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咸阳不并入西安？ 第1页

（2万6千字，慎读）

西安府前三大县：

• 长安县
• 咸宁县
• 咸阳县

本文为大家梳理西安府这三兄弟两千余年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

众所周知，第一个建都西安的朝代，是西周。但是西周仍然是上古三代封邦建国的时期。彼时大大小小的国家林立，并没有后来的县级区划制度，更没有郡级、府级、省级区划。那时候虽然周天子在西安建立了都城镐京，但是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行政区划。所以，西咸区划变迁的历史起点，其实是战国时期的秦国...

第一章，秦——缘起

西周以后，关中中部地区，第一个做都城的县，既不是咸阳县，也不是长安县，而是栎阳县。位置在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这个县，就是后来西安府第二大县，咸宁县最遥远的前身。

• 前383年，秦献公在筑栎阳城，并从雍城（今宝鸡）迁都至此。
• 前374年，秦献公在栎阳城设县，始有栎阳县。

这个时期的“县”，并不多见。当时列国旧土上的城邑大都是被分封给贵族大夫作为食邑，只有新开辟的疆土，并且不再分封，才被叫做“县”。当时的“县”其实就是王国中央直辖的区域。

• 前356年，秦孝公与商鞅在栎阳城开展秦国变法。
• 前350年，秦孝公筑咸阳城，由栎阳迁都至咸阳。

坐落在咸阳县上的城池，叫做咸阳城。秦国的都城从栎阳城迁移到咸阳城。栎阳城就成了一座普通的城，栎阳县就成了普通的县。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称皇帝，皇宫在咸阳城，所以咸阳城就是京城。咸阳县就是京县。

这个时候长安在哪里？长安此时只是一个乡。咸阳城外，渭河南岸，有个长安乡。它是属于京县咸阳县下属的一个乡。即，长安乡当时是咸阳县的一部分。

这里还没有诞生长安县，自然也就没有长安城。

咸阳县上边的一级区划，是内史，是秦朝的郡级京畿行政区。内史管辖整个关中地区。

秦朝最终的三县区划是：

• 內史（郡）-咸阳县-长安乡
• 內史（郡）-栎阳县

秦咸阳县横跨今天的西咸两市，故而今天的西安市与咸阳市均自称是秦都咸阳。秦国和秦朝的朝宫，即主要皇宫，是咸阳宫。咸阳宫在咸阳城北部。咸阳城大部分在今咸阳市市区东郊。

现在考古界并未发现咸阳大城遗迹。学界不少观点认为咸阳城无外郭城，只有宫城，即没有明确的城址范围。而秦汉考古权威专家刘庆柱教授，结合史料和考古推断出咸阳城南范围，是“南到汉长安城遗址以北约3275米”。由于古渭河河道北移，实际上秦咸阳城范围涵盖了西安未央区一小部分。所以，秦咸阳城是横跨今天的西安与咸阳两市行政区。两市均为秦都咸阳的继承者。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新的朝宫更是选在了渭河南岸的上林苑内，即今天的西安市境内的阿房宫。但秦朝灭亡比较快，朝宫前殿并未建成。但阿房宫遗留下三面宫城城垣，作为阿城一直被陆续使用到唐朝。秦咸阳的极庙、宗庙，以及章台宫、上林苑，也都在渭河南岸。极庙与周汉的明堂，以及清朝的北京天坛祈年殿的性质相类似，是皇帝用于布政和祭祀的最为宏大的礼制建筑。如果放在今天类比，堪比天安门的作用。章台宫，则是除咸阳宫外，秦王和皇帝最常居住和理政的离宫，就在长安乡所在的位置。因此，即使新朝宫阿房宫未能建成，秦咸阳的今西安市部分，也承担着礼制，祭祀天地与先王，举行国家盛典，以及京都第二大宫殿的功能。

战国到秦朝时期，咸阳县与栎阳县，是秦国推行县制后，今天可回溯的两个关于西安的最初始的县，它们都在秦內史的治下。秦咸阳县实际就是西咸肇始，长安与咸阳两兄弟的原型。而栎阳县，则是咸宁县的原型。西安府三兄弟的故事由此开始。

第二章，汉——替代

宏大的咸阳城被项羽烧毁了。汉王刘邦决心在关中建都，只好先将都城设在规模较小的秦国故都，栎阳城。而在秦咸阳城废墟上，临时设立了一个县，叫做新城县。

• 前206年，改咸阳县为新城县。汉高祖定都栎阳。
• 前202年，撤长安侯卢绾的长安侯国，改置长安县。
• 前200年，长安县两大宫修建完毕，汉高祖由栎阳迁都长安。新城县整体并入长安县。

刘邦打败项羽后称帝，他决心定都关中，着手在秦咸阳县境内营建新的大规模的都城。由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城被项羽破坏得一片狼藉，新都选址就选定在渭河南岸的长安乡。当时刘邦已经把长安乡封给了自己最亲密的功臣，长安侯卢绾作封邑。他于是改封卢绾为燕王，拿回了长安乡，并始置长安县，作为新都城之京县。长安县县城的位置，就在今天西安市的汉长安遗址未央宫遗址附近。

刘邦称帝两年后，长安县内，由秦兴乐宫改建而来的汉三宫之一的长乐宫，与秦章台宫改建而来的汉三宫之首的未央宫，两大宫城相继建成。汉朝于是正式从栎阳迁都长安，并且把原秦咸阳城遗址上的新城县整体并入长安县。

这次合并，意味着原先的“城郊”，变成后来的“城里”，原先的“城里”，变成了后来的“城郊”。由于此时汉长安县的辖域与秦咸阳县完全重合，只是作为县城与都城的城池位置从渭北迁到了渭南，这等同于咸阳县改名叫做了长安县。京县还是那个范围，只是京城的城址挪了些位置，改叫作长安城。

长安县之名，源自长安乡，城池之名也跟着县名叫做长安城，不再叫做咸阳城。但长安乡本为咸阳县的一部分，秦咸阳故城又属于汉长安县。因此时人司马迁记载到：“长安，故咸阳也。”汉长安县与秦咸阳县，在汉朝就是同一个县，同一个地方。但作为京县和京畿，朝廷为了制衡长安与內史，不断得对这郡县两级京畿区划进行分割。

• 前155年，汉景帝分內史为左內史、右內史，在郡级区划上两分关中。
• 前114年，汉武帝在咸阳县/新城县故址，复设渭城县。
• 前104年，汉武帝分左右內史为右扶风，京兆尹，左冯翊，合称三辅，在郡级区划上三分关中。长安县属京兆尹，渭城县属右扶风，栎阳县属左冯翊。三辅治所仍然在长安城。
• 30年，汉光武帝将渭城县重新并入长安县。

到了汉武帝时期，出于深度分化京畿行政权力的制衡性需要，关中京畿地区被分为三个郡级区划，即三辅。秦咸阳故城，再次设立了渭城县，从长安县分出。这相当于已经并入长安县的咸阳县又改名复活。而且渭城县最终被划入到三辅中的右扶风，长安县则属于京兆尹。但是三辅的长官都统一在长安城中理政。

由于西汉特有的陵邑制度，需要在京师长安城周边的几个县域内设立为皇帝守陵的陵城，所以西汉时期长安县境内，最终不止一座城池，而是涌现出了多个独立于整个长安县域治理的城池。比如汉高祖长陵邑、汉惠帝安陵邑等，以及汉宣帝将长安县渭南都分割出的奉明。这些陵邑虽然原本处在长安县境内，但却不断分割了长安原有的县域。当时西汉的都城长安城，逐渐成了众星拱月，周边遍布了十余座卫星城，形成了城池群形态。

陵邑加上众多县城对京县持续分割，最终汉长安县人口只有24万，但县城中人口最多的茂陵邑却多达28万，超过了长安城。长陵邑也多达18万。杜陵邑也超过15万。整个大长安城池圈，实际容纳人口足有百万之多。

因此在县域上，渭北已经被分割得七零八落。长安县也被宣帝设置的陵邑奉明两分。但到了东汉建国，长安失都，渭城县以及多数距离过近的陵邑，就再次并入长安县或临近的陵邑，这种众星拱月的城池群格局才算结束。长安又成为一县独大。

汉朝时，长安县的区划范围有过几次调整，但两汉400年的时间里，只有140年的时间里，秦咸阳城故址存在一个独立于长安县的县城。然而，这个西汉渭城县也不能理解为是秦咸阳县。因为秦咸阳县是地跨渭河两岸，在渭河南岸有大片本县辖区。渭城县虽然县城是在秦咸阳县故址，但究其县域，实际上是绝大部分是在渭北，和秦咸阳县辖区并不相同，仅仅是县城位置相同。长安县加上渭城县，才是当初完整的秦咸阳县。而渭城不存在的汉朝其余两个半世纪，尤其是从东汉开始两个世纪，汉长安县就完全是秦咸阳县。咸阳县和长安县辖区就是完全重合的。好多人用现在的地级市范围，去反推和切割过去的，明明是同县土地的历史，才会显得解释起来很混乱。其实秦汉魏晋的大多数时期，长安县就是咸阳县，咸阳县就是长安县。长安城与咸阳城只有3km的距离，非常近，咸阳城被项羽焚毁不堪用才修了新城池。

