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哪些不是景点但值得一去的地方？ 第1页

北京，二环里，与天安门相隔不远，一个月房租却只要50块。听上去，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曾经是北京最高摩天大楼的安化楼，是“公社大楼”的样板，也是那个年代人们过着“集体生活”的.....

就在新京报报社的旁边，有一栋装满着理想生活的“公社大楼”——安化楼。

谁能想到，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东南二环内，刨除掉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就能一看到天安门的安化楼，时至今日的房租都只有50块一个月。

而在过去，就是半个世纪前，坐拥九层楼的它一度是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

在广渠门内大街上伫立着，在当年，安化楼有着镀铜的大门把手，欧洲电梯和花岗岩台阶，配套设施极其完善。这曾让住在这栋楼里的人倍感荣耀。

“北京市里一提起安化楼，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那会儿都是平房。”老北京刘燕群说。

曾经，它是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是集体社会的样板。

在由动辄上万的惊人房价所组成的现代社会里，安化楼的存在，或许意义就是提醒着人们旧时代的样貌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栋楼，成为一个时代，成为那一辈人生活的缩影。

我们在这里，开始了第九个三日的观察。

也许你并不了解这栋楼的故事，又或者从来没有听过所谓“集体生活”，但看完以后，你应该会对那个时代有所思考。

就像电影《芳华》，我们从不曾深入了解的那个时代，其实就是一代人的芳华。

那是过着“集体生活”的年代。

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曾经在几十年前，人们出门不用关门，一到饭点楼道里的灯全开，家家户户的灶台挨在一起，你家吃什么我家吃什么，一清二楚。

那个年代的人都有信仰，盼望着过“不分彼此”的美好生活。

安化楼建于1960年。时间倒退回上世纪50年代末，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动工。

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和崇文区的安化楼。

可以这么说，公社大楼就是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中，一步步产生的——

“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

有居委会，有公共食堂、小卖部、舞厅、图书馆，还有统一的托儿所。

看上去，就是一个浓缩版的社会生活图。

……

在上世纪的北京，大多都是平房，房价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而能住进像安化楼这样带着电梯的高楼，便能成为很多人眼里羡慕的对象。

很多小孩一开始都不知道电梯是什么，只拿它当玩具。成群结伴，坐着电梯上上下下来回玩。电梯刚把他们送到九楼，便又按下八楼的按钮。

在安化楼长大的张玲，今年已经62岁了，已有儿孙的她早就搬出了安化楼，但只要一回忆起当年，她脸上依旧充满着自豪的神采。

“同学里边儿，要是人问，说你住哪儿啊？哎呦你住安化楼啊，当时觉得住安化楼挺自豪的。”

可以说，公社大楼是北京人曾经的“理想住房”。

甚至它在建成后，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

安化楼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到八层为单身宿舍。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人们计划着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这样“高级”的设计，在当时能住进来的自然不是条件一般的人：能负担得起每月小间4元，大间5元的房租，而六几年的北京，一间平房的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张玲的母亲李秀梅，是1962年搬进安化楼的，直到现在都还住在这里。那时候除了就地拆迁户，大多数住进安化楼的都是用自己已有的小平房换来的，而且还是那群“高收入人群”。

“当时我们是用三间平房，换了这一个单元。人家说呀，说可以用平房换高楼房，说崇文区盖个楼房。之后呢我就上了换防站，人说那水价也贵，房钱也贵，你要愿意换，我们无数愿意换。后来我就拿着我那个平房三间，换了一个单元。”

五几年的时候还是物质匮乏，工人每个月都挣几十块，但李奶奶家却有两个在中国杂技团里，拿着5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我老头儿啊，我老头儿在杂技团。”

那个年代一个月挣几百块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李奶奶家里能搬进安化楼，享受“高级”生活，是完全轻松负担得起的。

