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连明朝都有人知道英国在哪里，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反而不知道？ 第1页

我原先了解的情况和大家差不多，也是觉得清朝是因为无知才缺乏对西方的了解的。

后来一些清粉无法承受我们的批判压力，被迫交出了更多的资料，才让我们知道，其实清朝对西方的隔膜主要不是因为无知，主要是因为恐惧。

比如说我们一般认为清朝对西方的事情缺乏了解。但是清粉告诉我们说，其实乾隆皇帝已经知道法国大革命的事情了。按照这个说法，乾隆皇帝应该也知道英法北美独立战争，知道法国击败英国，实现了北美英国殖民地独立。

我们对清朝的认识，主要是认为清朝统治者愚蠢。认为清朝的落后与反动主要建立在他们自身不了解世界形势上，是被动的坏。

清粉交出的材料则告诉我们，清朝统治者不仅仅是愚蠢，而且还特别地反动。清王朝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走向落后，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与世隔绝的客观条件，而是因为主动作恶。

清朝的愚昧落后，不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的被动无知，而是因为主观条件导致的主动作恶。

我们原本对清朝还是“情有可原”的态度，批判但是认为一部分错误来自于自然条件限制。但是清粉为了驳斥我们这个态度，提交的材料却刷新了我们对清朝底线的认识：

清朝统治阶级根本就不是情有可原，清朝统治阶级完全就是罪无可赦。

真是一粉顶十黑。我们只是想让他认错，粉丝却想让他死。

马戛尔尼评价说，在欧洲正在走向文明的时候，中国的鞑靼君主却在将中国人带向野蛮。

我原本对此的理解仅限于书上讲的那些什么英国使团乘船时丢弃的食物被中国民众跳水抢夺。但是当清粉告诉我说清朝是惧于欧洲革命的威力才决心彻底闭关锁国的时候，我才发现马戛尔尼看到的东西要远比书上讲到的更多。

欧洲原本掀起了疯狂的中国热，无数人成为中国的粉丝。正是经过清朝的不懈努力，这个对中国的巨大好感才彻底转变成了对中国的仇视和蔑视。

我们如今在国际舆论场上几乎寸步维艰的局面，如果只讲历史原因的话，那么这个锅清朝是无论如何甩不掉的。

这可真是拜清所赐啊。

正是在主动作恶的情况下，清王朝主动斩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道光皇帝对英国情况的陌生，说到底正是因为清王朝多年来的愚民政策已经全面铺开，其恶劣影响逐步上行，导致了清王朝上层统治阶级自身同样被愚民政策愚弄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旻宁对英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对英国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的愚民政策，清朝统治阶级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才基础，以至于他们对英国乃至整个国际局势都缺乏足够的了解。

很多网友早已反复举出了一些历史资料。比如说明清烈女节妇的数量对比。一些地方明代烈女节妇数量极为稀少，而清代达到了明代的十倍以上。比如说明清地方私塾的数量对比。有的网友在查阅县志的时候发现，抗战时期都能顺利修撰的县志，在清代却连时间线都串不起来，然而明代又串起来了。然后发现明代十几所私塾到了清代就被砍得只有一所了，五千人的大械斗连个识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学者们也早就反复找出各种历史资料，注意到明清两朝的社会变化。比如说清代严厉打击民间结社，人数限制在几人以下，而且规定民间结义必须按照年齿排序，不能有人年轻却居长（说白了就是连宋江这样的土匪头目都不许有，遑论其他政治组织。你能想像水浒传里排行第一的人是神医安道全吗？然后宋江排名在林冲后面，林冲排名在鲁智深后面？这还排什么座次啊）。明代举人、秀才经常聚会议论政事，甚至驱逐州郡长官。清代这样做就是赫赫有名的哭庙案，全都杀了。

文字狱就更厉害了。著名的“四酷全书”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几乎从文化上灭亡，就是“我大清”的功劳。有个关于林则徐沈葆桢的故事。说是沈葆桢写过两句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林则徐看过之后，说这样太骄傲自满了，改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这个故事表面上是说为人要谦逊。但是你放在清朝，就变成了“怪不得林则徐能做清朝的大臣，一辈子忠心耿耿”。沈葆桢的原句简直就是典型的反诗，又是明，又是清，又是满，还“何必清辉满十分”。这要是赶上“大清”“高宗”、“十全老人”弘历在位，林则徐也不用去新疆了，直接跟沈葆桢一起诛九族就行了。

在近代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的时代，清王朝还做了很多“有助于”灭亡中国的事情。

比如说西方殖民者进攻南洋地区的时候，遭到了东南亚华人的激烈抵抗。西方殖民者发起了猛烈进攻。顾忌到中国的态度，他们甚至向清政府试探。对此清政府予以支持！于是南洋华人从清代开始几百年来一直被作为随意蹂躏的对象。我们在国内生活惯了，做惯了人，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知道，最晚到了1998年，中国人在海外还是被集体屠杀的对象。我们看犹太人喊着被屠杀喊了多少年，可是犹太人被屠杀主要是二战时期的事情，也就是1945年。我们中国人被屠杀是1998年。有的人还反对入关学，说中国人不是蛮夷。你不要太自信！中国人是一个在最近二十来年还被屠杀的族群，是一个在世界——不光是欧美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还包括第三世界——的眼里，还是一个可以被公开屠杀的民族。第三世界都可以随便屠杀你，你在当今世界不是蛮夷你是什么？你以为入关学辱没了你，那是因为你被中国政府保护得太好了。说句不好听的，逃脱被屠杀的地位连一代人都没有呢！你要是二十三岁以下，你爸妈就曾经处于被屠杀的地位。你要是二十三岁以上，你就曾经处于被屠杀的地位。你还说你不是蛮夷？

