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18年日本干涉西伯利亚和1931年九一八关东军入侵满洲的发展完全不同？ 第1页

正文部分大多数直接引用以前的文章，先上结论，可以总结为三条：

（一）日本就西伯利亚问题和美英法等国的立场是对立的，就英日同盟解散后日本混乱的外交关系，为了寻求对三国的妥协，在美英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方面选择撤军。

（二）日本国内的政治运动与内阁动荡，尤其是寺内、原敬两内阁总理大臣死后的动乱局面使日本放弃了对西伯利亚的占领。

（三）苏俄及其仆从军的作战能力与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日本无法全力将其陆军部队投入到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战争之中去。

题主所说的“美英等国支持”的条件实际上对于日本来说是不成立或者说不完全有效的。第一次就出兵的议案是在大正六年（1917）十二月底。英法两国向日美两国提议，为了防止储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区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国之手，并且将这些物资提供给鄂木斯克政府，以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必要出兵海参崴。得到协约国议案的本野外务大臣，正因为日俄协调外交的崩溃而烦恼，立刻接受了这个提案，并且派遣外务省人员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使馆收集情报，开始准备工作。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必须立刻出兵俄远东地区，以确保日本的优势地位。对此，小心谨慎的重臣原敬表示反对，认为协约国的提议并不合理，日本若贸然接受，很有可能陷入一场无谓的战争，并且说服了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在军费不足与外交关系的两个问题重压下，出兵西伯利亚的决议暂时被搁置了，但是并没有被彻底放弃。

到了大正七年（1918）一月，鄂木斯克政府及其远东地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白卫军团体宣称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渗透，有必要邀请协约国派遣军舰停驻在港口，日美英三国接受了白卫军团体的请求，其中日本派出了“石见”“朝日”两艘军舰以及两艘破冰船向俄罗斯远东进军，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施加压力。以此为契机，主张出兵干涉的河野外务大臣再一次将出兵的议案提上了内阁会议，并且指示外务省对协约三国进行交涉，根据交涉结果，英法两国认同了本野的主张，如果日本出兵，英法会给予支持，至少是原则上不反对。而美国方面则婉拒了本野的提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若日本单独出兵，不会予以任何认可与支持。外务省对三国交涉的结果与消息传到了内阁会议后，一向反对出兵的原敬严厉指责了本野的行为是独断专行，而有关西伯利亚出兵事项的调查会也驳回了本野的提议。为了压制军中的主战派，元帅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公爵于三月十五日向寺内内阁总理大臣提出意见书，就出兵西伯利亚一事，做了以下论述^[1]：

“若无俄人之主动邀援，就贸然出兵，不仅是施加压制干涉，而且将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之猜疑，不仅不能指望其支援，而恐今后将带来许多忧患。假使贸然出兵西伯利亚，即使帝国陆海军能与之对抗，而遗憾之事则是军需补充及军费筹措不能不有待于英美援助。”

山县在此指出了日本的问题所在，在脱离英美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干涉战争，对于日本的外交处境十分不利，也以此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主张出兵者的第一次机会就此消失了。

然而活跃的军方并未因此就放弃出兵的决定，在出兵议案在内阁悬而未决的期间，作为陆军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将军，开始向远东地区的俄罗斯白卫军领袖谢苗诺夫提供援助并且展开交涉，并且继续为出兵做着收集情报的工作，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次出兵机会的到来。四月四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生了俄罗斯乱军杀害三名日本商人的事件，这起纠纷引起了日本原先派遣驻扎在此地的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并且对当地政府与俄罗斯人进行威压。外务大臣本野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向内阁再一次提议出兵西伯利亚的举动，然而又遭至了内阁成员的讥讽与反对。实际上，这一次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登陆非但没有解决问题与纠纷，反倒激化了矛盾，苏俄政府向日本发起抗议，认为这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前兆，就连英法美三国对于日本的行动也不甚满意，颇有微词，引起了日本外交上的尴尬局面，而本野外务大臣也因此引咎辞职，二十二日，后藤新平接替了他的职位^[2]，成为了外务大臣。尽管本野辞职，但是新的外务大臣后藤也是一个主张出兵者，加上局势的变化，使得日本出兵的条件日以成熟，而日本出兵的呼声也在国内逐渐高涨。

