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工科行业的工程师是否已经沦为新时代的农民工，被金融和 IT 行业完爆？ 第1页

像我曾经待过的外企，公司里大部分工程师们稍微有点门路都转岗了，剩下的比如我徒弟，今年才37岁，额头都已经亮得可以当镜子用。一年能出差200多天，客户催活就得起早贪黑地干，回头还顾不上家庭，妻子儿女都关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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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工程师还是一个大多数工科生梦想从事的职业，尤其是外企的工程师，收入绝对算得上相当诱人。

2006年5月，当毕业不到3年的我进入一家德国在华合资公司做自动化工程师时，俨然成了一个“富人”——月均8000多的税后收入（包括工资和年终奖），还有每天150块的出差补助，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可真是让不少同学羡慕。要知道，那时大家一般拿到手的也就是月均三四千的水平。

除了收入不菲之外，当时工程师的地位也很高。在公司的网站上，就有一句醒目的标语：“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是公司最大的财富”。的确，我们这些工程师技术水平的高低，可不就直接决定公司声誉的好坏吗？

因此，为了提高我们这些“财富”的素质，公司不惜花费巨额经费给我们提供产品应用培训、组织技术交流会——经常是在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每一次，当我们在度假村的草地上骑马欢闹，或是在三亚的大酒店里，一边吃着海鲜大餐一边望着玻璃窗外的美妙海景时，自然而然就会生出一种身为“精英人士”的自豪来。

现在回想，那可真是外企工程师们的黄金时代啊。

不仅如此，那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加入我们的队伍。

2008年夏季的一天，我刚从浙江出差回来，一到公司，同组的阿盼就笑着对我说：“你有徒弟了。”说罢，拉着一头雾水的我走到公司的会议室门口。

房间里坐了十几个青涩的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正专注地望着那个站在前排说得唾沫横飞的“讲师”——我们部门的同事阿辉。一张张涉世未深的面孔上千篇一律地露出崇敬、向往的神情。

阿盼告诉我，为了充实工程师后备队伍，公司启动了“工程实习生”计划，就是要从一些985/211大学的自动化相关专业中遴选出一批优秀的本科或硕士毕业生，把这些立志成为工程专家的青年才俊分到各个工程组，一边接受各种产品应用技术培训，一边跟着老工程师们到工程现场实习，系统培训一年后，正式成为公司倚重的“新锐”工程师。

“那个人就是上面指派给你带的。”阿盼指着那批人中一个面庞黝黑、腰杆挺得笔直的小伙子对我说。我心中暗自激动：工作5个年头了，终于要“晋级”做师父了。

“杰哥你好，我叫娄昇，你就叫我小娄好了。”腼腆的小娄足足有1米9高，讲话也十分客气，聊了两句才知道，他是82年生人，只比我小1岁，只是读了河海大学的研究生让他在参加工作的时间上“落后”了几年罢了。

“你经常打篮球的吧？”一旁阿盼笑着说道，“以后可以一起运动运动。”

“嗯，我蛮喜欢的。”小娄点了点头。

“我也挺喜欢。”阿盼对面的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也迫不及待地表态道。他是分给阿盼的实习生小冲，86年生人，上海交大本科毕业，戴着一副看起来非常沉重的眼镜，显得书生气很重。

“太好了，这下我们组总算有点人气了。”阿盼高兴地站了起来，双臂挥舞了一下，做了个投篮动作，“以前想组织个篮球队都没指望。”

先前我们这个组算上组长也只有5个人，其中2个还在北京上班，而成天只关注孩子学习的组长和身体已像气球一样渐渐鼓起的我根本就对篮球没什么兴趣。现在好了，一下来了2个生力军，阿盼总算可以以主人翁的身份去拉别组的人来组队了。

根本就不会打球、却又不甘被冷落的我插话道：“说起运动嘛，篮球我是一般，短跑倒是我的强项，没事咱们也可以比赛这个。”

不料话一出口，阿盼就发出震天动地的大笑，“就你这么肥……还短跑……哈哈，笑死人了！”

那两个新来的小朋友当然不好跟着他大笑，但也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尴尬极了，为了挽回面子，我向阿盼下了“战书”：“不信咱俩比划比划。”

阿盼抹了下眼角，满口答应：“好，好，改天工程部的人都在的时候，咱们来比比。”

