉我们：好死不如赖活，纵然世界如此不堪，你依然可以与它达成妥协、平衡，同时不忘追求自己的人生境界和趣味。

重要的是允许身体入世，精神出世。你不需要与现实死磕硬杠，可以一边当着或大或小的官职，应付或繁或简的俗事，一边保持精神的独立和纯正。朝廷重用，自应担负责任；朝廷不用，世界也没坍塌，仍可宠辱不惊，保持本性。

苏轼就是上述生活态度的人格化身。这种态度已经不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生活态度。《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吃国家俸禄；如果国家政治昏暗，你还出来当官领俸禄，那就可耻了。如果放在苏轼身上，他可能认为：其实也没啥可耻的，你可以一边拿俸禄，一边过自己的日子。

当政治理想遭遇挫折、远离权力中心时，苏轼不会像杜甫那样心中装满了底层疾苦，总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者“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苏轼更不可能像屈原那样寻死觅活。他随遇而安，是生活的乐观者，相信世界总有让人生值得的美好。

他是生活的享受者，“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发明了东坡肉，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他和客人谈美食，说要烂蒸同州羊羔肉，将杏仁茶和香菜搅拌后灌入羊羔的身体里再蒸，一步一步讲得非常细。

苏轼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特质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深受唐以后佛道文化发展的影响。经常看到“反佛人士”指斥宗教装神弄鬼、荒诞不经，其实不谈宗教性，佛道里都有文化。为什么我满眼都是文化？你满眼只有神棍？你要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是两室一厅的套房，最显眼的大堂正厅是儒家，两小室一室是佛、一室是道，其他还有走廊、厕所、厨房、储物间之类，但总体结构是两室一厅。你不知佛道，就只能睡在大厅沙发，虽然也能勉强过日子，但谈何中国文化？

隋唐以后，佛教加速与中国文化融合，出现了禅宗。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觉悟不假外求，“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众生皆有佛性，自性本是清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自性容纳万物，容纳万物而又不被万物染着，自性中就有自由自在。

从禅宗出发，很容易在入世、出世之间拓展第三条路：身体入世，却依然保持心灵的清静和自由。从此不需要与现实世界死磕硬杠。内心或者精神、意识，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心外无需他求。这种观念会影响苏轼，苏轼就不执着，他说：“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诸障自灭，自然明悟，定能生慧”（苏轼《养生论》）。

佛禅也带来全新的心外关系的认知，外境和内心是统一的，是内心镜像和投影。“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苏轼《赤壁赋》）。

苏轼的认识和同受佛禅影响的王阳明相通——“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难怪董其昌说“王学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

不仅有佛也有道，苏轼在《记游松风亭》写到：抬头望向松风亭，还在高处，心想这么高，我可如何爬上去休息呢？就这样想了一会儿，忽然对自己说：“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原文：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这种就地躺平、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做法是道家的，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死磕文化。

佛道以外，历史背景方面，宋朝是文化比较昌盛，对文人比较温和、开明的朝代，对文人个性相对包容，给文人留存了比较多与体制合作、妥协的空间。死磕硬杠、与体制决裂，功利上显得似乎没有太大必要。

虽然几经升贬流迁，但苏轼一直没有脱离体制，始终是吃皇粮的公务员。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期间，苏轼写下《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遗憾自己奔波俗务、沉浮官场，向往“江海寄余生”的生活，但他从来没有像李白、陶渊明那样真正迈出这一步。

也许，对于苏轼来说，只要有这样心念，就已经是对功名世界的超脱了，就如同《后赤壁赋》中的那个闲云野鹤的道士，仅仅存在于梦境，只要回到现实它就无影无踪。

苏轼融合了世俗和超脱两者的意义，在世界与自我间找到平衡，世事的复杂、艰难不需要完全在意识或文字中得到映照。主观具有独立性，世态纷纭，仍可以寻求内心的丰富和安宁。

苏轼构建了中国文人新的处世风格和写作态度，总结起来就是：适应环境，适应体制，随遇而安，享受现实，纯净内心，拥抱自然。苏轼未必是这种风格和态度的始创者，但他是其中各要素最有影响的组合者，也是最富魅力的践行者。

自苏轼以后，受苏轼影响，中国开始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文人：他们不再像屈原那样蹈江自沉，不像杜甫那样忧患终生，不像陶渊明穷得一匹地采菊，也不像李白那样游走天地、漂浮江海、千金散尽、一醉方休。

他们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生，用文字书写自己的闲情雅致、岁月静好。诗歌、散文越来越缺乏现实的力量，甚至越来越缺乏自然的力量，只有生活的情调和趣味。这类创作在明清小品中逐渐登峰造极。