汉朝的咸阳、长安之变，大体可以解读为：

咸阳县的长安乡先是从咸阳县里独立出来成县，然后替代了整个咸阳县，县城向南移了3km。虽然咸阳城故址一度出现过新城县与渭城县，但最终结局仍然是归入长安县，由长安县完全继承了秦咸阳县。长安县的上一级区划，叫做京兆尹。这个京兆，就是西安府的前身。

栎阳县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 前197年，汉高祖析栎阳县置万年县，与栎阳县同城而治。
• 25年，汉光武帝将栎阳县并入万年县，城址不变。

汉朝的栎阳、万年之变，大体可以解读为：

栎阳县里冒出个万年县，与栎阳县挤在一个县城里，共用一个县城。最终万年县整体替代了栎阳县。于是，栎阳城就改叫做万年城，可以理解为栎阳县改名为万年县。

长安县逐步整体替代了咸阳县，万年县逐步整体替代了栎阳县，这是长安三兄弟的在汉朝的变局。

汉朝最终的三县区划是：

• 京兆尹-长安县
• 左冯翊-万年县

秦朝的咸阳县与汉朝的长安县，是集大成者，是尚未经历后来的分化的，辖域范围为历代【京兆郡/西安府】附郭县之最。从汉朝开始，持续到隋朝。这七个半世纪里，并不存咸阳县这个县级区划。多数时期，长安县就是咸阳县，咸阳城就在长安县的管辖范围内。少数时期，咸阳城不在长安县管辖范围内，而在渭北其他县的管辖范围里。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却突然冒出了一个和【京兆郡/西安府】平级的咸阳郡...

第三章，北周——分合

十六国时期，前秦设立了咸阳郡。咸阳郡是从京兆郡独立出去郡级区划，起初入驻在汉长陵邑留下的陵邑内。长陵城临近秦咸阳城故址，管辖从长安县分出的渭北区域。咸阳郡与京兆郡两郡界限是以渭河渭河为界，渭河南岸均属京兆郡长安县，渭河北岸则属咸阳郡长陵。

长安和咸阳，它们两个作为县，在唐朝以前，是分分合合。但它们终归是两个县。西安如今作为一个副省级地市，管辖着众多区县。而西安的前身是历史上的【京兆郡/西安府】。十六国出现的咸阳郡，实则是古代历史上罕有的，咸阳成为一个和西安平级的地区，而不是一个和长安平级的县。

这是咸阳唯一次做郡，是“咸阳”这个名字在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彻底得脱离出【京兆郡/西安府】。咸阳郡起初驻长陵，后来移驻池阳、石安，但隋朝以前始终是郡级区划。

• 352年，前秦苻坚置咸阳郡，治长陵。后相继移驻池阳县、石安县。
• 558年，北周明帝将万年县由万年城移治长安城，与长安县共用长安城，同为京兆郡治。
• 583年，隋文帝废咸阳郡。

北周发生了一件对三兄弟影响最为关键的事件，即万年县入驻长安城，与长安县同城分治。万年县从古栎阳城（今阎良） 迁到了长安城内（今西安市西北汉长安城遗址），万年县也用了长安的城。从此，长安城西边县域属长安，长安城东边县域属万年。长安与咸阳在十六国时期，最终分家了。而长安与远处的万年，在北周却合体了。万年后来改叫咸宁。一分一合下，汉长安城的最后五十年，就已经开始同时两个附郭县同驻一城的模式。这时候起，长安与万年开启了1356年的合体分治局面。也正是因为长安与万年从此始终同城，所以在西安，长安为首县，万年为次县。汉长安城的两分，导致即将到来的长安城东迁后，隋唐长安仍旧沿袭汉长安的两分。

东晋南北朝的三县区划是：

• 京兆郡-长安县（长安城）
• 京兆郡-万年县（长安城）
• 咸阳郡-长陵城（咸阳） / 池阳县（泾阳） / 石安县（泾阳）

十六国北朝乱世，咸阳郡长期存在。但咸阳县并没有复活。隋朝建立，咸阳郡随即被撤，但咸阳县却开始走向复活之路...

第四章，隋——新生

长安城搬家了，从汉长安城，搬到了唐长安城。

• 582年，于汉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城。
• 583年，新都城建成，隋朝正式从长安城迁都于此，号大兴城。

原来的汉长安城中，长安县与万年县同城分治，城西属长安县域，城东属万年县域。所以这次新的都城，向东南转移，实际是修在了万年县的境内。因此，这座新都城实际上应该叫万年城。历史发展到隋朝，如果没有唐朝给新都城改名的事件，其实长安城就是汉长安城，而隋朝的这个城是万年城。但这次随着都城东迁的，是都城内的两大县治一齐东迁。所以，新都城依然是两个附郭县同城分治。隋文帝早年被封为大兴郡公，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加上这个城池是隋文帝的杰作，隋文帝迁址后，顺便给大兴县和大兴县的这座城池改了个名，叫做大兴。于是，万年县在隋朝改名叫做大兴县，万年城在隋朝改名叫做大兴城。

这下长安、万年兄弟俩是换了个城。以前是万年县寄驻在长安县的县城里，现在是长安县寄驻在万年县的县城里。万年县取得了对京城的冠名权。不过万年自己被改成大兴了。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西安首县应该是大兴，长安为次县。但很快又变了。也许正是因为“大兴”具有鲜明的隋文帝烙印，所以唐朝建立后，又把大兴县改回叫万年县。而这座城，却重新跟着长安县叫做长安城。

就在长安与万年哥俩东迁挪移的同时，消失了八百多年的咸老三，又悄没声息的回来了...

• 589年，隋文帝改名泾阳县为咸阳县。
  
• 591年，隋文帝将咸阳县治由原泾阳县城移治秦咸阳故城。复设泾阳县。
• 607年，隋炀帝废咸阳县，并入泾阳县。

京兆郡这个时候已经被隋朝改作雍州。咸阳郡被撤销后，秦咸阳故城是在其北边的泾阳县的治下。这个时候，长安、大兴、泾阳，都属于雍州治下。隋朝将泾阳县改名咸阳县，与长安县、大兴县划渭河南北而治。这儿咸阳县，其实是泾阳县加咸阳县的超大号渭北版咸阳县。它与秦咸阳不同。秦咸阳县是渭北加渭南的超大县。但这个泾阳改装的咸阳县，是渭北两县合体的渭北超大县。不久后，咸阳县治迁徙到秦咸阳故城，泾阳县复立。这次的咸阳县，回到了秦咸阳城，相当于汉朝的新城县与渭城县的范围。这一次，可以算作是咸阳的复活。尽管，这个咸阳县与长安县、万年县，三分了当初的秦咸阳县，但它驻在咸阳城中，以城为名，是名正言顺的咸阳。

咸阳县对名字移花接木，对城址借尸还魂。终于复活了。可是这次复活一共只持续了十几年就被撤销。撤销咸阳县的这一年，京兆郡改来的雍州又改叫京兆府。

但是这次复活，却为唐朝咸阳县彻底复活奠定了基础。西有咸阳复活，东有长安、万年东迁搬入新家。这是西安府三兄弟的新生。

隋朝的三县区划是：

• 雍州 / 京兆府-长安县（大兴城）
• 雍州 / 京兆府-大兴县（大兴城）
• 雍州 / 京兆府-泾阳县 / 咸阳县 / 泾阳县

此时，秦咸阳与汉长安已经被三方瓜分。只不过咸阳还没有彻底复活，渭北的秦咸阳部分，除了咸阳县复活的十几年，仍然保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状态，属于泾阳县的一部分。而长安县，不仅没了汉的渭北（咸阳），十六国北朝的东半部分（万年），现在对都城的冠名权都失去了。现在的都城是大兴城。这大概是长安县的历史至暗时刻...不过唐朝的反弹，很快就到来了。

第五章，唐——鼎立

西安府三兄弟三足鼎立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 618年，唐高祖改大兴县为万年县，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复置咸阳县。

长安县拿回对京城的冠名权，大兴城改叫长安城。万年虽然失去对京城的冠名权，但恢复了旧名万年县。

兄弟俩挪来改去，最终除了都住在新长安城里，但名称基本恢复到了隋朝以前的状态。这是唐朝去隋朝烙印政策的一环。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由此，就出现了重名状态。此后汉长安城就只被称为“故城”或“汉城”。

唐朝取代隋朝，咸阳县彻底复活。是直接在秦咸阳城原址上设立的。虽然它的辖域是新城、渭城的范围，但它用秦咸阳成址，可名正言顺叫咸阳。

我咸老三又回来了，这次是真得回来了。这次不是泾阳县借壳上市了。咸阳之所以在隋唐反复出现，是因为隋朝把长安城东迁。原本汉长安城与秦咸阳城只有3km距离，由于京城东迁，这下唐长安城与秦咸阳城被拉开到了10km距离。长安县东迁，在唐长安城与万年县分东西而治，等于长安县东界东扩，但西界与咸阳就有些鞭长莫及了。这留下的县域真空与新城池存活的空间，恰恰是咸阳县复活的最重要的条件。唐朝开始，消失八百年的咸阳县回来了。长安县与咸阳县从此才算是并立于天地，同存于世间。此前，汉长安，即故咸阳。此后，唐长安，并肩于唐咸阳。

所以，汉长安就是秦咸阳，但隋唐长安不全是汉长安，唐咸阳不全是秦咸阳。这个逻辑理清了，就明白为什么长安与咸阳有这么多说不清的关系了。

不过，一长二咸三兄弟，仍然是雍州治下。唐朝又把京兆府改回叫雍州，直到唐朝中后期，又改回叫京兆府。届时，“府”才将逐渐成为稳定且普遍的大型地区级区划。西安府正大步向历史走来。长安、咸阳、万年，三足鼎立，之后的约1300年间，在近当代以前始终都是【京兆府/西安府】这个家族中的亲兄弟，《西安府志》中的前三大县。

由于唐朝是个国祚很久的大王朝，与汉朝的境遇类似，京县长安与万年也曾被几度分割出其他县，但往往很快都又并回。

唐朝最终的三县区划是：

• 京兆府-长安县（长安城）
• 京兆府-万年县（长安城）
• 京兆府-咸阳县（咸阳城）

咸阳县自古至今，都是西安府诸县中，距离作为京师长安城最近的本府县城。即使长安城失都，长安城改叫京兆城、西安城的千年岁月里，它也是距离本府府城最近的本府县城...

