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杨坚建立了隋朝;表面上是这两次王朝交替,其实呢,这种王朝交替时弄出来的动静,与武则天建立大周;唐玄宗父子恢复大唐时的动静差不多。
从这层意义上,杨坚表面上是开国皇帝,其实也就相当于前期的唐玄宗;杨广表面是一个二世祖,其实就是相当于后期的唐玄宗。
隋炀帝时代政府掌握的人口户数是890万户。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的人口户数是960万户。
在宋代之前,中国的人口峰值就在一千万户左右。从来没有突破这个数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整个社会的人口供养能力,极限就在这个数字附近。
当社会总人口接近这个数字时,社会就会极度繁荣,因为整个社会人力充沛,而且创造的财富最多。
但是总人口接近这个数字时,社会矛盾也会越来越激烈,因为社会的基础资源无法增长了,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竞争越来越残酷。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振臂一呼,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在大陆上过学的人大约都知道,小农时代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土地的矛盾,当土地压力比较小时,社会矛盾就比较缓和;而当土地压力越来越大时,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以调和了。
从这层意义上,在生产力相近的背景下,一个只有300万户人口的时代,与一个人口接近900万户的时代,本身就是缺乏类比性的,因为前者的社会矛盾本身就容易缓和,而后者的社会矛盾就容易激烈。
一个帝国,总有兴衰的历程。
而帝国新兴的时代,通常总是人口基数比较低的时代,那个时代,社会总人口比较少,而且物资也不是多丰富,但是整个社会更容易充满朝气。
但是随着时代人口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富,社会表面上极度繁荣,却常常是衰亡的开始。
人口峰值的提高,通常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人口接近峰值的危机,在几年前,我们还充满了恐惧,所以限制人口发展的政策,一直强力的执行着。
更主要的是,即使我们一直强有力的限制的着人口增殖,过去的30年时间,中国人口也增长了4亿。
后来人们之所以发现,我们多少是高估了人口危机,无非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十倍不止,人口只增长百分之五十,自然可以释放相关的人口压力了。
如果生产力保持原地踏步的状态(小农社会的生产力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与现在相比,几乎就是在原地踏步),多出的几亿人口,估计谁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足以让社会崩溃的危机。
更主要的是,隋唐(安史之乱前)是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交界点。
隋朝之前三百多年时间里,王朝短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王朝能长命,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在历史段子里,隋炀帝修建运河,就是为了游玩。但是一个人,只要不把历史当故事看,自然就会知道,修建大运河,存在某种必要性、迫切性。
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开始长达四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只有司马炎实现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统一。关键是,这次统一不久,天下很快又陷入了南北分裂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湿润的江南地区,也可以更普遍的得到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北方的经济实力,对南方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了。
虽然说南方的经济实力依然明显弱于北方,但是在整体实力提高之后,依靠自然的阻碍,显然可以和长久并立了。
因为类似的原因,曹氏、司马氏、石氏、苻氏、拓拔氏都曾统一过北方,但是除了司马炎短暂统一过天下,南北分裂就成为一种常态。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历史背景,自然就知道隋统一天下后,加强南北的交通联系,就存在某种必要性、迫切性。
这种工程,杨广修了,后世的人就可以坐享其利了。
毫不夸张的说,杨广不做这项工程,李渊父子也得抓紧做这项工程。否则,南北之间经济政治军事沟通就会存在难以克服的瓶颈。
当我们认为隋亡于徭役繁重,我们看看唐太宗时代的徭役有多重?
大唐开国20多年后,许多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依然不惜自残手足。以至于贞观16年时,大唐政府规定,以后再有刁民玩这种把戏,不但不免除他的徭役,还要对他严惩不贷。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当然了,据大唐帝国的御用文人所说,老百姓这样干,是因为他们太愚昧了。因为在万恶的大隋帝国,徭役太重,你们为了逃避徭役自残手足,这个可以理解;在人民翻身作主的大唐帝国,徭役这样轻,你们还为了逃避徭役自残手足,这不是欠收拾吗?总而言之,对于这种愚民,必须得严惩!
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但是大唐帝国因此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了吗?
打仗,隋炀帝这货玩的是战略游戏。
杨广征高丽怎么玩的?次次都是全国征兵,百万大军云集,御驾亲征。看起来确实是威风凛凛,牛逼哄哄。
我玩三国志系列游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干……
然而,就算我玩的是游戏,有时候都会冒出后方不稳的情况……
第一,先讲个笑话,吃个开胃菜,放松一下情绪。
有个地方的减肥餐很有名,很多人去吃,据说减肥效果很好。
土肥圆听说以后,慕名而来,也要吃一吃减肥餐。
服务员满脸热情地推荐了店里的网红减肥套餐,吃一顿神清气爽,吃两顿天朗气清,吃三顿轻身健体,多吃几天身轻如燕。
土肥圆听着介绍,十分喜欢,头顶的肥肉油光焕发,脖子上的三层下巴不断抖动,脸上也漾起了一层层肥腻的波浪。
待听到身轻如燕时,土大爷的厚眼皮突然张开,眼睛里发出犀利的光:
“给爷来两份儿!”
