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很大。
首先是拉玛一世——郑华,他对郑信口头上崇敬有加的原因很好解释:
不幸小邦福薄,于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祸延亡父,昭因病身故。临终之际嘱华慎重无改旧制,当以社稷为念,天朝是遵。华自父故任政之后,幸赖皇天福庇,属土皆安,回思旧制,暹罗忝叨属国,理合禀报。兹特遣朗亚排川罗蒂赍文禀赴阶前,并差船商驾船前来护接贡使回国。俟至贡朝,华当虔备方物朝贡,俾亡父被皇恩于不朽,使华永戴圣德而无穷。
——北京故宫清史档案中的泰国国书
这很好理解吧:难道昭披耶却克里要光明正大地承认“对没错,我趁着内乱,把我老丈人郑信和他儿子都给打死了,自己当了国王”吗?
要知道,郑信当年可是在大城王朝灭亡以后,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复国、称王的。就算是这样,还是一开始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
(郑信)与暹罗国王宜属君臣,今彼国破人亡,乃敢乘其危乱,不复顾念故主恩谊,求其后裔复国报仇,辄思自立,并欲妄希封敕,以为雄长左券,实为越理犯分之事。
——1768年就泰国贡使问题,爱新觉罗弘历对两广总督李侍尧的指示
另外,在1782年以后很长时间里,郑信其实是王室的话题禁忌:
吞武里王朝灭亡后,作为吞武里王朝创始人的郑信,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很多历史真相被恶意篡改,比如说郑信的死因,曼谷王朝初期流传的说法是,郑信晚年患了“心疾”,神经错乱,疯疯癫癫,所以才被他的部将兼女婿通銮取代。这显然是一种污蔑不实之词。本来,披耶讪攻陷京都之后,郑信答应退位,剃度出家,按照佛教惯例是可以免死的。可是郑信最后还是遭到杖杀,与常人不同的是,他是被人用檀香木棍打死的,这是处死帝王的礼仪。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郑信的事情成了老百姓不准议论的禁区。
——段立生《泰国通史》
wikipedia的Taksin词条也持同样的观点:
During the Bangkok Period right up till the Siamese Revolution of 1932 King Taksin was, said, not as highly honoured as other Siamese Kings because the leaders in the Chakri Dynasty were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ir own political legitimacy
但是,作为华裔融入泰国的典范(郑信之母、之妻都是泰国本地人,而且他和儿子也有常用的泰语名字),郑信保护了泰国更多的村镇,使之免于像阿瑜陀耶城那样被缅甸侵略者烧杀抢掠。他还解放了缅甸占据二百多年的清迈,使北方的小泰(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重新加入泰国大家庭。他还出资抢救了濒临散失的文学作品《拉玛坚》(《罗摩衍那》的泰国版),并把佃农的每年劳役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
因此,随着泰国民族主义的逐步发展完善,以及立宪民主政治总的进步趋势,1954年泰国政府也终于出面,在吞武里为这位伟大的王者树立了纪念碑。
此碑为纪念达信皇大帝和增进他的荣誉而建。他是泰国人民的好男儿,生于佛历2277年(1734年),卒于佛历2325年(1782年)。
泰国政府和人民于佛历2497年(1954年)4月17日敬立此碑,以便提醒泰国人民牢记他抵御外敌,恢复泰国独立和自由的恩德。
吞武里王郑信出身于一个华人的家庭,但不影响他成为一位著名的泰国民族英雄。正如早期成千上万华人移民家庭一样,郑信的父亲是一位潮州澄海县的破产农民,因生活所迫,移民泰国。他们很快就融入了泰国社会,为创造泰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工作,为捍卫泰国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不惜流血牺牲。郑信正是团结了包括华人和泰人在内的所有爱国力量,才赶走了缅甸侵略者。因此,对吞武里王郑信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华侨华人在泰国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肯定。
——段立生《泰国通史》
并没有什么一直尊敬有加,很长时间之内都是禁忌话题。
1782年4月6日,拉玛一世篡位,处死郑信及大批王室成员、清洗众多忠于郑信的各级官吏,开创了曼谷王朝。王朝初期,可能并不承认郑信是国王,但曼谷王朝毕竟是继承吞武里王朝而产生的,郑信对曼谷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是以曼谷王朝的史家在记叙郑信时显得左右为难——歌颂郑信的吞武里王朝意味着否认曼谷王朝的政权合法性;而诋毁郑信统治十四年的合法性,则又否定了郑信继承大城王朝的合法性,继而否定了后来继承者曼谷王朝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在泰国正史的编年史中,郑信的地位显得尴尬,一方面要推崇郑信复国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出于政治需要又要对郑信加以诋毁。结果,泰国编年史中郑信登基后的历史问题重重,早年的历史甚至无人记载。
新旧王朝更替时,郑信家族的大部分男性成员都被清洗了,后来宫摩坤甲刹拉努七(郑信与拉玛一世长女之子)“叛乱”中,仅剩的少数郑信后裔又遭清除。在这之后,利用郑信的名义威胁曼谷王朝统治的危险性逐步降低,到了拉玛四世时代,才终于承认了郑信的国王身份。
后来的史书编写中,对拉玛一世篡位如此描写:“一世王出征柬埔寨凯旋,兵士见其跨白象,身发异光,咸爱戴之。未及京师,而王(郑信)已崩,暹民遂拥之为王。”(许云樵翻译的《暹罗王郑昭传》前言引用泰国官方史书)将杀死郑信的罪责全部推到披耶讪卡身上,说在拉玛一世入京之前郑信已经被其处死。
曼谷王朝的御用文人也常常在著作中污蔑郑信晚年精神失常,有因静坐不得法导致和因处死两位妃子导致两种说法,更煞有其事的举出精神失常种种表现,如:自封“佛陀再世”并下令众僧膜拜,并且鞭笞僧正;取消西方传教士的特权,驱逐西方传教士;对各级官吏、外贸商人甚至一般民众滥施刑罚;1780年安南战俘叛乱,郑信滥杀安南人等等。
这一状况直到1932年泰国立宪革命后才稍微转变。1940年前后,泰国艺术厅文学局的员工卑拉室利察拉莱(中文名吴福元)研究了七年郑信,发表了一篇《昭披耶宋加绿传》,因众所周知的苦衷,名义上写郑信麾下大将,实际写郑信,对正史中不实之词重新改写。
当时有许多人批评这是对拉玛一世的污蔑,不过这篇文章得到了军方的赏识,曾作为陆军中校拍叻察纳拉叻葬礼的赠品,因为他是昭披耶宋加绿的后人。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剩下的就如同高赞答案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