不过，还没等到比赛的机会，我和阿盼就都被派往外地工程现场干活去了。

2

这次，我被派去广东湛江的一个生产烟盒包装的工厂去调试印刷机。

说实话，我在得知要“出征”湛江的消息时，就已经有点冒火了。因为我刚从浙江一个工程现场回来没几天——由于调试进度慢了还被客户老板“凶”了一通——身心的疲惫还没缓解，就又要出去干活，还是那种人人谈之色变、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活，怎不叫我心生怨气？

可是没办法，组里就这几号人，专攻印刷机械调试的也就我和北京的老艾，这次的设备又是号称国内最先进的“十色组印刷加横切”多功能生产线——这是一条足有百米长、两层楼高的“巨兽”，没有两三个成熟的工程师一齐上阵是搞不定的，我和老艾自然都躲不掉了。

不知道能不能调试成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会被领导怎么骂，我揣着这“三不知”的忐忑和哀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到了湛江，“战斗”的激烈程度自不必说，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一直以来和我相互扶持的“战友”老艾居然准备干完这票，就彻底甩手不干了。在一次挨完训斥、从客户现场回酒店的路上，我正耷拉着脑袋，想着明天怎么应付客户，一旁的老艾突然说：“我已经转去总公司的产品部，做行业拓展专员了。”

我吃惊地盯着他，看那张脸上满是即将解脱的喜悦，自己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回到酒店稍作梳洗，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他房间，想搞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弃我而去”。

“这还用问吗？”得知我的来意后，老艾反问了一句，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皮夹子递到我面前，“看！”

我翻开一看，透明的塑料皮框后面赫然露出一张女生照片，文质彬彬的长相，一副甜美的笑容。

“你女朋友？”我抬头问道。

“是啊，做老师的，怎么样？”

“不错啊，老艾你真厉害啊，”我由衷地赞叹道，“居然能在百忙之中把这大事给搞定了！”

“唉，谁说不是呢？”老艾一边将皮夹子接了回去——在收起之前，还意犹未尽地多看了两眼照片，“干咱们这行的，想找到对象可真得天天烧高香。”

我不禁默然。

老艾说得不假，做自动化工程师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频繁出差做项目的，想成家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除了那些在大学就早早搞定另一半的幸运儿以外——别人不说，就说我，年初有个好心的大姐给介绍了个姑娘，本来定好了相亲见面的时间，可就在我喜滋滋地做着“见佳人”的美梦时，一个电话就把我派了出来，等1个多月后我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佳人”早就音讯全无。

想来这种事情确实怪不得别人，面都还没见着，一下就消失几十天，换了谁也会在心里打鼓：跟做这种工作的人以后怎么过日子。

没对象的难找，有对象的也难守。那些因出差太多而导致拌嘴、吵架的家庭闹剧，在身边屡见不鲜。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哥们躲在酒店房间的厕所里，跟一个劲儿地逼问他什么时候回去的女朋友吵个没完，最后气愤地把手机摔在地上。当然，更惨的还有在外漂泊数月后兴冲冲地赶回昔日爱巢，却发现已然人去楼空，只能独自“怆然而泣下”的……

老艾显然不想成为上述不幸的人们中的一员。

“我算了算，去年我差不多出了180多天差，”他掰着手指算道，“看今年这架势，就要奔着200多天去了，再不跑路，这好不容易搞定的对象说不准就丢了。”

“但是……”我拼命想列举些做工程师的好处，似乎是想说服他——其实更主要是想让我自己保持心理平衡——回心转意，“你都做了这么多大项目了，上面还准备给你‘运动控制专家’的荣誉称号，转去做行业拓展专员，多可惜……”

“可惜啥哦，”老艾一挥手，“你也来了好几年了，该明白咱们这的情况——工程师永远只是干苦力活的。”

的确，原先光彩夺目的“工程师”，其实正在渐渐沦为“干苦力”的代名词。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出了至少150天差。尤其是2007年11月底，本在广东中山出差的我，忽然被领导紧急调回上海，帮一个客户调试即将在工业展会上展出的设备。加了一个周末的班后，又立刻被“十二道金牌”催逼着北上西安，投入另一场“战斗”中。

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觉得回办公室都成了件奢侈的事，看着那些公司正常上下班的同事们，我甚至觉得自己和他们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长期出差、工作环境恶劣、没有前途，即使这些都能忍受，还有个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弊端，戕害身体啊。”老艾捂着自己的胃叹息道，“所以啊，说什么也不能做工程师了！”老艾斩钉截铁地说道，接着，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以后做项目的重担可就落在你肩上啦！”

