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实现过么？ 第1页

挖个坑，欧陆风云4一个获得史诗级评价的DLC“利维坦”中，在今天的中国西南以及越南南部腹地添加了数个“无国家社会”政权。而这个设定也不是P社拍个脑子就弄出来的，这个设定很大程度上基于前些年翻译为中文的专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本书被许多群里的朋友（虽然这些朋友算不上什么“权威”，笑）高度评价，认为这是James C.Scott最出色的专著之一。我们很多朋友刻板印象中的无政府主义，即“无国家主义”在这里是得到实现的，虽说有点偏题的意味，但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形成的集团的确某种情况暗扣了安那其主义的思想。

本书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文明与国家是可以分离的，这是相对于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喜欢将国家与文明混同的观点来说的。在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外，仍然可以存在文明。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安那其主义的想法。

如果说有历史人群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没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他们反抗国家的历史。——Pierre Clastres

本书使用了荷兰人类学家范·申德的“赞米亚”（Zomia）地区的定义，所谓的ZO与MI据说皆出自印度语词根，分别是“边陲”与“人民”的意思。赞米亚这个概念致力于打破民族边界的藩篱，去探讨图中地区居民的某种共性。

可以看到，赞米亚地区横跨数个“文明中心”的国界，包括中国藏南、中国西南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高地地区。赞米亚地区被视作自“文明中心”中流亡出来的民众逃避国家统治的天堂，为了适应赞米亚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不得不“自我野蛮化”。这种说法中实际上暗含了从文明视角出发的某种道德评价，即文明是进步的，自我野蛮化是退步的倒车，是应该被批判的。但作者认为，赞米亚以其独到的地理条件（或者用斯科特建立的“地理阻力”概念来说，这里的地理阻力太大导致文明的谷地国家均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反而让这里成为了流亡者与逃避者的安身之地，而他们最终建立的无国家的文明也不能用野蛮来粗暴评价。

本书开头就引述了三位“征服者”对类赞米亚地区的评价，而他们很显然都处于一种恼怒的绷不住情绪中。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地支离破碎，沼泽与山林密布，而山脉则是进行统治的最大障碍，由于贵州地方不讲武德的山脉走向，清朝统治者根本不可能绘制出一份简要的地形图参考使用，而当地的原住民显然也对各种山脉的分布说不清楚。更糟糕的是，由于汉少（少还无限可分）混合的特别民族局面，当地的方言更令人头晕目眩，同一个定居点可能有三个以上的名字，同一条河可能有50个名字，听起来还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在北美，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多少，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中被密集的河网与错落的山谷分布弄得晕头转向。

更糟糕的是，由于年代的生产力限制，无论是大清帝国还是高棉均无法对赞米亚地区做出有效的统治。这种有效统治实在是一种现代化国家的奢侈，从遥远的首都发出指令，就能让某块偏远的穷乡僻壤的民众动员起来，这在前现代化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现代化的“谷地国家”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圈地运动，将边陲地方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这种整合不是要提高边陲地方的生产力，更多是让这些边陲地方成为“有利可图”的税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取缔自然状态的过程，一种“制造臣民”的过程。

但取缔自然状态的过程在赞米亚地区是没有完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赞米亚地区的居民都处于一种“游耕”的社会形态之中，即刀耕火种、四处迁移的农业社会，这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诞生。高地中不是没有建立国家的尝试，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内部外部的条件让这些尝试都最终失败了。从桶占价值的角度来说，这群赞米亚居民的生产能力不低，抗税能力无限大，因此他们在各国君主那里都有许多特权。他们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走私违禁品，包括武器与毒品，而免于被法律追责。主权国家的社会规则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得以维持一种微妙的游离于秩序社会外的独立。

范·申德这样描述说：“赞米亚居民抵制了他们‘所属’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也因此，这群高抗税能力群体即使在殖民者那里也是得到优待的。山地居民通常会在殖民当局那里得到与谷地居民不同的政治待遇（通常是免税等优待），他们也因此对谷地居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态度冷漠，几乎不起到积极作用。

赞米亚的高地居民不仅拒绝了谷地居民政治上的扩张，他们在文化方面也得以自行其是。群山成为了阻隔文化传播的自然长城。举例而言，他们要不继续崇拜自己的祖先或持万物有灵论信仰，极少信仰基督教与佛教——即使偶尔有信这类有组织宗教的部落出现，他们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度危险的异端趋势与狂热。这使得金字塔式的垂直政治、宗教机构难以在高地生存。因为高地扁平与高度地方化的统治机构，财富上的分层总是不稳定而被限制在地方的。

斯科特认为，赞米亚社会是一种典型的“逃奴社会”，在中华帝国统治下，拒绝“成为汉族”，从西南边陲润出来的“带着失败遗产的山地部落”在赞米亚地区诞生了所谓的“逃避农业”（Escape agriculture），即刻意追求抗税能力，逃避国家征收的农业形态。不要小看逃奴社会对文化的建构能力，在全世界的主权国家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过“逃奴社会”的历史。例如沙俄治下的顿河草原是哥萨克们的天堂。大部分国家也几乎都有自己的赞米亚，比如意大利的赞米亚甚至就在罗马城旁的蓬提安沼泽，直到这里被墨索里尼排干为止。威尼斯从逃亡者的互助结社崛起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商业共和国的历史也许也是赞米亚社会的一种转型历史。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智人的历史大多数时间都是无国家的历史，有国家的历史反而也许才是短暂的一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与国家等建构最终会走向消亡，就像中国的宗族概念与欧美的宗教概念最终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样，从这个角度上来审视，无国家反而是一种历史与未来的概念，不仅实现过，而且将来也必将再次实现。

但我想，当代的安那其主义者是试图论证安那其主义也是能够顺应某种“历史潮流”的，赞米亚社会式的安那其或许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安那其。拽几句马经的说法，当代安那其主义者想要的安那其是经过对权威的肯定与否定再到否定的否定的安那其，而不是甚至没有经过肯定的第一步的安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