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唐之前的汉人和汉唐之后的汉人精神面貌区别会这么大？ 第2页

你的感觉是敏锐的。其实宋末元初杰出的史学家马端临，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

马端临的观察

他的一段话说的切中要害：“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益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借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积以身为累矣。”

宋代的“文武分途”，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歧路，远非某些观点认为的“历史的趋势”。宋朝的所谓“制度改革”，本身只是对晚唐五代的“应激反应”，而绝不是真的重构社会体系。

所谓的“应激反应”，就是说，士兵闹，我就给钱哄。

而对社会体系和兵制的重构，是类似三湾改编，类似近代西欧国家体系的建构和代议制民主的形成，类似英国在1688年以后打造的国债金融体制。而绝对不是宋朝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调整。

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基本的问题和基层的视角出发，由小到大地解决问题，一步一步逐渐扩大影响力，在开拓的过程中逐渐调整。

后者则是先“预设”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去考虑“解决一个大问题”。这种思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宋朝看到的问题就是错的，它对社会的认知本身就出了很大的漏洞。

宋朝的倒退

如同答主 @沧溟宗 所说，宋朝之后的华夏，表面去贵族化的同时，士人借助科举崛起，农民沦为佃户乃至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国野之别，国人经常出城去，监督野人为他们种地，但国人至少还承担国家的军事义务。

士人有佃户给他们种地，却大多为了利益集团站队，去结党营私和争权夺利，却又不承担军事义务。而战国时代打破国野之别，全民都是国家的国人，各国都在改革提高国民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能动员出数十万的战士，而国民军事能力提升，又加强遭遇利益侵害时的自卫能力。这就是战国至西汉的组织能力看上去远大于宋明的原因。

宋元王朝的全面崩溃，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全面崩溃非常类似，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中下层都被地产关系束缚在了他们的土地上，乡间自由农很少。后来女真蒙古入侵时，都没有再发生举族结坞堡自保的情况，有些汉军世侯，但那和南北朝的豪强也已经相去甚远了。

明朝的遗憾和过失

如果没有十六国的邬堡历练，如果没有北魏的一系列改革，没有对草原-中原地缘博弈关系的重新认知，没有北周北齐对于法律和新军事扩张模式的探索，那么隋唐的出现根本就不可能。

隋唐的成功，离不开十六国时遍地邬堡对于新制度和新扩张模式的探索，离不开南北朝时关陇地区新体制的搭建。这些新制度的探索，都是需要200-300年的长期孕育的。

而处在蒙古-女真-朝鲜边缘等混杂区域的东北地区，恰恰可以用来作为新制度的探索试验田，毕竟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多主体博弈的试验场，其意义并不亚于南北朝后期的关陇地区。

南北朝的主要制度在邬堡里面逐渐萌芽和发育。

而明朝时期，明朝朝廷本身做了一部分制度探索，包括一条鞭法等。

但此时，充当南北朝”邬堡“作用的，反而是辽东地区的海西、建州女真。他们都修建了城寨，开始从事农耕开发。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从事贸易和狩猎，并且和战争的攻伐相互配合，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和进攻思路。

1400-1600年，恰恰是早期近代时期，是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是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是日本纷争的战国时期，是人类开启大航海的时期，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前夜期。这二百年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错过了这一窗口期，后面想再赶上就太难了。

然而，明朝对东北情况的漠视，使得本来可以在东北进行新一轮的“邬堡新制度探索”没有成功，结果女真们却结成城寨，在城寨里面逐渐摸索新的制度和新的扩张模式。最后摸出了东北版的“军商盗模式”，和17世纪英荷的军-商-海盗模式惊人的相似。

结果不出所料，女真们将摸索出来的新模式直接对准了关内。

近代的困境

明清时代的华夏，不仅缺乏15-17世纪近代早期的国家博弈过程，甚至也缺乏12-14世纪的中世纪转型过程。因此很多问题不是仅仅在明清才出现的，而是宋朝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并越来越恶化。

因此，近代的革命者们，面对的难题，远不止是工业化，还有缺乏中世纪转型和早期原工业化和近代国家治理博弈经验的问题。这比日本沙俄普鲁士的”工业化“，要难上至少两个档次。

博弈能力和组织力弱化在学术上造成的影响

同样的，这种问题可不仅仅出在商业领域，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政治军事上的失能和无组织状态，必然会影响到学术本身。

在宋元明时期，我国的数学和技术有很大的发展，也涌现出了像秦九韶这样的数学大家以及水利机械等工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数学越来越局限于民间数学和商业数学，机械技术的推广也逐渐停滞。

这背后并不是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思维“，而是宋元明没有及时整合各领域的知识，并充分运用数学！导致各种资源和思想全部都是分立的，孤立的，隔绝的。

背后的问题，南宋的学者马端临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

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各群体之间完全没有沟通，完全孤立的情形，背后是欠缺有效的组织，再背后则是欠缺适当的博弈和扩张的动力。最终必然使得所有领域日益内卷化，也日益小圈子化，狭隘化。