第六章，宋元——府变

长安城失都，城池不再跟随长安县名叫，转而跟随府名称京兆府城。长安县与万年县仍然是一城两县分治。唐朝中期就开始频繁改名的万年县，在金朝最终定名为咸宁县。咸阳县还是唐朝时的老样子。

这个宋京兆府城的规模相比唐长安城缩小了非常多，仅仅是唐长安城外郭城被废毁后，依托残留得唐长安皇城城墙修建的城池。这个京兆城后来在明朝向北向东扩建了一点，就是今天的西安城墙。而城墙的西段和南段，内部依然存留了唐长安城皇城城墙的夯土芯。在今天西安城墙的含光门内，就有唐长安城皇城城墙含光门的遗址博物馆，是明城墙套唐城墙。也正因为唐长安皇城城墙非常宽，所以今天西安城墙不仅是高度相对很高的明王城级城墙，就连宽度都超过了包括南京都城城墙在内的其他现有城墙。宽度甚至与高度相等，接近四车道的公路宽度。因此，宽阔的西安城墙是全国独有的能够跑马拉松的城墙。

三个县除了万年改为咸宁，是它最后一个名字，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历史波澜。但是京兆府在金朝发生了一件影响较为深远的事件，即路、府两级京兆府重名的出现。

北宋时，京兆府上一级是永兴军路。金朝时，京兆府的上一级是京兆府路。京兆府所驻的长安与咸宁的县城，不再叫长安城，而是叫京兆府城。京兆府城中，不仅有京兆府治，还有京兆府路的路治。

金朝的区划是：

• 京兆府路-京兆府-长安县（京兆府城）
• 京兆府路-京兆府-咸宁县（京兆府城）
• 京兆府路-京兆府-咸阳县（咸阳县城）

京兆府路，实际是府的上级区划路。但偏偏也用京兆府的名。京兆府路范围是除宝鸡外的关中大部分地区，包含了中府和东府。后来京兆府路虽然在元朝被废，但京兆府后来改名安西府，安西路，奉元路，将东府地区多州作为属州，实际上继承的是京兆府路，而不是京兆府。

宋元之际，是行省制度出现，路级区划退出，府级区划定型的时期。宋朝的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元朝的路，却相当于明清的府。所以，京兆府与京兆府路的同时出现，对明清西安府范围伸缩的影响十分巨大。因为后来新出现并定型的西安府，有一个历史抉择，就是：到底是要继承京兆府，还是继承京兆府路？

第七章，明清——中府

明朝建立，长安县和咸宁县都还是老样子。这次轮到咸阳县搬家了。

• 1371年，明洪武四年，咸阳县从秦咸阳城故址，迁徙到今咸阳市区另筑新县城。

秦汉之时，秦咸阳与汉长安都在西安市西北部，隔着渭河对望。所以那时候，紧邻两座都城的中渭桥，是渭河第一大渡河交通枢纽。但是到了唐朝，都城向汉城的东南方位转移，加上渭河河道北移，所以中渭桥距离都城变得相对较远。原本走丝绸之路西行，从汉长安出城，直接从中渭桥渡河，然后向西，并不绕远。但唐朝从唐长安出城，去中渭桥到渭北，再往西，就明显是走一个很大的直角弯，过于绕远。于是，西渭桥开始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到了明朝，唐长安城又缩小，北墙南移，就更远了。所以明朝的西渭桥，已经是渡渭第一大桥。所以，原本守着中渭桥与秦咸阳城的咸阳县，看到西渭桥旁的渡口与渭水驿越来越繁华，所幸就把县城西迁，迁到了今天咸阳市区所在的位置。哲思是为了控制咸阳大渡与西渭桥的交通。当然，尽管咸阳县城此次西迁15km，但仍然是西安府所有县城中，距离西安城最近的那座城，稳坐西安府老三的位置。

所以，今天的地级咸阳市中心，比西安所有的郊县县城距离西安城都近，但它却是另一个独立的地级区划，兄弟阋墙的内耗可想而知。

有人说秦朝的长安乡是咸阳县的郊区农村区域，所以不能算作咸阳。且不说咸阳城明确有一部分在渭河南岸的西安未央区，就连今天秦咸阳城遗址也是在咸阳市的郊区农村，如果长安乡是秦咸阳的农村就不能算，那秦咸阳是咸阳市的农村，是否也不能算？不能用城乡之别否认咸阳市区与秦咸阳的关系，也不能用城乡之别否认秦咸阳与秦咸阳长安乡的关系。

三个县只有咸阳有动静。但京兆府除了改名西安府，范围上也出现巨大变动。因为明西安府最终选择继承京兆府路，而不是京兆府。

明朝时，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的范围非常大，不仅是陕西省，还包含到今天的兰州、银川，是陕甘宁三省。所以，明朝的西安府也很大，它不是继承自京兆府，而是继承自京兆府路，也即元朝的奉元路。明西安府的范围是西安之最，包含了关中东部的东府地区。但这个西安府，并不对等代表历史上的京兆、雍州。所以，后来陕甘分治，陕西缩省，西安府也不可能继续占有东府，元明西安府因京兆府路之变而过于庞大的历史现象，才回归于正常的中府状态。

汉分关中为三辅：

• 京兆尹（中）丨 左冯翊（东）丨 右扶风（西）

唐分关中为三州：

• 雍州（中）丨 同州（东）丨 岐州（西）

清分关中为三府：

• 西安府（中）丨 同州府（东）丨 凤翔府（西）

2000多年的历史里，关中通常是三分法。

但在元明两代，关中实际上没有东府，东府是涵盖在奉元路/西安府中的。这是元明省级区划形成过渡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到了清朝，西安府就又回到了京兆府的状态。其实西安府就是关中的中府。

当然，无论京兆府、西安府怎么变，无论省级区划再犬牙交错，错综复杂，一长二咸三个县级兄弟，都是中府治下的亲兄弟，在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认为西安和咸阳是两个地方。在顾炎武的《历代帝王宅京记》中，我们看到的是：

• 陕西-西安府-长安县（西安府城）
  
• 陕西-西安府-长安县（西安府城）
• 陕西-西安府-咸阳县（咸阳县城）

三兄弟于同府治下，享受着岁月静好，也是它们最后仅剩的平静...

• 1912年，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中国帝制历史结束。
• 1914年，咸宁县被撤销，整体并入长安县。

北洋政府推行废府存县，省直管县，府级区划被撤。三兄弟两千年来的“父亲”死了，上级区划“郡/州/府”突然没了，平衡被打破，乱局开始了。

这时候，大哥长安是先是最得意的。因为二弟咸宁的家当都被抢过来了，整个咸宁都并入长安。二弟在遗产斗争中失败...

• 前383年，秦献公在栎邑筑栎阳城，并将秦都迁徙于栎阳城。
• 前374年，秦献公于栎阳设县。
• 前356年，秦孝公与商鞅在栎阳城开展秦国变法。
• 前350年，秦孝公筑咸阳，由栎阳迁都至咸阳。
• 前206年，汉王由南郑迁都栎阳。
• 前200年，汉高帝由栎阳迁都长安。
• 前197年，汉高帝将栎阳城一分为二，一为栎阳县，一为万年县。
• 25年，东汉废栎阳县，整体并入万年县。栎阳城改名万年城。
• 558年，北周将万年县迁驻长安城。
• 583年，隋文帝改万年县为大兴县，定大兴城为京师。
• 1181年，金朝将万年县最终改名为咸宁县。
• 1912年，撤销咸宁县，整体并入长安县。

说起来，咸宁县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400多年前的秦汉故都，古栎阳县，比咸阳县还要早。1912年，存世近2295年的咸宁县，就此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西安除了一条咸宁路，以及没多少人知道历史渊源的东县门，没有留下它更多的印记...