比如说巴西等南美国家请求中国大量移民，弥补南美人口不足的问题。对此，清政府予以拒绝，日本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南美洲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后裔。有个说法就是，要寻找日本大正时代的风貌，就去南美。甚至有日本后裔做了南美国家的总统。日本足球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就与巴西进行了密切合作，因为巴西有大量日本后裔。从这个角度讲，万一哪天日本沉没了，大不了他们迁到南美去嘛。狡兔三窟嘛。至于中国，当然是被清政府全都装进一个篮子里，等着一起被列强一网打尽、亡国灭种！

比如说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军民发动了广泛的抗日斗争。抗日领袖简大狮在坚持了三年艰苦战斗之后，成功避开日本围剿，逃亡福建。然后清政府就抓捕了简大狮，送给了日本殖民当局。最后在1900年3月22日，春分第二天，简大狮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杀。

我要强调一下，就简大狮这些事情来说，你们想想看，台湾民众读历史的时候会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大陆政权？

他们会觉得你是自己人？

任何人对叛徒的憎恨都超过敌人。清政府的这些举动在台湾民众看来就彻彻底底属于叛徒行为。

这和日本殖民还不一样。日本本来就是外来侵略者。他们对台湾人不好，人人都知道。所以他们做一些坏事大家都知道会这样，做一点好事就会很稀奇很意外，反而容易有很好的传播度。清政府可是“名义上的合法政府”，这是要当自己人看的，评价他的标准要高很多。结果他就办这事！

你们想想看清政府的形象是个什么？

你看看，不清算反动政府的历史罪行行吗？你以后要想完成对台湾地区从文化到感情上的全面彻底统一，不清算清政府的历史罪行是绝对不行的。

有些蠢货整天想拍一些玄烨、施琅收复台湾的戏，以清政府自居，说什么是个收复台湾的好兆头，殊不知你越拍就越离心离德！

猪一样的脑子。啥玩意儿你都敢往身上沾吗？这样的黑历史划清界限还来不及！有这功夫你就该多拍一点郑成功血洗清军的故事，和台湾民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痛斥清政府。

这样以清政府自居，连自己人都说服不了！

统观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带着所有人一起去死。

立场都搞不清楚，办的事情越多，给敌人帮得忙就越多。

南辕北辙，说的就是方向问题。

这种中国小学生就学过的成语，满脑子洋学问的“慕洋犬”永远也理解不了。

刷timeline发现了这个问题。老实讲我觉得刨除这个问题可能含有的朝代粉黑斗兽意图，问题本身还是很有价值值得我们思考的：“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句话到底该如何理解？道光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不是像后世认为的那样天纵英才一点就透/智商欠费愚不可及？道光和此前的清朝诸帝到底知不知道大英帝国与英属印度的关系？为什么清朝在周边有警的几十年间迟迟不能识别大英帝国可能造成的巨大威胁，最终以一种屈辱而滑稽的姿态迎来了180年前的那个庚子年？

有关的研究中外都有很多，个人认为集大成者的米国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已经做出了非常深入透彻的研究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下某个张口就说《天朝的崩溃》是小学生读物的高赞答主大概根本不知道这些研究（瞎捷豹答了些什么乐色....）

1、不可知论下的地图理解

有的答主说，就算不去看明朝留下的地图，但凡去看看康乾时代的地球仪、世界地图也能了解英吉利的地理情况，可见搞不清英国在哪的道光真是无可救药的天下第一号蠢驴。

其实，这还真有点冤枉道光了。

因为，连高宗纯皇帝弘历都不相信的地图，“好圣孙”道光皇爷又怎么会相信呢？

经过学者比对清宫所藏舆地图稿本、奏折所附军事图和耶稣会士参与测绘的世界地图及同时期欧洲地图，可以发现耶稣会士的西洋地理制图学知识在为乾隆绘制地图时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西洋学者的与当时欧洲接轨的最新知识并不能成为破除旧有错误的权威参考，相反却必须为康雍时代的旧有图像遗产和清朝自身的地理考察结果让步。以西藏与印度为例，为了迎合康熙时代对西藏仓促考察的成果，乾隆甚至不惜无视耶稣会士的正确地理认知，而是强行将西方认知与清朝官方认知杂揉起来，扭曲地图上西藏和恒河的形状，地点、位置和经纬都被乾坤大挪移，如德里和阿格拉被放到喜马拉雅以西而不是以南，亚姆纳河被与恒河切割开来并凭空多了个三角洲，印度整个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怪胎。

耶稣会士甚至在清朝境外的地名命名上都豪无话语权：他们自明末以来沿用的统一地名标准如“德里”“莫卧儿”等都不能使用，而只能使用清朝从异国报道人（如商人、水手）处得到的称呼，如“腾吉斯鄂谟”（即里海，满蒙混合词语）、“痕都斯坦”（莫卧儿，察合台文）等等。

跟其祖康熙不同，乾隆从未使用过西方的地理术语或知识阐述过他的地理观念，更从未参考过世界地图以讨论事务。他的诗歌里频繁使用佛教“贍部洲”的概念或各种满蒙回藏的术语，却从未使用过任何西方地理学地名术语。据耶稣会士回忆乾隆直言不讳的对他们绘制的域外地图真实性表示怀疑：