明清诗歌散文多的是夫子自道、自得、自趣。现实批判和奇诡想象，更多是体现在小说中，只是小说原本是草根、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现实和浪漫深度并不来自主流文人的自觉。

就个人而言，苏轼其实丰富博大，不完全是闲适、趣味、享受，他也写了不少类似如下的文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

只是这样的内容无疑需要人生际遇和情感体验作为支撑，当缺少这种支撑，就会如同杜甫诗歌更多被后世形式继承而不是情感继承一样，苏轼郁沉深广的一面在后世的创作中不断消减。

就才华、情调和趣味而言，苏轼之后最接近苏轼的文人是袁枚、李渔。和苏轼一样，袁、李都早早文名远播，是全能式的作家，而且都具有苏轼式生活态度。袁枚不仅通晓诗文，也是美食家，写有美食名著《随园食单》；李渔的《闲情偶寄》，则堪称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巅峰之作。

到了近现代，受这种文风的影响出现了二十世纪前期的小品文，散淡、闲适，幽默、风趣，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梁实秋《雅舍小品》、周作人《雨天的书》，其实都有苏轼侧面的遗存。最有影响的苏轼传记是林语堂写的，这不是偶然，他们至少和苏轼的心性有部分相通。

如果是太平盛世，或许还问题不大，但如果面临国破族灭的危机，这样的文字就太狭隘自赏了。所以鲁迅有名文《小品文的危机》批评这种倾向。

某种程度，苏轼身上隐含中国文化发展成熟后的暮气。当然这个责任不能由苏轼背锅，苏轼生活在相对开明的北宋，苏轼的文字也远不止于此。但文化发展有脉络可寻，一些性格、格调的滥觞有苏轼的原因，这体现苏轼的优秀，也难免影响苏轼的伟大。

文化个体的伟大性会表现在文化因子的传承，陶渊明、李白的影响在过去造就的是苏轼，苏轼的影响在今天造就的又是谁人？

现实就是：沿着苏轼开辟的文化情调和性格之路，辗转变迁，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近现代，出现了一批有钱、有闲、有才、有趣的四有文人，并纳入了某种社会性成功的范畴。我们从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甚至钱钟书，一直到今天爱诗词书画的老干部、大学生，都容易找到其中遗韵。中国文人逐渐少了屈原、杜甫式的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少了陶潜、李白式的任性至情、天马行空，他们世故了，雅致了，潇洒了，幽默了，苟且了，舒适了，或苏轼了。

现在流行一句话“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话其实肤浅了。万里挑一不是有趣的灵魂，而是独特的灵魂。独特的灵魂未必有趣，有趣有主观性，满腹诗书却内向寡言算不算有趣？卢梭曾经苦恼自己在社交场合不如别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有趣也可以模式化、套路化，这就是为什么网络时代“有趣的”段子手那么多。

苏轼当然既有趣又独特，但他身上那些有趣的要素更可能被提炼扩大，基因复制般延续后世。而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他们的灵魂必然是独特的、冷僻的，因为他们的选择或者意味在忧患中度过一生，燃烧整个生命，或者要与平稳安逸、事业顺遂的世俗生活彻底决裂。所有这些结合他们独树一帜的文字，就更具鲜明的独特性。苏轼虽然人生坎坷，但就其生活和内心的境况而言，不难被富足平稳的生活克隆。

苏轼的伟大和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伟大之间的距离，不完全是文学才华的距离，更多是有趣和独特之间的距离。

------------2022-3-11 更新------------

这篇发出来一个多月，得到部分网友的喜爱，有点小意外，小荣幸。因为这篇挺有深度的。

想对网友说：如果您能够读完、读进这篇，您是蛮厉害、蛮有品味的。

我写东西，不喜欢直白、浅俗，不低眉顺眼，不煽情抖机灵（偶尔会有）。喜欢论述有层次、发掘有深度，允许有点片面偏执，不允许人云亦云。

这篇也有点偏执。偏执没有什么，有一句名言“深刻的往往是偏执的”。偏执的揭示的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局部真理，局部真理只有特定条件才成立、特定人群才能理解。

我对苏轼本人毫不排斥。我喜欢苏轼，他是我最欣赏的古代文学家之一，可能也就比李杜差一点点。

我真正的意图，是借这个话题批评某种世故、风雅、自我、享乐的生活情调，或者说是生活观。

这种生活观具体落在某个人身上，其实没有问题。但如果成为一个社会、时代普遍称赞的对象，上升到某类格调、情趣的意义，认为这就代表了生活的审美或者智慧。这种倾向是我要批评的。

所以，如果说我的论述存在片面，也是以一种片面攻击另一种片面。只不过前一种片面只是我有，后一种片面社会普遍有。两者的差别，就是我言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