话虽这么说，但那种解脱的喜悦又浮现在他脸上。

一瞬间，一阵难以抑制的羡慕嫉妒恨在我的心中翻腾起来，我也想像他那样，轻飘飘地来一句“以后靠你了”，然后就把苦差事丢给一个一脸痛苦的倒霉蛋。现在想来，我开始动了不做工程师的念头，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3

老艾“跑路”给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2008年10月的一天，组长拿着一叠图纸，略带愧疚地站在我面前，“这个项目原来是艾工调的，可是现在……”我心头一紧。

“我手上有项目啊，西安那边的第二条线……”我闪开身子，让满屏幕都是控制程序的电脑显露在组长眼前，好让他发发慈悲，饶过我这个手里活都做不完的可怜人。

组长却像根本没看到一样，自顾自地继续说道：“领导觉得还是你去接着调试比较合适，毕竟我们组现在就你对这摊事比较熟了。西安那边的项目你先过去调，后面北京工程部那边派个人过去顶你，毕竟这是第二条线，成熟的项目嘛。”

我纵有一万个不情愿，也只能遵命行事。现实摆在眼前，老艾走了，原本属于他的活统统都会落到我头上。本来还希望公司能够招人顶替老艾，却得知由于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公司对来年的经济形势并不看好，所以一切招人计划都暂时冻结了。

就在这段怨气冲天的“顶岗”时间里，我在项目现场结识的另一个“苦人儿”刘工，让我彻底下决心不做工程师了。

刘工快50了，瘦削发黄的脸上架着一副看上去很轻的眼镜，是我们合作伙伴厂商的工程师，一直非常敬业。每次客户的设备开动起来，不管和他负责的有没有关系，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跑前跑后观察状况，还经常给我们提出改进意见。

但就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工作认真的工程师，脸上却总是挂着淡淡的忧伤。在一次闲聊中，我得知了其中的原委。

那次，当大家聊到各自去年出差的天数时，我叫苦说自己出了150多天，希望能博得大家深切的同情，不料刘工听后却很平静地说道：“我出了300多天。”

我被这数字给惊到了，这也就是说，他几乎就没几天呆在家里。想到这里，我不禁脱口而出：“那你家人能接受吗？”

他凄然一笑，“怎么说呢？也许都习惯了吧……”停了会儿，他接着说道：“我女儿现在上高中了，我回去她都不怎么搭理我。”

我心中升腾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悲凉，往后做下去，无非也就是这般了。可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像老艾那样转到总公司去做行业拓展专员？这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我也知道，这注定走不通。且不说我没有老艾的能力和名气，就说我们工程部一下子转两个人去总公司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转型做销售？销售岗位我们合资公司就有很多，不用往总公司转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我试着打听了一下，但很快，内部转岗的路也被堵死了——

那天，当我把转销售的想法告诉组长后，他和颜悦色地劝我道：“还是好好干技术吧，现在艾工刚走，咱们这能调印刷机的就你了。项目这么多不说，还有新人指望你带带呢。”

也是，公司好不容易培养一个能干活的工程师，不会轻易放走的。我“狠起心”，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可也许是没有销售经验的缘故，投出去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不得已，还得接着干活

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斗志全无的我带着徒弟小娄去广东中山调试分切机。由于这种机型的技术难度不高，我很快就完成了调试任务，然后还趁着客户做机械优化的空当，和小娄抽了一天去深圳的航母上游玩。

小娄大概是没想到第一回出差就这么轻松愉快，一个劲儿地捋着被海风吹乱的长发对我说：“咱们这活不累啊。”

我当然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笑笑了。

4

2009年1月，在上海区工程部小型年会上，我和数月都不曾碰面的阿盼终于实现了比试短跑的夙愿。

趁着酒足饭饱的热乎劲，在小娄、小冲等一群新人的呐喊助威声中，我、阿盼，还有凑热闹的阿辉，在体育场的一个空平台上连续比试了2次，我果然都胜过了阿盼。

尽管为了这场狂欢，我俩都付出了“代价”——阿盼在最后一次比试时摔了一跤，我则在比赛后因用力过猛而直犯呕。但当我坐在水泥台阶上休息时，小娄和小冲一直站在我身旁，这一其乐融融的氛围忽然让我转行跳槽的想法有些动摇了。人非草木，对于公司，我还是多少有些留恋的。