由于在三月，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单独退出了战争，开始着手对于国内的白卫军与鄂木斯克政府展开平定，而协约国方面恐惧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壮大以及德军东线力量的解放，希望能够使得俄罗斯重新得以牵制德国的武装力量，因此就必须将布尔什维克政权消灭，所以在六月三日的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上，做出了出兵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决定，向日本传达并确立了以下三条原则^[3]：

一、保全俄罗斯领土。
二、不干涉俄罗斯内政。
三、尽可能派遣军队至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

得知此消息的外务省与后藤大臣欣喜若狂，开始着手制定对于出兵的各项原则与建议书，其建议与内容大多袭承了本野的意见，但是在对美的关系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美国对于西伯利亚将进行积极的经济侵略，因此帝国必须援助扶持当地的武装团体，与之密切配合，并且将西伯利亚大铁道各地的军事要冲及其附属地区民政掌握于手中，以此对抗德国的渗透与美国势力的扩张。”

关于后藤的意见书，内阁会议与外交调查会的委员还是持怀疑态度，其表示若美国反对，则出兵就是不明智的行为，因此表示了对于后藤意见书的否决。然而此时的美国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六月底，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生了捷克军队的暴动，美国方面向日本提出了援助捷克军队的提案，因此，在会议上反对出兵者所述的美国反对这一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出兵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接下来的问题只是，日本出兵的规模是否应该限制在美国提议的一个旅团（七千人）的规模之中，以及将作战与出兵范围控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区及其附近一带。后藤外务大臣和陆军则提议趁此机会大举出兵，将东西伯利亚一举控制在日本手中，参谋本部也制定了高达十四万八千人规模的出兵计划。尽管原敬和平田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从对美协调的立场上出发，主张进行交涉。外务省迫于协调派的压力，被迫与美国再次进行交涉，然而外务省在交涉之中，提出了将出兵规模提高到一万二千人，并且出兵西伯利亚。最终，美国认可了前者，但是否定了后者，因此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寺内内阁于八月二日发表了出兵宣言，一万二千日本陆军军人乘上了运输船，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发。然而陆军参谋本部却又从八月九日开始，秘密将日本军以满铁调遣至满洲里，并且出兵占领了滨海，扶持了以谢苗诺夫为代表的傀儡政权，到十月底时，已经有超过七万日本军人进发了俄罗斯远东。这导致造成了日本的双重外交，造成了违背约定的局面，使得日美乃至英日关系急转直下，也引起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重视与敌视。

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就很清楚，美英法等国希望日本出兵是稳定远东地区的局势而不是希望把俄罗斯远东变成日本的领土与势力范围，对于其而言，相较于在远东制造出一个膨胀的日本帝国，还不如把西伯利亚继续维持在俄罗斯的框架内。而且就出兵数额，英法美不过希望让日本军充当保卫海参崴地区的守备部队，因此一万余人的规模就算其容忍范围内，如果日本要将西伯利亚纳入其势力范围，也就是如同历史上一样进军西伯利亚，十余万陆军部队的规模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当十万日本帝国陆军踏上了俄罗斯远东的领土后，西方帝国主义还能容忍日本帝国的进军么？即便不予以道义上的谴责也要停止其对日本的援助，而失去了援助也就恰好陷入山县有朋元帅最担心的局面，对此，日本不能不顾虑美英的态度。

