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凯恩斯究竟谁对谁错？ 第1页

答下这个问题吧，有太多想说的了，长文预警。

时下，全球的宏观经济依然处在不景气的状态当中，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当年的争论具有巨大且重要的现实意义：08年次贷危机之后，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主流的思潮是反思金融自由化以及监管的缺失，而在中国，受『四万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反思的却往往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就像题主在问题描述中所表达的那样）。不止中美两国，每个国家由于自己在次贷危机前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场辩论中所处的光谱位置，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对这两个人不同程度的赞同与反对。究竟哪个是真理？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或许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家』这个封闭的小圈子了。

但遗憾的是，从经济学内部看，这场辩论最终是没有一个公认的胜负的。导致这个令人尴尬的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凯恩斯的《通论》本就是一本逻辑漏洞一大堆的书。高鸿业教授在为该书中译本撰写的导读中说道：

凯恩斯有时对他在本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并没有思考清楚就把他的想法表述出来，因此，他的表述也就不可能使人们完全理解。关于这一点，萨缪尔森对《通论》的书评写道：该书「具有大量的故作玄虚或令人混淆之处。」（商务印书馆，1999，第3页）

哈耶克在一段视频里也提过对凯恩斯类似的批评：『他是一个天才，但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二，凯恩斯在《通论》发表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而相对年轻的另一位主角哈耶克，虽然活到了1992年，但从《通论》发表之后一直到自己去世这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也没有再系统性地批判过这本凯恩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1998年，思想史专家 Bruce Caldwell 写了一篇叫做『为什么哈耶克不在「如何评价凯恩斯的《通论》」这个问题下面写答案呢？』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结合了两人的书信和其它史料，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哈耶克对于无休无止的争吵感到非常厌倦，并且准备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科研工作……

当然，我不太满意这个解释，至于为什么哈耶克不写这个答案，我有我自己的猜测，后面会说到。

第三，也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结合两人对撕的文章能看出来，虽然他们你来我往几个来回看起来很热闹，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根本没讨论明白两个人分歧的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从学术讨论方法论的角度说，当两个观点、立场或学说各自能够明确地被表述出来，其实争论也就不存在了（这也是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深入，现在的经济学界已经找不到这种争论了的原因。）。而凯恩斯和哈耶克都不是喜欢玩儿数学模型的人，虽然凯恩斯的理论被后人数学化了（但是下面我会说，也正是因为这个理论被数学化了，所以后人很多时候才曲解、误读了凯恩斯的本意。）。

不过好在，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宏观经济学也早已『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更丰富的语言体系，以及积累了八十多年的讨论和打磨，已经能够帮助我们渐渐理清楚这场争论中若隐若现的核心分歧了。

我相信，这个答案虽然可能无法改变你对这场争论谁胜谁负的固有看法，但是能够帮助你对这场争论有新的认识。为了说清楚，我首先想先花两节的篇幅介绍一下凯恩斯在《通论》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

一、从『IS-LM 模型』说起

受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现在的公众、经济学学生甚至一大批经济学科研人员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解似乎就是『IS-LM 模型』。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解——如雷贯耳的『IS-LM模型』其实有一个更加官方的名字，叫『Hicks-Hansen 模型』。现在一般认为，这个被高鸿业的教材花了小半本书来讲的理论来自于大名鼎鼎的约翰·希克斯1937的论文《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以及被广泛认为是凯恩斯忠实追随者的Hansen于1953年所作的《Guides to Keynes》，所谓的『IS-LM 模型』正是他们根据自己对凯恩斯的理解炮制出来的。

IS-LM 模型的逻辑我想任何一个经济系的大一学生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这之中的逻辑其实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 tricky 一些。

首先，根据所谓的『凯恩斯交叉』（计划支出等于实际支出）可以得到一条 IS 曲线，这条曲线是一个总产出水平 Y 与利率水平 r 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个点都可以使计划支出与实际支出相吻合。模型假设实际支出是 Y，那么只考虑封闭经济的话，一个经济的总计划支出应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组成。

IS 曲线的关键之处在于，计划一定是基于某种对未来的预期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们都熟练掌握的均衡逻辑。比如，一个人现在决定攒钱买房子，计划在未来十年中每个月存多少多少钱，那么一定是他预计攒这么多钱肯定能够买房了，这其实是对于未来房价、自己的工资以及自己的欲望和自控能力的一种预期的结果。

你必须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凯恩斯的消费理论：IS-LM 模型假定，消费是预期当期总收入的一个增函数，也就是说，社会整体对当期总收入越乐观，计划消费就越多。而 IS-LM 模型在这里假设了一种『理性预期』，也就是说，假设了经济中的『代表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求解 IS-LM 模型，能够自己计算出这个经济的总支出，再根据『总支出=总收入』的恒等式得到对于总收入的预期。

