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绝对没有可能开发东北,历史已经给了明朝两百多年的时间,继承元朝征东元帅府的奴儿干都司只是昙花一现,明朝在辽东的势力范围只有逐步收缩,直到萨尔浒战役、松锦战役以后被彻底驱逐。
首先,明末汉人在松嫩平原甚至三江平原定居,并无多大困难。清末民初时代的东北,主要农作物是高粱、大豆、玉米、春小麦、小米、水稻等,以高粱和大豆最为重要。玉米是明末传入,水稻是后来朝鲜移民传入,其他的农作物在明朝都已经广泛种植。玉米并非不可替代,和印象中相反,玉米的单产并不比其他农作物高到哪里去,能够在中国被广泛种植是因为适合西南山区的贫瘠坡耕地,而且秸秆很多,可以做燃料。在东北,本身地广柴禾多,高粱也完全可以替代玉米,尤其适应盐碱地,而且同样秸秆很多,还特别适合酿酒。至于御寒,当地野生动物众多,可以靠皮毛御寒,而且辽河平原可以种植棉花。
明朝边墙外的东北,东部和北部山林地带以及松花江下游是女真人游猎、耕种的地方;从今天四平、长春到大庆一带及以西都是科尔沁及其属部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的游牧地,辽宁的彰武原名彰古台,昌图原名昌图额勒克,都是蒙古地名。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基本上放弃了对奴儿干都司的经营,几百个羁縻卫所只是纸面上的,女真部落向明朝纳贡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蒙古科尔沁从呼伦贝尔南迁、察哈尔汗廷东迁,何况很多女真部落同时还向朝鲜纳贡,女真向蒙古纳贡的记载很少,但是后金的尊号多蒙古文:努尔哈赤称汗,舒尔哈齐的达尔罕巴图鲁,多尔衮的墨尔根岱青,甚至还有皇太极的名字甚至大清的国号等等。
明朝对东北边墙以外的统治非常薄弱,永乐年间建造的永宁寺,宣德年间就被毁。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对东北的统治更加削弱,女真部落多次骚扰边境,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就杀掠明朝边民十余万,而所谓“成化犁庭”,离松花江都还有很远,更不用说是黑龙江。而蒙古更是明朝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边患。明朝汉民如果想迁往东北,朝廷第一个不允许,私自逃离国境性质很严重。即使明朝想要开拓东北,大明朝廷的军队都碰不到松花江,汉人农民去边墙以外开垦土地,基本上只能被女真人和蒙古人杀死或掠为奴隶。
而到了清朝,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女真民族在清太祖、清太宗的铁血手腕下,完成了统一。1584年努尔哈赤征界凡,与五部联军交战,不过是几百人规模的村战;1593年与海西女真、科尔沁、锡伯等九部联军三万交战,已经有上万的兵力;1613年攻灭乌拉部,布占泰仅以身免,努尔哈赤已经可以出动三万大军;到了1619年萨尔浒之战时,八旗已经有6万精锐之师。散居白山黑水间森林河谷里的女真部落绝大部分被编入八旗,随着对明朝战争的胜利,迁居辽河平原,再往后入驻京师和关内各地的满城。于此同时,漠南漠北的蒙古各部也全部都已经纳入了满清的统治,从山海关到威远堡边门(今开原)再到松花江边的法特哈边门(今舒兰)的柳条边,不是用来限制汉人的,是禁止蒙古越界游牧的。黑龙江流域的“野人女真”也多次受到满清的攻略和招降,到了清朝统治稳定以后,东北的柳条边外,除了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下辖各都统管辖的一些设防屯垦的城堡之外,普遍撂荒,那里原来生活的女真(满洲)人大多都从龙入关了,达斡尔、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部族一部分编入满洲八旗,一部分编为布特哈八旗,都有了比较固定的聚居区。至此,基本上所有的还留在东北的各个部族,都纳入了清王朝的军政一体编制,受朝廷直接管理,在固定的地方守卫辽阔的北方边疆,甚至被朝廷迁往遥远的伊犁落户戍边,而广阔的腹地,则成了无人区,等着以后被迁居的汉人住满。
清朝在乾隆时期,确实多次下达禁令,禁止汉民迁往关外,但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禁令就已经逐步废弛了,来关外的汉民越来越多,再也不会像明朝那样遭到女真、蒙古部落的杀掠,相反满洲官员和士兵在城堡里维持着地方治安,蒙古王公更是主动招揽汉民开垦,汉民多了以后,先设厅,然后逐步升府置县。长春原为科尔沁部游牧地,清初为蒙古郭尔罗斯前旗地,1800年设长春厅,1889年升长春府。吉林原为海西女真乌拉部地,康熙征雅克萨建船厂于此,1727年置永吉州,1747年改吉林厅,1882年升吉林府。到了1903年中东铁路贯通以后,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宁古塔副都统城)等铁路沿线城市开始兴起,今天东北的很多城市集中在此以后成立。尤其是到了光绪末年的新政中,1907年吉林、黑龙江建行省,改将军为巡抚,尽裁副都统等官职。民国时期东北继续移民开发,也是建立在清朝的开发基础与和平交接上。
