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昆仑》中的梁萧？ 第1页

2014.8.21更新：拖了将近三个月终于将另一个关于《沧海》评价的坑填上了，有兴趣的知友可以看看，拍砖从轻，欢迎交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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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这部作品是凤歌的成名作，要评价梁萧，必须先建立在对《昆仑》的评判基础上。因此，下文与其说是分析梁萧，更准确说应该是分析《昆仑》这部作品，或者是对新时期武侠小说发展的一点总结。

其实在此之前，凤歌还写过一个《昆仑前传》，说的是梁萧的父母梁文靖和萧玉翎的故事。从《前传》到《昆仑》，作者的思想发展还是非常清晰的。 对《昆仑》的批评，有一部分是认为它对经典武侠小说的模仿痕迹太重，创新不足。

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前传》里更为突出，梁文靖和萧玉翎的人物设定上有浓重的张无忌和赵敏的影子，包括梁文靖的略带软弱和温和忠厚，萧玉翎的机灵古怪和出身邪门，甚至连萧玉翎咬了梁文靖肩膀一口，都明显是照搬张无忌和赵敏的情节。而到后来的守合州，则变成了《射雕》和《神雕》的混合版，当年死守襄阳的北侠和西狂，变成了合州城头被临时逼迫上马的伪临安王。至此梁文靖完成了从懵懂少年变成救国大侠的转变。 （感谢知友提醒，前传是守合州而非襄阳，以下均已修改，请蒙哥汗换个地方再死一次）

《前传》本身篇幅不长，只有一本书的内容（厚度甚至不及金庸一部作品的其中一卷），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都很符合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习作”的水准。但正因为篇幅不长，要想讲述门派之间的争斗甚至上升到国家战争的高度，就必然要以牺牲人物的描写为代价。因此纵观全书，梁文靖和萧玉翎的性格发展铺陈都显得很不足。刚翻开书时梁文靖还是个小白，到书末已经可以在合州城抱膝装逼，指挥千军万马亦能安之若素了。前后差别实在太大，让读者缺乏一种真实感。主角尚且如此，其他人物真的仅仅只能到记得有这么个人的程度而已。这些配角要么由于时间原因，只能当个脸谱化人物，要么就纯粹是为了推进情节，成为道具角色。

人物性格发展达不到自然，反过来也就影响了情节推进的顺畅。同样是蒙古大军压境的背景，《神雕》有了前面三卷的铺垫，就如百川汇海，诸多人物线索在此一战中会于一处，爆发高潮。郭靖黄蓉守城多年，深孚众望，到了几乎城破时刻，军民一心才显得气氛如此悲壮；杨过苦等十六年终于与小龙女重逢，马上又遇上了生死大战，失而复得的惊喜和旋即有性命之危的恐惧，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才会牵动读者的心；郭襄出场以来几乎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此刻却被缚高台，生死只在旦夕，更是让读者牵肠挂肚。更不用说之前的老朋友东邪、老顽童等等一票人气角色。如此多的强大气场交织，确实只有守襄阳这样的历史关节才担得起。

再看作为对立面的蒙古军，金轮法王一直是主角组的死对头，蒙哥汗凭借其正史的威名也捕获了读者的眼光，而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更是最佳的对手。这样的冲突，才是有看点、有高潮的。

换言之，《神雕》里的守襄阳，是人物与情节的完美搭配，在这场大戏里，没有一个主要角色是没有自己位置的，你也几乎可以记得每个人物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把丰满形象刻入了你的内心，而在这场戏里，他们都被安排在了最符合自己的位置，做了最符合自己性格的事，这样才会让读者过目不忘。

而《前传》里的守合州，则是典型的人物气场镇不住情节。直到大战前一刻，能留给读者比较深刻印象的主要角色，除了梁文靖和萧玉翎，似乎只有萧冷、公羊羽、萧千绝等寥寥数人，这还要考虑到我是先看《昆仑》，才对这几个后续还会提到的人物有印象。