这里，我们能看到均衡方法的根本逻辑：决策者基于自己的预期所做出的决策创造出的未来，恰恰是预期本身的自我实现。

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所谓『凯恩斯三大心理变量』中的第一个：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多一块钱的收入能够被用在消费上的数量。当然，后世对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的争议主要也在这里，比如所谓的『永久收入假说』就批判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说，决定人们真实消费的并非当期收入，而是一个人对于自己一辈子的总收入的预期。但这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按下不表。

第二部分是投资。经典的 IS-LM 模型认为，计划投资的数量是利率的函数，由于投资要举债，所以资本的价格越高，投资约低。事实上，投资问题是凯恩斯在《通论》中花了八章的篇幅讨论的重要问题（第11~18章），却被 IS-LM 模型以一句 I=i(r) 就说完了。后面你们会看到，这正是 IS-LM 模型背离《通论》的地方。

由于第三部分，也就是政府支出，被视作外生变量，所以最终当『实际支出=计划支出=计划消费+计划投资+计划政府支出』相等时，IS 曲线也就出来了。

而 LM 曲线在我看来可能更值得说，因为它涉及到了凯恩斯的货币、利率观，而这正是他与哈耶克之间分歧的『明』与『表』。但是，IS-LM 模型自身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楚、自洽的，因而我将在聊到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时再对此发表评论。

LM 曲线的逻辑是『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即所谓的『货币市场的出清』——等式的左边是真实货币供给，它是由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的名义货币供给和被假设短期内保持不变的社会价格水平决定的（即所谓的『价格刚性』）。而右边则是凯恩斯对于货币需求的精彩分析，这些分析来自于《通论》的第19~21章。IS-LM 模型认为，货币的需求由三种：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前两者是经济繁荣水平的增函数，也就是产出水平 Y 的增函数（此处再次用到了宏观经济恒等式：总支出=总收入=总产出），而后者则是利率的减函数。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总支出 Y 与利率水平 r 之间的另一个关系。

这里，我们看到了所谓『凯恩斯三大心理变量』中的第二个，流动性偏好。

两条曲线的焦点意味着商品和货币两个市场同时出清，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它们将唯一地决定当期的利率水平和经济总量（measured in GDP）。由于政府支出和名义货币供给在现今的政治制度下都是握在政府手中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两者的政策，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控制经济。这些都是任何一名学经济学的人必须熟练掌握的东西。

二、非均衡分析与被遗忘的『动物精神』

那么，上文所说的这个『Hicks-Hansen 模型』与凯恩斯最初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在上面只用到了『凯恩斯三大心理变量』中的两个，就已经说完了这个模型。那么，第三个心理变量是什么？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它不见于 IS-LM 模型呢？

第三个心理变量叫做『资本的预期收益』，凯恩斯在《通论》的第12章『长期预期状态』中讨论了这个概念。对 IS-LM 模型来说，关于投资，知道它是资本价格，也就是利率的减函数就可以了。可是，虽然利率的确是投资的成本，对社会在某个固定时间段内的投资繁荣程度有决定性影响，但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投资的收益吗？不幸的是，投资的收益或者回报被模型无情地忽略掉了。

一些人认为，不考虑投资的回报是无伤大雅的——由于凯恩斯理论考虑的是价格甚至都来不及产生任何改变的『极短期』，而现实中的投资行为往往需要考虑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中产生的回报，因而两者凡属不同的分析框架。但即使我们退一步，权且认可这种观点是对的，但仍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IS-LM 模型根本没有对经济周期（或者说，凯恩斯《通论》的初心——1929年大萧条）做出任何解释！回想整个 IS-LM 模型的逻辑推导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整个故事的一开始，经济萧条就已经开始了，整个理论似乎只是在解释『为什么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使经济恢复繁荣』而已，而对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予置喙。

绝大多数人都应该知道，凯恩斯对经济萧条的解释是『有效需求不足』，根据国内经济思想史专家的总结，这被认为是对古典经济学中盛极一时的『萨伊定律』的反抗。可是，有效需求为什么会不足？为什么这个东西有时候没有不足，有时候又不足了呢？

其实，这只是正统经济学的薄弱环节的一个集中体现而已。如果你还记得我在上面强调过的事，你会发现，IS-LM 模型是一个以『均衡』为核心的理论，IS 曲线是财货市场的均衡，LM曲线是货币市场的均衡，两者的逻辑都是那句话：决策者基于自己的预期所做出的决策创造出的未来，恰恰是预期本身的自我实现。暑假时，人大的陈彦斌教授来讲座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件事，他说，我们经济学家还是要去找均衡啊，不然，就没有好用的工具了。