在日本军大量出击进军西伯利亚后，吃惊于日本出兵规模的美国方面疑虑于日本有独占东西伯利亚的意图，向日本提出了抗议。新成立的原敬内阁正因为在此之前，在三月爆发的韩半岛独立运动与五月份爆发的中国反日运动而苦恼，外交局面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此时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西伯利亚干涉的抗议，已经苦于出兵西伯利亚的原敬自然是非常高兴，希望能够以美国的压力来减缓日本出兵的规模，压制膨胀的军方。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作为老奸巨猾的军阀首脑，为了避免内阁总理大臣与美国方面的压力，暂时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同意减小出兵规模，撤回一部分军队的提议。根据田中在会议上与内阁达成的妥协，日本军准备撤军三万四千人，作为第一期的目标，在大正八年初（1919）开始执行，仅仅在三个月内就撤退了近五万人的部队规模，可以说原敬政府的撤军是有诚意的，这是干涉战争之中的第一个政策转折。

大正七年（1918）十一月，俄海军大将高尔察克发动了军事政变，成为了鄂木斯克政府的首脑，并且得到了英法的承认与支持。对于日本来说是承认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政府，还是继续扶持谢苗诺夫的傀儡政权，成为了一个难题。原敬内阁总理大臣主张承认高尔察克，但是迫于陆军与参谋本部的压力，又不能取消对于谢苗诺夫政权的支持。经过内阁的讨论后，大正八年（1919）一月二十六日，原敬内阁出台了《对俄政策方针》，确定了日本的反苏俄立场，与各协约国进行协调，承认了高尔察克政府，但与此同时，又在日本及其傀儡谢苗诺夫占领下的远东设立自治区。到了三月份，高尔察克及其鄂木斯克白卫军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一时间占据了部分优势，因此原敬内阁决定加强对于鄂木斯克政府的支持力度，向协约国各国提出共同承认高尔察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对于承认高尔察克政府的条件则是^[4]：

一、割让北桦太岛及其油田与煤矿的利益。
二、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南段控制权。
三、缔结相应的渔业协定。

正当各协约国正式承认鄂木斯克政府之际，局势却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俄红军从五月开始发动反击，在八月份彻底击溃了鄂木斯克白卫军，协约国干涉俄国内战的计划也失败了，英国决定彻底放弃高尔察克政府，并且从俄国内战之中脱身，各协约国家也纷纷决定放弃干涉。因此，原敬内阁不得不再一次调整对苏俄的政策，失去了高尔察克政府，日本开始一心一意地扶持谢苗诺夫，参谋本部决定派遣而使五万四千大军赶赴前线，保卫在日本控制下的远东三州。然而在外交调查会议上，以犬养毅为代表的反对派指出，本年度的军费已经达到了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一，再增兵下去就要财政崩溃的可能，并且有可能导致日美关系的恶化。最终原敬决定，向美国方面提出建立日美共同扶持建立新政府的建议。然而由于十一月，鄂木斯克政权崩溃，美国方面认为干涉已经无望，放弃了干涉的念头，在大正九年（1920）一月宣布撤军并且拒绝了日本的提议，要求日本也在期限内撤出军队。

到这里又暴露出日本对西伯利亚政策的矛盾，一方面日本在鄂木斯克政府崩溃前面临着就扶持谢苗诺夫傀儡政府还是直接承认鄂木斯克政府的合法性的抉择，在犹豫的做出决定后，既搁置了其对于傀儡谢苗诺夫的扶助，又遭遇了鄂木斯克政府在苏俄军的进击下溃败的窘迫局面。这时候日本面临的选择就是继续扶助谢苗诺夫政府还是转而和苏俄政府直接沟通，而在美国的压力下又被迫进行撤军，撤退的军队越多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压力就越小，日本的谈判筹码就越少，而日本又不愿意完全放弃谢苗诺夫政府，因此就在一面扶持傀儡政府的情况下一面进行撤军，这种完全矛盾且对立的政策暴露出了日本决策的混乱不堪，而这种混乱的决策使得日本在西伯利亚问题上进一步陷入被动。

而面对美国方面的撤军要求，田中陆军大臣立刻提出^[5]：

“苏俄军之东进，对于帝国治安下远东三州进行扰乱，进而对帝国之存在进行威胁，对此，应坚决予以阻止。”

原敬也十分忧虑，一方面，日本的单独驻兵既会导致日本与各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也会给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因而举棋不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6]：

