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压根不是我们的祖先」的说法是真的么？ 第1页

“祖先”是有近有远的，是否有共同祖先也是区分彼此关系远近的标志，所以要看在什么时间尺度上，以及何种区分你们我们的标准上讨论祖先。

1.在十年和百年尺度上，祖先常有确切姓名，通过口传或家谱之类的文献就能追溯到，谁是否是“我们的祖先”是为了区分姓氏/家族等小范围的亲属关系。

2.在数千年尺度上，中国除了极少数例外，多数人只能追溯到少量虚拟祖先，就是炎黄那种意义上的共祖，通常更偏重文化涵义。这种层面上是否祖先意味着较大范围的族群或国族之间的认同差异。

3.万年以上尺度则超出了一般理解的文献或狭义历史的范围，追溯这一层面的祖先基本是现代科学的产物。

3.1在数万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往往意味着从解剖学、行为学到遗传学上和现生人类（或至少是晚近的人类）共享基本一致特征的人类，即现代人（modern human），目前主流认为最早的现代人出现于非洲；和“我们”不一样的但曾有共存的人类，则包括欧亚大陆上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弗洛勒斯人、吕宋人等古老型人类（archaic hominin），其中尼人、丹人和解剖特征未知的幽灵群体，都被证实至少对“我们”的祖先有少量基因贡献。

3.2在数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也差不多是北京猿人到现在这段时间内，如何定义我们和他们还是一个问题。这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属（Homo）化石记录中的变异，以及每个分类单元之间有多大程度的隔离或基因交流，在古人类学领域（特别是遗传学介入之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性而非可实证的问题。

按照倾向于渐变论的看法，包括现代人在内，人属化石中所有提出的命名只是同一物种内的不同种群，最多只代表亚种间差别，而且各谱系之间的基因流是广泛而重要的，分异没有达到生殖隔离的程度。现代人不是一个晚近出现的新物种，它和更早的古人类比如直立人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分界。有一些同时具备直立人和智人镶嵌特征标本反映了这一渐变（过渡）过程发生在很广的范围内，其中，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也有若干解剖学连续性，因此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直立人当然可以视为“我们”的祖先。

按照倾向于间断平衡论的看法，现代人/智人是一个与其他化石人类不同的新物种，现代人起源是一次成种事件，只发生在非洲中更新世晚期。这一新物种的早期成员仅见于非洲，而且非洲是唯一见证了古人类向现代人类进化的地方（非洲直立人或者原归入直立人的古人类某一支，如海德堡人或罗德西亚人是智人的祖先）。除了智人支系之外，人属中的其他树丛都是绝灭旁支，尤其是东亚的典型直立人也代表一个绝灭的旁支，因此北京猿人就不是“我们”的祖先。

70-80年代学术界占主流的是非非洲起源、尼人阶段模型、多地区进化模型，要么否认非洲特殊地位，要么否认现代人是特殊物种（只是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或状态）；1990-2010年由于遗传学研究的加成，学术界偏向后者也就是现代人晚近非洲起源（RAO）。

但具体到东亚直立人是否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这个问题上，谁都没有肯定的遗传学证据——尼人和丹人有基因渗入不代表直立人也有；反过来断言直立人没有基因渗入的可能性也太武断，现在并没有能成功从直立人化石上提取古DNA，而且某些遗传幽灵群体因为计算得出的分化时间很早，不排除他们对应的化石是直立人的可能。

3.3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非洲是人属的唯一起源地，这至少从1950年代起至今都没有什么争议。此处“我们”是人类（human），东亚并没有发现“我们祖先”的化石，或者说发现的超过两三百万年的化石都可以归入“他们”（非人类的物种）的谱系里。再往上一级到人科层面，非洲也是化石发现最丰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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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学上的祖先，因为和现在有巨大的时间鸿沟，很难用1或2的尺度来理解，并不是说某个祖先的所有后裔都是现代人或都有后裔存活，也不是说所有现代人都只能有一支祖先。

比如，在1940年代的魏敦瑞看来，地区进化路线是独特但不是唯一的；祖裔人群拥有许多后代，而后裔人群拥有许多祖先。“至少有一条线来自爪哇猿人和梭罗人发展到今天的澳洲土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今天所有的澳洲土著都能追溯到爪哇猿人，或他们都是爪哇猿人-梭罗人的后裔”。换成当时中国的化石材料的话，可以说魏敦瑞所主张的多中心论中，至少有一条线来自中国猿人——山顶洞人——现代中国人，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追溯到中国猿人，或者他们都是中国猿人-山顶洞人的后裔。

在1980年以来的多地区进化说看来，哪怕尼人或直立人对现在东亚人群有很少量的基因贡献，那这些古人类就是我们的祖先之一。而且Wolpoff认为同化模型也是多地区论的一种（Fred H. Smith也是Wolpoff的学生之一）。

在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看来，本土和外来基因贡献有主次之分。我个人理解，转换成定量来说，大约自晚更新世以来，每波外来人群带来的基因交流都不超出50%，经历多次这样的遗传改造之后，哪怕现生人群的土著成分已经非常少，仍然可以说东亚是以连续进化为主——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有90%以上的非洲血统和“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并不矛盾。

指责这些观点是容易的，但难的是要理解他们的意思。

另外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解剖学上的现代性出现的时间很早，在距今四万年左右现代人已经扩散到世界范围之后，对研究人群分化和迁徙来说解剖学上的分辨率已经不太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人类自身遗传物质以及人类文化还在加速变化，遗传学和考古学上还能分辨出更细的群体、更次一级的迁徙/替代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祖先”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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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知乎上仍有很多回答斩钉截铁地说直立人和智人（或现代人）是不同物种，存在生殖隔离，这些答主混淆了古生物学上的化石种和一般意义上的生物种概念的差别，而且事实上，即使非洲晚近起源（RAO）的提出者和铁杆支持者Stringer都不敢这么说：

As discussed in chapter 1, my view of Homo sapiens and the Neanderthals as representing distinct species has never led me to say that interbreeding between them was impossible.
……
But equally, there clearly were at least occasional episodes of hybridization outside of Africa, with (in decreasing order of probability and increasing evolutionary distance) Neanderthals and other descendants of heidelbergensis (Denisovans?), surviving erectus in southeast Asia, and perhaps even (given the vagaries of human behavior) Hobbits in Flores! （Chris Stringer-Lone Survivors：How We Came to Be the Only Humans on Earth-Times Books (2012)）

试译：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我对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代表不同物种的观点从未让我说他们之间的杂交是不可能的。……但同样地，至少偶尔会出现非洲之外的杂交事件，现代人（按概率递减和进化距离递增的顺序）和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的其他后裔（丹尼索瓦人？），和在东南亚幸存的直立人，甚至可能（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变幻莫测）和弗洛勒斯岛的霍比特人杂交！

也就是说，尽管不符合严格的biological species定义，Stringer坚持认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直立人和弗洛勒斯人代表和现代人不同的物种，并且四者距现代人的距离依次增加。即便如此，现代人和弗洛勒斯人仍然有可能发生杂交（概率最低），更不用说和直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