浴血半生，已经90多岁的徐钦敏是一个残废军人。他住在3楼，60年前在上下班路上，他亲眼见证了安化楼从平地建成的全过程。也许是出于向往，他坚持用30多平的平房，换来了8平的单身宿舍。

“在60年初盖这个楼的时候呢，这上面需要用的砖、用的材料就是靠工人背，后面有个板子，把砖码上背上，然后再驮上去，这样盖起来的。”

“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大部分都是要靠人工的力量来造就。”

胯骨上有颗子弹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腿上、肚子上、手上，甚至连脸上和眼睛上都有战争留下的伤痕。

这是岁月和时代留给他的伤痕，但他无怨无悔。

徐钦敏到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从前满是平房的北京城，站在三楼房子的窗户旁，是能一眼看到天安门的。“外面没有高楼的，天天都看得见天安门。”

现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遮挡住了视线，安化楼里的人们，再也不能一眼就瞧见，曾经是那一代人全部信仰的天安门。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追求很简单，并不像现在的人们对生活有这样那样的追求。唯一知道的就是怎么干好工作，非常容易满足。

“以前的问题就是怎么干好工作，没有像现在这样偷东西啦、骗子啦、假冒伪劣啦这些。家家户户关系都很好，很团结。”

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要出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就把钥匙交给邻居，让人看家，相互照顾着。有什么事情，你托他他帮你，都是常有的事。而不像现在，邻里之间可能互不认识，出门要把家门锁得紧紧的。

“其实就是比较团结，集体意识很浓。比如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搞卫生了，走道和做饭的地方都要搞卫生，我们这个楼里有积极分子，只要大喊一声’搞卫生了！’大家就拿着簸箕拿了抹布出来了，走道厨房，带着水搞得干干净净。”

那会儿大家都用集体厨房，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有好吃的都会分着吃。比如今天你家吃带鱼，那就拿个盘子给我们家盛一点。这样融洽的关系，让老人们会时常怀念从前。

“大厨房做饭，一到晚上，楼道儿一开灯，大家吃完都在楼道，拿着小板凳儿一坐一聊天儿，那种….说实在的，现在是再也找不到那种时候了。”张玲说。

李秀梅说，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不一样，那时候街坊邻里关系都很亲近，直到现在老街坊之间都还是那样。过年的时候最热闹，街坊间互相串对联、拜年。

“楼道里的人全上我们家来拜年，过后呢，姥姥再去各家再给回礼再回拜。”张玲回忆道。

曾经当过这栋楼的居委会主任，李秀梅经常带领着大家一起打扫卫生。

“冬天门口下雪，我搁楼道一喊，我嗓子又高，一喊大家就都去扫雪了。”

有了电梯的大楼，必定要配备公用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公用电话相当紧俏。一有电话进来，大家都是用“喊电话”的方式通知到人。

“人家底下来电话了，都后楼喊，‘五楼十号电话，五楼十号电话！’”

从过去的时代走到今天的老人，见过了无数风浪，安化楼从辉煌到没落，不过数十年。北京连同整个国家的变化在他们眼里，已经抵不过桌子上的一碗粥，手里的一根烟。活到这个年纪，看什么都已经是过眼云烟。

住在四楼的孙奶奶，有三个女儿，原来都是工厂的工人。“那会儿穷得俩人只挣100块钱，又有老又有少。”

老北京人说话，自带一股腔调，听上去有种“江湖气”的顺溜。说起自己的名字，孙奶奶便溜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你就叫我孙兰兰吧。哪个兰？俩点儿仨道儿。这楼里儿的，老的都是姐姐妹妹，小辈儿的都是叫奶奶。”

“叫您奶奶，会觉得特别亲切。”

“不亲切啊，你就叫我孙兰兰吧。”

“叫你兰兰奶奶行不？”

“就别叫奶奶了，啊，就甭叫奶奶了。”

这是我们与孙奶奶的对话。嗯，有点朋克。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三座赫赫有名的“公社大楼”，如今北官厅与福绥境，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而安化楼也在岁月的风霜中逐渐“老去”。

