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对沿岸及周边城市或乡镇现代化发展有什么影响？ 第1页

对现代化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清末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就淤塞了，而且至今没有恢复。近代大运河都不能全线贯通，而且铁路，海运兴起，实在很难说对沿线城市现代化有什么积极好处。

我的感受是，运河的意义，其实恰恰是前现代化时期，也就是明清，很大程度加强了京城与华北，江淮，江南的联系。而这个联系随着走入近代逐渐消亡，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种联系不仅是指大家都熟悉的漕运，以江南物产赋税供养京城，乃至进而实现地方调配以稳定帝国（类似于转移支付），而是更深程度的在统一南北上层体制和融合南北乡土文化。

纵观明清，江南是最受到帝国严密控制的地区，仅次于距离京城较近的华北，都拥有一个强势的上层体制。而由于南来北往，人口，商品的流动，运河商贸的繁荣，南北的乡土文化其实有相当大融合。

例如，这一时期的北方土语，江淮，吴地方言就已经共享许多相似词汇，并且投射到清代顶层的北京官话中；鲁菜，淮扬菜，江南菜则也有许多类似之处，且共同统一于京城的官府菜。

可惜的是，因为宋以后，长期战乱水患造成的中原糜烂，这种沟通实际上只是在北京，江南以及中间的运河沿线城市进行，其他华北，江淮平原部分则依然落后。在黄淮水患严重的地区，则已经生活贫困，盗匪横行，民风完全粗鄙野蛮化了。

明清这种“京城—江南”叙事里面的哑铃状结构，终于在近代运河淤塞失去漕运优势后，正式走向断裂。先是淮扬板块极速衰落，广大江淮难民逃到江南求生而被污名化；然后是华北运河沿线也完全衰弱，整个华北继续被拖入近代的战乱，北方的形象也开始悄然跌落；最后是27年后首都的南迁，北京一落千丈，且失去了因为政治地位带来的与南方精英人群的联系。

民国时期，特别是27年以后，可以说是“京城—江南”的中原叙事完全崩溃破产的时期。华北持续混乱，军阀割据，日人渗透：而整个东南则风景独好，特别是沿江沿海的殖民口岸城市，资产阶级崛起，工商日渐繁荣，发展非常迅速。这一时期，江南与华南的闽粤板块反而走的非常近。从同盟会，大gm到南京国府时代，江南人与特别是广东人在政治上合作密切。而在经济上，两个族群中的资本家群体则交汇在上海，共同构成旧上海的中上层精英力量。

依靠东海南海，这种“东南叙事”极大拉近了江南与闽粤的距离，反而与华北的距离开始变得疏离。这种趋势在49年新国家建立，重新定都北京后得到了局部反转，但最终又开始陷入消沉。

49后，新国家建立了国有工业化主导的政治体制，在华北，江南全面铺开国有工业布局，并通过现代水利工程，治理好了顽固的黄淮水患，重振了几百年来一直困顿，找不到出路的华北。这一时期，两地和明清一样，高度共享了同一套上层体制，都属于新国家的工业重地。

南北文化也似乎可以重新获得融合的可能，共同统一于新的社会主义工业文化以下。进一步的说，如果明清的“京城—江南”叙事，还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框架里，构建了“皇帝—士人”的结构的话，那么建国后，实际上产生了“北京—上海”的新叙事，在官方的工业与gm文化框架里提供了“干部—工人”的新结构。

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人口的进一步禁止流动，实际上这种融合只是相当局部的，只是部分恢复了那种哑铃状结构。借助官方gm文化中对北京的神圣化，这一时期北京的地位可能超越明清，极大恢复了对江南的吸引力。而对更加广泛的华北，江南民间对其的印象依然是模糊和带有贬异的；至于江淮，那种强烈顽固的偏见和歧视则一直没有停止过。

新时代的“京城—江南”叙事最终又在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力量推动的工业化，也即国企下岗，外资进入，以及东南沿海民营经济的崛起中，逐步开始衰微。与近代一样，江南和闽粤共享了下层的民间活力底色，一样都通过民营经济重现活力，而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有经济却开始陷入困顿与萎靡，而没有像江南的国有经济一样实现顺利市场化的转型。

“长江以北皆苦地”，这依然是今天某些江南民间民粹式的想法观念，包含江淮也包含华北，尽管江淮板块在49乃至90年代的两轮工业化中都在逐步复苏，甚至在后者的表现上远远好于华北。但，不知道是为了首先拒绝华北，还是江淮，总之另一个板块始终成了附带的累赘。“北”成为某种带有微妙贬异意思的词汇，欲说还休，闪烁其词。

拒绝长江以北，当然无法重建“中原叙事”。而与此相反，“东南叙事”却又在90年代后的持续出国热潮中，得到了某种加强。往海外南方的香港，新加坡，澳洲去的江南人族群，毫无疑问将遇到更多闽粤华南人士，加强着某种“东南沿海”的共同体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