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集体主义感如此强烈的人民公社时代中国，“大锅饭”的组织行为却遭受到严重挫败？ 第1页

因为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就一直小农经济，变成了人民公社也不过是小农集合体。由于人民公社实际上只是提取劳动剩余的工具，在结果上所有集体化措施都不可避免造成小农短期损失。

很简单的道理，不要切割前后三十年，看看今天的社会环境氛围和不同地区的治理水平能力，你们觉得50年前的干部就能比今天水平还高吗，真以为当时不讲政治站位和拼政绩？

知道啥叫五风吧，“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管是高级社还是人民公社化，中央说得是自愿，到了地方加码成强制。

1957年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提出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三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没想过为什么？当代能听到的笑话当年就有了。

1956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在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中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基层中干部工作中命令主义，不但是大量的，而且情况也是严重的，有的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地步。”报告中例举了四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许多农业社干部，在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群众意见，多是少数人或个人作主，甚至发展到独断专行。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任意扣上“落后”“反动”“破坏合作社”的帽子，使社员有话不敢说。高阳县耿庄乡因受水灾，社员忙于个人种菜、打鱼，对社里的集体生产不是很积极，社干部便擅自举办所谓“落后分子训练班”，受训社员达100多人。昌黎县刘台庄乡农业社，为动员社员投资，一夜不让社员回家睡觉，有一个生产队干部说：“不缴不行，没有钱卖人也得缴。”有的社员只得把家中的口粮、烧柴、猪饲料卖了来投资。
二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个人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有的农业社规定：生产竞赛时，不准串亲赶集，不准私自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许多社忽视或限制社员搞副业，又不准社员预支或借款，以致社员打油买菜的钱都没有，不少社员说：“农业社这种优越性实在受不了。”东光县金庄乡农业社规定：秋收时夜间不能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处”；社员收割自留地的庄稼，必须持证明文件，否则按偷窃论。
三是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救济粮和购粮证。南皮县大庄乡规定，偷一个玉米罚10个工分，有一个社员偷了180个玉米，被罚了1800分，他劳动一年挣了1700分，不但全被罚光，反而欠了社里100个工分。满城县红光农业社有两名社员私自到保定卖了两次瓜，被生产队长扣上“私自外出”的罪名，各罚工300个。
四是随意捆绑吊打社员。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打骂群众的有15人，占党员总数的7%。房山县（今属北京）五侯乡山青社社员蔡德旺说，干部吸烟有钱，群众买油盐没有钱，被社主任听到了叫去打了一顿。蔡回家后同哥哥讲了，其哥去找社主任论理，结果也被打了一顿。社员们说：“合作社是阎王殿，社主任是阎王爷，队长是小鬼。”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有的社员甚至说：“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能过一个礼拜天。”这些问题，虽然当时也有所察觉，但并未得到及时纠正，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这些问题引起的社员不满便凸现出来，引起了一股“退社”风。

这才是1956年，还是高级社，还没到人民公社。别说是高级社1953年统购统销一开始，就出现地方干部征“过头粮”现象，结果1954年就出现明明气候是丰收节气却粮食减产农民闹粮。逼的中央1955年设置了“三定”征粮，从此央地拉锯的包干历史开始了。

1958年，粮食征购工作，盲目追求“高指标”、“高征购”，全县粮食征购任务从1957年的1510.4万斤，调增到2000万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使社员群众口粮从原来每人每月平均大米28斤下降到18斤，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个积极性不如两个积极性”，地方也是有发展政绩指标的。

同时，开展所谓“反右派补课”，对陈再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梦周(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廖原(原省委委员、财贸部长)、骆明(原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王浩(原省委委员、文教部长)、廖联原(原省委候补委员、省兵役局长)等6人1957年6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粮食问题、省委领导作风问题的发言，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将他们划为“党内右派集团”。
10日至13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要求1958年实现稻谷亩产“千斤区”，争取实现“1500斤区”。会议决定苦战3个月，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并积极扶持和巩固集体食堂、托儿所，广泛组织生产大协作。会后，各地对增产指标又层层加码，不少县还采取“打擂台”报增产计划的做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荒唐口号，被广泛传播。
25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今年粮食分配及留粮标准的通知》，要求各农业社除保证完成国家原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并按1957年留粮水平扣除口粮、饲料及按密植规格留足种子外，余粮部分国家再征购20％至30％。
12日　《广西日报》以《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为题，报道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亩1分3厘中稻试验田，亩产稻谷130434斤(市斤)。并刊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贺信，还发表《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的社论。18日，《人民日报》也作了报道。后来查明，这是在水稻接近成熟时，把10多亩稻田的稻子移植到一块，并在收割时采用重复过秤的办法弄虚作假的结果。
2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原农业社财产归公社所有；取消社员自留地；社员的私有房基地、林木、牛马等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社员个人养的猪，一律作价交公社饲养，定期还款；社员可以养少量的家禽，属社员私有；社员劳动报酬采取固定等级工资和奖励工资相结合的办法；实行全社统一分配。
2日　《广西日报》就玉林专区112个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发表社论：《农民的又一次大解放——论粮食供给制》。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在“吃饭不要钱”的思想影响下，有些地方进一步发展为对社员生活实行“七包八包”，包吃、包穿、包住、包教育、包婚丧、包治病、包理发、包看电影等。
26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钢铁生产的指示》，指出广西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调整、巩固和提高的新阶段。要求各地实行“五定”(定点、定组、定员、定型、定领导)“两化”(基建化和工厂化)，由小土群向小洋群发展，以炼出更多的好钢铁。指示提出在1958年冬、1959年春要新建8立方米高炉150座，28立方米高炉38座。
29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和全民办教育的指示》，要求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开展工厂办学校，公社办学校，街道、机关、部队办学校，逐步建立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体系，把现有学校改造成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学校。争取5年左右普及中等教育，10年左右使有条件的人受高等教育。在这种“全民教育”口号的鼓动下，1958年，全区挂起“大学”招牌58个，号称在校学生1．66万人，比上年增加3倍多；新办中等专业学校3041所，号称在校学生29万人；每个专区和市都办有大学。有一个县报称已办起各种“大学”、“学院”、“科研所”34所，全县有47万人进“大学”读书。
是月　自治区实现“全民皆兵”。共组成19个军、220个师、1859个团。参加民兵的人数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49．31％。
4日至8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全区机械工业会议，要求全党动手，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大搞机床生产，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1959年全自治区机械工业生产能力要增加20倍。

