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之类的想法在现实中是没有必要实行的吗？ 第1页

谁说没有必要实行？只要有贫富差距，穷人和富人对商品的需求就是不同的。如果不正视这个现实，不允许商品质量和价格都拉开差距，要么穷人买不起商品，要么富人占据全部商品，穷人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资本主义的案例你可能不服，我给你举社会主义的例子。上海的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居住区。1952年曹杨新村建好了第一栋样板房，请工人代表去看，几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提意见，说错就错在建的太好了，标准太高了，主动要求缩小面积，要求每层的（公用）卫生间再简陋一点，公共厨房的服务户数可以更多一点。

这些工人代表的理由很简单——降低标准才能让更多的穷困工人分到房子，眼下大多数产业工人还住窝棚呢，过高的居住标准对住不上的人有什么意义？按照工人的意见，曹杨新村第一批住房分层设置公用洗手间和公用厨房，而且缩小了户型面积，大大压缩了建筑成本。

再来一个国外的成功案例：

托拉这样的医务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专门学过医，并在学成之后从事医生的工作，实际上却都不是合格的医生，称他们为“庸医”也许不算过分。实际上，他们被称为辅助医务工作者或者“替代医生”，许多国际医疗专家认为，正是这些“不合格的医生”解决了像非洲穷国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合格医生大多去了西方国家以及稍富裕的非洲国家淘金，国内则医生急缺。

在莫桑比克，这样的“医生”已经是手术室里的骨干，他们像取得合格凭证的医生一样，用手术刀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在马拉维，他们已成了紧急剖腹产手术的主要人员。

然而，这些计划却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质疑培训的效果，认为培训太过简单和匆忙，学员不能担当治病救人的重要责任，对于这种培训“粗制滥造的替代品”，当地有影响力的外科医师和产科医师往往表示反对。

但是，几项严格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辅助医务工作者提供的医疗服务还不错。这一事实得到国际医疗专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如果非洲想战胜流行性疾病，就必须扩大培训人数，加快培养出更多的“替代医生”。相对于培养合格医生，这些国家的“替代医生”作用明显：培训“替代医生”所需的费用低；他们执业后收取的费用比有正式执照的医生收费低；他们愿意到贫穷的农村工作，不会有太多人为了高薪而很快离开他们的国家。虽然如此，单单依靠他们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缺医的问题，他们当中也越来越多人被私人医疗机构的高薪所吸引，离开公共医疗体系。

马拉维的辅助医务人员被称为临床工作人员（临床员），与该国公共医疗体系的从业医生的比率已达３比１。他们不但是急诊助产治疗的中坚，也是防治艾滋病的骨干。临床员的工作能力被普遍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能留在国内。“如果你只是个临床员，离开马拉维你还能干什么呢？如果你是医生，离开马拉维，你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马拉维卫生部高级顾问欧卡罗这样说。正因如此，马拉维更支持培养“替代医生”。

埃塞俄比亚“替代医生”受高薪诱惑也想逃离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也差不多。在这里，类似的辅助医务工作者被称为卫生员。该国农村人口庞大，国家虽然每年出钱培训１５０名公职医生，但其中２/３都不按要求到公共医院工作。由于每个月的薪水只有２３６美元，大多医生都愿去西方国家或者相对富裕的非洲国家淘金，最坏的情况也都能到私立医院发财。埃国内急缺医生，但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的埃塞俄比亚籍医生却有４００多个。埃国卫生部规划部主任阿兹内说：“我们不打算再去期待培养外科医师，他们就像沙子里的金末，你根本找不着。”但是，卫生员一般不会轻易退出公共医疗系统，他们的数量已由１９９６年的３０人上升到了２００２年的近５００人。

埃塞俄比亚正积极推进卫生员培训计划，以缓解妇产医生急缺。这些卫生员虽不能治疗大病，但却能让分娩有困难的妇女得到及时救助，避免失血过多、感染恶疾或产瘘症。

“生命平等”、“人人有权享受高质量医疗”这种话很好听，也符合政治正确，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意义。因为医疗必然要花钱，医生药品器械病房都要用钱来买，所以医疗服务要么市场定价，允许富人占用大多数医疗资源，要么就得排越来越长的队，做个检查等几个月，大家都慢慢耗死。然后富人用强劲的购买力支持私立医院，挖走大多数好医生，让医疗服务回到市场价。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如果雇不起好医生，用不起高质量的药物，是愿意廉价雇一个差医生，用有风险的药物来看病的，总比一场小病就等死好得多。所以，这些非洲国家的做法是对的，为穷人培养低成本的差医生，反而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当年的赤脚医生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80-90年代许多赤脚村医被禁止行医，实际上是降低了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

回到廉租房的问题，居住需求和医疗遵循同样的规律。穷人首先需要遮风避雨，富人才需要享受生活。如果强行规定一个较高的技术标准，势必有人住不上房子，住不起房子，更别说富人用各种手段来抢占补贴了。所以我赞同最低标准的廉租房不设厕所。

当然，我觉得厕所倒不一定是绝对标准，但必须承认穷人无力和富人享受同一标准服务这个现实。如果你希望穷人过的更好，就必须承认穷人的住宅标准可以更低。哪怕将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应该从一次分配上下手，力求减少贫富差距，而不是强行规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在面子上塑造虚伪的“平等”。那种逐本求末的政治正确在几千年前就被孔子骂惨了：

乡愿，德之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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