栎阳-万年时代，长安抢走了栎阳的都城。

长安-万年时代，改名大兴的万年，只短暂得压过了长安，取得了对都城的冠名权。

长安-咸宁时代，同为一郭二县，咸宁也始终活在西安城与长安县的背影里...

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咸宁终于第一个倒下。咸宁到底在哪里？

秦栎阳、汉万年，在今西安市的阎良区。唐万年、古咸宁在今西安市的东郊...东郊人，其实就是咸宁人。但有谁记得它？这就是区划。并了就并了，三代以后，大家就会把过去忘得干干净净...长咸合并的旧例，为我们展示了，今天反对西咸合并的人们，其实是高估了区划在市民心中的历史影响力...咸宁终究还是，只停留在长安与西安的影子里...

长安吞了咸宁，西安府兄弟三个，只剩两个。但长安没有得意多久，长安的亲儿子，西安市，就将横空出世了。长安也就此被挤压和衰败，成为西安身后平凡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国家扶持的大儿西安，与陕西扶持的三弟咸阳，作为两个地级区划组团大乱斗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第八章，北洋政府——西安市诞生

民国建立三年后，1914年，咸宁县并入长安县。秦汉时期的京县被三分一千多年后，长安和咸宁两兄弟，终于再次合二为一。不过他俩合并也方便，因为分产没分家，都挤在一个城里。长安县公署自此从城西搬到故咸宁县衙，今西安城内东县门办公。

咸阳县自打唐朝有了新宅基地后，明朝也西迁过一次，才到现在的位置，加上长安东迁，所以咸阳离长安又稍微远了些。尽管咸阳仍然是距离西安城最近的县城。咸阳这个位置条件很好，依托渭水驿与咸阳渡，慢慢发展成了关中地区的水运中心，财大气粗，所以也难和长安县再重回一体了。但是直到清末时期，它们都是县，而不是市。咸阳和长安无法重回一个县，但他们始终都是西安府的辖县，妥妥是西安的一部分，后来咸阳怎么就成了西安管不着的地级市呢？因为西安，在“府”转为“市”，民国到建国初这几十年间，遭遇过一次“辖县被抄”。西咸百年的区划烂账，就此展开。北洋政府上台后，试图在全国推行“废省置道”，关中三府合体成关中道。道署仍在长安城。所以这时地方政区辖权博弈异常激烈。但省级行政的利益格局延续了数百年，十分牢固，“府”被去掉，比府大比省小的“道”被设立，省却没有退出历史。“废省置道”实际成了“废府置道。长安县合并咸宁县后成为中心大县，一时直属陕西都督府，一时归属关中道，成为“省”“道”两级政府反复争夺焦点。此时，咸阳作为距离省城最近的辖县，还未卷入第一次“省道”之争。伴随着“省道”之争，“市”这个现代行政区划也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前沿和富裕地区的广东省横空出世。1921年，中国第一个市，广州市（省辖市）诞生。此前，广州城是广东省省城，粤海道道署所在，番禺县县署所在。省、道仅是行署在番禺县地界。自古以来，县才是基层自治性质的行政实体，省、府才是署衙寄居县城的性质。省城的治权在县，不在省，也不在府（道）。所以越早的朝代，城名越是随县名。但从广州设市开始，北洋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市”行政区划。市与县分立，互不隶属，都对省府负责。但市并非像县一样，是独立的自治性质，而是省府的派出机构，是替省府掌管核心得城区或要地，相当于从县那里拿走了城区的治权。市，实质是省府把城区从整个县域抠出来，由省府进行直辖的代理，与县平级。所以最初的一批市，多是省辖市，意味着“省”从“县”那里，拿走了公署所在的城区的治权。应该说，这也民国松散的地方分治环境下，“省道”之争的表现之一。西安城在设市前也一样，虽然明清是府城，但是民国初期已经没有府，所以实际是县城。那个时候，这座城就叫长安城。如著名的二虎守长安。在西安设市之前，世间已经没有西安这个区划概念了，咸宁县也不在了，这座城只有一个附郭县，就是长安县。这是名正言顺的长安城。西安城内基层治权在长安县，不在关中道。这次北洋政府区划改革以失败告终，“省”最终胜利了，“道”这个行政区划最终被推翻北洋政府的国民政府废除。“省-道-县”三级区划，被改为“省-县”两级区划。当时，全国的“市”，也是屈指可数。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南京政府取代北洋北京政府成为中央。随着全国大势剧变，长安县本是陕西省辖，突然被迎来县内历史上第一次设市。长安县将城内及四关割出，成立西安市，归西安市政府管辖，与长安县治再无关系。但长安县署仍设在城内办公。这回，这座城随着西安市叫，又叫西安城了。当时冯玉祥给这个“市”取名的时候，应该是想刻意区分西安与长安。毕竟当时就没几个市，取名也没经验。实际上，后来建国前后涌现出一大批市，有的是把整个县都转为市，有的则是县市同名。比如咸阳市与咸阳县，洛阳市与洛阳县，就都同名并列存在。怪就怪冯玉祥给长安城设市太早。如果按后来的同名叫法，当时可以叫长安市，与长安县并立同名。那么今天，西安市，就会被叫做长安市。显然更多人都更喜欢这个名字。其实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地区改地市，市管县，这几样当代广域型市制区划改革完成前，建国初的“市”都与民国的“市”一样，是重点城区才有的“称号”，市其实就是从全县独立出来的县城，与县平级，只不过是加强版的特殊县。有些级别高，是行政院直辖的直辖市，有些是省属的省辖市，有些级别低是地区管辖的地辖市。但那时候没有市管县这一说，县市就是一种东西，仅仅是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不同而已，所以叫法不同。从市出现到改革开放后地区消失，这数十年里，市就是加强版的县，最多代管一两个附郭县、近郊县，而不像现在，县是属于上边某个市。日本、台湾这些地区仍然是民国那种县市观念，大陆现在是独特的广域型市制，相当于城区型与地域型相结合的城市区划。这里我们一定不能用现在的大陆区划代入去看解放前的县与市的概念。这时的西安市，也不大，仅限于四关之内，是省辖市，是大军阀冯玉祥势力的大本营。西安是当时全国不多的“市”之一。等于城内脱离了县治独立出来，设了一个与县平级的新型区划概念，叫市。随着冯玉祥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陕西省被南京国民政府所掌控，成立不到三年的西安市被撤销。城内及四关复归长安县。当一年多后，西安再次筹备设市的时候，它的名字变的高大尚了，叫做——西京。

第九章，国民政府——西京市夭折

国民政府不再延续“道”，但几年之后，迫于省直管县的难度太大，又增设一级行政督查区划。西安府所在的关中中部改为“陕西省第十区”。这个时候，自知对日全面战争爆发日趋紧迫，蒋介石着手平定西部军阀，打造抗日大后方，为日后西迁做准备。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民国易主。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北伐之后短暂的军阀言和局面被打破，中国几大军阀再次经历一场战争巨耗，回归到疲敝且脆弱的央地平衡中。此时，冯玉祥下野，阎锡山退缩，蒋介石虽胜，却疲惫不堪，张学良借机入关，分兵华北，对取得了黄淮一线，即将推进到华北平原黄海一线的蒋介石严阵以待。螳螂搏蝉黄雀在后，瞅准中国各大军事集团已然空虚的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全面侵华的一个绝佳时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尽归日本。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猛攻上海。与1937年日本再次攻占上海相区别，这次被称为第一次上海事变。这次事变，与1937年的七七事变，距离有五年多之久。它的历史意义，则是中日全面战争险些爆发的第一个时间节点。最终，由于欧洲并未陷入战争，国际势力对日本施压，国民政府经历几次内战后，因自身虚弱，而对日本占据东北的现状有所妥协，以及日本急于优先消化中国东北，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还没有彻底压倒日本国内以首相为首的文官集团，所以1932年这次抗日战争最终没有全面爆发。但这次冲突也表现出，全面战争爆发的紧迫性，与战时国民中央为日后西迁，需尽快平定西部军阀是攸关国命的现实压力。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兵锋严重威胁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临时迁都。当时摆在面前的迁都选项里，有几个重要城市：北平，武汉，重庆，广州，洛阳，西安。东北沦陷，中国军力不及日本，北平位于东北压力前缘与东部沿海，头悬刀下，显然不合适。武汉虽然繁华，但与江南平地通江。日本海军强大，从长江下游平原登录，江南一失，日军可溯江而上。形胜不佳，也不合适。重庆虽然是民国中央重点开发的后方重镇城市，水路发达，地势险阻，但当时川地军阀横行，后方不稳，时机并不成熟。广州是民国军曾经的大本营，但也是国民党内部，最容易取代蒋介石中央的势力。且岭南远离黄淮海大平原人口腹地，南方山地阻隔更多，岭南平原面积有限，一旦偏驻岭南，将来反攻北方难度会更大。更难解决的是，广州仍是沿海地区，并未远离日本海军的兵锋。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将西北与中原都吐了出来，蒋介石尽收囊中。这个时候，只有中古以前历代西部王朝的基本盘，“中原-关中”这一线，具有形胜绝佳的大后方储备中枢条件。但是由于受连年内战影响，国政与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缓慢，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陇海铁路仍在抢建灵宝到潼关段，这一段山区较多，还远远未能通到西安。没有铁路，西安作为战时都城的基础条件仍是不具备的。这个时候，面对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威胁，只有形胜、交通俱备的洛阳，是临时迁都的首选之地。仅三天后，国民政府举迁洛阳，以洛阳为行都。这次距离国民政府后来回迁南京长达10个月之久。但正是在洛阳这十个月，此前随西北军战败被一起打压并撤销的西安市，重新进入国民中央高层的眼帘。国民中央打算在陇海铁路开通后，继续西迁西安。

