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商品经济发达，为什么思想上却截然不同？ 第1页

明朝并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人性解放。

我们展开画卷，把明朝社会风气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俭朴冷肃的低欲望时代

明太祖建立了新的帝国以后，国家因为连年兵燹，四野凋敝，淮北两岸骸骨暴露，蒿草半腰，人口锐减。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生产，轻徭薄赋的政策。

据《元史·地理2》记载，淮扬一带人口的损失令人吃惊，原扬州路一司、二县、五州、九县人口1471194人，户249466。高邮府高、宝、兴三县50098户，到了洪武初年，扬州城内土著居民仅40余户，农村是“积骸成丘，居民鲜少”、“蓬蒿及腰、百里无人烟”；

于是在在法律上确定了封建等级关系，并配套的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居室，饮食，车马等秩序。并且大力的打压在明代就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的苏浙豪强。

在洪武至宣德末年，整体基本上保持着朴素的社会风气。在江南地区的宴饮标准是围坐，轮流传递酒杯饮酒，菜品也十分简陋，没有歌舞乐器助兴，明初的城市饮食特点是：“筵不尚华” 。

洪武元年，朝廷下令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命令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在头顶束头发，官员戴乌纱帽，穿圆领袍，束带，着黑靴。士子百姓的装束是戴四方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可以用黄、玄两种颜色。士绅百姓的妻子所用的首饰只可以用镀金的银饰，耳环用黄金或者珍珠，钏、镯用银子。穿着的衣服是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制成，乐妓则戴明角冠，穿皂褙子，不允许和民妇相同。《明太祖实录》卷30

服饰等级确立以后，就被作为严格的典章制度，写进了《大明律》以及具有法律性质的《大诰》，所有军民都要遵守，不得越级穿戴。

洪武元年，一群士兵和轻浮的年轻人将鞋子的高帮截断，然后用金线做装饰，脚上穿着短靴，身上穿着华丽的服装，聚集在一起，蹴鞠玩耍。这帮人被南京城的五城兵马司抓住关进打牢，上报请求处理意见之后，这些人全部砍断了脚。

服饰制度本意是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维系贵贱之别，符合天理尊卑，其次是教导人民保持淳朴的风气，不要奢侈。还反映了朱元璋的小农经济思想，体现了明初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特征。

在弘治、正德年间当官的人，大多数生活都很俭朴，即便是做官做到了部寺京卿，家里也没有什么财产，嘉靖年间，有人开始钻营贪腐为子孙积攒家产，周围的人甚至都会集体嘲笑他。在南京，正德、嘉靖之前的风气非常的淳朴厚道，士人们把写文章的好坏，讨论事物的观点深度、做人的气节作为主要的事物，不钻营谋求土地田舍，更不会嫖娼、蓄养歌妓（营声利，蓄伎乐者，百不一二见），这样的人一百个里面也看不到一两个，比例很低。

万历本的《南通县志》卷2记载明初的南通州，一般是宾主四人，宾客入过多，容纳不下，那么主人就坐在宾客的边上。用瓷杯行酒，自斟自酌。有的庶民家庭，终身不设宴待客。临时有事用一盆豆子和肉做的菜来招待客人，客人也不把这看作是简单怠慢。一些贵家巨族，没有重大的事情，也不会举办筵席，不会张灯结彩，更不会搞歌舞戏曲。偶尔开一次宴会，请了歌舞班子，周围的人都会一起去看，谈论好几天。

江苏江阴县，明初宴会的菜肴也以八盘为限，四个人合坐，凑成一席。嘉靖本《江阴县志》卷4；

嘉靖、隆庆时期，一些清廉的官员退休后，生活十分窘迫，经常需要去教书来贴补家用。十六世纪中期以前，士绅们对投资土地的兴趣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徭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在隆庆中期才开始慢慢具备雏形，万历初才开始大规模施行，老百姓的徭役负担很重，手里有田负担就重，有钱的富户也不愿意买地，虽然士大夫有特权豁免，但是土地的回报依旧不够丰富，举例来说，嘉靖年间有位被罢官的大臣叫做许毂（尚宝司卿），他回到老家南京附近的安德乡购买了2顷的上田，一年的收入是400石，大约66800斤米，扣除粮差和支付给佃户的粮食外，所剩不过200石，这点收入对维持生活来说并不宽裕。

明代的很多中产之家是几代人积攒下来的，供养一个读书人需要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努力。

所以，在明前期，有钱的人中产之家，盖房子前院也只是土墙茅顶，到了后院才用点砖瓦。

第二个阶段：经济发展的解脱束缚阶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恢复，经济逐渐趋向繁荣，人们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生活上出现了很多违禁的行为。例如不按照服饰、居室等制度来进行生活。这个阶段大概是在宪宗至弘治正德年间。

自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居民的服饰争奇斗艳，“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城市繁华之上的商业社会的生活特质。