那么到了正式开打的时候，则几乎成了梁文靖的个人专场，梁文靖的爹（抱歉我真的忘了他叫什么）挂了，成为推动梁文靖雄起的一剂强心针；萧玉翎因为立场问题已经跟梁文靖闹翻，虽然依旧暗中帮助情郎，但基本处于神隐的状态；萧玉翎的师兄萧冷已经被虐残了，对情节发展不再有作用；公羊羽这样的死傲娇书生，关键时刻依旧不分轻重，把武功兵法扔给梁文靖就不知神游到那里去了；而萧千绝虽然跟蒙古朝廷有点关系，但基本是武林中人，对战事不关注也是正常的。其他的，似乎就真没什么人了。

现当代的武侠小说，即使是金庸这种宏大叙事的模式，其前提都是要写个体的人，把个体放入大背景下去演绎，这些人物必须刻画到引起读者共鸣和亲切感的程度，这样在情节展开时，读者才能有关注点，作者也才有叙述的方向。否则，即使有一千个人，一万个人，读者找不到自己熟悉的人，就会不知情节展开的意义何在。

于是，同样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惊天大战，同样是千军万马的阵势，但你会觉得《前传》敌我双方的阵容都太寒碜了，似乎没什么关注点。没人和梁文靖演对手戏（这里指的是同一阵营里），整个合州城的兵马像提线木偶一般被梁文靖牵着行动，无非就是一个将领带着一队兵马打赢了一场战争，无论战争过程有多惨烈，都只是战争本身的性质而已，故事本身则没有什么波折，情节的张力就变得非常弱，也就没办法给读者留下多少印象了。

因此，《前传》在武侠小说的大河中，只能算是平庸甚至粗糙的作品。当然，这里面也有金古梁三座高峰横亘在前的因素，无数后继者都只能仰视，更不用说一个新人的处女作了。

但是（重点终于开始了），在这部作品中，尤其是文末，已经开始透露出凤歌在思想主旨上的求变了。梁文靖在战后的思想总结不是如郭靖那样立下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是开始感叹战争无论对汉族还是蒙古族，都造成了极大的创伤。这种超越民族立场，具有普世价值性质的“人道主义”视角，是新时期大陆武侠作家在全球视野下交出的答卷。虽然由于前文铺垫不足，梁文靖的这种思想转变有生硬的故意为之的意味，但还是预示了后作《昆仑》的思想轨迹。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新时期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

新港台武侠小说，其秉承的基本主旨无外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所谓的“国”，都是汉民族作主体的传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这是后殖民时代下民族独立蓬勃兴起的思想体现。这其中以梁羽生为最，他的武侠作品走的是非常正统的“侠义”精神路子，侠可以不管统治者死活，但一定是平民阶层的代言人。故事里的正邪对立通常也是一目了然，力求产生最大的道德教化力量，明显是继承自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也符合6、70年代香港移民者对大陆的文化“乡愁”情感。此外，梁羽生多少有点“主题先行”的意味，在他的笔下，惩恶扬善的主题宣扬有时会先于情节展现，当然这其中也有梁羽生自身的叙述功力限制。他的作品单个来看都非常精彩，但连起来看则不免感到有重复之处，不仅是情节上，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古龙在创作上则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商业味更浓重些，因此相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而言，他的路子比较“邪”。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没有具体的年代，更不会出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完全就是“单纯”的武林故事。有些读者在读武侠小说时喜欢根据作者提供的故事年代进行历史定位，以求为这个虚构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上寻找安放之所，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代入感”。但是古龙的小说经常让人产生一种无所凭依的空虚和恐惧，对有浓重历史情结的中国人来说是需要适应的。

但另一方面，摆脱了历史桎梏的古龙，在人性的描写上可以极尽所能。有时你会觉得他的故事只是披了个古代的外衣，内核是彻彻底底的现代，甚至没有体现出一丝一毫金梁笔下经常出现的“传统文化”。