“在你们的世界地图上画出了世上所有国家；你们并未到过所有这些国家，怎能画出它的地图呢？”
“人们往往说天下万国，即国家数量无数。有些地方本身是无法进入的，且无人居住，所以你们不可能去……你们至少会缺乏这些国家的地图吧？

乾隆有这样的认知，倒不是他对西方科学有什么敌视，而是清人的整个地理认知，长期都陷在“地理不可知论”的泥淖里爬不出来了，面对林林总总层层累积的混乱地理命名与不同文化互相龃龉的世界观，最后只能“姑录存之，备参考焉”

由于中国学者意识到了有关外在世界之精确可靠的信息难以取得，又由于他们拥有一种能容忍矛盾意见且推迟判断的文本方法论，一般而言，他们对待外国地理学的态度可以称之为地理不可知论。某些主张可能较受青睐而某些则遭到怀疑，但没有哪一种主张能绝对获得背书或彻底被屏弃。没有任何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能取代其他各概念，而对地理学证据之价值的判断则仍然是临时性的。

在这种思潮下，西洋教士并不被认为比苏禄国的使臣、拉达克的商人之流高明到哪里去，洋鬼子们所谓的五大洲也无非就算个和九州四海类似的理论，种种精美细致的地图仅仅是个和各种N道贩子重重转译来的信息差不多的参考材料。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乾隆可以毫不在乎蒋友仁神父绘制的地图与他的宫廷测绘地图在域外地区互相矛盾，又为何直到道光时代宫廷人士也好私家学者也好都极少引用这些地图作为域外参考了。

地图的权威性之别，端视其为清朝版图或外国舆地而定。清朝君主对耶稣会士的资料并不敌视，却也不把他们的地图当作可得的最佳世界图像。在地理不可知论这个背景下，耶稣会地图被保留下来，甚至还获得推崇与展示，但仍只不过就是诸多相竞争的理论中之一罢了。
宫廷测绘地图几乎可说根本不曾对学者们造成冲击。结果也就和宫廷中一样，这些私家学者把那些地图当作是对国内版图的最佳陈述，在描绘外国舆地时却认为其价值有限。

2、早期接触

乾隆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差点就和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联系。

1774年，三世班禅为了不丹与东印度公司的冲突而致函英方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由此展开了其与英属印度的首次直接接触。同年，黑斯廷斯使节乔治·波格尔到达札什伦布。根据波格尔描述，班禅对于开展对印度的贸易很感兴趣，但他最核心的目的，还是希望东印度公司能支持在孟加拉有一个常驻的藏传佛教势力。

班禅与波格尔谈的很投机，班禅表示愿意为皇帝引见东印度公司并开展与印度的各项事务，甚至认为自己也许能说服乾隆允许波格尔访问北京。而向乾隆提出这一申请的最好时机，就是1780年班禅为庆贺乾隆七十大寿而奔赴热河。

早期英属印度与西藏的交流沟通依靠的是中介人布剌拏耆梨，他是一个哥萨因修士，也是黑斯廷斯总督在加尔各答为班禅修建的佛寺的住持。根据这位布剌拏耆梨的说法，他在紫禁城期间成功帮助班禅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与乾隆的联系，还受到了乾隆的召见和提问。最终，乾隆答应回信，并由离京返藏的班禅交给布剌拏耆梨，再由他送给黑斯廷斯。不过班禅却不久便在北京圆寂，整件事便无疾而终了。

布剌拏耆梨所说的仅为其一面之词，是否出于其捏造仍出于迷雾之中。

当然，就算班禅真的跟乾隆聊过这个话题，乾隆也大概率压根没意识到他们所谈论的就是广州那里做买卖的“西洋红毛”，而很可能以为班禅指的是一个北印度的穆斯林国家——布剌拏耆梨把总督黑斯廷斯描绘为“欣都斯坦”国的君长，而班禅也显然指望不上，事实上他对英国征服印度的描述完全就是把英国人描绘成了印度人

自瓦连德拉（Varendra，北孟加拉）及孟加拉，彼等收降一切，至于瓦拉那西，俱纳归其保护之下。今日彼等犹为圣金刚宝座（Śrī vajrāsana，菩提伽耶）之君长。其世袭国王居于海中一岛上，血脉承袭自般度一族（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之主角群），故而其本身亦属阿利耶地方之人。

总之，班禅到底有没有向乾隆引荐过东印度公司总督黑斯廷斯已经无从考证了。

3、清廓战争

清朝官方真正逐渐了解英属印度，要等到两次廓尔喀战争和马嘎尔尼访华。当时汉语对英属印度的称呼是”披楞“，源于波斯文 Farangi，意为外国人，其藏语形式为Phe-rang或Phyi-gling 。

在第一次廓尔喀战争中，班禅写信请求英方——也就是披楞能帮助他攻打尼泊尔，或者至少别帮助尼泊尔入侵；

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主帅福康安根本不知道这个“披楞”是何方神圣，误以为它只是西藏南面临近尼泊尔，跟不丹（布鲁克巴）差不多的一个小小番邦，以至于他写信要求披楞、布鲁克巴、木郎这“三处部落”发兵协同大清天兵攻打廓尔喀.....虽然严廷良告诉他从加德满都往南不远就是“红毛国”，以外就是“西洋”，但是福康安并不相信西藏附近会有什么跟广州那些洋人商贩有关联的“红毛”，在综合了各种情报后断言“据闻此等处俱由披楞控制。彼在大西洋离红毛国极远处”

收到“上国天使”来信的英国人感到头痛不已，考虑到两方都得罪不起，最终回信称愿为清廓双方调停。

然鹅，英国佬动作太慢了，等回复送出的时候，清朝和尼泊尔都和谈完了....