“今后之计，宜抓住时机，集中居留民，将兵员全部撤退，而止于海参崴，并与中国共同守备其领土内之中东铁路，以改变局面，若有过激派试图破坏此守备，或在我领土内宣扬过激主义，届时转入攻势，占领适当领土。至于占领后成立政府在撤兵，或是作为我国领土，皆无不可。”

作为对于原敬想法的呼应，田中立刻派遣陆军第十三师团至远东，并且命令当地驻军司令官大井成元立刻开始着手新政府的组织。然而苏俄军及其组织的活动，却使得日本方面十分头疼，先是成立了滨海州临时政府，苏俄军在一月底开始对驻守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的日本守备队发起进攻，在二月底日本守备队宣布投降。四月一日，美军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退，然而日本军也在同一日进驻占领了这里。海参崴派遣军与滨海州临时政府开始了谈判，要求其保障日军作战的必要与抑制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滨海州临时政府表示愿意接受日本的要求，然而由于怀疑俄方的密谋，日本军与四月四日发动了占领全城的进攻。此后，滨海州临时政府召开了会议，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远东共和国，开始与日本的对抗。而大井成元司令官则表示，只要远东有了稳定的自治政府，日本方面就会主动撤军。

在五月的劳动节纪念会上，日本的进步教师组织提出了撤兵的要求，并且在全场一片掌声之中得到了通过，此时日本国民对于撤军的呼声十分高涨，也希望日本从西伯利亚战争之中脱身。然而在五月二十五日，发生了著名的尼港（庙街）惨案，在二月底被俘虏的日军守备队成员与日本侨民，在日本救援军进攻的过程中，被苏俄军残忍地虐杀，到二十七日，苏俄军杀死了几乎所有的俘虏与侨民，然后烧毁市区撤退。这件事被陆军大肆报道与宣传，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撤军一事又遭到了搁置。其中一起关于三月十三日的报道是这样的^[7]：

“三月十三日夜间，十二日上午被监禁的日本女性和她的孩子，在阿穆尔河（黑龙江）畔被残酷的杀害了。她的尸体被人丢入了雪堆之中，三岁的孩子也被丢了下去。连孩子都要杀害，这是野兽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孩子一开始还活着，躺在母亲尸体的一侧，大雪覆盖在他们身上。在死去的女人身上，因为大雪覆盖而感到寒冷的孩子发出了悲鸣和哭泣声，在雪覆盖的地面上，突然钻出一双小孩子的手足，人类的凶暴与残酷，也可见一斑了。”

然而日本与远东共和国有关撤军的谈判与协商，还是不得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进行。大正九年（1920）十二月与大正十年（1921）三月，远东共和国向日本提出缔结通商协定，考虑到同年三月，英国已经与苏俄签订了通商协定，担心在经济扩张上落后的日本，在原敬内阁总理大臣的决定下，以以下条件作为谈判的根本^[8]：

一、远东共和国切实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二、禁止激进派在朝鲜及日本本土的宣传活动，取缔不逞鲜人的反日行为。
三、尊重日本及日本人在条约上规定的既定利益。
四、对外国人给予出境、入境、从事商业、工业、交通、航海等行业以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永租权等权利。
五、拆除要塞化工事，使得海参崴成为商港。
六、延期处理尼港（庙街）惨案。

从六月八日开始，两国代表开始在大连展开非正式会议，对于撤兵问题进行会谈，远东共和国对于给日本方面的的条件是（注：非正式会谈所以是口头承诺）^[9]：

一、两国互相约束宣传
二、允许日本国民在共和国主要城市享有六十年的土地租借权
三、修改渔业协定
四、对日本给予森林及北桦太岛的权益
五、购买松花江黑龙江两江的日本人所以船舶
六、接受日本贷款
七、俄国在日本的官厅或公共建筑物、财产、船舶移交给共和国
八、撤退西伯利亚之日本军