因此，古龙的小说很具有一定的超越时代性，他对人性的描写和刻画，即使放到当下来看都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古龙小说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的探讨上，宏大的历史关怀则比较少（鉴于本人没有看完古龙全集，故不把话说死）。另，这家伙挺擅长写变态的，基本上他写的主角，都有某种疯狂的倾向，更不用说本来就以变态面目出场的。这跟古龙自身的性格和人生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嗜酒如命的他，大概总是处在晕眩和亢奋的状态，写出来的人自然也就带有了一股狂放不羁之气。

金庸的作品则既带有了梁羽生的侠义情怀，又兼具了古龙的人性探讨，但和他在《明报》上的时评类似，他的作品不走极端，既不会出现生硬的主题先行，对主要人物的塑造也大体保持在了一个正常的范畴（虽然后期他的作品被评价为邪气渐重），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造。

如果以作品思想主旨来衡量，以《射雕英雄传》为界，金庸的作品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有侠到无侠”的过程。前期作品走的路子和梁羽生相似，也是行侠仗义、救国为民。但从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就已经显示出了和其他武侠作家不一样的地方。

与简单专注于侠的精神内核的作家不同，金庸注意到了侠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侠文化的生存状态问题。《书剑》的主角陈家洛从设定上看和一般武侠小说似乎并无不同，文武双全、温文儒雅，典型的谦谦君子，但是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耽于幻想，优柔寡断，自我压抑，对社会变革怀有天真的想法。

金庸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里就能展现出侠的局限性，这是非常不简单的。这种对侠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性思考，也预示了金庸日后的发展。

于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射雕英雄传》几乎是金庸最后一部宣扬积极乐观的侠义精神的作品，主人公郭靖积极入世、保境安民，是典型的儒家之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以概括《射雕》的全部思想。

在此之后，《神雕》、《倚天》等作品，主人公最后的结局几乎都是归隐，杨过、张无忌比起郭靖注重国家、民众等大命题，更关心自己的内心，更愿意选择自由的道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金庸作品里的“邪气”开始加重，人物的复杂性渐趋发展，正邪门派的对立也日益模糊，道貌岸然的君子往往是丧失人性的恶魔。而他对民族、国家的思考也更加深刻，对于文化沙文主义、民族之间的矛盾，《白马啸西风》里借高昌国和唐朝的故事略微表达了一点，但受限于篇幅，更偏向于爱情中的选择问题（“自己爱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的亘古悖论）。但这一思考没有中断，在《天龙八部》、《鹿鼎记》里达到了巅峰。

《天龙》应该是金庸第一部试图跳出汉族本位观的作品，主人公萧峰就是一个契丹人，他的血统和生活环境构成了深刻的矛盾。在辽宋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他的人生注定充满冲突和痛苦。在这里，金庸试图将视角从民族立场抽离，投向更高意义上的人性关怀。他借萧峰之口说出了“大家好好的都是人，为什么要你杀我、我杀你”这种具有纯粹人道主义的话语。而萧峰的死，也预示着金庸笔下的“侠”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最后，就出现了《鹿鼎记》这样《堂吉诃德》式的反侠之作。

因此，后人难以超越金庸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难再具有金庸这样的叙述才华，更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很难再达到金庸的高度。金庸的作品几乎就是一个侠文化的发展史，他几乎将这个文化的兴起、发展、衰落都写到了，这个基础太高，导致了后继乏人。

那么，凤歌的《昆仑》意义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在于延续了金庸的民族关系的思考，并进一步拓展。 事实上，梁萧这个人物形象，绝不是简单的一句“数学系的杨过”可以概括的。尽管他们在性格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天资聪颖、比如性烈如火，但他们毕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因此他们的差异要远远大于相似。

杨过生活的环境基本上是汉民族语境，因此即使他再离经叛道，他也知道宋朝才是自己的祖国，投奔蒙古对他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杨过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民族层面上的道德压力。