1932年3月5日，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一、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定。中央政治会议第202次会议决议组织西京筹备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并推国民政府委员张继为委员长，居觉生、覃振、刘守中、杨虎城、李协、褚民谊、陈壁君、王陆一、戴愧生、石青阳、黄吉震、李敬斋、贺耀祖、邓宝珊、思克巴图、陈果夫、焦易堂等19人为委员，第一次委员会议随即在洛阳举行，到会委员只10人。1932年4月17日，西京筹备委员会于西安训政楼开始办公，6月4日迁至东木头市2号（今东木头市西口市24中学）。内设秘书处、人事室、会计室等。1933年6月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9月29日被聘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西京筹备委员会为国民党政府内部筹备西京、建设陪都的机构，系技术设计性质，不属于地方行政区划机构。1932年11月，蒋中正等委员向国民党中央第47次常务委员会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洛阳行都建设事宜》案，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337次会议决议：一、西京应设直隶于行政院之市；二、西京市之区域，东至灞桥，南至终南山，西至沣水，北至渭水；三、西京市之经费，暂由国库拨发，每月三万元；四、西京市市长，其下先设测量处，办理全市土地测量事项；五、西京筹备委员会为设计机关，西京市为执行机关。

民国毕竟不像今天统一的中国。如果今天哪座城市突然被定为陪都，那是无上的光荣，抢都来不及。民国虽然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其实只是中国遍地军阀中，作为代表的一支势力而已。国民中央想要把西安改为西京，等于是与陕西地方军阀抢地盘，阻力非常大，陪都对地方根本不是什么政策诱惑，而是挖墙角的挑衅。所以国民政府碍于阻力，只能先在西安设立了西京筹备委员，希望温和解决这个问题。但陕西方面一直消极抵抗。所以，西京市一直只停留在国民中央的官函中，陕西地方一直不承认。西京市成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决议在案的全国大行政院辖市之一。此后的3年内（即1933年～1935年）行政院、内务部和陕西省政府的公文和行政区划表册均称为西京市。当时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行政区域志》（1947年内务部编印）和中学地理教科书，均将西京市列为全国六大行政院辖市之一。但是，西京市市政府始终未成立，市的设置未成现实。

1932年11月，蒋中正等委员向国民党中央第47次常务委员会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洛阳行都建设事宜》案，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337次会议决议：

一、西京应设直隶于行政院之市；
二、西京市之区域，东至灞桥，南至终南山，西至沣水，北至渭水；
三、西京市之经费，暂由国库拨发，每月三万元；
四、西京市市长，其下先设测量处，办理全市土地测量事项；
五、西京筹备委员会为设计机关，西京市为执行机关。

这是除明末李自成建都，清末庚子西狩后，都一千年没怎么占过都城味儿的长安，又一次差那么一点就成为国家正式都城。这次，1932年已占得先机，被暂时定为唯一筹建陪都的西安，又为什么会在1937年之后，在与重庆竞争陪都、战时首都的竞争中落败？有多种原因，比如南京政府的南方属性，长江流域的经济、交通的优势，四川盆地内部农业区更大，后方盘面更大，陕西盘踞红色势力的威胁...但是，1932年西京迟迟无法进入正常都城建设轨道的最根本的阻力，无疑于来自于，当时的央地之争。对于整个民国时代而言，中央政府都仅仅是军阀代表，并不是我们今天政治态貌下的实质性的中央政府。西京市与陕西省，是继第一次“省道”之争后，这第二次“省市”之争，实际上就是围绕西安这个关键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央地之争，军阀之争。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阀冯玉祥落败，陕西军政收归国民中央。但南京远离西北，新任陕西主席杨虎城，手中尚有近十万兵力，作为关中本地人，仍然采取笼络本土势力，逐渐坐大为新西北军势力，是陕军领袖，对国民中央采取敷衍态度。1935年，张学良率数十万东北军入陕，中共中央也抵达陕北。陕西各方势力复杂，蒋介石对陕西已逐渐显现出控制乏力之势。蒋介石的大后方战略，是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陕西与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四川为基本盘。关中是西部北中心，联动川地北大门，至为关键，为了保证整个西部大后方在战时的稳固，蒋对陕西施压也越来越重，中央军陈兵潼关，令陕西各方高度紧张，最终爆发了西安事变。其实在西安事变爆发时，同时还爆发了东北军在兰州夺权的兰州事变。西安事变中，张杨对蒋公开的诉求，即是中央军撤出潼关，国民政府撤走在西北的政务和人事。参见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的六项承诺。这无异于是要割地称王，不再听命于国民中央。这本是一次西北各省全盘脱离国民中央的军阀独立性质的政治举动，只是后来由于张学良的请罪抉择，主动向蒋介石交权认罪，陕军与东北军因群龙无首而逐渐瓦解，最终变了味儿。

所以，在这种逐渐复杂的军阀派系与政治局面下，西安作为西北、陕西、关中的政治中心，落入哪方之手，都是牵发动身的关键点。国民中央在战局爆发的压力前，迫不及待的把手强行伸入西北，焦点就在西安。比如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宗族是台湾望族，但他却出生在西安，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当时是国民中央外派到西安的西京市筹建委员会的工作成员。所以，这座城市，它叫西京，那就属国民中央。它叫西安，那它就属西北军阀。所以当时的地方势力，特别抗拒让它叫西京，一直阻挠西京设市。这样就可以理解西京筹备委员会的20人会议，最终参会为什么只来了10个人。那就是地方势力对国民中央的不合作：西安岂是你说归你就归你？而国民中央在1935年后，对西北西南是两手同时抓，清扫西北军阀的进展不顺，却在西南成功架空了四川军阀刘湘，彻底收走了川地的党政军财人事等地方权力，西南的重庆这座被国民中央打扫干净并且已经入住的城市，面对不配合西北的中心城市西京，自然成了最终赢家。不合作的西北，却是经历了独立骚动以及各方瓦解的西安事变，才被动得让中央收走地方权力。错过窗口期，这时再建都，也已经迟了。

1932年11月2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继、张人杰、宋子文等11人为《西京改为特别市》致电陕西省主席杨虎城，请杨虎城提出将西京设为特别市的实施办法，陕西省政府当即召集有关人士议实施办法，内务部拟定出西京市市长人选（张继），准备先行组成市政府。此时，邵力子新任陕西省主席，省、市在税收等方面向来存在矛盾，西京如成为中央直属之市对省上不利，于是于1933年10月4日给国民政府具文呈请，不同意成立西京特别市。复经11月初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三万元经费按月照发给陕西省政府，市政府缓设，西京市政府成立前责成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负责办理西京市实际建设事宜。这样，实际上国民党中央同意了邵力子不设市政府的意见。

西安城是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的经济中心，陕西最重要的税源所在，陕西省府不可能轻易吐出来。陕西当时对行政拨款钱照拿，向后方转移工厂照要，建设政策也要，却连城市名字都不让改，地方政府在公文，对民间都仍坚用西安。西京市只能先成立筹备委员会，处于一个地方上故意拖延的状态。行政院（即民国的国务院）主导的直辖西京市始终处于筹备阶段，央地始终处于剧烈的博弈之中。直到重庆的陪都地位抵定，西京市才最终迎来流产的命运。1937年11月，重庆被定位临时首都。1940年11月，重庆被正式定为陪都。1942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被裁撤。1943年，西安市政府再次成立，西安市最终定为省辖市。筹备西京市坚持六年多之久，最终宣告流产。这次“省市”之争，省再一次赢得胜利。

第十章，国民政府——长安县衰落

西京由于是行政院直辖，国库拨款建设，再度与长安县分离。虽然西京市政府迟迟不能设立，但它实质是以西安市在运作。这第二次复立的西安市，西京的范围，是东至灞河，西至沣河，南至秦岭，北至渭河，比北洋时期仅限四关内的西安市要大的多。长安县更庞大的中心地带，再次像抠图一样被抠了出来。市成立了，长安县成了环市县，包裹着半边西安市。另半边，是咸阳县包裹。而长安县的县署，早在西京市政建设时期，就被驱逐出了西安城。1939年5月，上级以躲避敌军轰炸为由，将长安县政府从西安城内迁出，临时迁往设施简陋的大兆镇洪福寺临时驻扎。这个时候西安市实际上是直辖市，但陕西省又紧抓不放，作为陕西省管辖的长安县难免沦为双方博弈的炮灰。这次迁徙，长安县机构在西安城中的不动产基本就已经被瓜分，相当于净身出户。而之所以迁到大兆镇，其实也是当时的长安县公署“欺负”人家小地方的寺庙。那座庙有20多间瓦房，可以及时解决长安县办公场所问题。后来这寺庙就消失了。1944年，长安县在此建立署衙。可怜的是，1949年西安解放后，长安县原本是准备回到西安城内重建县政府的。但当年的西县门和西大街两处署衙早就是被其他机构占用。长安县想到的还是从寺庙下手。5月，长安县暂驻大慈恩寺大雁塔，6月又驻大兴善寺...还没几天，长安县终于发现，这些大城名刹不是洪福寺那种软柿子一样好捏，西安城中已无长安县立锥之地。长安县无奈迁回南郊，迁驻到韦曲镇，建立了长安县政府。

