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希特勒胜利，建立了一个超级大国，他还会被认为是一个恶魔吗？ 第1页

对比林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所以我斗胆一试。

哲学家德鲁里的书中提出了现代哲学的一个尴尬处境。当尼采，以及后来的福柯说出了现代哲学中的那个隐含命题——“一切真理都是权力的宣称” 之后，欧美的左派不断重新发现这个真相，挑战当前体制；而右派不断的隐瞒真相，维护现存体制。

我认为这个虚无主义的哲学命题对于所谓希特勒问题是极有启发的。首先我们按照要给希特勒定罪的论证出发——其主要的罪行来自于大屠杀。可是，这个论证将导出一些不能接受的结果。如果希特勒是大屠杀，那么美国杜鲁门总统（尽管这和杜鲁门本人没太大关系，更多是一个集团决定）原子弹轰炸日本，导致20万人丧生，成千上万人遭受苦难，为什么杜鲁门或者他身边的人不上法庭？ 斯大林直接间接造成的死亡恐怕也不亚于前面两人，为什么斯大林当时没有受到审判？对这些疑问的思考将直接导出虚无主义的命题：道德真理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中。

尼采和福柯的命题当然不会这么犬儒和幼稚——似乎是谁拥有政治权力谁就能够掌握道德真理。他们提出命题的更深层次在于，现代民主社会来临，伦理道德开始变得对社会大众胃口，这时社会大众掌握了权力。他们喜欢听什么，道德学家伦理学家就鼓吹什么。而这时，这种群众式的道德将带来一些糟糕的后果：当批评纳粹，批评希特勒是恶魔成为政治正确之后，我们对于纳粹的历史其实缺乏全面反思。

首先，显而易见的部分：一战后凡尔赛条约英法残酷对待德国的往事没人提及了，德国人在一战后的屈辱没人提及了，当时欧洲普遍的反犹浪潮没人提及了。

其次，当我们深入纳粹德国的细节后，将会有可怕的发现：纳粹屠犹，犹太人的财产都去哪里了？最后发现很大一部分都被运回德国被德国普通民众接收了（曾经有一本德国学者的书讲这个问题，我暂时想不起来了）。希特勒一直知道讨好民众才是重中之重！做出此结论的学者强调，如果不反思普通德国人在战争中的责任，那么就不是真正反思纳粹现象。我接着说一点，现在某些人总是希望把责任推到个人身上，我认为其潜意识中就有推卸自身责任的想法。想想宋彬彬之流吧。

再者，一些细节更加令人迷惑。比如集中营的建立，现在的一些研究从巨型杀人技术和杀人目的入手探讨集中营，有时候会得出纳粹屠犹是一个偶然行动（contingent decision），这和项羽坑杀秦军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希特勒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显得彬彬有礼，具有良好绅士教养。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如何能与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呢？

最后，两位著名哲学家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汉娜·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这是现代社会螺丝钉的同义语，提醒我们一个驱魅的现代社会有可能造成何种恶果。另外，所谓的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将现代化归为三类，一是美国，二是苏联，三是纳粹（具体论证我不清楚）。后期海德格尔对这三类都深恶痛绝。这些角度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反思纳粹，反思历史。

曾经有一位美国大法官带着无限的道德正义感和崇高感指责所谓的纳粹官僚机构螺丝钉，说他们帮助了恶。我总是对这种事后秀正义感的做法不耐烦。在没有深入到这些螺丝钉的道德困境，没有设想我们在那时会怎么做，事后毫无风险，还能显得自己政治正确的指责多少显得有些轻率。新三国曹操有言，大奸若忠，大伪似真。平日巧舌如簧之徒一到紧要关头便会现出原形。

刚锻炼完洗澡之际，突然想就这个问题为我们的儒家传统“鼓吹”一二。孔子及其弟子子贡在《论语》中至少多次谈到过类似问题。其中一次是子贡评价纣王，一个被“妖魔化”似希特勒一般的魔君，另外一次是孔子评价管仲。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认为，纣王不像人们说的那么糟糕，纣王的很多罪行都是被强加上去的。尽管子贡的本意并不是要为纣王翻案，但我认为子贡的评价更加接近事实，原始儒家评价人是有相当的同情理解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来源：孔子四评管仲）

夫子认为管仲有能力，有头脑，但十分反感管仲僭越，行使超过自己爵位的礼法。其实夫子相当善于同情理解对方，总是看到对方的功绩，而对于恶行夫子也从来是严厉批判。一个清醒的头脑不是要取悦任何人——上不讨国君欢心，下不讨百姓拥护，而是要维护礼法，维护那个道。于是，才有了韦伯为之流泪的早期激越儒家——明确了自身的终极召唤，采取严格理性的方式到达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我们后来的儒家要么疯狂鼓吹仁义礼智信，变得有些像美国的那位大法官，要么真成了专制的爪牙，成了魔鬼一般的人物，真是有些可惜）最后总结一下，早期儒家对待伦理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做理论探讨，但我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你，但是你有问题我肯定跟你杠到底。儒家伦理，我以为是我见到的对待虚无主义最好的实践态度。

会，但不是我们的恶魔，我们已经不在了。他没有提出一个塑造新世界的思路，不过是把旧菜炒出了新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