但梁萧不同。梁萧成长的年代，正好是蒙古灭宋时期，同样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而梁萧的身世又恰恰决定了他不可能躲过这些矛盾（母亲是蒙古人）。他从童年开始就被父母带着周游，家破人亡之后被带进了不问世事的天机宫，可以说，虽然也基本是在汉民族环境下长大，但从来没有人对他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周围的人只是默认汉蒙不两立，但从未意识到这种他们觉得不言自明的道理，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是完全陌生的，这就导致梁萧的国家观念事实上并不强。他不知道、也不关心蒙古和南宋谁输谁赢，他参加蒙古军一开始也不过是为了保护要参军的朋友而已。

于是，从朋友被偷袭的宋军杀死开始，他与“主流”的武林人士就开始产生了分歧，并对偷袭的领导云殊高喊出“灭宋”的宣言，对他来说，汉族蒙古族什么的统统是狗屁，他只知道这个宋朝夺走了朋友的性命，就是该死，他就要复仇。这也标志着梁萧开始逐步深入了解战争的残酷。

朋友被杀，使梁萧开始意识到，战争会夺去身边好友的生命，要想不被人杀，就必须先出手杀死别人。这是他对战争了解的第一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梁萧是基于个人恩怨才做出灭宋的宣言，战争对他来说只是将自己的个人恩怨放到一个更大的场所去解决的渠道，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型的斗殴会。

凭借自身的才华，梁萧在蒙古军队里开始步步高升，从一名普通的伍长迅速升至平章。与他上升的职位相应的是，蒙古在征宋的战事中势如破竹。而他和以云殊为首的中原武林人士的矛盾也在逐步加深。

但梁萧毕竟不像那些职业将领那般只是个杀戮机器，他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依旧保留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当他亲眼见到自己发明的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时，他内心就开始动摇了，他开始怀疑起这场战争的道义性。虽然元帅伯颜和他一番谈话，表示战争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和平，但并没有减弱他对战争逐渐增加的厌恶。

这时，我们可以说梁萧进入了对战争了解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他意识到战争不仅是对他个人，同时也对其他人（包括敌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他开始跳脱出个人恩怨，进而思考战争的意义。而像他这样聪明而有良心的人，这样的思考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停止。

但这个时候梁萧显然还没有真正理解战争的本质，他只是觉得这场战争是因为他的加入，因为他的发明，才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这种带有极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思考，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思考之余，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结束这场战争：在襄阳城下向云殊公开叫板，宣称要通过单挑的方式直接解决战争。这种幼稚得可笑的做法是梁萧这个聪明人在这一阶段能想到的唯一办法。说明他仍然觉得这场蒙汉之战不过是他与云殊之间的矛盾的巨大化。

显然，这个方法注定是失效的。

襄阳城破，对梁萧而言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历史上的蒙古军队，每破一城都要实施残忍的屠城，良知尚存的梁萧显然无法接受这种做法。因此他在目睹蒙古军队屠城之举后，压抑已久的愤怒彻底爆发，与伯颜发生了直接冲突，并从此日日买醉，拒不参战。曾与他一同参战的朋友，对他的行为也无法理解。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梁萧开始迈上了孤独的思考者的道路。如果说之前他的孤独感是因为天赋高于他人而产生的一种自傲，那么在战争的洗礼之后，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多数人了。

但战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蒙古军即使没了梁萧，仗还是照打，城还是照屠。梁萧终于明白，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这场如潮的战争中根本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他不参战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却改变不了局势。而他已经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反出蒙古就成了必然。

反出蒙古的一场恶战，使得自己的义妹阿雪惨死，加深了梁萧对战争的厌恶与绝望。他开始进入到了对战争了解的第三个阶段。而残酷的战争使他手上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即使他之前没有多少民族观，但亲眼看见有无数平民因为他的灭宋宣言和战争兵器而惨死，沉重的道德压力已经使他无法理直气壮地面对曾经的对手云殊等人了，这显然是杨过所不具备的。

杨过经历的说到底不过是江湖恩怨，他没打过仗，也没有血统问题，几千蒙古兵的耳朵说割了就割了，蒙古大汗说砸就砸了。因此在民族大义上，杨过和其他武林人士是没有分歧的。他自然不会有梁萧的痛苦和思考。

