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前几年曾看到一则新闻,是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抗议说,他们认为北约军队利用手机公司追查自己的动向,所以他们要求手机公司把服务关掉。
塔利班也用手机,而且是和所有人一样的手机服务。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必然改变了政府和普通人的关系。
政府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永远要对言论和行为进行监控,所以才有了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毫无疑问,在中国,个人自由在国家安全面前永远是次要的,而在美国,个人自由则被视为是最重要的政治信条之一。
但是,这只是抽像的观念。观念如何落到政治实践,是受实际条件影响的。
比如,在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是苏联。所以,这是一个用准封闭系统(CIA,NSA 这样的组织)来监控一个封闭组织的过程。
这时的目标是明确的:信息就在那里,在对方政要的专线电话里,在大使馆的密文电报里,在各个重要目标的相互通信,政府的机密文件里。
获取对手的情报,难点不在分清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而是在如何获取,如何破译。
所以,方法也是直接的:如何打开对手的防御:窃听,破解,间谍。
后冷战时代,对手变了。对手的手段也变了。像基地组织,他们用的,不再是一套自己的封闭系统,而用得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网络和电话服务。而潜在的恐怖分子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是业余玩票。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泯然众人了。
不仅如此,他们的信息交流,也因为网络时代的分布式处理,而散布在网络各处。其中,也因为美国作为网络骨干的特点,有大量的网络流量,必然会借道美国。也就是说,原来可能需要跑到敌人的地盘里蹲点获得的东西,现在守株待兔也能等到。
互联网不是只制造出了一批新富翁,它改变了人和人交流和传送信息的方式。
于是,政府监控敌对势力的难点,不再是破开对手的密码,打进对手的圈子,一旦打开,一个金库就在你面前了。现在的难点,是在高速增长的送上门的数据中,分出哪些才是潜在敌人的通话,哪些不是。
当敌人和民众难以分开,或无法无开时,所有的政府,都会这样去做,只是方法不同。
也就是说,政府不得不去收集所有人的数据,做大量的 data mining。有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民众信息交流的出口和方式,以减轻自己进行分析的难度(比如以前苏联,所有的长途电话线都是经由莫斯科中转)。有得政府会干脆封掉一些出口,逼着大家用传统的,更好监控的方式。
美国因为自身特点,政府很难全面控制网络的发展,改变民众使用网络的方式,以便于自身监控。政府也就只有在收集和分析上下文章。收集所有人的数据也就必然意味着,你不可能研究具体的信息内容,而是寻找潜在的 Pattern。
而这,也是网络公司得以赚钱的方法:分析用户的网络访问习惯,找出每个人特有倾向,有针对性的推送消息。
Google 对邮件内容的分析所引发的争议,其实从本质上和 PRISM 所引发的是一样的。只是因为这次是大权在手的政府,当然民众的反应会强烈一些。
传统上,外面的专家会认为,互联网这么大,政府怎么干,也只能有效的掌控一小部分互联网信息。但是,这次事件表明,美国政府干得不错,利用技术优势,已经能够在有限的投入下,自动获取到相当的信息。
这些都是在说,公和私的界限,在新的技术面前,已经不再适用了。旧式的法律,已无法合理的解释和界定政府公权力的范围。
很显然,你无法阻止政府访问这些在公共领域里流动的信息,它也有十足的必要去这样做。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新定义政府的权力,界定在新的通信方式下,公和私的界限和关系,规定出可以接受的,对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