汉民迁居东北也并不是始于清末的,早在太平天国的同时,东北汉民就多到可以发动农民起义了。1860年开始的王达、马傻子(马振隆)起义中,几千人马活跃在北到松花江边,南到赤峰的大片地区,攻克了昌图、伊通、开原、铁岭、伯都讷(松原)、阿勒楚喀(阿城)、农安(当年的黄龙府)等多处城池,1866年才被满清从关内和蒙古调集的重兵镇压下去,在当时松花江以南汉民就已经占据了人口大多数。同治、光绪年间汉民开垦东北更多,铁路和工矿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直到解放初,城镇化率也没有超过50%,广阔的乡野,早就已经被汉人农民占据了。
满清入关,封禁东北,本来是想能够和蒙元一样,重新回到老家,但是时代不同了,背后有了沙俄和日本,东北也不像漠北,非常适合开垦。满清把满洲人几乎全部纳入编制,集中居住,反而把辽阔的原野留给了汉族农民去开垦,而已经在城市定居的满族人在满清灭亡以后,失去了编制,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关外。
最后,继续吐槽某度:
清朝编修的《明史》,《地理志》中没有记载奴儿干都司,但是在《职官志》中明明白白记载了奴儿干都司下辖的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至于具体位置,那很多还是在《清史稿·地理志》当中做了详细的记载。
(灵感来源于南明弘光朝“南渡三案”之一的假太子案)
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帝朱由检死。留都南京官员分为两派,一派拥福王朱由崧,一派拥潞王朱常淓,内讧一触即发。驻南京的锦衣卫指挥使冯都督,得到一个南逃的千户的报告,称太子朱慈烺已经出逃,化名“王之明”,流落在北方,冯都督在与东林党钱部堂商议后,即决心派出四大高手,北迎太子南下,早定国本。
四大高手(暂命名为赵甲、钱乙、孙丙、李丁)奉命北上。为首的赵甲原是赵靖忠的“义子”,因其义父投清,不被信任,发配至南京孝陵司香,此时无人可派,只好由他领衔北上;钱乙是钱部堂的本家,临行前钱部堂与他交底,说东林党上下一致,决心拥立潞王,为保潞王能顺利即位,因此,钱部堂密令,让他无论真假,都得除掉“王之明”;孙丙一心报国,欲迎回太子,定国本共抗满清;李丁本是李自成部下,归明后态度暧昧,与江北四镇中的李总兵有旧,他在此事中秉承左右两策:如果是福王或潞王即位,他便杀了“王之明”邀功输诚;如果这两王内讧不止,都不能即位,他便挟持“王之明”南归,成为“定策元勋”。
四人北上不久,得知福王已即皇帝位。这一消息令四人不得不重新设计自己的计划。赵甲认为,福王即位,必会将“王之明”认作“假太子”,因此无论真假,他都要杀掉“王之明”,才能在新帝面前邀功请赏;钱乙明白,一旦福王立稳脚跟,去翻当年旧案,他们东林党便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转而与孙丙合作,保住“王之明”;李丁见福王即位,于是决心杀“王之明”邀功,而孙丙则陷入两难之中。
四人虽各怀心思,但首要任务是找到“王之明”。谁知“王之明”却自己冒了出来。四人于是分别见了“王之明”。最后,孙丙、李丁转而结盟,要杀“王之明”,而赵甲、钱乙则护卫“王之明”回到南京。四人在途中几番交手,最终,孙丙被擒,李丁逃走,赵甲、钱乙,带着“王之明”和重伤的孙丙回到南京。
“王之明”到南京,果然掀起巨浪。已即位的福王,如今的弘光帝下令会审孙丙、让其明白回话。
孙丙于是交待出:经他与“王之明”会面,与保护“王之明”后,发现“王之明”是清人的奸细!他受命于降清的赵靖忠,为的就是掀起政潮,瓦解南明。
于是,各方再度开始争斗。曾经的拥福派首领马阁部最终保护孙丙,为的是将“假太子”“王之明”彻底斗垮!而钱部堂、冯都督再命赵甲、钱乙杀掉被保护在马阁部军中的孙丙。
最终,二人如愿已常,杀入大牢。正要得手之时,李丁杀出,赵甲也突然反水,三人杀掉钱乙,救出孙丙。
原来,二人早已决心降清。他们敬重孙丙,于是想劝他一同降清。
孙丙此时,生无可念,自杀了。
数月后,南京城外郭,观音门外。
“王之明” 、冯都督、钱部堂,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滂沱大雨中跪在地上。
清军要入城了。 他们是来跪迎的。
要想搞笑,低俗是最快速的手段。
日本的志村健在三俗的路上走了快40多年了,
现在依然还是依靠这个维持人气的。
可是,一直依靠低俗笑料
迟早会遇到玻璃天花板的。
日本有个叫 快乐亭黑的混血,是说单口相声的,
说的全部都是下三滥的笑料,不是一点,而是全部。
结果就是没人敢找他上电视,广播,或者剧场演出。
翻过来说,保持一点三俗笑料不用,纯靠幽默和擦边球的相声演员,
依然不多。
而且要一直维持这种作品的风格是极其困难的。
侯老,马老就是典范。
(马老后期说的很多小段,其实就是外国笑话,当然是自己加工过的)
反过来说
七口人这个死杠死口 的内容
说了有一百年了吧?
不用解说大家不还是听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