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战争用阶级分析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 第1页

泻药，过了那么久才回答主要是因为我上周比较忙。

用阶级分析法来考察一场战争的性质，主要得看战争双方的阶级性质，双方试图通过战争达到的阶级目的，以及战争对社会阶级斗争形势造成的实际变化等等。

那么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斗争双方的阶级性质。

斗争的一方是明治政府。当时明治政府是藩阀控制下的绝对主义君主专制政府，上层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藩阀官僚手中，阶级基础则是地主和封建性很浓的一些官僚资本家（明治政府先通过废藩置县将日本除若干町人富豪财产以外的大型工商业企业都加以国有化，然后又通过“官业下放”等手法推动企业再私有化，从而大肆在藩阀官僚和相关人士之间分肥，可以说是巧取豪夺的典范。岩崎弥太郎鲸吞土佐藩财产可以说是至今都是一个财产权所有制改革中掠夺财富的经典案例，山城屋和助则像我们展示了明治贪官污吏在这一丑剧中惊人的腐败和浪费）。这一点恐怕没什么异议。但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一点是，此时的明治政府还没有公开进行“官产下放”（1880），但已经实行了“地租改正”（1873）和“秩禄处分”（1876）两大重要改革，因此明治政府此时的政策重点是取消领主制残余、在农村确立租佃地主制和货币地租制，即扶植乡间的经营地主（多半是旧日的庄屋、乡士层，也有新兴的豪农）取代封建士族，尤其是取代安土桃山以来逐渐脱离农村而寄生于城市的那批士族。

斗争的另外一方则是西乡隆盛的私学校党。西乡隆盛的萨摩军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人参军，其中也包括熊本等各地的不平士族和未来的一些自由民权人士，甚至有人怀抱《民约论》而死，但是萨摩军从一开始就宣称“（鹿儿岛县以外的）他县不必参与”，实际上最高决策层在评定时也不听取上述这些私学校党以外人士的意见。那么私学校党是什么存在呢？

私学校党是西乡隆盛下野（1873）以后，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鹿儿岛县厅（政府）支持下，由追随西乡隆盛退居鹿儿岛乡下的一些明治政府文武官吏（如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组织起来的。私学校的学生则是旧萨摩藩的士族，特别是城下士（在鹿儿岛城下町内具有居住权的武士，地位高于只能居住在乡下经营土地的乡士，如上所述在地租改正和秩禄处分中损失较重）。最初的目的，似乎是收容这些文武官吏学习军事，避免他们下野后卷入反政府运动，但西乡的个人意志无法阻止社会运动的发展，因此这些失意之人反而利用这个平台组织起来了。1875年以后，由于鹿儿岛县厅的支持，私学校在全县发展到四十多所，学生有上万人，大批私学校党人在西乡隆盛推荐下成为了鹿儿岛县的区长（相当于现在的市、町、村长一类的基层政权负责人）以及县厅各部门的负责人。这样一来，鹿儿岛县的政权等于掌握在一个在野的反对党手中，这是绝对主义的明治政府所不能够容忍的。事实证明，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府之所以要对付西乡和私学校党，以至于最后引发西南战争，也不是由于西乡提出了什么明确的反政府主张，而主要是由于西乡的私学校党控制了鹿儿岛县政权，但是私学校党中存在不满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事实。因此，接下来我们主要考察一下西乡隆盛本人和私学校党的阶级立场。

西乡隆盛和私学校党的阶级立场

西乡隆盛在明治政府中枢担任参议乃至主导明治政府（当时大久保等人出使外国）时，采取有力措施实行了废藩置县和地租改正这两项改革，说明西乡隆盛在阶级立场方面跟大久保利通等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是试图建立一个以经营地主和官僚资本家为阶级基础的绝对主义专制政府；在担任陆军元帅、近卫都督期间，西乡隆盛又参与了对士族可谓釜底抽薪的征兵制改革。随后西乡以征韩论下野，但征韩论问题上的两派主要是策略矛盾，并非目标有所区别；当大久保真的派兵侵略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1876）后，西乡又故作反对，理由却是搞笑的“不光明正大”（实质上西乡本人提出的所谓亲自挑衅来激怒朝鲜国王迫使其杀害自己以此制造开战借口云云，难道就光明正大了？），可见西乡和大久保此时的分歧完全变成了一种藩阀之间的权力斗争。