有电梯的高楼相继拔地而起，各个地段的精品房逐渐抢占市场，于是年轻人接连搬走，楼里年久失修，一户户的房子被空置，楼身粉色的墙褪了色，墙皮哗哗往下掉，安化楼跟随着人们的老去，逐渐也变得残败不堪。

而李秀梅却说，这辈子能住进安化楼，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

北京，二环里，与天安门相隔不远，一个月房租却只要50，听上去，是不是不可思议？

1980年时中国房地产的元年，这一年，房子被定义为商品，中国房地产正式成为了一个产业。

作为首都的北京，国际化的大都市，房价自然首当其冲。在过去十年，北京房价经历了巨大变化，在一片“涨”声里，“在北京买房”，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许多想要在北京扎根立足的人的噩梦。

据统计，现在北京二环的地段，买房的区间大概是8万-18万一平方，一室公寓的房租大概在8000-12000之间。

而安化楼，从5块到50块的房租，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

这么低的房租，却只有所剩无几的住户留下来，人们也不能将房子再二次转租。老人只能守着，日复一日坐在大门前，看着车来车往，看着已经不复当年的街道。

但即使是这样，总有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会期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我是2003年，正好那年是非典，那时候孩子又小，正是上学的时候，我也怕传染上，后来我就搬这儿来了，那个时候谁不害怕呀。”在这住了整整十五年的程春生说。

当时程春生计划的，就是等到安化楼拆迁，一家人可以换个大房子住，谁知一等十多年，计划还没有实现，也根本很难以实现。

“当时搬到这儿，我是换房换过来的。换这楼，亏大发了。当时来的时候，就说这楼，最多两年就拆了，我这一搬过来，就整个，在这儿住了今年就算是15年了。”

家里除了一张沙发床和冰箱，已经容纳不下别的家具。

“孩子大了就不满意了，孩子得结婚呐。孩子得结婚，没有房子，你想这三口人还跟人家合居住着。”

当时没有换房进安化楼的，或者是半道上又搬走的，在房屋拆迁的时候，都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补助。“拆迁户”——这是个每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社会议题。

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市中心黄金地段一栋老居民楼拆迁，每家每户按人头补助xx万元。”

更别提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也就带起了一批靠拆迁起家的人。

说起这个，程春生的语气里总是带了一丝后悔的意味：“人家给了房的都给了钱，那时候我大概听街坊说，得有二百多万。有的人家的平房三大间，那一家给了四百多万吧。”

程春生的一生很是坎坷。刚出生就因为头过大，被亲生父母遗弃。养父收养了他，现在却也已经过世。长大后的程春生，其实偷偷去找过他的生父，却因为身高问题，没有能被家庭接纳。或许正因为出身坎坷，程春生的内心深处，感情和家人是全部。

“我没有朋友，没有真心的朋友。”

程春生的妻子，是楼里有名的暴脾气。但感情的世界里，从来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程春生把爱情看得很重。

“从我爱人生完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对她发过一次脾气。”

“我们两个就是，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呗。”

那是老一辈的爱情观——“坏了从来不会扔，而是会想着办法去修。”

如今的安化楼已经彻底告别属于自己的时代。它不再是人们眼中骄傲和荣誉的象征。改良型的四合院、板楼、塔楼、小高层、小独栋，商业时代的房子花样翻新奇招迭出，再也没有年轻人会从心底发出那样的感叹——

“原来你住在安化楼呀！”

但它的确真实存在过的，那个年代的人们独有的淳朴、团结、善良，在安化楼这样的“公社大楼”里，在那个小小的社会缩影里，被人放大，被人怀念。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老了：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在两三年前也因病离开人世。很多人在这栋大楼里，见证人来人往，生离死别。

我们为什么要来拍这里？

作为回忆被保存起来的安化楼里，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烟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