从秦孝公在公元前350年，在这里初次设县，名咸阳，建立咸阳城，到汉朝改其名为长安县，建立长安城，再到北周与隋朝三分汉长安县，其中新长安县与万年县共同在新长安城内设衙，又到民国咸宁县重归长安县，在城内办公，最终到1939年长安县迁出西安城，这是2290年来，长安县第一次迁出它的“县城”。大概也是从这天起，它彻底失去了它的县城。这次外迁，刚好赶上现代社会转型，城市不再兴建城墙。长安县没有再修建它的新县城。否则，那座新县城，才是名分上的当代长安城。即使，曾经的长安城太过显赫，让人们从心理上早就忘记了，只有长安县在城中，这城才是长安城...当然，几座长安故城都是在被割出去的西安市地界上。至此，各级对西安城治权博弈与渗透，已经事实上令西安城区的人事局面变得复杂。西安市经此折腾，级别未见真正提高，但大到中央，中到省府，下到县署，多路军阀、行政院、地方官署，多股力量交错。这正是西安之后区划劣势的总根源。如果不是多方干预，如果不是陕西在民国时被两个政府来回折腾，如果西安像成都那样人事布排、交替能够从民国到建国后稳定传续，也没有西安这次咫尺逼近都城地位的近代历史诱惑，那么建国后，西安蹩脚的区划问题或许就不会存在，至少不会这么顽固...顽固到改革开放，成都府核心板块的成都市和温江地区能够重新合体为新成都，而西安府核心板块的西安市与咸阳地区却从此分治...西安作为和平解放的重镇城市，其实在建国之初的人事上，仍旧有旧地方势力的影子。建国时对地方更多是安抚性的权宜之计，不可能将民国遗留下的基层和技术型公务员全盘换血。央地博弈，在建国后依旧在延续。正是西安从1932年起，过早脱离了省府的完全控制，导致了西安城区率先设市，且是院辖市，在人事系统的经营上，早早脱离了原西安府其他辖县的同属关系。对于这段历史，与其说是咸阳后来独立为地市造成了西咸问题，不如说是西安城区一度成为独立于大西安府地区，成为院辖市，造成了西安市区与整个大西安府地区，出现一定程度的隔阂。

长安县与西安市终于划清界限，城区产权定下了。长安县为什么在1949年，没法常驻西安城内呢？因为这一年，长安县隶属于咸阳分区。次年，长安县划省直管。直到1958年，长安县才再次归属西安市，与从长安分出的西安成为一体。尽管，长安已是下级...之前咸宁被长安鲸吞，现在长安又被西安驱逐。那么这片土地上，新一轮的区划博弈中，西安府的县级三兄弟中，仅剩的另一个主角，紧贴西安的——咸阳县，作为另一个最大的博弈方，就自然而然得再次走向关中区划争夺战的历史舞台最前沿。

第十一章，国民政府——咸阳县崛起

阳实际上一直都是地方博弈的参与方之一。比如前面提到，国民政府撤关中道，改旧西安府、关中道为陕西省第十区。这次陕西第十区的行署驻地却不在长安城内了，而是在咸阳县。因为西京市是行政院直辖，所以民国第十区作为省级派出机构，不便继续驻扎在西安城中。长安县是个县，自己的县城被拿走了，自己只能迁到本省的农村去。但第十区是等同于今天地区的机构。无法驻扎在陕西首城西安城，却也不能像长安县那样去农村，那么，入驻到陕西当时的第二城，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咸阳城就是这西安府第二大城池。

西安城被中央划走，第十区入驻咸阳城，地区首城首县变成了咸阳，这意味着咸阳第一次分走了一部分西安城作为地区中心的功能。这次以数字命名督查区，打乱并弱化了本地民众对府道级区划，一直以来的历史延续感与归属感，给建国后区划全盘洗牌创造了一定条件。毕竟，清朝的各县人还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是西安府人”，但到了民国这个时期，说我是“第十区”人，就怪怪的了。何况“府”是行政区划，是一级自治机构。而第十区是督查区划，是省级派出机构，性质也略有不同。那时市与县平级，第十区才是与之前的府级与现在的地级市概念平级。第十区才大致等同于今天包含辖县的整个西安和整个南部平原部分的咸阳区县。府地一级的第十区驻地从西安转到咸阳，但西安属于直辖，按现在地级市概念来比喻，就相当于地级市政府在咸阳，陕西省政府在西安，整个地级市只有西安这个市区部分是国家直辖。中央还给派了一套班子在这里筹建直辖市，它们把所在的县政府驱逐出城...民国时期，陕西各级行政机构在第十区（西安府）的拉扯抢位不可谓不猛烈。西安，作为省会城市，是陕西省府与国民中央博弈的交火点所在。陕西第十区作为中间一级行政督察区，是陕西省的派出机构。国民中央着力抓西京市建设，相当于从省内强行拿走了省会。省政府驻地虽然仍在西安，但第十区专员公署所在的咸阳县，自然就成为省府势力在西安之外，着力培植的城镇。何况，咸阳当时作为关中水路中心，又离西安城最近，区位经济条件足以成为与省会分庭抗礼之城镇。一旦西安不保，彻底被中央拿走，那么咸阳就是当时省府外迁之首选。从这时起，咸阳就是省级势力、地级势力的重要盘踞点和培育点。

而且，由于延安也是陕西省内，一省被国共两个政府分割。所以后来的陕西省委和关中北部的一些地委，是作为边区政府长期经营陕西的红区本土派。而明面上民国的关中地区行政机构，是国民政府的蓝区人马。红蓝两股力量当时都有经营关中。这造成建国后，陕西的人事构成复杂程度与统战形势，远远要比那些本全境为国统区，解放后全新派驻组织的省份要纷乱复杂，博弈程度更激烈。咸阳各区县，也是延安边区政府主要渗透的地区。我党的政策当时是农村包围城市，关中各县都有游击队。各县乡村不像西安是大城市，是适合我党地下工作的楔入区域。西安作为陕西省会，重点城市，也是国民政府对边区政府严加防范的区域。所以我党并未强行向关中国统区的中心城市西安渗透。延安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我党特委在关中的主要运作方向，就是关中北部的渭北地区。今咸阳全境，只有市区在最南边紧贴西安，有小部分在渭南，几乎全境都在渭北。相比西安这个国民政府央地博弈场，咸阳一带，更像是国共博弈场。当时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主要在关中西北部一带活动，包含今天咸阳西部、北部诸县。当时这些县并非咸阳、长安、泾阳、三原、兴平所在的第十区，主要是在淳化、旬邑等第七区，就是今天黄土高原上的咸阳北五县及西府一带。所以，今咸阳境内以咸阳县为首的南部第十区，是国民党阻遏延安势力扩张的堡垒阵地。今咸阳西、北部第七区，是延安对国统区及重镇西安渗透的活跃区域。后来，红色力量强大的第七区与蓝色力量主导的第十区合并，成为今天的咸阳市，恐怕也有利用第七区广泛的边区红色人事，对第十区旧有人事进行空间挤压和冲淡的考虑，是出于改造大西安府地区的需求与考量。内战爆发后，战事吃紧，西安在战争中的形胜门户地位再次凸显出来。1947年，西安由省辖市再次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同时，中共加紧向兴平、武功等关中平原县渗透。第十区为应对这一局面，公署于1948年从咸阳县西迁至兴平县。可以说，西安是被国民党死攥在手中，咸阳方向却是共军可以深度影响到的地区。国共对垒中，咸阳县周边的中共经营网，显然比西安市内更庞大。现在关中地区党史研究的中心，也是在咸阳而不是西安。咸阳整个地区更红一些，是建国后，咸阳地位提升的又一个基础与关键节点。也为第三次省市之争埋下伏笔。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西安与咸阳在台面上的对抗，也即将开始...