佐贺之乱（1874）开启了士族反乱，据称西乡隆盛在日记里赞许在佐贺县起兵的前参议江藤新平，并且事实上他也会见了逃亡中的江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佐贺之乱中江藤新平领导的是跟明治政府仅有策略分歧或者说权力斗争的征韩党，而佐贺之乱的主力却是前秋田权令岛义勇领导的所谓复古党；而且，完全由不平士族构成的复古党的兵力是征韩党的三倍到十倍，提出了明确的反改革纲领，在同新政府的作战中又跟征韩党矛盾重重、互不协调。这也难怪，西乡隆盛本人不愿意起兵。在同江藤见面后，西乡也未如江藤所愿般庇护江藤，而是在几日内就将其礼送出境了。此后，西乡隆盛一直坚持避免跟新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对于九州各地的旧士族反乱也没有加以支持。由此可见，西乡隆盛和他身边的一些亲信实际上是跟明治政府在阶级立场上没有区别的另一派藩阀势力，跟后来的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类似，他们跟明治政府的矛盾主要是权力斗争。由于明治政府中枢的藩阀势力之间不断互相倾轧，下野的藩阀就对台上的藩阀产生不满，要求进行权力再分配，这就是西乡本人及其亲信的立场。虽欲起兵夺权，又担心旧士族趁机上台破坏改革，因此寄希望同明治政府进行妥协，这就是西乡隆盛本人的思维。

但是私学校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不一定遵循其领袖西乡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私学校党的起义也是在西乡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私学校党的立场如何呢？

首先，从1873到1877年，私学校党控制下的鹿儿岛县一直在执行明治政府中枢颁行的各种改革，包括秩禄处分。

其次，私学校的各种操练本身也均为西洋式。跟《最后的武士》一类东方主义的幻想不同，私学校教习西洋武器和军制，西南战争时期萨军采用的西洋军制甚至比动员了大量佐幕方士族、浪人的新政府军更加严整（一个半队100人、一个小队200人、一个大队2000人，后期又以400人为一个中队作为小队和大队之间的指挥层级；政府军方面临时动员的杂牌大队则是兵力数目千奇百怪，军制都有差异），甚至于西乡隆盛本人在战争期间一直身着西洋式的陆军大将制服。

最后，西乡隆盛等私学校党人创办开垦社，试图入手土地、扶植落魄士族从事农业，发展成为经营地主或富农。此举固然表明西乡隆盛比明治政府中枢更加同情落魄士族，但也说明两者的大方向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希望扶植经营地主来取消封建领主制。

因此，直到1877年起兵以前，私学校党人在西乡等上层的领导下，大体上是一个保守的藩阀党派，在大的立场上跟明治政府中枢的大久保等人无本质区别，只是更加同情破产士族的遭遇。但是，他们把持地方政权，建立隶属西乡私人的军队，又收容反乱的不平士族，终于引发大久保等明治政府中枢人士对于其割据自雄乃至颠覆政府的担忧。

私学校党在西南战争中提出的口号和实质作为

1877年，九州的不平士族反乱达到高潮，中央政府认为私学校党有响应反乱的可能性，遂下令将鹿儿岛的陆军兵工厂迁往大阪。由于兵工厂是萨摩藩时期由萨摩藩创办的，因此被私学校党视为鹿儿岛县的财产（虽然在法律上由于废藩置县，业已属于陆军），在冲突中又发生了私学校学生抓获警方特务而“揭发”出中枢有意暗杀西乡隆盛的“阴谋”。在打猎途中的西乡隆盛得知此事后返回鹿儿岛，决定起兵。值得注意的是，鹿儿岛县厅全力支持了西乡的起兵活动。