不过很快，残酷的现实就把这最后一丝留恋彻底掐断了。

入春的一天早晨，我正准备迈进公司大门，就接到中山客户的工程师的电话。“告诉你个好消息，”他兴奋地说道，“你们公司跟我们这又签了三台机器的合同，你明年就住我们这里好啦。”

我呆若木鸡。前年，老艾正是在这个客户的厂里待了整整4个月，只为调试成一台机器，这也是导致他萌生去意的重要原因。现在，要我连续调3台机器，可不真得住那里了吗？想到年近30的自己，还背负着光荣而艰巨的“找对象”的使命，原先有些动摇的跳槽想法又变得坚决起来，赶忙又将简历一通疯狂投递。

这一次，投递终于有了结果。

2009年4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家德国企业的面试通知，得益于我正好拥有他们想要开拓的印刷机行业的技术经验，经过波澜不惊的两轮面试，我在5月初就接到了录用通知。有了底气的我就直接跟组长提出辞职，可能早就知道我有“反骨”，组长倒没太多意外和震惊，在经过几次简单的面谈后，组长同意我离开，只要求我能在离职前站好最后一班岗——带着小娄去把广东中山客户的一台机器调好——也是客户工程师跟我说的3台机器中的第一台。

“战役”刚开始，恰逢总公司的大领导来此视察，一番交谈后，大概是领导感到如此重要的项目居然是由一个将走之人领衔调试，实在不靠谱，在他离去后，便有了公司要派人来这里接替我担负主调任务的传闻，我当然乐见其成。

果然，没过几天，这个来接替我担任主调任务的人就出现在我面前——此人竟是老艾。

这样，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便出现了。去年，正是在广东，准备去总公司做拓展专业的老艾对我说出那句让我无限惆怅的“以后靠你了”；而现在，又是在广东，即将跳槽去做销售的我却又将这句话还给了无可奈何来接班的他——真可谓是“甩锅大轮回”。

当我满怀着解脱的喜悦，向这群“老战友”们挥手告别的时候，全然没有注意到小娄脸上那复杂难测的表情。

其实，我的“跑路”对老艾来说倒并无太多影响，毕竟他已经是总公司的拓展专员了，这次只是暂时来帮忙，以后这摊子活还是要交到我原来的组里——就是只跟我出过两次差，一次跟我游玩、一次为我送行，且根本没从我这个名义上的“师父”处学到什么真正本事的小娄身上。

而就在我离开公司不到一年，备受领导们器重、从华东理工毕业就来公司工作的阿盼也走了。和我离开的原因不同，阿盼是觉得“没有前途”。

“这么一级级往上爬，得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再次碰面，年轻气盛的阿盼对我说道：“而且每年工资就涨那么一丁点，想买房都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我同情地望着这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84年出生的他只因为比我晚工作3年，工资就落下一大截，正好又赶上房价大涨。

“那你想怎样？”我开口问道。

阿盼回答道：“做工程师的出路，无非三条：转岗做销售或市场拓展、升职做领导、自己干。你和老艾走了第一条，我也打算跟你们一样。不过，我这次去的是个在中国区只有几个人的小美企，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技术和销售都要做，后面可能慢慢会转销售。”见我一时还没理解过来，他就笑着补充道：“这样工资会更高，以后升职的机会也会更多。”

看来，他已经算好了两条路了。

就这样，两个“师父”先后跑了，小娄和小冲只好提前挑起大梁了。

5

2010年夏天，我又到广东出差，经过中山时，突然怀念起那个把我吓跑的客户来，便顺道过去转一转。在那里，我见到了正在车间调试的小娄和小冲，恰逢他们得空，三人就在车间外聊了起来。

年纪较轻的小冲率先抱怨起来：“唉，你们都走了，可把我们害苦了……”原来，当挑剔的客户看到担任主要调试任务的工程师突然变成了面孔稚嫩、目光中满是忐忑不安的小伙子时，很是失望。失望是基于不信任，不信任又会激化矛盾。往后，只要他们在调试过程中出一丁点差错，哪怕只是稍稍表现出迟疑，设备主管往往就会掏出手机打给领导：“喂，这两个小子行不行啊？要不换人来吧。”