第十二章，建国初期——省市离合

建国初期1949年，经过陕中战役，关中解放。西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但同时，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成立，与西安市并立。这一操作，是助推咸阳脱离大西安府的关键历史节点。此前，第十区公署设在咸阳，西安、咸阳同属第十区，但西安被直辖，咸阳事实上承担地区首县的功能。大西安府地区并未被割裂。但咸阳设立分区，意味着在咸阳县，诞生了一个等同于西安府的行政实体。1949年，经历战争，关中地区仍是战时区划：

西安直辖市 咸阳分区辖6县，驻咸阳县：1长安县.2咸阳县.3兴平县.4武功县.5鄠县.6盩厔县 三原分区辖8县，驻三原县：1三原县.2泾阳县.3淳化县.4新宁县.5铜川县.6耀县.7高陵县.8富平县 邠县分区辖7县，驻邠县：1邠县.2乾县.3永寿县.4醴泉县.5栒邑县.6长武县.7麟游县 渭南分区辖6县，驻渭南县：1渭南县.2华县.3华阴县.4潼关县.5临潼县.6蓝田县 大荔分区辖8县，驻大荔县：1大荔县.2朝邑县.3蒲城县.4澄城县.5白水县.6韩城县.7郃阳县.8平民县 宝鸡分区辖1市8县，驻宝鸡市：宝鸡市 1宝鸡县.2凤县.3陇县.4汧阳县.5扶风县.6凤翔县.7郿县.8歧山县

西安直辖市、咸阳分区、三原分区，就是第十区所划拨出来的三份。西安市，是名头上顶着直辖市，与陕西省平级，但地界上仍旧是那个只有城区和近郊的光杆司令。曾经的西安府区划分早已被打散得七零八落，连民国已经大大缩小的第十区的辖县，也被瓜分给了咸阳、三原两个新成立的分区。西安城，已经实际上脱离了大西安府地区。

这个时候，今天西安市郊县的地界，都是咸阳分区的。连西安城的附郭县长安县，都属于咸阳分区。建国后，1950年，全国整编行政区划。陕西全省整编为榆林、延安、绥德、渭南、咸阳、宝鸡、商雒、安康、南郑9个专区及长安1个直属县。长安县这才成了省里直管的直辖县。西安与陕西省同级，由陕甘宁边区变更而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直辖。这些大致就是今天陕西地市的前身。不久，三原专区与邠县专区诸县并入咸阳专区。咸阳专区辖县数量一跃为13个，尽收关中中部行政区。仅仅是长安县改由省直辖。事实上接掌了大西安府。其实这个时候，咸阳才是西安府作为地区的区划继承者，西安仅仅是西安这个名字和西安府府城的继承者。西安市可以说光的一丝不挂。西安城里的局面就很复杂了，省政府驻地是西安，西安同时又是西北大区驻地，归西北军政委员会直辖，与陕西省同级，不受陕西省管辖。包裹西安市的长安县，则是陕西省直辖。其他所有昔日西安府的核心辖县，全部在咸阳专区手中...此时，谁才是西安府的延续？核心一小块儿在西安市，绝大部分地界在咸阳专区，小部分在渭南专区...

1952年，陕西为了更好的控制西安的外围，将咸阳城设咸阳市。咸阳城外仍为咸阳县。咸阳专区却被撤，但咸阳市和咸阳县，划归省直管。西安、长安、咸阳，都在陕西手里，把不归陕西管的西安包围了起来。这么一搞，咸阳市，咸阳县，长安县三个，打包一起归省里。西安依旧是光杆司令。注意，现在的所谓市，仍然是与县互不隶属的市。咸阳设市，就是咸阳县划出来一片核心地带改称市，这时咸阳市与咸阳县并存且平级。但咸阳市由陕西省直管，是省辖县级市。原咸阳专区没了，其所属的咸阳、鄠县、铜川3县及咸阳市改由省直辖。富平、三原、泾阳、高陵、耀县5县划归渭南专区。栒邑、淳化、兴平、醴泉、盩厔5县均划归宝鸡专区。大西安府原来的县，被宝鸡与渭南暂时瓜分。这次是渭南壮大，进一步瓜分西安府东部的一个里程碑。县级市，就是与县平级，可以地辖，可以省辖。现在的咸阳市是省辖。而西安是地级市，与地区（专区）平级，也是省辖。区划演变到这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陕西省只是驻地在西安城里，但省府管不到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区。西安市市辖区之外，才是陕西省拥有治权的亲儿子。那时合体归到省里管的咸阳市，咸阳县与长安县，才是真正的“省会”，只是省府办公大地点不在这个西安城外围的两县一市。而里边的西安市，只是借给省政府一个办公大楼而已。1953年，西安被升格为政务院辖市，即后来的国务院，由国家直辖。西安从西北行政委员会的手中，被国家要走了...西安这西北大区直辖，变为了国家直辖。原因大抵有两个：一是国家已经着手裁撤大区一级行政机构，所以直辖了一批重要城市。二是国家正式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西安是重中之重。西咸区划对抗隐患，逐渐暴露出来。因为陕西除了办公地点在西安城中，实际是拿距离西安城最近的咸阳城在做自己的省会。既然那时咸阳市是陕西的亲儿子，那西安又是谁得儿子？中央。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为配合大规模工业建设，主导了西安、洛阳、兰州、包头、太原、成都、武汉、大同这八大城市规划编纂工作。西安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北中心的城市功能显现，也促使西安成为“一五”城市的重中之重。一五建设时期，苏联援建中国的44项军工重点项目中，有10项在西安，3项在兴平，3项在宝鸡。一五时期苏联援建全部156项重大项目中，陕西获得了24项，西安就有17项，是项目最多的城市。这是中国工业体系建立的关键奠基时期，也是建国初期落地项目最多的时期。二五计划开始，实际上连一五的零头都远远不到了。随着一五建设的圆满完成，西安市成功转型为工业重镇，人口突破200万，名列全国十大城市。东郊军工城、纺织城，西郊电工城、化工城，南郊科教城，平地崛起，市区工业产值突飞猛进。至今，很多GDP总量超过西安的地级市，若比市辖区总量与市区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依然在西安后边。一五计划期间，西安市的首轮城市规划，是中央建筑工程部与苏联专家共同制定的。至今西安人谈起盛夏时被林荫遮蔽的大庆路、友谊路，还会赞叹苏联人的道路规划真是有远见。遗憾的说，建国初期，西安的快速发展，与陕西省，并无太大关系。老一辈执政者是战争过来的，他们或许不是很懂和平时期的贸易玩法，但对于战时城市形胜的重要性与命脉工业所需安全条件，他们是非常了解的。后来的三线建设，也再次助力了陕西及西安的工业实力。由中央主导重点建设西安的同时，1954年，五大行政大区功能转弱，省权加强。直辖仅一年多的西安，也跟随十几个昙花一现直辖的城市，降格为省辖市。这一年，西北大区已经撤销，西安几十年来第一次回归到省府管辖。但其实也只是半回到陕西省里。

1954年当时直辖市，只剩首都北京，首都的海上门户天津，南方中心都会上海。这应当有中央重新梳理央地关系与直辖政策的考虑。西安终于是陕西省的西安了，但西安的发展，仍然是中央在主导。中央鉴于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国家对其在改为省辖市后“政治、经济待遇不变”，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时间为1954年到1958年。基本与一五建设时间吻合。在60年代，计划单列市一度恢复，西安仍榜上有名。计划单列市可以说是半直辖市，财政、规划等诸多管理权限是在国家手中。打个比喻，建国初期的西安，就是被中央抱走的孩子，跟陕西省不亲。所以在人事系统渗扩的过程中，西安与陕西两级政府，延续了民国时期，各自的独立性，西安更多是国家派驻人事。所以，近距离西安十多公里的咸阳市区，其实是陕西省政府初期举省力规划打造的城市。陕西老人们经营了数十年的咸阳，如今要一朝归入西安？历史阻力因之越来越大。

时间到了1961年，西安好不容易回来的四个县，被扒剩一个长安县。不过长安县，算是从此跟定了西安市了。要说长安县政府这些年过的也不好，自从被赶出来后，县政府屡次迁徙漂泊不定。解放后，建国初期县政府一度搬回城内，但驻地设施已长期归属其他单位，最终在城内竟无立锥之地。无奈，县政府回到城南，从此再与它的“县城”无缘。但它作为西安市的环郊，命运却与西安市高度相连。今天的西安市的郊区，都是从曾经的长安县里抠出来的。

顺便提下，长安县设区后与西安城六区的融合进展也不尽理想，被认为是西安的“独立王国”。这个其实与西咸关系是相类似的。西安一度独立于大西安府地区，长安县也反复与西安市分离。长安县在历史上也曾几次作为省府制约平衡西安市独大的主要区划对象。西咸、长安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行政统合之后就立马消失，需要历史消愈旧疾的时间。但如果因为行政统合无法立马见效，就反对融合，也无疑于因噎废食。行政区划弊端影响大西安提高地区的全国竞争力，在过去数十年里这种积疴越来越明显。61年的咸阳，之前被整合兼并的大县再次拆分回去。地市风吹过之后，咸阳专区又复立了，直接套用了之前那个胀大的咸阳地级市。而咸阳市区又被降格为地辖县级咸阳市，属咸阳专区。咸阳专区领1市13县。一番折腾下来，西安市又成了光杆司令。咸阳市却成了巨无霸。态势仿佛回到了1953年。当然，咸阳比1953年更强势了，因为已然吞下彬州专区、三原专区。

但是如陕西省的预感，西安市又半直辖了，1964年开始，第二次成为国家计划单列市。

但最有戏剧性的一次调整，当属1966年。这一年国家很强势，地方比较弱势。县级市咸阳市竟从咸阳专区被划出，给了省会西安市。而被划归渭南的临潼县，则割出阎良区给了西安市，成为西安市的飞地区。这次，西安市辖市7个区外加一个县级咸阳市。虽然咸阳市是县级区划，长安县也与西安市区有别，但都统一由西安市管辖。同出秦咸阳县与汉长安县，昔日西安府的长安县、咸宁县、咸阳县三兄弟的区划范围，终于又抱在了一起。这一别，好几十年啊...而现在，是西安市、咸阳市、长安县...