发现无法解决战争的梁萧，走上了一条逃避的道路。他和花晓霜重逢后，就希望从此不问世事，行医天下以终老。但是遭逢战乱年代，梁萧不可避免地再度与云殊等人相遇。

这个时候，双方的心态都有了变化。梁萧因为沉重的道德压力，希望通过挽救赵宋王朝的血脉赎罪；而云殊则因为国破家亡，将梁萧视为生死仇敌。彼此思想上的无法沟通，使得矛盾再一次爆发。

在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云殊和梁萧的思想。云殊的思想代表着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且由于一系列的矛盾，已然异化为一种民粹主义；而梁萧则进入了对普世意义上的“人”的关注，民族对立被更广泛的“人权”所取代。

思想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求索路径的区别，云殊从此投向了渺无希望的复国之路，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得越发偏执；梁萧则希冀寻求一种“万世不战之法”，使天下（无论蒙汉）都能永享和平，他已经意识到云殊的道路只是在重复以往的朝代更替，复国与其说是让汉族翻身，不如说是他对自己目标的一种执念，在实现这个执念的过程，又将有无数人头落地。

显然，梁萧的道路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但也注定更加痛苦，甚至是无结果。因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依然困扰着无数人，梁萧对和平的追问，实际上是现代人对和平的追问。

而为了让这个思考的范围更加广，作者特意安排了梁萧的十年西行，让他的脚步迈出中华文化圈，走进更广阔的天地。这个西行在大陆新武侠中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它标志着在港台新武侠完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想象和构建之后，后续继承者开始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下演绎新一轮的武侠风云。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武侠小说必然的发展道路。

然而可惜的是，作者没有过多阐述这个过程。但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原本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对立的梁萧，西行路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必然会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思考更加深入。于是，十年后归来的梁萧，已经真正成为了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又一巨人。他的思想继承了萧峰的民族观，又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鹤立于同辈之上，因此他也彻底成了一位先觉的孤独者，不独云殊等人无法理解他，甚至连爱人花晓霜也未必能理解。这种思想上的深刻性，萧峰也未必能及，更不用说杨过了。

即便他最后对和平的求索成了希绪弗斯推动的那块石头，但他孤独者式的思考，还是为新时代武侠小说的思想主旨走出了一条大气磅礴的道路。

因此，《昆仑》被誉为后金庸时代的挑大梁者，从思想层面来看，确实是所言不虚的。但它的情节安排、人物设计则仍显不足。就作者笔下涉及到的门派、人物来看，《昆仑》的六卷甚至比不上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上下两卷。

《昆仑》的主要帮派不出天机宫、金刚门和蒙古阵营（如果国家政权也算的话）这三方，灵鳌岛算半个，其他的人物或帮派又基本如《前传》那样，只是对故事的某一片段起作用，过后便不再提及，这就影响了作品情感的贯通。比如梁文靖的青梅竹马赵四家的，在梁萧参军之后便再未涉及；再比如天香山庄的楚仙流，在与梁萧一场大战后也再未出现。像这样在故事前半段浓墨重彩地描写，后半段却再未现身的半截子人物，极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比起金庸那样一部作品下来，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物至少两位数起算的本事，《昆仑》还是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作者的笔调似乎无法驾驭多人场面。同样是英雄大会式的大汇演，《天龙八部》的少室山群英会，少林寺群僧、大理国众人、姑苏慕容、丐帮、四大恶人、星宿派、灵鹫宫、契丹十八武士……叫得上名字的帮派比比皆是，同一时间下，不同门派在做什么，金庸都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毫无混乱之感；《昆仑》就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后的英雄会，实质上也还是几位主角间的互动，其他的人用一句“群豪”便统统概括成围观群众了，结果全书阅毕，留在脑海的也依然不过寥寥数人。

似乎跑题太远了，回到原题，总结上文，梁萧是一个新时代下武侠小说中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孤独思考者，他的器量和格局代表着新一代武侠作家的器量和格局。因此他不失为武侠小树史上的又一个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