在这样难堪的氛围中，两人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起码可以在设备检修、维护时允许我们出来聊天了。”小冲苦笑着说道。

小冲脸上原本就很“肆虐”的青春痘已经像喷发的火山一样到处发作了，知道这都是累出来的，也只能安慰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再转看小娄，他的脸比之前更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车间的灰给蒙的。

“怎么这里的印刷机都交给你调了？”我虽然知道自己走了后小娄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但也想不到他会落得如此灰头土脸的，“不还有从其它组抽过来的两个同事吗？”

“唉，一个早就去做销售了，还有一个被提为工程组的组长，忙着到处‘救火’，这摊子事只能丢给我了。”小娄的脸本来就长，说这话的时候下巴简直都要贴到胸口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从中读出埋怨来。

我早就听过以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师父”，徒弟还没上手就只顾自己奔前程去了。这话让我颇为愧疚，现在看到小娄果然很“凄苦”，便心虚地低头看着我们三人投在地上的歪歪斜斜的影子。

“也好，这样学东西更快点。”小娄似乎觉察出气氛有些尴尬，便笑着解嘲道。

小娄说得倒是不错，他本身就是研究生毕业，功底不错，又勤劳肯干，因此很快就胜任了主调工作。到了2010年秋，当我再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时，已然都是由衷的赞叹。

“娄工啊，绝对聪明，现在完全可以独立调试了，有什么活领导都放心地让他去了。”以前的同事竖起大拇指赞道。

“娄工太给力了，现场遇到什么技术难题都能给解决喽……哎，老实说，人家可比你当年进步快多啦。”以前的客户也毫不客气地“厚此薄彼”。

其实，也不用听这些话，光是从我原先还能时不时接到合作方打来咨询技术问题的电话，而现在已经基本绝迹这一事实就能看出，小娄——不，现在应该叫人家娄工了——已经完全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了。

我当真为这个“名为师徒、实为哥们”的大个子男生感到高兴，毕竟，能得到如此好评，是一个工程师的光荣。

可是，这对小娄来说却未必全是幸事。

7

2011年1月，我在先前组长的推荐下，又重新回来，如愿以偿地成为总公司的销售。原先组里在北京的那个同事也转去了别处，陆续补充了四个新同事，小娄和小冲则已然成了老员工了。组里人丁兴旺，我看了也高兴。

可我每次去工程部转的时候，几乎都看不到小娄。

一次，我见到了小冲，问他小娄呢，他摇着脑袋、叹了口气道：“现在公司的主推的是新产品，我和新来的哥们都去弄这块了，你们以前用老产品做的项目只能全丢给小娄做了，别的不说，就广东那摊事就够他忙活的了。别说你时不时来转转看不到他，就我们坐一块的能看到他那也跟撞见大熊猫一样。”

我默默地瞅了一眼对面空荡荡的位子，洁白的台面上只有整整齐齐的一大摞工具书。

好不容易在年底，我又见到了他。

一见面，我就大吃一惊，多日不见，他竟苍老许多：原本压在眼帘上方不远处的发际线已经一路败退，留下一大片丢失的阵地——如鹅蛋石一样光亮的额头；黝黑的脸上泛着惨黄，就像是在网吧里干熬着打了一整夜游戏一样；一双本该明亮如镜的眼睛里满是浑浊的迷茫，目光落到哪里都像被粘住一般，好半天才又会移动。

“我今年出差肯定超过200天了，不知道有没有到250。”他自嘲地撇嘴一笑。

我愣住了。这话，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刘工，他那总是被阴郁的表情所占据的消瘦面庞又浮现在我眼前，好半天我才冒出一句废话：“干嘛不跟领导提呢，争取多派几个人来干这摊活，也好分担压力啊……”

果然，他苦笑着反问道：“你又不是没在这里呆过，你觉得提了会有用吗？”

谁都知道，这摊事费力又不讨好。本来就是用将要退市的产品来做的项目，对领导来说没有任何“营养”，但又不能不做，所以，既然有个这么能干、肯干的小伙子顶着，那就让他干着呗。这也算是“能者多劳”吧。

当然，频繁出差也不尽是坏事。

时过境迁，一般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从业者的收入，早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即使是在原先令人垂涎的外资企业工作，也和“精英人士”完全搭不上边了。但作为干苦力的工程师，反倒可以攒下可观的积蓄来。