这个风景也是非常独特，咸阳专区还在，但驻地县级咸阳市划给了西安，专区驻地就迁到了兴平县。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存在着一个咸阳专区，也存在一个咸阳市，但咸阳市归西安，独立于咸阳专区...两个咸阳，是互不隶属的两个同名不同级单位。其实在汉唐之间，就陆陆续续存在一些今咸阳市辖区境内的县级陵邑，后来又出现过治地并不在咸阳市辖区境内的同名“咸阳郡”。咸阳这个名字，从古到今，都是难说清的区划烂账。就像很多高喊秦朝首都在咸阳不在西安的人，无法解释秦朝的新朝宫阿房宫为什么会在西安地界上。

西咸短暂拥抱，好景并不长。1968年，国家再次撤销计划单列市，西安市又复归省管。1969年，专区改叫地区。1971年，划归西安五年后，咸阳市又被咸阳地区拿了回去。咸阳作为与西安距离最近，城区紧贴在一起，地理上一马平川，并无地形阻隔，同出一县，理应是一座城市。全国330多个地级以上区划，像西咸市中心这么近的，仅有4例，平原上相接的只有3例。但咸阳是陕西省级单位规划经营数十年的省辖核心大市，动辄被中央计划单列的西安市要划走，建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直接负责之下。这段时间陕西省府能够争取到的国家重大项目，许多放在咸阳，已经形成了一定封闭且独立于省会的城市存量格局。陕西省不可能不采取一定分化与预防措施。西安是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但同其它宠儿兄弟们一样，后来他们都又将面临一次巨大的转型困难。“一五”重点八大城市，都曾经历过。这次转型的时间点，就是随全新时代而转向的——改革开放。

第十三章，改开之后——西咸分治

1983年，全国行政区划大调整，咸阳、渭南等地区改设地级市。中央为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下放基层发展自主权。地市管辖县级，成为主流。此前陕西在给西安的区划支持上迈不开步子，改开后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这次全国各地都给省会或本省强市大量增加辖县，陕西也不可能再逆流而行。但步子，还是相对小一些。比如成都当年本身辖2县，调整后直接并入温江10县。但陕西这边，咸阳地区的周至、户县、高陵划归西安市。渭南的蓝田、临潼划归西安。大西安府地区，仍有一半在咸阳和渭南。陕西还从宝鸡又划两县给新设地级市咸阳，以坐大咸阳。咸阳之于西安，相当于温江之于成都。两个一五崛起的西部工业城市，最终走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区划抉择与途径，以及发展结果。

对于省府这样的“支持”，西安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84年，西安再次申请并被确定为中央计划单列市。某种程度讲，这是将一定的经济、管理权限主动交给中央，同时被国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这次西安主动半直辖，一直持续了十年。估计陕西被气的不轻。

94年，中央除5个非省会港口重镇保持计划单列，取消其他单列市。但给了西安副省级城市地位，依然有很多省里无法管辖的高级权限。西安市直机关级别更高。比如西安市公安局长是正厅级，和陕西公安厅长级别相同。西安的区长，也比地级市区长高一级。

96年，中央传出要设立直辖市，据说西安、武汉都是积极争取方。这下陕西更气了。

其实，西安所遇到的省市发展战略融合与区划瓶颈问题，其他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扶持的重点城市都会遇到。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撒手将它们放回地方，回归本省一体的发展战略中，省市有颇多隔阂这样的局面都多少存在。只是各自条件不同，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同。

无独有偶，太原也是一五重点城市。和西安与咸阳类似，也在市区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挡住太原在平原拓张方向的地级市，晋中市。

洛阳也是一五重点城市，与西安的区别是它是非省会城市。但地处豫西形胜最佳的位置，是国家当年重点打造的重工业基地。其西边，则是国家第一个大型水利城市，三门峡。其东边，是国家二五重点布局的全国铝工业重镇——巩义、上街。豫西当时是国家在河南主要扶持的地区。河南省会最早则地处豫东，黄淮海大平原之上。河南为了加强对豫西的影响力，加上郑州的铁路优势，将省会西迁，全力打造郑州市。当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市场经济时代来临，洛阳也被撒手。但洛阳与西安不同，不是省会，它便一定程度被边缘化。河南是人口大省，又是铁路干道十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选择的牌较多，最终省府选择了自己养大的郑州。后来，郑州经济逐渐甩开洛阳。但实际上，河南省府的聪明之处，在于将经济强县尽可能在区划上划入郑州，以做强郑州市区的中心辐射作用，以及减少行政阻碍与内耗，做大做漂亮地区整体的经济数据。但是，郑州下边是五市一县，只有中牟县作为县是地级市管辖，而县级市的性质是地级市代管。河南工业第一大县巩义市，甚至还一度被设为省直管县。其实河南在实地里仍然保持着省府对省会制约性影响。

成都这个一五重点城市，则是另一种情况。四川省内有两个大城市。重庆已经有民国时期发展的底子，本身就是国民中央亲掌的重镇。央地各有所重的双黄蛋，与陕西被各方撕抢的单黄蛋不同，成都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始终是省辖市，从未被直辖过，是省府势力重点经营之省会。建国后虽经历中央一五重点布局，但重庆的经济仍然力压成都一筹，始终是中央计划单列与副省级城市。四川的选择，便是押宝成都，全力支持做大成都。果不其然，97年，计划单列的重庆直辖，四川虽然割肉，起码之前的宝押对了，成都足以扛起在全国竞争的四川旗帜。这也说明了，省府对省会持续的战略支持，对省会城市的外部竞争力，至关重要。

西安与陕西的问题，是西安与陕西人事系统的，数十年来的不融合，加上陕西是人口小省，支持能力有限，西安却是强市，经济体量、人口规模，比重过于庞大而各种权限上更独立的西安，会令省级对其离心力有所担忧。西安现在是三级财政时，是除了广东几个经济强市与成都外，全国上缴给省级财政最多的城市。陕西对西安的财政依赖程度，相对来说一直都比较高。

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一个比拼增量的社会，不再是博弈存量的时代。西安的经济地位，在90年代越滑越低，一度有跌破50的势头。制约西安，则西安无法带领全省在全国竞争中出头，甚至会一起滑落，陕西全力打造的咸阳，又一直没有成长为堪当全省双核的城市。一度财政收入占到全省7成的西安，占全省的经济比重会更加令省府对其控制无力...陕西会怎样应对这个局面？

2002年，西安市终于最先提出“西咸一体化”，并赴咸阳签订协议。任期仅一年多，时市记书高升离陕。西咸一体化，此后数年间，一直都只是合并029区号这一个实际一体化的动作。

2009年，陕西省长主导了第一版西咸新区（2区）的成立。任期仅几个月，省长高升离陕。

2012年，陕西省再次升格了西咸新区规划和定位，第二版西咸新区（5城）成立，新区治权归属省府。当年，省记书高升离陕。

2014年，西咸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批文指出西咸新区要“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

2017年，陕西省将西咸新区交由西安市代管，咸阳大部分土地实际划给西安。不到半年，任期仅1年多的省记书高升离陕。俗话说，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压不住，我还送不走？

2018年，关中平原城市群获批，西咸区划优化调整，被明文写入国家规划。大西安（西咸）被明确赋予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的期待与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的定位。

2021年，西咸新区全面交由西安市代管，并划分共管区与直管区。新区管委会除作为省级派出机构定位不变，直管区所有权限均由省里交由西安市里。陕西西咸新区变为了西安西咸新区。

西咸区划问题一直都在，但敢于触碰问题的改革者越来越多。这个遗留百年的区划问题，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西安的增量面发展。陕西在存量格局与增量困局间，也显得摇摆与两难。这些都考验着地方的行政智慧。新世纪以后，西安经济总量的落后，让地方执政者有了危机意识。越来越多的变革，是从省府开始。这样的变化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外调的新鲜血液，强烈冲击着关中凝固了数十年的动脉阻塞。

异变是一时的，数字也是一时的。当历史洗牌时，所有的城市都会褪去铅华，显露出它应有的容貌。起码当下科技发展水平，还无法抹去或无视地缘条件对地区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城市聚落形成的天然因素，是城市的禀赋所在。

现代城市，冲破了古代城墙对城市的局限。现代传媒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让西安，被越来越多回忆起它唤做长安的岁月。现代铁路技术在中国的兴起与革命，逐渐弥合了长安城在近一千年水路时代颓败的缺痕。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成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建城区也慢慢连接在了一起。

长安，终于也是西安。西安，终于也是长安。

存在千余年的咸宁县（万年县），可能被更多的人忘记，却也用一条城市干道的名字“咸宁路”，以及古城内的东县门街，永远留下供人怀溯其历史的印记。

西安东郊人对它的淡忘，也证明着在大历史的洪流中，只要人民的福祉向前，区划范围和区划名称不会是人们永远的纠结。

只剩咸阳。咸阳回归之日，同出“秦咸阳县/汉长安县”一源的西安府三兄弟，便可重新化一，再次归于西安市身内。那将是历史的回归，也或许是，历史的又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