但凯恩斯的《通论》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均衡分析』当中，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不依赖于均衡概念的、有着浓厚心理学色彩的投资理论。

对于投资行为，凯恩斯可是身经百战，前几年还看过有关凯恩斯投资理财成绩的文章，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民间股神。凯恩斯对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有极为朴素、非理论化，但又高度准确的看法。首先，凯恩斯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投资行为中可资使用的知识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参与这个市场的人或者机构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对投资行为未来的收益产生任何合理的预期（这里，他否定了有效市场假说）。他说：

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对投资项目，如铁路、铜矿、纺织工厂、有专利的药品的信誉、远洋船舶、城市建筑物等，我们所具有的赖之于估计它们10年以后的收益的知识充其量也是很少，其数量往往少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的行为对市场不起作用。（商务印书馆，1999，第153页）

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投资行为创造出的市场秩序往往是存在的呢？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中往往存在着一些高度稳定但应变能力不足的『成规』。比如我们很多人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相信的所谓『京沪永远涨』就是一种成规，很少有人真的能讲出道理（如果真的存在所谓『道理』的话），但大家却非常重视地按照这个成规去做。

读过我之前写的社会规范的专栏的朋友们应该会同意，『成规』在这里绝不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始于经济学家肖特在1980年代初的巨著《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家早已发掘出了成规作为一种 coordinating device 的功能——当社会博弈存在多个潜在的均衡点时，遵从某个全社会约定俗成的成规，有助于博弈各方协调到某一个特定的均衡点上，而实现这一功能的逻辑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是说，投资者也许不能计算出均衡点在什么地方，但只要遵循这些成规，无需计算均衡点也能够达到。

但是，成规毕竟还是有问题，这个问题用 @傅渥成 的观点来说，就是它能够保证『秩序』，但不能保证『可塑性』。根据一般均衡理论，一个经济的『四大基石』：偏好、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可以近似唯一地决定一个均衡点。如果这些基石在长期中保持不变，那么各方就有足够的时间试错、学习，最终使成规与均衡点相互吻合。但如果这些基石发生了剧烈变动，依然按照这些成规去做决策就有问题了，因为潜在的均衡点已经变了，可行为没变。

凯恩斯说：

这一成规的实质——当然，它在实际运行上并不如此简单——是：除非有明确的理由来期望事态的变动，否则，我们会假定现行的情况会继续下去。（商务印书馆，1999，第155页）

这也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说，但很少有人真的理解的概念——适应性预期——的真正出处。这里，凯恩斯认为，由于这种信息粘性（注意力经济学的核心议题）的存在，成规才有粘性，所以，当一个外生的 shock 呼啸而来，市场往往是反应不足的。

那么，当经济世界中的事实，与既有的成规出现矛盾时，人们的理性是否就回归了呢？根据 Daniel Kahneman 在《Thinking: Fast and Slow》当中提出的『system 1 - system 2 理论』，这种预测是合乎情理的。但凯恩斯不这么看，他更加悲观地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却也非常有挑战性的概念——『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商务印书馆高译本中，这个词被翻译成了『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

凯恩斯说：

作为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后果，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交易易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看法改变可以是由于与未来收益的关系不大的因素——而作出剧烈的波动，其原因在于：群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来使它得以保持稳定。特别在非正常时期，即使没有明确的理由来期望变动，现有的事态能无限制地继续进行下去的说法也比较难以令人置信。这时，市场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这种浪潮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应该出现的，因为，这时并不存在用理性进行考虑的坚实基础。（商务印书馆，1999，第157-158页）

近几年，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动物精神是人类在极端无知而既有的规则又被打破时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是演化封存在我们基因里的保命法宝。但由于它高度依赖于贪婪与恐惧这两种情绪，所以，当成规被打破时，人们将习惯性地进入一种更加非理性的状态，要不就是利令智昏贪得无厌，要不就是慌不择路屁滚尿流。

总之，就是非常不稳定。由于成规不能很好地应对shock，动物精神本身就是个shock，所以人类的预期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再因为预期指导行为，所以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稳定可言。这样，抛弃了均衡分析的陈词滥调，我们为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出一个真正的凯恩斯式的解释：

凯恩斯命题：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于投资不足，投资不足来自于人们的信心总是不稳定的，且预期的不稳定是人类理性有限的结果，是独立于市场条件而存在的、人类生理结构决定的、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三、《价格与生产》：从一般均衡模型中寻找商业周期

说完了凯恩斯，我们来说哈耶克。据《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记载，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由于不满于凯恩斯及其忠实信徒们的学术观点以及盛气凌人的态度，找来了远在中欧的年轻人哈耶克来为其助拳，哈耶克来到了英国，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这篇演讲后来得以以英文出版，名叫《价格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