第二,隋炀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个十足十的暴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开挖大运河,征讨高句丽,这两件事,意义重大。前一件,有助于促进中国东部地区南北两大经济区的交通联系,可以通过中部地区的转运实现东西部经济区的交通联系,能够打通中国全国统一市场的运转血脉,进而极大促进中国统一市场的内部沟通运转,最终为中国的长期统一奠定基础。后一件,消灭了潜在威胁,打败了一个对中华文明有明显敌意的效仿者(高句丽的建国基础是两晋时期吞并消灭了一个失败后逃亡至此的中国割据政权,然后通过消灭其上层统治力量、镇压奴役其民众、侵吞其文明成果而发展壮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中华文明的侵吞和辱没之上,属于既继承和学习中华文明、又敌视和蔑视中华文明的矛盾态度。类似于古希腊在古埃及和腓尼基等文明的基础上发展,但是在希波战争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又藐视古埃及和腓尼基文明,最后在反攻文明母体时还产生了希腊化的错觉),有助于实现国防安全。
事儿好事儿。但是就像减肥餐,一顿吃一份儿减肥餐是减肥,你直接来两份儿,那和不吃减肥餐有什么区别呢?就好像健身减肥。跑步健身的人很多,有的人每天都跑五公里,甚至十公里,减肥效果都很好。那么,你打个包,一天把一年的量都跑了,一千八百二十五公里,会怎样呢?先不说时间够不够,谁有力气能跑下来?直接就跑死了。这下倒是减肥彻底了,往火葬场一拉,一把火烧完,就剩下七八斤。人家减零头,你把整数减了,人才。
隋炀帝干的就是这事儿。隋炀帝一共用了五年时间,挖通了总长1700公里的大运河。动不动就动员百万民夫。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大业三年和四年他又动员百万民夫去修长城。大业四年(608年),有一次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每年都出手搞大工程,而且一出手就是百万,玩儿呢?然后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隋炀帝开始准备打高句丽,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二月就出兵了。出兵多少呢?百万!隋炀帝这么热衷于百万,这让我想起一首歌: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渐入深夜,或期盼天明。然后隋朝的老百姓一合计,得了吧,咱也别等了,反了算了。到了这个时候,面对农民起义,隋炀帝还是不当回事儿,大业九年正月、大业十年四月,又二次三次出征。最终导致境内全面起火。到了这个时候,隋炀帝还跑去长城巡视,结果在大业十一年被突厥围困到了九月。此后他面临困局,又丢下责任,放弃中原,于大业十二年七月跑去江都避难!去你的大业吧,老百姓用刀投票,抛弃了隋炀帝。
唐太宗和隋炀帝做了几乎一样的事儿?贞观十八年(644年。实际出兵是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第一次攻打高句丽,出兵不过十万余众。此前,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出兵数万灭了高昌等国。唐太宗动用兵力常常只是数万人而已,跟隋炀帝没事儿就百万个可能哪里一样呢?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唐太宗再次决定攻打高句丽,经过商议,决定采用疲敌战术,命令将领率军反复袭扰高句丽。于是出兵水路进兵,连续数年袭扰高句丽,多次歼灭高句丽大军。在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抓住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四国混战的机会,一举消灭高句丽、百济两国。
量变引起质变。从用兵规模和对民力的消耗上,唐太宗和隋炀帝对国力的消耗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隋炀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个十足十的暴君。唐太宗体恤民力、精打细算、文武双全,是自古以来不可多得的明君。
量变引起质变,这是中学政治课的内容。
难民不是移民,中国显然不应该接收任何形式的难民,难民经历了太多人性中的极端状态,人性中的残忍被激发的更多,再加上宗教与战乱因素,为了生存难民的底线会更低,为了生存难民不惜恩将仇报、鸠占鹊巢,其对于稳定的社会有巨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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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如果席卷欧洲,欧洲没落,欧洲储备的大量人才,中国要做好准备。
中国要为未来潜在的优秀移民提前做好准备,所有移民至少符合以下标准:
1、接受归化。接受中国法律、传统和习俗的归化,华文参加水平考试;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进行郑重的归化仪式,宣誓并视频记录这一过程。
2、有一技之长,科学技术领域优秀人才优先。优秀人才需要中国指定科研、技术或教育机构进行鉴定。
3、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4、在移民中国之前,没有触犯过法律(以中国现行法律为准)。
5、符合以上四条者,到中国后需要数年的准备期方可有资格加入中国国籍。
6、6岁以下健康儿童(以中方骨龄测定为准),以及符合1至4条相貌姣好的25岁以下女子。
7、宗教类神职人员、有反华行为及反华言论者禁止移民。
——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爱,以上是移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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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各种人均指标都较低的国家,按照“谁提出问题,谁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原则”,哪个国家指责中国多,哪个国家就应该帮助中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些国家要真金白银的给中国出钱,不出钱不帮助就别BB,还要中国人自己勒紧裤腰带独立自主的自己解决。美国作为经常指责中国的国家,我觉得美国应该尽力帮助中国,比如至少接收中国1个亿的“难民”,如果美国接收不了也不想出钱,最好闭嘴。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