为什么国家定的自留地政策到了地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要全部收回，放这么大卫星不抓紧征粮露馅怎么办。为什么不愿意去公共食堂，粮食交给村干部会发生什么不用想都知道。

结果就是发生了瞒产私分事件，农民藏粮食不交，干部私藏腐败。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是公分不合理，但还是开展反瞒产运动。经过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酝酿后本来要在庐山会议上定调子解决五风问题，然后就是著名风向大变变成“反右”。

“反右”随即与反瞒产运动结合，为了征粮任务变本加厉成了抄家搜粮运动。不少地方出现了武装征粮的事件，干部们率领着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分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

之后的事情就都清楚了，经济出现困难后毛泽东要求中央干部到地方实地调查真实情况，比如田家英前往浙江农村，陈云前往上海。

调查组在嘉善时，嘉兴地委常委路凤翔向田家英请教：“上面要粮，社员不交，干部抄家。干部抄家和强迫命令固然不对，但这是因为上面压下来的。现在要整基层干部，有的还要搞夺权斗争，这样搞究竟对不对呢?”田家英说：“有些干部在‘五风’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它的必然性，是不奇怪的，把这种情况说成‘坏干部当道’、‘党组织烂掉’，是概念不清，应该纠正，解决干部问题，应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没有其它办法可循。”路凤翔还请示：“嘉善农村出现饿病逃荒的严重后果，不但基层干部有责任，我们也都有责任，具体应当如何对待为好?”田家英说：“造成这次严重后果既不是天灾，也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而是人祸，完全是‘五风’造成的。就‘五风’而言，是从上面来的，因此各级领导都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不能各打四十大板。

田家英常从富阳县城步行到“五星”指导。一次“五星”调查小组向他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满，要求解散，还列举了好多弊端。田家英听后吃了一惊，为进一步证实，他于2月初两次到“五星”深入调查，看到群众确实不满，食堂难以维持下去，便马上向主席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过去在那里的工作队，由于认为问题主要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清除了一批基层干部，收回了社员部分自留地，把要不要扩大连作稻计划和服从不服从领导等类问题都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也助长了命令主义和瞎指挥风，群众积极性始终没能发挥出来。那个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湖，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1960年竟只有291斤。

敢于向毛泽东反映群众对公共食堂强烈不满的问题，在当时如果没有很大勇气是办不到的。因为食堂问题当时已成了特别敏感的问题，维护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还大有人在，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人们还记忆犹新。

小蒸地区在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时期，有自留地七百多亩，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其中大田约五百亩，其余都是“十边地”[109]。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统统归公。一九五九 年郑州会议[110]后，分了三百多亩大田作农民自留地，可是，春天分了，秋后又归公，自留地所产粮食也折价归公。本来社员还保留一些“十边地”，后来也 陆续变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了。
今年春天，在农业“六十条”[89]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七百二十六亩，平均每人不到八厘。其中，大田只 有一百二十亩，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不到高级社时期的四分之一。社队干部的意见，现在这一点自留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农民的自留地不 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

（一）可以补充口粮。现在口粮少，多数农民一天吃四餐粥，这是不能持久的。上海郊区的口粮标准已经高于其他地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再提高。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种粮食和瓜菜，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
（四）农民可以有些零用钱。现在农民用几个钱，都要向生产队借，“比做媳妇还困难”。有了自留地，农民可以种些东西出卖，也可以养鸡、养鸭，卖蛋换钱。农民手头灵活了，干部也省掉许多麻烦。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很有必要再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对多分自留地仍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 食征购任务，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

说白了，建国只是小农经济集合体，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小农积极性取决于劳动收入，而不是什么大机器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