不过紧赶慢赶，大英侯爵康利沃斯的回信还是在1793年2月送到了福康安手里，送信人是刚刚病逝的布剌拏耆梨弟子达质耆梨。从信里头，福康安对这个“披楞”的了解增加了：披楞就是噶里噶达（加尔各答），噶里噶达是该部落自称，而“披楞”则是其他部落对其称呼。这个部落的酋长称为“果尔那尔”（即英文governer，总督）。但真正让福康安头大的是，这个“披楞”自称和广州有贸易往来，但是福康安担任过两广总督，当时他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披楞”...无奈的他只能猜想“想来即系西洋相近地方”。

总之，康利沃斯侯爵致福康安大人的信中对中尼纠纷持友善中立态度。不过在满汉译文中却大相径庭。在满语译文中，康利沃斯侯爵听到廓尔喀人要求他反清，便：

我等部落中人，恒常与大清的一属地贸易。大皇帝施恩于我等多年，我等皆甚喜，深知国家强盛

于是，这位清朝的忠仆谴责了廓尔喀人，且敦促他们趁大祸临头前尽快投降，代替廓尔喀人献上此书向福康安求情。康沃利斯还进一步有意派代表敦促西藏与尼泊尔间的和平，并随而向福康安请安。

总之，福康安描述番邦披楞“十分恭顺”，而其酋长面对大节则“甚属有理”。最后总结说，披楞的嘉行将禀报皇上，日后若有需要，应送至在拉萨新任驻藏大臣和琳处。

结果，至战争结束清方也没能搞清楚“披楞”到底和广州的“红毛”是什么关系。

4、马嘎尔尼

逮至马嘎尔尼访华，“披楞”究竟与这位大人的“英吉利国”有何关联仍然是一个谜团：他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不像是同一个东西。而马嘎尔尼以己度人，自认为清朝同大英帝国一样，会综合海陆各方面情报而把广州的商贸与印度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

于是，当马嘎尔尼发现许多清廷官员对他态度冷淡，尤其是福康安明显带着“偏见”时，马嘎尔尼断定：定是这福康安在尼泊尔打仗不顺利，便诓骗皇帝说是英国人在帮助尼泊尔....

福康安究竟是怎么想的，已经难以断言——他似乎在马嘎尔尼来华后就已经敏锐的怀疑他与“披楞”间存在关联。

最终，在使团离京后，清朝官员询问尼泊尔战俘岗噶勒塔则西：“英吉利是否即披楞？该处风俗若何？地方广狭若何？距廓尔喀道路远近若干？中间是否隔有别国？该处至广东澳门道里若干？”

岗噶勒塔则西通过马嘎尔尼与披楞人在服装和相貌上的相似判断：

大约噶哩噶达（加尔各答）即系英吉利。

至此，清廷终于确认披楞与英吉利的直接关系。

1796年，85岁的乾隆回信英王乔治三世，中有“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等语。虽然乾隆似乎误以为英王和加尔各答的总督是同一个人，但是至少到了此时，广州的英吉利和西藏的披楞已经被视为一体。

这是不是就能让清朝对英吉利与英属印度的认识从此上一个台阶呢？

很不幸，不能。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家忘了。

发现英吉利=披楞这一重大事实只为皇帝本人、军机大臣、高级指挥官等少数人所知，然而就在1796年，二次清廓战争三大指挥官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全死了；1799年，接见马嘎尔尼的两大核心弘历和和珅也都死了。结果此后，英吉利与披楞的关联已只存在于库房深处无人问津的档案中，而非在职人员的记忆中。

还有其他两点原因：

其一，将零散而多元化的地理信息整合为一体的观念，在1800年之前仅仅限于内廷和最高决策层，由于清廷禁止汉人接触边疆军事防务，人为地制造信息交流的障碍，内廷之外的汉族知识精英对印藏边疆的了解此时还停留在明末清初的认识水平上。其二，在实际操作层面，分而治之的驭边之策在1800年之前一直运转良好，帝国各处边疆出现的地区冲突，由各具针对性的措施分头应对，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朝廷经略东南海疆和西南印藏边疆的方法都是如此。这样一来，英属印度政府对喜马拉雅南麓诸国的蚕食与鲸吞，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作零星发作的区域性事件。

5、后乾隆时代的光与影

1799年，清高宗弘历死于养心殿，享年88岁。此后的四十年间帝国形势愈发吊诡：一方面是国力江河日下日渐衰颓，朝堂之上的对外政策愈发保守僵化；另一方面，文网逐渐松弛，大量汉人知识分子在宽松的文化环境下对“经世之学”充满热情，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传统上长期被视为禁忌的边界舆地之学，探索帝国边疆与帝国边界之外的世界，形成了另一套话语体系。

嘉道时代的清朝在三个方向面临着大英帝国的挑战：广州、西藏、回疆。

在广州，人们称呼英属印度的印度本土商人为“港脚”（粤语对country音译），官员们意识到港脚似乎和英吉利有联系，但是仍将其视为不同国家：

该夷人等，言语不通，气习各异；如米利坚、港脚、吕宋、荷兰等国，虽非驯服，尚少刁顽；惟英吉利国夷商最为桀骜。

英国当时试图占领澳门，为此葡萄牙传教士曾经通知清廷英国已征服莫卧儿帝国，并警告清廷注意英国的扩张。遗憾的是，由于层层官员欺上瞒下粉饰太平，朝廷完全没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在广东的官僚为了回避责任而在上奏中歪曲事实，结果致使充分且正确的情报未曾传达到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要言之，在情报的量与质上，中央与地方间产生了极为深重的乖离。