以前我做工程师的时候，公司定的出差补助标准是每天150元，后来涨到170元。而现在公司实行新的激励政策，出差补助可以达到每天300多（如果去的是消费水准较高的大城市还会更多些）。这样，像娄这样一年200多天在外面出差的，光补助就能攒下大几万来。而且，真出差干活，连消费的欲望都没有了，如此一来，连工资奖金都省下来了。

“今年我攒了十几万了，加上前几年攒的，父母再支援点，可以付得起买房的首付了。”谈到这里，小娄总算露出舒心的笑了。

2012年春的时候，小娄就已经在闵行区北边开始看起了房子，他的预算是总价150万，那里还是有不少符合他要求的房子的。可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去出差了，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原来看中的房子的价格已经涨了好几万，他有些犹豫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又被派去出差了。这下好了，等再回来已经是深秋了，房价又飙上去了。无奈的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可还没理出个头绪来，就又被派出去了……就这样，手握着几十万、眼巴巴地就想买套房，居然硬是没能出手。

等到2013年，小娄终于用比原先预算多了50万的钱，买了比原先偏得多的房子。

与此同时，小冲却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他没有像我和他师父阿盼那样通过“激烈”的跳槽方式，而是波澜不惊地通过内部转岗成了合资公司设在苏州办事处的销售。

“恭喜啊，终于谋得好前程！”大家都向这个幸运的小伙子表示祝贺。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能从工程师转销售，就是踏上一条前途光明的康庄大道了。

如此一来，原先组里的七个人，就只剩下老组长和小娄还在坚持了。

尾声

2015年9月，一直在总公司销售岗位上想入非非混日子的我，终于又跳槽到另一个外企“换换环境”了。后来，几番折腾，尝试过自己创业，失败后，又狼狈地做起了销售。

事实证明，我做销售的表现远远不如做工程师，但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再回去做工程师。原因很简单：虽然工作年限与职级相当的销售和工程师在薪资上相差不大（除了那些实施高激励制度的公司里的那些拿提成拿到手软的顶尖销售），但二者之间，无论是在当下的工作舒适度，还是远期的职业发展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

论工作舒适度，很多销售都是区域化办公，没有出差之说；即使是需要出差的，也不会像工程师那样被“粘”在项目上长时间脱不了身；而且，销售的工作场所大多是在窗明几净的客户办公室，抑或是觥筹交错的酒店包厢，哪会像工程师们那样成天呆在充斥着噪音和粉尘、飘着各种难闻气味的工厂车间。

论职业发展，只要看看那些高层管理者的履历就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是做销售出身的，或者是做过工程师又转去做销售的。单纯从技术岗位一路攀升上去的，少之又少。更何况，做好销售本身就能为“赚大钱”积累资源和人脉，跟人打交道的肯定比跟机器打交道的混得开，这道理都不用多讲。

这不单是我的看法，其他从工程师转岗的人也都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态度——

老艾继续在总公司做着产品专员，虽时不时需要出差，但再也不用过那种“一待就是4个月”的苦日子了，他可以在周二或周三搭乘飞机或高铁来上海，跟销售一起拜访客户、做产品方案，然后在周五赶回去和老婆孩子欢度周末（他已经是两个娃的爹了）；

阿盼果然实现了他当初的志向，在小公司做了几年后转岗成了销售，后来据说跳槽去了另一个小公司当了总经理；

而小冲则在做了几年苏州区域销售后转到总公司做了行业拓展专员，后来还荣升上海区域的行业主管；

只有小娄继续过着苦哈哈的日子，由于背负了数额不小的房贷，他也就以出差攒钱还贷款为目标了。再后来，娶妻生子被“套牢”的他，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习惯遇到困难就撤退、遇到不顺就跳槽的我曾不解地问他：“你咋不试试申请内部转岗呢？真不行，就换个公司嘛。”

他则憨憨地一笑：“算啦，你说领导会放我走吗？现在用老产品做的项目越来越少了，上面也让我学点新产品了……会慢慢好起来的。”

就这样，这个老实人继续埋头做工程师，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转岗去做销售或业务拓展的同事，最后连老组长也转岗去做了备件销售经理。

其实，我是真心希望像小娄这样一直坚守的工程师能够受到公司的重视，毕竟，“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是公司最大的财富”。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再争先恐后地从工程师转去做销售或其它职位，也许就真是工业制造业再次腾飞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