八月十八日，两国召开正式会议，日本政府与远东共和国在条件是认为可以磋商与妥协，然而陆军和参谋本部方面却表示反对，认为谢苗诺夫政府必须独立存在，一旦谢苗诺夫等日本傀儡与远东共和国合并，在日本军撤退后，其势力必然会遭到影响与衰退，因此反对两政府合并。加上部分条件的分歧，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十一月，谢苗诺夫及其白卫军部队开始向远东共和国发动进攻，远东共和国一面应付白卫军的进击，一面在向华盛顿会议表示日本正在试图将东西伯利亚殖民化，引入了美国方面的力量，美方谴责日本违反了撤兵的条约通告，要求日方立刻开始撤退，并且否认日本对于北桦太岛的占领。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再次与远东共和国展开磋商，在大正十一年(1922)三月时与远东共和国再一次达成了共识，然而此时远东共和国眼热于对谢苗诺夫作战的胜利，试图一举进军海参崴，导致谈判又一次的终止，四月十六日，大连会谈彻底结束。日本军与远东共和国继续保持着对峙状态。

到此为止，日本其实已经放弃了完全独霸西伯利亚的意图，其目的是希望维持一个远东缓冲国以防止日苏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与苏俄赤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但是在具体条款上，日本和远东共和国又有根本矛盾，而且日本曾经的伙伴，也就是美英在这时已经开始将立场转向支持苏俄，并且与其进行协调，对于日本希望从远东榨取更多利益的意图，美国则希望更多地给日本施加压力，尽可能防止日本在远东拥有一个缓冲国，并且将军事力量完全从远东解放出去而转向与太平洋方面，因此极力反对日本提案，使得日本和远东共和国之间的谈判愈发困难，分歧也愈发增大，难以榨取更多的利益以至于最终谈判破裂，重新陷入了对峙的状态。

然而这种对峙状态也难以延续，日本国内先前因为尼港（庙街）惨案而受到刺激的国民感情一时间将撤军的提议暂时压制了下去，然而不久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萧条，要求撤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仅仅体现在民间的游行示威与政治活动之中，在中央，关于撤军的提案，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宪政会议员正木照藏在议会上对内阁与军方提出质疑^[10]：

“自大正七年（1918）以来，出兵西伯利亚，已三岁有余，耗资六七亿日元，牺牲三千余人，所得者何？外招致各国猜疑和俄国之怨恨，内遭国民抱怨，如是而已。”

再者加上来自于各国的外交压力，日本实在无法继续承担出兵的压力，于大正十一年（1922）四月又一次在长春与远东共和国恢复谈判，而且这一次，来自于苏俄政府的代表越飞也参加了会谈。然而双方又一次在北桦太岛问题上形成了对立，最终谈判又一次破裂，只不过远东共和国和苏俄已经不愿意再等待下去了，从九月开始就向海参崴进军，迫于压力的日本不得不开始撤军，在十月底基本撤退了所有在滨海州的日本驻军。到十二月，远东共和国宣布与苏俄合并后，日本与苏俄的交涉，都不得不以承认苏俄政府为俄罗斯合法政府为前提，对最后的北桦太岛等领土纠纷上进行谈判。但是西伯利亚战争，已经基本结束。

日本一步一步丧失时机，陷入被动，在日本军完全从俄罗斯远东领土撤退后，日本最后的利益诉求就是北桦太岛的问题，但是苏俄方面在重新占据优势后，日苏两国就北桦太问题上也要重新进行谈判，而美国方面则连北桦太问题上都要反对日本的统治与驻军，要求日本从北桦太撤退军队，并且放弃其统治状态。面对美国方面的议案日本自然是不愿接受的，但是美英等国与苏俄的协调迅速进行，而日本因为北桦太问题而迟迟无法推进谈判，加上日本侨民在远东被扣留的问题，日本必须就建立邦交一事上与苏俄达成妥协。