这种变化是自上而下的，皇帝耽于享乐，进而影响到士大夫。

自成化以后，城市饮食生活日渐奢华，这种风气首先来自于宫廷。以本该清素的斋醮来说，明初用的果品是“散撮”，就是散着对方在器皿中，重量不超过八斤。到了成化年间，果品都改成了“粘砌”，就是用各种颜色的果品站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样。用来装果品的盘子，也增加到了一尺大，装满的话要13斤。宫廷吃的豆腐已经不是豆子制作的了，而是改成用百鸟脑浆酿成，一盘豆腐要几千个鸟。

上行下好，民间的饮食也逐渐由俭素转向丰腆，果肴讲究，宴会不断。先前的喜宴不过是水果五盘、菜肴六盘、汤三盏，中期以后，菜肴动辄十品，还是浙江新昌县，官宦豪门一开宴会，席上的菜肴就有五干五湿十样。碟盘满桌，“设看卓然”。

商品生产增加了，追逐利益的商人们自然获取了丰厚的利益，他们也不再满足于礼法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老百姓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江南的城市中，俗尚侈糜，人情乖离，城里人把农民作为：“嗤鄙”的对象，何乔远《名山藏》卷60中说，要是一个农民一辈子都没进过城，就会：“父兄羞之，乡党不齿”。

城市需要农村劳动力的补充，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逐渐流入城市，既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也带来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交流。农村人口的分化是伴随着农村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来的。

第三个阶段：全面突破且扭曲的社会风气

我个人是把这个时期定义为从嘉靖中期至崇祯末期；为什么这么说？嘉靖中期的嘉靖大倭寇，本身就反应了沿海商贸的极度繁荣及形成了沿海走私——内陆多条中专线的趋势，加上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缫丝等）生产的急速扩大，江浙一带是生产经济作物购买粮食，湖广一带是生产粮食购买经济作物生产的商品（纺织品、生产工具等）这样一个环境。

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导致了人们在社会风气上追逐奢华享受，甚至是扭曲变异的审美。从士大夫的城市山林到士人从事商贾，无不反应这一特征。

万历年间，一个北京士大夫家的家常宴会，席间宾朋满座，杯盼错致，味尽水陆，还有人唱曲劝酒，宴会的高潮部分两道压轴名菜，一个叫做火炙鹅（提前喂好椒浆，放在笼子里面火烤，肉熟鹅未死），另一道是活割羊。晚明的士大夫留心烹饪，争奇斗巧。

浙江嘉兴，有人请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酒壶），每个客人用金台盘一副（一副筷子，一张盘子，一只调羹，还有酒杯、碗等），是双螭虎人金杯，每副重十五六两。除此之外，宴会的费用也日渐增高，一般一个席面要花费白银一两，多者达到数十两。

洪武年间创立服饰制度起，就不断有人违例穿戴，到了永乐、洪熙年间，突破服饰禁令的现象更是时有所见。至于到了成化、弘治以后，服饰式样翻新，不分男女，面料也日渐奢华，官方的服饰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例如：

1. 僭越礼法，明代的品官工作服是没有蟒服的样式，到了成化、弘治以后，内外官员都已穿着蟒服为荣，这种蟒服，实际上已经很接近龙衣，不仅品官穿着蟒服，就连一些内官也讨要蟒服。《国朝典汇》卷111记载；

2. 洪武年间，百官只能在下雨天带雨帽，到了天顺年间，官员们竟然擅自创制雨衣，而且面料十分精致，用红毡制作，叫做：“红毡雨衫”《明英宗实录》卷300；

3.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老百姓也超越礼制，追求美衣鲜服，采用金、玉做首饰也是稀松平常。当时北京民间的百姓服饰，面料竟然用大红织金罗缎、遍地金锦，首饰则用宝石珠翠。衣服也五花八门，有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等，颜色有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等，紫红两种颜色，是禁色，但是老百姓的服饰中却成了很平常的东西，甚至有人穿着皮靴，大模大样的走在紫禁城中。

4.服饰制度由简朴转向好美，奢侈是晚明城市风尚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家里无担石存粮的庶民百姓，也要可以打扮，装饰门面。在等级和礼教的束缚下，明初俗尚简朴，视为当然。无论是诸生士子，还是市井小民，不管是去学校还是市肆，都是一身布袍。就算是家庭条件好的人家，穿着稍微华丽，也不过是用薄缣纱做衣服，平时所在箱底，重要节日或者会见宾客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5.内官的服饰，一向也有定例，必须尊例而行。到了明末因为太监擅权，变革服饰，违例穿戴，习以为常。史梦兰《全史宫词》记载，明末的太监大多戴束发冠，蟒龙蟠绕，下加额子，左右插长雉尾。王誉昌《崇祯宫词》中记载，崇祯年间，有一位老太监，头戴翼善冠，上面嵌着一颗巨珠，是夜明珠，紫光如莲花；