清廷忽视英国威胁的实例还发生在尼泊尔与新疆。深陷英尼战争的廓尔喀不断恳求天国上朝发兵救援，警告清朝必须注意披楞的威胁，并且声称披楞吞并廓尔喀后必定觊觎西藏，甚至会进一步威胁北京。但是无论是认为这“殊不可信”，推断这不过是廓夷“驾词耸听”骗取大清银钱“遂其私愿”的驻藏大臣瑚图礼，还是主张“蛮触相争竟可不必过问”，发现成都将军赛冲阿采取积极出击外交政策便气得大骂“妄诞纰谬之至”的嘉庆，都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相对于同时期的印度人与欧洲人，清政府的世界观与之主要相异点，在于其以割裂的边疆区域来评估帝国国防政策，而非透过整合的视野。这样一种边疆政策，辅之以战略假设、官僚结构、地理学作品，很难加以调整。在广州、叶尔羌、拉萨，官员们把到来的英国人及其随员当成地方问题来处理，只消面对有限的术语。在这些限制之内，情报搜集十分活跃，但皇帝与他的团队却回避开放性的探查，或带有不确定结果的复杂外交冒险。

东印度公司那逐渐增长的强盛警醒了许多亚欧强权，其中多有向北京呈报关于此一饕餮悍邻之危险性者。好几次的边疆事件让清朝官员们自行着手调查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到了1830年代晚期，军机处将诸多奏章与证词归档，这些奏章与证词来自多处，描述相关战争与入侵、访谈与禀求。凡此皆显示了清廷仍持续采行边疆政策。虽勤于搜集情报，却不作综合。偶或发现到不同边疆间的联结，却不曾系统地追求各个边疆间情报之相互关系。在战略分析上每个边疆仍然是个单一领域，未曾考虑帝国的全局战略位置。这个区域化的畸零世界观，造成清帝国的战略视野和其邻邦之分歧加剧。就在印度与欧洲诸邦肆其合纵连横彼此相抗时，清帝国却故意避开国际间之交盟，而仅作好若有万一，则自其边疆本身防御其领土的准备。

在另一个方向，官僚渠道以外的汉人文士出版物对军事战略与边疆舆情的讨论逐渐兴盛。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编纂的《广东通志》上。

随着海外华侨对外交流的增多和大量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传播地理学知识，传统的“地理不可知论”逐渐被撼动着。

到了19世纪30年代，一批私人评论家们已经认清了英吉利与英属印度的联系，他们为未来清帝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转型埋下了火种：

萧令裕指出：

英夷在粤自称：辖天竺五印度地。其东印度之来粤懋迁者，又名为港脚国。粤人知港脚，不知即东印度也。印度与后藏、缅甸相邻，距英吉利之本国绝远，而奉其命令惟谨......今来粤贸易港脚白头夷（印度人），附英吉利旗号者，即古之天竺国（人）。于是大西洋（欧洲）与西南洋始混而为一。

叶钟进：

至东印度，皆回民，仍各有酋长。英夷虽据其海口，亦未深入其内地。其回夷贸易中国者，所驾舶亦需英夷测度以行，故用英夷旗号。（其地）名曰港脚。

颜斯综指出英国由松散的海盗财团组成，环亚洲掠夺土地，在征服地区征募土著为兵以本国武官统领。

三五富人群居谘议（可能为印度公司理事会），欲占据某国之地，告知国主，许往。凑合钱粮，即抽拨各处之兵船，令往攻取。若战胜得地，国主与出资之人均分......白头港脚番（印度人）志在牟利，虽为所辖，不乐战争，船上船主必是英吉利。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认知都存在不少局限性，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们都严重低估了英帝国实力以至于认为大清一出手就能扫平英夷。这并不奇怪：英国并非中央集权，重视商业而不是以农为本，肆意掠夺邻国等等在这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里都是取死之道，自然会觉得英国是个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

6、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中清人察觉英军的构成是多民族混合军团：少数位居高位的“白夷”和基层的广大“黑夷（主要是印度人）”。官员们无法理解“白夷”与“黑夷”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黑夷为何甘愿为白夷当炮灰。于是他们常常一边将黑夷战俘视为智力低下的蠢类进行侮辱虐待，一方面又幻想构建统一战线，发动黑夷背叛白夷帮助自己。不管怎样，在清人看来，英军万里迢迢劳师远征，穷兵黩武挥霍无度，还要使用大量钱粮以雇佣这些黑夷肉弹，想必很快就会财政破产。鸦片战争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进行着：清朝官员们对大英了解的越多，就越觉得英夷国运不久，崩溃在即。

英夷的威胁不止来自海上，也来自广阔的内亚世界。

1837年，尼泊尔人又一次为披楞入侵恳请清朝救援。与此前114514次一样，又被驻藏大臣申斥一番后驳回。

1840，廓尔喀又报告称与披楞作战，并说披楞聚兵聂噶金那地方打算再次进攻。这次，驻藏大臣察觉到“聂噶金那”地方在“外洋”，披楞打仗“事涉內地沿海地方”，隐隐怀疑这个披楞似乎与广州的鸦片战争有所联系。朝廷要求调查此事，大臣们查阅了半个世纪以前成书的《西藏赋》等后报告，从属于第哩巴察的噶哩噶达地方“直达广东边界”，第哩乃是廓尔喀人称呼英吉利之语。在几乎半个世纪以后，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直接把英吉利与西藏南边的政体联系起来。

