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及精神疾病患者逝世时，是否可以用「病逝」，「死于XX（疾病）」等表述代替「自杀」？ 第1页

谢邀。近期事务繁忙加精力不济，先做个简答，其他稍后再补充。

自杀看似是个人行为，实际上跟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环境方面的因素有关。这些反映在各国精神类疾病的罹患及治疗情况和自杀率上。而且做出突发自杀行为的人，不一定到了患病级别，部分数据见「你知道中国是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吗？」。

精神类疾病患者的自杀已遂，以「买了人寿保险两年以后自杀大概会给赔多少？」这个问答下提到的情况，只有在受保人病到无民事行为能力（需要生前的精神鉴定确认这点）的时候，自杀已遂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属于「病逝」的情况。但这类情况，在听闻和接触过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事例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并没有病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程度，部分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像持续对人欺凌、身心虐待致人先罹患抑郁症、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后迫使人实施自杀行为；有意或无意持续刺激精神类疾病患者，致其病情加重、伤残和自杀；利用蓝鲸游戏等心理操控模式诱使患者实施自残自杀行为；故意忽视患者的基本需求，对其自杀求助消极处理，促使其自杀身故......这些患者自杀情况，是难以归因到「病逝」一类。由于精神损害难以被直观的看到，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对人做出持续的精神虐待及施压行为可以令施害者及相关人等，免于被追究其法律及道德方面的责任。

我个人认为，在现有文明及科技发展水平下，允许把精神类疾病患者的自杀已遂简单归因于「病逝」，跟在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体系下，允许安乐死实行一样有风险。

被邀了，感谢。但是我觉得这题有点难。

从医学角度，自杀背后确实可能存在着精神问题（mental disorders），这一比例甚至相当之高，决不可视之以偶然现象（1），在这些人当中，主要是抑郁症或以抑郁为表现的精神障碍（如双相障碍之类），而其他的如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也都可能会引发“自杀行为”。凡此种种，可以推断，精神问题确实和自杀行为有相关性，所以从医学上，你说因“XXX（精神病）逝世”，问题并不大，医学上是成立的，结果和疾病有相关性，没有争议。

但是实际上，问题好像并没那么简单，这取决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1）精神疾病和2）自杀的态度。基于题主的提问背景，只讨论国人的情况。

第一个层面，精神疾病的诊断。精神疾病因“行为异于常人”而被“确诊”，他们必然受到社会排挤。精神疾病者，他们不是正常人，不会被接纳（2），如此，主动提及精神病本身就是社会“忌讳”，这种忌讳来源很清晰，就是“不名誉”下的污名（3），它是疾病，但又不是简单的疾病，身上天然附着着苏珊·桑塔格说的“疾病的隐喻”。所以，在精神疾病者去世时，是否需要主动提及，不只是疾病本身的问题，更是社会医学观的问题，一般来说，家属会去避讳，以免污名扩大。

第二个层面，如何看待自杀。加缪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他是站在人的哲学追求层面上来论述的（所谓“世俗生活值不值得过”的问题），而在中国，自杀问题就落得很现实。自杀到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这本身就抽离了自杀本身的含义，而是为它强赋了情感，对此儒家发明了一套中庸之道：自杀不自杀依附于更高的德性（什么想想父母想想国家），所以自杀难免“缺德”。比如屈原之死吧，我们都知道人家认为他为国忧愤而死，但是儒家可不放过他，历代大儒（扬雄、朱熹）没一个是说他好话的，都认为他未达“中庸之道”，应是狂狷之徒，算不得圣人，所谓“山锐则不高，水径则不深，行磏（lián，意思是磨刀石，此处引申意思）者德不厚…”，是暗含贬义的。

儒家对国人影响至深，他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基本上也就是老百姓的态度，这个层面上，自古以来，国人对自杀者就没什么好感，若你说“死于（抑郁症）自杀”，会是什么结果？我看除了少数几个有名声的，绝大多数自杀者，不如还是搪塞一下，草草殓了吧。

参考文献：

1. The National Confidential Inquiry into Suicide and Homicide by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2. 郭金华，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为例，《学术月刊》，2015.7
3. 可以参见戈夫曼名著《污名》中的相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