6.内官所穿的衣服叫做“曳撒”（读yìsǎn）,颜色青红不等。穿红色曳撒的内官叫做“穿红近侍”，有权利的太监们近侍则穿“红蟒”贴里，宫里的长随、火者只能戴“平巾”，穿的衣服也很随便。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万历年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中，服饰穿戴上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怪现象，以至于被当时的人称作“服妖” 。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从俭朴渐渐变为侈奢，归有光（六十岁才中进士）在嘉靖年间记录江南地区奢靡之风时写道：“江南诸郡县，土田肥美…俗好奢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愧遗，饮酒宴会，竭力以饰观美”。这种奢侈的风气逐步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社会上以奢为富，以富为荣，广大的读书人也不可避免的卷入这样的风气当中。甚至有读书人被迫抛弃原本朴素的穿着打扮，而去迎合奢侈的风气，进一步的加重了读书人的经济负担。

此外，晚明江南人分产异炊和家庭小型化已经很常见，未分家之前，一家之中兄弟几个除了供养家庭外，尚可再供养一个兄弟读书。但是分产之后，读书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这个小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支撑柱整个家庭。

此外还有病态的审美，士大夫之间流行杯鞋，就是把妓女的绣花鞋里面倒上酒喝，当时被视为很风雅的一种行为。士大夫不仅仅在应付官场交际时举行宴会，即便是出差，家居，或者是在旅行途中，也会举办酒筵。

焦竑《玉堂丛语》卷8记载，万历年间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的菜品多达上百品，但是还是觉得没地方下筷子。

但是秀才们的生活却很困苦，一些明代笑话里面说秀才们在孔庙祭祀结束后抢夺祭品的事情。普通的秀才吃的上大米饭，细粉汤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

士大夫们还自己建造宅第，也是规模宏敞，与一般民居有别。西班牙人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一书中描述：

大人物的房舍虽则无楼，却很大，占地甚广，因为有庭院和不止一个的庭院，有大厅和许多寝室，还有菜园。这类厅一般都比地面高出三四级，用大而整齐的石板铺成阶级。屋基通常用方石，打在每间屋地面，约一瓦拉高。再在基石上立几根柱松木柱或桩，顶的拱心制作良好，屋顶铺瓦。虽然没有石灰，地板仍用砖紧密砌成，用时用石板。在柱之间，他们用板条和胶泥在支架上筑成薄墙，用大木板加固，两边先涂泥再抹灰。庭院和菜园的墙用舂牢的泥土筑成，外面抹灰。这是典型的福建城居缙绅宅第。

没有楼仅仅是福建城市的特例，而在江南，城居士大夫的宅第多建楼房，士大夫的大厅，多为五间，在厅前还有屋，俗名“五厅三泊暑”，意思是可以借此障蔽炎热。又称“卷棚”，也有避暑之用。

至于楼主说的人性解放，是到了中晚明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层的生活腐败导致的制度松弛，程朱理学失去了相应的控制力。王阳明的心学开始逐渐兴起，官方的态度并没有打压姿态。新的经济形势下滋长的社会因素在思想界引起的必然变动。

直接的对文学上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所谓思想解放，更多的是冲破国初的相关束缚和制约，很多方面并不是积极向上的。士大夫们耽误声色犬马享受，统治阶层无法管控日益崩溃的礼法制度体系。

本来应该积极发展的解放思潮，并没有在整个社会风气中起到太大的正面作用。

我们可以赞扬这种思想解放，例如提出了财产不可侵犯和唯物主义的萌芽，提倡个性以人为本和妇女解放，甚至还有物竞天择的观点，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清楚的看到：

整个晚明社会是笼罩在经济蓬勃发展下的极端物欲当中的，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仍旧十分艰苦，被剥削压迫的厉害，土地兼并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并没有促进国家财政的健康发展，反而是少数人攫取了社会财富，却留下了遍布疮痍的、阶层对立且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这种解放思潮，没有有效的调和这些矛盾，没有对社会风气的正面化起到引导作用，所以我对中晚明以来兴起的所谓人性之解放，持有谨慎的态度。

至于宋代，实在抱歉，了解的较少~

俺不是来答题的，俺是来伸伸脚的。

前后七子是搞文学的，明朝搞理学的有薛瑄、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湛若水等。

此外还有气学的罗钦顺、王廷相，东林的顾宪成、高攀龙，戴山的刘宗周、黄宗羲，以及李贽、心学的王守仁。

《弟子规》是清朝人写的，而且直到近现代才火（主要是伪满洲国的万国道德会和台湾教育自由化后的天帝教、一贯道等宗教组织）。

《二十四孝》是元朝人总结的不假，但那不是元朝才有的故事。

例如“闵损芦衣顺母”应该是最早见于宋朝的《闵子骞单衣记》，又例如“郭巨埋儿”最早见于东晋的《搜神记》（据说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就有，但那本书毕竟失传了），再例如“董永卖身葬父”更是最早见于三国曹植的《灵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