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有哪些很明显的差异？ 第1页

南北最大的差异是两个，一是底层农业生产方式不同造成的乡土社会形态的差异，二是顶层政治中心距离不同造成的郡县体制施加在乡土社会上的，国家与民间互动的差异，最终导致南北地域社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南方是稻作区，北方则旱作区主导，这是最基础的农业生产的差异。两地最大的差别就是“水”。稻作区作物更需要水源，因此产生灌溉协作机制，超越了小家庭的范围，而旱作区没有这种机制，依然是小家庭为单位的家户劳作。

灌溉协作形成了宗族组织的雏形，也是南方社会普遍更关注血缘关系（家族），或者泛血缘关系（同乡，民系意识）的原因。尽管这种关注的强弱在各亚板块中表现不同，但都普遍强于北方。

稻作区多水，水系相对发达，因此个体一开始反而是散居的，因此尽管有超越小家庭的协作，最初并没有强烈的集体化趋向，但是一旦走入，则村庄也将从散居走向聚居，同时通过宗族化完成集体的构建。也就是说，稻作区的村庄共同体，一开始就与血缘密切相关。

华南，江右，徽地，都是这种模式，集村即宗族，村庄共同体也是血缘共同体。而上江，中江平原部分则是另外一个极端，村庄还处在散居状态，宗族不成型，由此产生的村庄共同体也是相对虚幻的。湖广丘陵则大致接近江右，村庄略小，下江大部分更接近上江，村庄更大但依然属于散村。总之，南方社会很少存在一种非血缘共同体的村庄共同体。

此点和北方社会迥异。旱作区缺水，个体居住就要在水井或者少数河流附近，因此将很快进入聚居状态。村庄聚居化不是宗族化的结果，而是一开始就是非血缘的。因此，如果说南方社会的集村都是单姓的，一族的集合为主，那么北方社会的村庄都是集村，并且基本是杂姓的，多族的。

由于过早进入聚居，个体彼此自然容易引发矛盾，于是北方社会的村庄又分裂为多支小亲族。但因为缺乏那种灌溉协作，同时小亲族之间必须和平并存，他们内部的凝聚比南方集村的宗族必然要明显松散。同时，各亲族之间也不能最终整合。所以，总体来说，北方社会的村庄共同体是一种单纯的，但不完备的地缘共同体。

在这之上，还有一层差异。

旱作区单位产量低，又缺乏水系运输，更难孕育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起点则是土地的租佃化。在南方社会，租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私有土地的租佃，二种是公有土地的租佃，后者主要是在宗族化的地区，也就是所谓族田。当然，宗族化地区也是有私有土地的租佃的。而在北方社会，土地始终是自有为主。

深度的租佃化加速土地兼并，产生了大地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代表（宗族公有土地，则全体族人为团体地主，宗族首领是代表），大地主又主导了本地的商品经济。由此，南方社会产生了村庄的精英阶层，并且拥有相当大的能量。而北方社会则缺乏这个层级，土地自有是产生不了大地主的。

南方社会的散村没有村庄共同体，所以，大地主这类村庄精英阶层实质是居住其上的市镇的，间接完成对乡村的控制。而集村当然是和族人居住在一起，凝聚力更强，实现的是一种更加纯粹的村庄共同体，市镇则被包含在村庄之中。

一个市镇往往可以统摄多个村庄，因此，借助市镇，南方社会各村庄之间，也会发生勾连，形成更大的村镇共同体。在非宗族化的散村，因为村庄共同体比较弱，村镇共同体甚至是第一级共同体，而在宗族化的集村，单个村庄共同体为第一级，镇村共同体则为第二级。民间社会就这样层层推进，不断扩大。市镇之上，是都市，乃至更大的都会。

相比之下，北方村庄虽然各成共同体，但彼此非常孤立隔绝，不能通过市镇这个中间层级完成整合，或者说，市镇这个体系本就比较发育不良。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南方社会明显有着更有活力的，更强仞的，更庞大的民间社会。这是血缘联结和商品经济共同形成的。

在传统中国，城市是双重身份的，它既是城垣，是自上而下的郡县体制下的治所，盘踞着官僚，也是都市，是乡土中国自下而上孕育出的区域经济中心。因此，所谓市镇延伸出来的都市，都会，他们同时也是县城，府城，省城，是区域政治的中心。

商品经济催生了都市的部分，而都市的部分则产生了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相比之下，仅仅是城垣的部分，则很难说产生的是真正的市民，而只能说更像是一种帝国城民。北方社会因为缺乏这种商品经济，在城市社会中，就更多体现为城民群体和城民文化。