为了弄清真相，两广总督被要求彻查此事究竟与广东有无干系。询问广东洋行翻译员后推测，“噶哩噶达”即加尔各答，“披楞”则大概是某个英吉利属地。“聂噶金那”则也许是英语on the coast of China。最后的奏折也承认一切都只是推测。

总之，虽然尼泊尔尽力把清朝拖入其与披楞的纠纷，但是还是失败了：尽管1842年廓尔喀表文中还声称披楞写信给自己称已经拿下广东，尼泊尔必须向其投降以使其继续夺取西藏，但是种种求援依旧没有被理会。

同样的，皇帝要求在新疆禁烟，却根本不知道新疆的鸦片的来源就是英吉利，也不知道新疆已经和敌人的属地相连。1840年，有御史上奏称叶尔羌可以走旱路到“英吉利夷人交易之处”，朝廷便要求恩特亨额调查此事。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特亨额奏报称，他发现并无旱路连接新疆各城与英吉利国，不过还是加强了边疆的防范。

讽刺的是，不论恩特亨额还是奕山其实都清楚新疆其实有路通往英吉利属地，只不过奕山选择只告诉友人不通报朝廷，恩特亨额则选择隐瞒——身处危机漩涡之中的新疆官员们，实在不愿再和广州的灾难扯上关系了。

因此，清廷官方仍然不知道任何新疆与英国间的道路。1842年，奕经报知朝廷称，在浙江有四名印度人俘虏是“克什米尔回民”。收到这条消息后，就出现了名场面：朝廷命令向一名英吉利囚犯提出诘问

克什米尔距英吉利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

大约同一时间，姚莹奉命探查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若有，是否频繁使用。

直到鸦片战争结束，都尚没有任何一封寄自西藏的奏疏明白把披楞与英吉利画上等号。

转折点发生在1846年，两名法国传教士秦噶毕与古伯察穿越蒙古来到拉萨。这时，西藏方面又收到了廓尔喀人的国书，驻藏大臣琦善要求两位传教士帮忙解读，秦噶毕这样解释披楞与英吉利：

披楞即英吉利，并非两处。缘唐古特番语（藏语）呼外国皆为奇楞（藏：phi-gling）；奇（phyi）字为内外之“外”字，讹写披楞，并非国名。地名英吉利国，夷名昂格勒（法：anglais）是实。

至此，英吉利与披楞终于正式画上等号，尼泊尔国王国书的汉语译文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英吉利”一词。

同年夏天，英国分别通过驻藏大臣和两广总督要求直接与清政府商议西藏勘界和广州通商事宜，此时的中英关系终于以一种整体性的面貌呈现在清廷面前。

出处是英国人斯当东随马戛尔尼来华时的见闻录。

他肯定知道的，地球仪世界地图这种都有。

不知道唯一可能就是他是个不学无术的弱智。

然而清朝那种皇子教育不学无术不可能。

清朝跟欧洲传教士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哪可能什么都不了解。

有记载，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没多久，北京当局就已经知晓了这件事并加以防范。

以至于不久后的英人访华也因为法国事件受到了防。

清廷并不是一个印象中的脱离了世界主流的国家。

只是统治者为了自己政权更加稳固采取的愚民政策。

那么大的国家想要完全封闭起来，不可能。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情报工作有所了解。

情报工作不止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信息，还需要把信息归类汇总对比研判核实分析，得出有决策价值的结论提交中枢。

所以凭《坤舆万国全图》说“连明朝人都知道英国在哪里”，对比“道光反而不知道”是不合适的。这两个“知道”不是一个层次的，打通这两个“知道”要经过复杂的情报汇总研判核实分析过程，也至少需要决策中枢主动介入情报工作，指导情报搜索的方向；汇总各种来源的报告做出研判。如果中枢不做这些努力，所谓“情报”难免停留为档案堆里的旧纸，不能成为决策依据意义上的情报。

1842年道光的这些问题，确实暴露了清朝情报系统的失败：即使到了战争末期，中枢决策者对于敌国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

当然，传统上凭1842年道光的无知，得出清朝闭关锁国导致与外界整体信息隔绝的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清朝官方其实不缺渠道了解西洋事情，历史上也曾通过复杂多元的情报来源研判出有价值的结论。

清中期以后“英国”的复杂性来源于英属印度，这导致清朝可能从西部边疆获取一些关于英国的情报，但是要把这些情报和来自广州贸易或其他渠道的情报进行汇总对比研判，认识到英国与英属印度的准确关系，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包括中枢的情报搜集动力、多元语言情报的名词对比，将相隔甚远的地区情报联系起来的组织机构基础和想象力等等。Matthew W. Mosca 的书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381155/ ，摘要见https://site.douban.com/174929/widget/notes/10721195/note/317983031/）是关于清朝对英印情报来源和认识过程的极好专著，也是回答本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Matthew W. Mosca的论文The Qing State and Its Awareness of Eurasian Interconnections, 1789–1806.提到：