作为东京市长与日俄协会会长的后藤新平，向外务省提出，日本应该积极与苏俄进行交涉，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是达成妥协与合作，以弥补因为日英同盟结束后，日本出现的防卫空缺与孤立态势，延续过去日俄两国的协调外交。为此，后藤新平市长向加藤友三郎内阁总理大臣私下提出了建议，并且得到了加藤内阁总理大臣的认可，向越飞发去了访日的邀请。然而这种积极的外交方式，却遭到了外务省官僚尤其是内田外务大臣的反对，其以消极的态度应对日苏交涉，这是因为此时的日本还未完全放弃对美英法等国的幻想，在对苏问题上希望保持与各国的协调，在对苏谈判承认苏联建立正式外交上，不愿意率先进行交涉。为了阻止日苏交涉的进行，外务省的官僚向越飞发去了警告的信函，以存在危险的理由劝阻越飞访日，然而越飞本人还是在大正十二年（1923）一跃从上海出发，在二月一日抵达东京，受到了后藤新平等人的欢迎。然而越飞此次的访日之行与日苏交涉并不顺利，日本的警察与宪兵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对其的活动进行种种限制。在日苏谈判开始后，越飞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11]：

一、谈判中的互相平等原则。
二、正式承认苏俄。
三、明确规定从北桦太岛的撤兵期限。

对于越飞的提议，日本方面对于第一条基本上没有异议，第二条需要待时机而定，至于第三条则坚决保持过去的立场，拒绝撤兵，导致越飞此次的访日之行和日苏交涉没有达成既定的目标。但是，越飞的访日之行，在日本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舆论热潮，对于日苏建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尤其是日本在北方从事打捞业与渔业者，迫切希望日苏之间尽快达成协议。而其他居留在苏俄境内的日本侨民，也因为苏俄的限制而难以活动，也希望日本能与苏联处理此事。在政界与议会之中，立宪政友会等政党虽认为立刻承认苏联还为时过早，但是日苏交涉的开启并不可以。在这种压力下，外务省被迫于四月二十日同苏俄重新进行交涉，这一次，日本方面表示，如果苏俄能够对于尼港（庙街）惨案承担责任，那么日本对于苏俄的承认也是可行的，对于北桦太岛问题上，日方也表示撤军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需要苏俄方面进行赎买，并且在各个资源的开发上，予以日本优先权与特殊权益，但是苏方对此依旧表示拒绝，日苏交涉又一次被迫停止了。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内阁总理大臣加藤友三郎去世，并且发生了破坏性巨大的关东大震灾，在焦头烂额的局面下，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了。苏方对于山本内阁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关东大震灾之中派出了“列宁号”运输船提供救援物资，但是在山本内阁的婉拒下返航了。而苏方在此时通过日本使馆向外务省提出的谈判与交涉请求，也被日方拒绝，因为外务省认为，在日本国势衰微之时和苏方进行谈判容易让苏俄有利可图，因此希望将日苏交涉继续延期。十二月时，由于虎之门狙杀皇太子事件的发生，山本权兵卫内阁被迫辞职，清浦内阁成立，到这时，日本的处境也愈发窘迫，苏俄已经与英法美各国都达成了外交协议，连代表中国的孙文国民政府也与苏联相互进行了承认，在对苏交涉上，日本已经落后且遭到孤立了。加上美国方面不顾日本的反对，颁布了《排日移民法》，进行种族歧视，使得日美关系大幅下降，更加孤立无援的日本需要尽快与苏联达成协议，以改善日本的外交处境，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开始着手第四次日苏交涉，希望能够一举解决日苏邦交问题，在日苏谈判的问题上，日本方面在这一次进行了主动让步，在尼港惨案上只要求苏俄书面道歉，不用进行赔偿，而北桦太岛问题上，也可以进行谈判措施解决，只要协议达成，日方就可以立刻进行撤兵，苏方也认为日本此次是富有诚意的，五月，两国在北京开始了正式会谈。而且当时在日本国内为了反对贵族院专权，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立宪政友会、国民宪政会、革新俱乐部组成护宪三党派，在国民的声援之下开始了反对清浦内阁的政治运动，并且在五月的大选之中取得了胜利，以加藤高明为首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以革新俱乐部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强烈要求立刻解决日苏邦交问题，以此树立新内阁的威信，刷新内阁的政绩，这一届的外务大臣则是赫赫有名的币原喜重郎。作为以协调外交而著名的币原，对于日苏交涉问题提出了以下见解^[12]：