市民群体及其文化的特点是，它依然是基底为乡村的，区域性的乡土社会的延伸，因此，南方社会的市民依然延续着那种血缘或者泛血缘联结的意识，体现为对非本地人，本区域人的客民的排斥；而对于北方社会的城民来说，城垣不是起于乡土，而是更多依赖于全国性的，帝国顶层郡县制度的构建，它是去地域化的。或者说，城垣各各相似，都市各各不同。因此，城民有的不是地理横向意义上的客民排斥，而是体制纵向意义上的乡民排斥，对于相对弱小的本地乡村多少怀有鄙夷。

北方社会也确实更加靠近帝国政治中心，这使得郡县体制的力量，本来就比南方社会强大。进一步的，北方社会也接受，渴望这种更大范围的整合。北方村庄是不能完全整合的地缘共同体，它因此希望有更大的国家力量来进入，通过强权而非血缘的力量，不仅整合分裂的村庄内部，也整合不同的村庄，使得整个帝国也构成整合完备的大地缘共同体。

南方社会则对这种更大范围的，基于自上而下的，强权的整合方式相对缺乏兴趣，因为它的村庄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整合，是通过血缘联结和商品经济自行完成，不是通过外部的，或者说顶端的，国家的行政指令，这是两种构建逻辑。当然，进一步的，这种自行整合的局限就在于，它始终是区域性的泛血缘共同体，不可能延展到帝国那么广袤的地缘共同体。

所以，总得来说，北方社会本质更加原子化，但又更早进入了不完备的集体化，因此更渴望有力的集体化，而南方社会本质相对集体化，但这种集体化在部分场合被抑制（非宗族化状态下），依然有原子化的一面，部分场合被强化（宗族化状态下），不过，无论集体化的程度多深，它们都有局限，而不能像北方社会无边无际的扩展。

这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北方社会同时看重亲戚（小亲族单位的血缘关系）和朋友（非血缘的人情关系），后者是完全去血缘化的，而南方社会，在看重亲戚（但范围大小不同，宗族化地区是大家族，非宗族化地区是小家庭为主）之外，对于朋友则明显带有泛血缘关系的限制，同乡或者同一族群民系，亲切感明显加强，并且从亲戚到朋友呈现出明显的由亲到疏的圈层结构。

但是，正是因为北方社会有不完备的集体化，且个体本质又是原子化的，因此，少数个体又会走入另外相反的方向，即不渴望进一步的有力集体化，而是彻底摆脱这种集体化。这种个体解放的先锋精神，北方又明显强于南方，后者始终有一个集体化的基底，即使它非常弱小。

典型的，请客吃饭这个事儿。

在南方，请客是请客，聚餐是聚餐。

如果你和南方人说要请他吃饭，南方人就会认为，你是真要请他吃饭，而不是让他事后请回来。

如果你实际上想要大家一人出一部分，请直白点说AA，稍有素养的南方人都不会拒绝。

实际上南方人的“请客”，一般是主人有求于或者感谢客人的方式；日常一起吃饭不叫请客，叫聚餐。

还有互相帮助这个事儿。

在北方，大家认为人要主动去观察别人的状态，要主动去插手别人的事儿，这才叫帮助。不去观察、不主动插手，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在南方不一样，南方人也会帮助别人，前提是你确实有明明白白的求助他。如果你不主动说，南方人会担心帮倒忙。在南方，默认每个人有办法管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优良品质)，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步调。不主动插手是一种尊重。你不开口，谁知道你需要帮助呢？这恐怕不能叫“高高挂起”。

除此以外，处理冲突的思路。

北方人认为，北方人发声冲突的时候，认为面对面“干一下子”是种美德，而且往往对南方人表面不说“背后讨论”、“阴阳怪气”的行为嗤之以鼻。

但南方人并不是这么想的。当发生冲突，面对面“干一下子”无疑会激化矛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局面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但这事儿其实没完；之后讲出来，也是因为事儿没完，要解决(但总被认为翻旧账)，不正面点名一方面是“对事不对人”，不希望大家对号入座；另一方面，也是给冲突方留面子。

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大气”和“直爽”的定义不同。

北方人认为大气是“不计较”。这种不计较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场面”上不要拘小节、分彼此。但前提是大家心里要有杆秤。(这不也是一种算计么？)很多事情，在北方说出来，那就是“计较”，“生分”，“不懂事儿”。

而南方人的直爽是指有话就放在明面上说。南方人普遍觉得在心里打算盘挺累的，不如打在明面上。你说出来了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再商量着办；你不说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默认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就这一点而言，我个人认为其实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加直接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