In May 1792, Macartney was appointed ambassador from George III to Qianlong, and the Qing court was formally notified via Canton that an envoy of the familiar country of Yingjili [England] was on his way.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 commander of the Qing force sent to repulse a Nepali invasion of Tibet made contact with local powers, includ-
ing a tribe called the Pileng [披楞 w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Tibetan Phe-reng or
Persian Farangi, translating to “Frank” or European]. In 1793, a reply arrived from
this “Pileng” leader mentioning that his country traded at Canton (although no
Qing official recalled vessels arriving from such a place). Shortly before Macartney
reached China, Nepal informed Qing officials in Lhasa of a Pileng tribute mission
proceeding to China by sea, information that reached Beijing in July 1793, when
Macartney's vessel was approaching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 Ultimately, the
Qing court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Yingjili represented by Macartney was
probably the same as the Pileng people south of Tibet.
……
In February 1793, prior to the British envoy’s arrival, a memorial was received from Yundondorji, the Qing official stationed at Küriy-e (modern Ulaanbaatar), who was charged with managing the Kiakhta trade. It stated that a certain Russian officer named “Kapitan Wasili” had come to the frontier to report that the “ruler of the country of Anggiling has sent an envoy, who will ask for a site in Guangdong and wish to trade.”
……
Only when this report reached Beijing did the Qing court realize that the Russians were describing Yingjili [Manchu: Ing Gi Lii], which Qianlong knew from other channels was preparing an embassy. Yundondorji seems to have believed that Anggiling trade at Cantonwould be an innovation; presumably when the court recognized that the Anggiling were simply Yingjili, no further action was deemed necessary.

马戛尔尼访华，乾隆能够得到英商在广州的预告、西藏边境廓尔喀人的通告、以及俄国官员通过恰克图贸易渠道的通告。通过汇总三份情报并简单对比研判，清朝中枢“知道”了这三个说的是一家。这是真正意义的“知道”，不仅可以帮助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明确立场，还可以延伸出一些事前不知的重要情报，例如英吉利在西藏以南地区有某种存在；恰克图贸易与广州贸易有某种替代因此英吉利、俄罗斯这些西洋国家之间有复杂的转口贸易等等。清朝盛期的成功对外情报工作，不止基于孜孜不倦地搜集多元来源的情报（孔令伟：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 拉达克的报告通过波斯文-藏文-蒙古文-满文的辗转翻译到达清朝中枢，并为乾隆朝对准噶尔和大小和卓战事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基于皇帝积极的情报意识，以及中枢的情报汇总对比研判能力。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清朝这种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对比1842年道光的那些问题，仍然可以看出，清朝的情报系统实际上暴露了很多问题。包括：

对于英属印度过去近百年的崛起缺乏整体概念

只是模糊知道英吉利在西藏以南有存在，英吉利和俄罗斯有关系；情报机关对于世界局势并没有完整把握，对于位处“西洋”的英吉利怎么就在西藏以南有存在，怎么又和俄罗斯搭上关系，缺乏深入了解。一句话，脑中没有一个完整的，更新过的世界地图。因此道光难免问出“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

情报搜集和分析是因事而设

对于马戛尔尼访华情报的汇总分析很精彩，但这是清朝应对马戛尔尼事件的临时处置。就像平定准部回部时对于拉达克情报的利用一样，情报工作有因事而设的特征。常态化地搜集更新全部外部世界的信息，非清朝情报工作的重点，但却是当代情报机构的重要工作，例如CIA专门做了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并公开发布。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这书的第七章也写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情报工作。公平地说，对比乾隆朝马戛尔尼访华时代的情报工作，鸦片战争时清朝的情报不能算逊色。鸦片战争中清朝前线疆吏获取的情报数量大为增长，对英印的了解相对马戛尔尼时代有所进步。林则徐组织翻译的英文报纸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190980/ 明确提到“英吉利连爱伦户口二千四百万，战船五百三十只，兵十万，另印度各属国之兵在外，所有战船共载大炮二万三千门。”明确表明“印度”（注意印度是玄奘对India的译名。有意或无意，这是明确把英属印度与一个中文史料中的历史地名建立联系）是英吉利的“属国”;通过战事清朝官员也敏锐认识到英属印度（包括英印军人）与英吉利本土（白人军官）的嫌隙，认为可加利用；

比较有意思的是1840年廓尔喀上奏说听闻“京属那边”与“披楞”交战，恭贺皇帝取得大捷，还说愿意出兵作战；清朝回信谢绝廓尔喀参战，这表明清朝已经明确廓尔喀说的就是鸦片战争。但是清廷觉得廓尔喀的上奏文里有几个地理名词还需要调查。