一、关于尼港惨案不需要书面道歉，只要进行有歉意的表示就可以。
二、对北桦太岛的利权，并不是作为尼港惨案的补偿，而是从北桦太岛的特殊经济利益出发提出要求的。
三、谈判成功后两个月之内完成撤军。

从这个原则出发，日本做了很大的让步，芳泽、加拉罕会谈就此展开，不过就北桦太岛的权益问题，尽管苏俄方面为了促成日本撤军也做了让步，愿意向日本让利一部分油田，但是在比例上，驳回了日方要求的百分之六十，只允许百分之四十，并且要求日本军在两周之内就完成撤军，双方对此一度进行了反复磋商，不过基本就此框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年底达成了妥协，次年一月二十日，日苏两国签订了《日苏基本条约》（又称《日苏北京条约》或《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以及《日苏之议定书》与《北桦太议定书》，在这些条约之中，日苏达成了以下原则与条款的谅解^[13]：

一、大日本帝国政府与苏俄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二、《朴茨茅斯条约》及其附属条例在两国之间继续生效，但日本国与其余俄罗斯政权所签订条约一律作废。
三、两国修改渔业关系，确立互利互惠的原则
四、在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前，苏俄政府保证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与活动自由。
五、两国政府停止对方的敌对宣传。
六、有关开发苏俄境内资源之权利问题，具体由两国政府之议定书之中，进一步议定。
七、（议定书部分，下同）以大正十四年（1925）五月十五日为准，日本国陆海军从北桦太岛撤出。
八、在四十至五十年内，苏俄政府向日本提供北桦太油田百分之五十的开发权。
九、在四十至五十年内，苏俄政府向日本提供北桦太煤矿百分之五十的开发权，日方会根据具体情况支付报酬。

就这样，日苏两国在经历了六七年有余的干戈后，恢复了和平与交往，签订了对双方皆有利益的条约，促成了东北亚此后一段时间的和平与安定，用后藤新平的话说就是：

“今后，若日俄两国国民能增进其友好关系，则不仅能增进两国国民之福祉，完成欧亚民族共荣共存之大义，且日本之太平洋政策也可以依此确立保障。”

日本并吞整个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能力是没有的，但是以自身的实力在西伯利亚战争之中谋取一定的利益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历史上的西伯利亚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不过是“杀人万千，费帑巨亿，一无所得”，如果一定要就日本在西伯利亚问题上的举措做一个评价的话，是狂妄自大的军人和优柔寡断的政治家的对立与混乱的决策，使得日本主导了一场彻彻底底失败的西伯利亚战争。

参考

1. ^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
2.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后藤新平与苏俄交流》
3.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4.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5. ^ 《田中义一传记》
6. ^ 原敬《原敬日记》
7. ^ 《关于尼古拉斯可维耶夫港的调查》
8.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9.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10. ^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
11.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12. ^ 《近代日本之机运》
13. ^ 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

泻药 @符文图腾 ，从财政角度来看，日露战争3年就烧了15亿日元的军费，出兵西伯利亚7年的时间也只花了7亿日元的军费，死了也就3000多人。因此战争烈度比日俄战争低很多是肯定的，不会发展到日本承担不起战争的地步。如果日本采取题主所说的类似占领满洲国的措施，盘踞西伯利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18年和31年的不同之处在于，18年的时候米英鬼畜是不允许日本霸占西伯利亚的，当时的"远东共和国"也很乐意把米鬼势力引入自己的地盘和日本争夺利益，因此，无论是远东的市场还是资源，日本都捞不到太多。趴在远东不走属于标准的赔本买卖。

而日本如果想独吞远东的利益，就势必会触怒米鬼与整个国联，当时的日本显然是没有和米英鬼畜叫板的勇气的(西伯利亚撤军事件也算是日本把米鬼当成敌人的开端)。因此撤军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