西乡起兵后，随即召集私学校党的大约两百名干部举行了“大评议”。主要内容是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但是会议很快否决了“兴师问罪”的起兵名义，确认以“（西乡等）三将面圣上奏、质问政府”的名义行动；随后，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具体的军事计划。由此可见，私学校党没有也根本不想提出一个具体的政治蓝图（类似“大政奉还”、“尊王攘夷”）来作为口号，而是将起兵定义为一场因西乡个人受到明治政府迫害而引发的大型上访。随后，西乡军制定的军事计划也完全符合这一“政治目标”：西乡隆盛将率领萨军主力全数北上，直取京师，“上奏天皇”，在后方不留军队驻防，也不要求沿途各县的各种反政府势力（包括但不限于不平士族）起兵响应。私学校党提出这种天真的计划，固然有化公事为私斗的封建思想残余，但也包含了一种无奈：此时若要提出政治口号，只能以反对明治政府的改革为号召来团结私学校党内外的不平士族，但是私学校党高层本身又不愿意真的废除这些改革，所以只能采取西乡个人的名义展开行动。

攻打熊本城失败后，萨军转攻为守，同时明治政府又利用萨军初期军事部署的漏洞派兵登陆鹿儿岛袭击萨军后方。在这种情况下，萨军进行了另一次高层全体会议，决定改用“三州割据策”，要在南九州三县进行长期的武装割据。

所谓上奏天皇和三州割据，大概反映了私学校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成则上京取得明治政府的中枢大权，败则割据南九州实行地方自治。除此以外，私学校党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意见，这再一次说明他们在阶级立场上跟明治政府中枢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指望西乡取消改革措施的不平士族，以及希望西乡推行民权改革的进步人士，都找错了对象。

至于政治口号（纲领）以外的实质作为，由于萨军旋起旋灭，私学校党在其支配的南九州各县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施政举措。当然，滥发纸币等征敛措施除外。

综上所述

明治维新建立起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后，主导明治维新的中下层士族迅速分化。一部分人由于掌握了政权、土地或“产权改革”而迅速崛起，发迹为藩阀官僚、大地主或是大官僚资本家，另一部分人利用自己掌握行政技术或某些文化知识的便利也在新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得以转型为中下层军官、公务员或其他职员（如教员、医生、技术人员、企业职员等等）以至于富农等等，还有一部分人则延续幕末的破产趋势而沦为无业游民。

“秩禄处分”后，上述第三种士族失去了继续在城市过寄生生活的经济来源，遂彻底破产，成为明治政府所面临的最大不安定因素，即不平士族，从1873年起多次发动反乱。

西乡隆盛的私学校党，其上层是在明治政府中枢藩阀内斗中失势的一部分藩阀人物，政治上属于藩阀中在野的保守派。这些人掌握了鹿儿岛县政权后，通过私学校党笼络和组织了鹿儿岛县的大批士族，在这些士族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不平士族（但值得一提的是，鹿儿岛县的士族中也有一部分人是直接从事土地经营的乡士）。

私学校党上层既试图跟中央政府在推行改革方面保持一致，又试图利用不平士族反乱在鹿儿岛县割据自雄乃至夺取中央政权，引发中央的猜忌。结果，在私学校党内不平士族的推动下，私学校党终于挟鹿儿岛县同中央政府全面开战，引发了西南战争。

总体来说，西南战争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资本的明治藩阀之间的一场“内战”，其结果是中央战胜了地方、坚决镇压不平士族的激进改革派战胜了同情乃至利用不平士族的保守改良派，从而也彻底结束了不平士族的反抗。但是，藩阀之间的内斗没有结束，中央和地方、在朝和在野的对抗也没有终止，不久后，随着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在野藩阀势力组织自由党，自由民权运动又轰轰烈烈地爆发了，直到1890年帝国议会开会为止。

对于明治维新的性质，日本共产主义者之间从1920年代以来就有着持续的争议。讲座派（后来的日本共产党）认为，明治维新是中下层士族建立绝对主义君主制政权的斗争；而劳农派（后来的日本社会党社会主义协会派）则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

对明治维新的认识都有如此大的差距，对于西南战争有着种种不同评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人着眼于西南战争同士族反乱之间的关系，认为萨军代表“守旧势力的反扑”；有人则着眼于西南战争同自由民权运动之间的联系，认为西南战争是某种“革命”，并且在失败之后转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是如上所述，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南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保守藩阀利用士族反乱发动的藩阀内战，最终以割据地方的在野保守藩阀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