Following Qing policy since the 1790s of not aiding or fomenting Gurkha
attacks on the Pileng, the ambans continued to interpret Gurkha requests
as part of their long-running private feud with the Pileng. The proposal
was rejected, but the claims in the petition still required interpretation. The
ambans realized that the phrase “subject to the capital” referred to China
proper, glossing it in their memorial as “Chinese (Hanren) in that place sub-
ject to the capital.” Inquiries discovered that Niegajinna was in the “outer
seas” (waiyang) , and so Pileng preparations there “had implications for the
coast of China proper.” But where exactly it was, and whether the Pileng
were indeed preparing a force there, they could not say. Replying to the
Gurkha king, they explained that the Pileng had behaved improperly and
provoked the burning of their own vessels. Now that Qing forces had won,
there was no need to trouble the Gurkha army. Even as they implicitly
linked the Gurkha report to the Opium War, they did not overtly identify
the Pileng with the English. In an edict of November 30 the court approved
of their response, but ordered clarification of what precisely was meant by
Niegajinna and “subject to the capital.”
Within a week of receiving orders to investigate further, the am
bans offered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Subject to the capital,” they
explained, was a standard phrase of the Gurkhas for “lands controlled by
China proper” (neidi suoguan difan g) . Niegajinna was a coastal territory of
the Pileng, far from China. To clarify regional geography they cited anno-
tations to the Xizang fu, He-ning’s 1797 descriptive poem of Tibet, which
basically reproduced intelligence generated at the time of the Qing-Gurkha
wars. Dili Bacha, the poem’s notes explained, was a large country south-
west of Tibet, which ruled the three subordinate tribes of Pileng, Calcutta,
and Acharya (i.e., Bengal). He-ning took Fuk’anggan’s correspondent, the
Guoerna’er, to be the ruler of Dili Bacha, and recorded that he traded at
Guangzhou. 108 To tie this explanation more tightly to the situation at hand,
Mengboo and Haipu added that Calcutta, subject to Dili Bacha, was lo-
cated east of Pileng and “extends directly to the frontier of Guangdong”
(zhida Guangdong bianjie). Moreover, their inquiries had also uncovered the
news that Dili was the Gurkha term for the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most half a century the Qing state directly connected the English to the
polities below Tibet.（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260-261页 本人加粗）

清朝为了澄清廓尔喀信件中的地理描述还询问达赖喇嘛的摄政，后者说噶哩噶达(Galigada，即加尔各答)与广东边界毗连（这显然是错误情报，如何识别澄清错误情报是情报工作重要一环。）,然后清廷再向两广总督祁 核实情况，祁 通过广州贸易的商人和翻译确定噶哩噶达就是加尔各答，说加尔各答和广东不可能接壤。

这一小事件表明到了鸦片战争，清朝的情报工作仍然延续乾隆朝的工作模式，能多方面搜集情报并交叉核实。但是这种勤勉反而给人悲凉的感觉——如此努力，到了战争末期获取的地理情报准确度不及西方世界公开贩售的新版世界地图。当然，从中也要看到，西方世界地图所体现的对世界的完整认识，本身也是基于大航海时代之后持续数百年的航海、测绘、印刷技术更新，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殖民者航海者的知识积累。

豆瓣上有对一篇关于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的书评，https://www.douban.com/note/320368584/

较好地总结了清朝应对英属印度崛起的情报失败来源。总结归纳几条：

1）出于边疆战事需要的地理情报搜集。在当今世界，常态化的世界各国信息更新是情报机关的日常工作。清朝及以前的各代，对于边疆战事相关的外部世界地理信息需求较强烈，对于非战时、边疆之外较远地区的外部地理情报搜集缺乏动力。按照Matthew Mosca的说法，这是frontier policy和foreign policy的区别。

2）对于极远地带的地理不可知论立场。传统技术下，来自远方区域的地理报告难免夹杂太多“海客谈瀛洲”式的怪谈，有效信息接近白噪声。地理学者只能“荒渺难考，姑录存之”。大航海时代后西方对全球地理的把握程度，非传统中国人可以想象。对于西洋人提供的远方地理情报，既然自己缺乏手段核实，就只能抱着怀疑态度录以备考。

3）疆吏和邻国的信息代理问题。中枢的远程地理情报依赖于疆吏和藩属国。但是中枢也知道朝廷和疆吏以及藩属之间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疆吏可能好大喜功擅启边衅，也可能讳乱不报讳败为胜（例如清缅战争）；藩属国有很强动机把清朝拉进自己和邻国的冲突。因此，虽然廓尔喀人持续几十年警告“披楞”势力剧增，可能吞并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廷只会打折扣听。

4）多元情报来源导致的交叉核实困境。来自相距极远的多个边疆区域的不同报告，本身难免内容互相抵牾，多种语言文字的情报来源又增加了地理名词核对的难度。这大幅提高了情报核实与整合的难度。

我说句公道话，这个不赖清朝皇帝，两朝工作重心太不同了。

平胸而论，没有清朝汉族自宋就整个扔了新疆，一直好像隔着一道天险打不穿西域诸国。对于西域的了解几乎都是茶马走私，就和现代我们一想到缅甸美国一想到墨西哥都是贩毒一样。对西域评价极低，压根不想想西域这么菜为啥北方游牧民族不多去抢抢那边，爬长城多累啊。而西域因为天险对汉地入侵也大大少于北方民族。所以长期西域都不是明王朝的工作中心。有明一代，就没想过西进政策。

而同时，和倭寇你来我往大致了解了荷兰和葡萄牙，从那里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导致隆庆开关。对洋人的交流多了，自然很熟悉西方那一套。南明还有个皇帝受了洗礼。咱中国也有个君士坦丁大帝。

满清则是先吞并了蒙古，直接跟西域接触了，在他们眼里那是一个四战之地，浩瀚汗国，奥斯曼，沙俄，哥萨克，葛二蛋哪个是善茬。有清一代在新疆地区的战争就没停过。对于清朝来说，波斯，阿拉伯，尤其是土耳其和沙俄这些才是幕后的强敌。反倒是这一百年西方重心是革命内战，以及探险家时代结束，殖民地争夺战开启。最多嚯嚯点离的近的南美和非洲，和东方交流大幅降低。甚至东南亚小国的殖民都想当靠后而且也不是占山为王卖奴隶强盗模式改成渗透和条约的伪文明形式。

清也没想到自己和“西方”拼的几百年都是菜鸡互啄，最强的也就是个“西亚病夫”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