欧洲的博弈与整合

相比宋元明清，欧洲在13-18世纪的做法值得仔细分析。中世纪的大学，开设了各种辩论术的课程，学生相互辩驳，甚至相互争斗的热情很高，这恰恰在无意间促进了各领域和各学科的相互交融和整合，也促进了各种社会资源的相互博弈与最终的有效整合！恰如教员所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适当的争斗和博弈，才能带来后来的高效整合。

这就是欧洲的活力被有效地释放出来的体现。但同时期的华夏，许多有激情有活力的年轻人，其活力却被道德保守主义抑制住了。

道德保守主义的桎梏

宋王朝关闭了改革之门，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遭受到『背离儒家』的责难，新政权无意于进行机构改革；相反，它坚信道德高尚的官员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这一切，把帝国巩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面。（多么像今天的美国！怪不得欧美如今陷入了科技与经济的停滞局面）

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还在于， 在道德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知识份子注重内省、修身，而无意涉足并整合其他知识领域，国家也不能从保守的意识形态迷恋中抽身而出，关注商业和改革。一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传统的巨大惯性，导致此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从而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

道德保守主义在十三世纪之获得「胜利」与中国在十九世纪对近代契机的拒绝，两者之间埋伏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虽说早在十一世纪，手工业生产、商贸、城市化、市民阶层等近代因素已经出现，然而这一切却为日趋保守、内省的意识形态正统所排斥和压挤，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近代因素风生水起，但意识形态上的自足与自负还是导致帝国与近代契机一再失之交臂。

”小分流“现象与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的落伍

当然，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希腊，也陷入了这种道德保守主义的藩篱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产出过《几何原本》的希腊，在近代却同样落后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在近代也逐渐落后于西北欧地区的原因。毕竟，写出过《几何原本》，可不见得能用好《几何原本》。更不用说阿拉伯地区和印度地区，这些地区的组织力更差，更为松散，因此更不可能诞生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900—1300年，经济增长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显著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实际收入增长。然而，早期现代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一时期的增长，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低地国家和英国在内的北海地区，荷兰和英国先后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与此相反，意大利北部的人均收入在15—16世纪达到和保持高位后，于17—18世纪开始下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在16—18世纪接近停滞。西欧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那么，欧洲内部的人均收入差异始于何时？研究表明，15世纪上半叶，欧洲内部的实际工资差异非常小，但从1450年后开始增大。这表明，北海地区与西欧其他地区出现了“小分流”。加州学派宣称工业革命导致欧洲脱颖而出，但其所说的“欧洲”只是作为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西北欧，并非整个欧洲，这是值得注意的。

掌握整合的主导权

过分强调“分工促进文明发展”，本身就是不对的。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整合。尤其是自底向上，由小到大的整合。

谁能占据主导权，关键在于谁能主导这种整合，谁能把握这股潮流。

当然，这种“强有力的整合”不一定完全来自于上层，也可以来自于基层和上层的互动，近代西欧的崛起就离不开基层豪侠和上层君主的默契联合。甚至这种“整合”也可以来自于基层和中层，比如18-20世纪资本家阶层的兴起。

同样，南北朝后期的制度改革，也离不开前期的邬堡内部进行的探索。在纷乱的战争中，各地的能人勇士逐渐登上舞台，在一个个邬堡内完成了对原先的腐朽士族的换血和洗牌。之后北魏北周再对这些邬堡进行整合，最终诞生出隋唐。

其实，研究宋以后的衰落，并不困难，但需要把春秋战国，南北朝，近代革命，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崛起，进行通盘的考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自然就可以看出端倪。

从宋明时期的皇权平稳来看，我们知道，宋之前，也就是唐朝，皇权并不平稳，国家中有几股势力争夺权力斗争，如文官，宦官，皇帝，宗室，武将这几股势力参与权斗，蛋糕里就这些人分，而作为势力之首——皇帝，是平衡这些势力的主导者，但有时候文官总会壮大，而皇帝则会联合宦官势力来制衡文官，但宗室也会出现问题，南北朝至唐朝宗室叛乱和相残屡见不鲜，而想要制衡住宗室，只联合宦官是靠不住的，必须笼络武将集团加以控制宗室，本来这样下去是可以一直平衡下去的，皇权也大多可以过下去，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平衡彻底乱了，武将独大，节度使割据藩镇屡屡反叛朝廷，而文官此时已经没多大用了，必须要以宦官来对抗节度使，这也是唐德宗——唐宪宗执政时大体上的国体政策，但是却没想到，唐德宗之后宦官失控，转而成为了继节度使后对皇权的又一大威胁，唐宪宗死的不明不白，唐顺宗被逼退位，唐敬宗被宦官所杀，以及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皇帝被幽禁，大臣被屠杀灭族，导致皇权受到极大威胁，正统天命变得不堪一击，因此宋朝建立后各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文轻武，文官主导朝堂，武将次下，压制宦官，而后来的明朝也有样学样，初期还是可以平衡各方势力，但是土木堡之后也是文官独大，武将集团没落，而皇帝不得不启用宦官来对抗文官，但此时经过唐朝的过渡，皇权已经能平稳了，不再有能威胁皇权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