现在研究哈耶克的思想史学者倾向于用『Hayek I』和『Hayek II』来区分早年和晚年的哈耶克。现在很多对哈耶克不太了解的人喜欢说哈耶克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了变化而已。『Hayek I』与『Hayek II』的根本区别，在于两点：一曰『认识论转向』，二曰『演化转向』。至于为什么要转，我觉得与这次同凯恩斯的辩论不无关系。

此时初到英语世界的哈耶克，还处在『Hayek I』这个阶段。由于缺少必要的对认识论和演化的反思，这个阶段的哈耶克，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他和自己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者冯·米塞斯一样，是一个狂热的『一般均衡主义者』。《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一般均衡模型在它的假设包中的假设成立时总是对的，但一般均衡又解释不了经济周期，那么唯一可能的对一般均衡的解释就是，那些没有没包括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因素引发了经济周期。

这个因素，就是货币。

以路易维格·拉赫曼为首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家，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假设资本是可以加总的，但事实上资本的结构而非总量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利率是资本的价格，价格的意义只能在比较中才能体现出来，比如，你的朋友来到了一个你们两个人都没听说过的国家。当他回来对你说：『这个地方的房价是当地货币三十块钱一平米』，其实他说的话没有传递任何信息，你可能要追问，『那里的三十块钱能买什么？』，无论他说『三十块钱就是一瓶王致和豆腐乳的价格』，还是『三十块钱能买五艘游艇』，你都能从这个表述中知道这里的『三十块钱』意味着什么，但如果单单就是那么一句话，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投资也是一样，利率高低，并不说明问题，说明问题的是各种资本品的价格差异。但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管资本总量，不管资本的结构，这体现在 IS-LM 模型中就是，利率是一个数，而非一个向量。

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它背后是两个经济学学派之间对于『利率』一词天差地别的理解。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时代，很多经济学家是笃信『货币中性』的，货币中性的含义是说，货币的绝对数量不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决策。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说，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满足所谓的『零次齐次性』，这在竞争性预算集（即所谓的『预算约束线』是直线时）下是可以被证明的，参见 Mas-Collel, Winston, & Green（1995, Proposition 3.D.2、Proposition 5.C.1）。在此条件下，利率的绝对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

为什么利率的相对大小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利率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或者决策者赖以决策的『资料』(data)。在我之前的一篇专栏里（“林张之争”观后感：当林毅夫拥抱了米塞斯，一场无趣的辩论发生了），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直接引用自己：

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在一组足够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中，一个价格（向量）能够使市场的供需平衡当且仅当……价格=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每个厂商的边际成本。

而1. 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2. 厂商的生产函数、3. 经济的初始资源禀赋一起，决定了每个市场中交易的资源（商品或服务）的“相对稀缺性”，一种资源的存量越少、生产成本越高、对效用的提升能力越明显，这种资源就越稀缺。而上面给出的那个式子表明，当市场供需相等时，资源的价格就反映出了这种商品有多么稀缺。

按照斯密的《国富论》举个例子：如果一头鹿的价格是0.000001只海狸，那么如果这个价格能够使供需相等，那么这表明鹿是一种不怎么稀缺的资源，而海狸非常稀缺。假如有一天：一头鹿的价格变成了100,000,000只海狸，如果市场还能供需平衡，那么我们知道鹿非常稀缺；一头鹿的价格变成了100,000,000只海狸，但鹿卖不出去，市场不能供需平衡，那么100,000,000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鹿是不是稀缺。

换言之，价格本身能够反映出商品相对稀缺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价格像杠杆一样，恰恰能使供求平衡。

也就是说，均衡价格承载了关于资产财货『相对稀缺性』的知识，而人们根据知识做决策的逻辑还是符合那句我要第三次重复的话：决策者基于自己的预期所做出的决策创造出的未来，恰恰是预期本身的自我实现。

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什么时候信过这些老学究的邪？他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多寡非常重要，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货币中性。相反，凯恩斯觉得，由于资本市场总是因为动物精神而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利率与其被理解为『不同资产的相对稀缺性』，不如被理解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比较好。这也是 LM 曲线当中货币的投机性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的基本逻辑——利率高了，把钱存在银行里比较好，那我干嘛手里要抓这么多现钱呢？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深受所谓『自然利率』这一古典经济学残留物的影响（奥地利学派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活化石』的特质），但他们并不迷信货币中性。根据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利率是资产相对稀缺性的表征』，那么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就是『利率应该是资产相对稀缺性的表征』。这里，他们把一个实然问题，变成了一个应然问题，也就是说，货币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存在，经济才会出问题，才会有经济周期。

而扣动这个扳机的人，正是手中握有铸币权的政府（央行）。很多人知道，哈耶克一生都在倡导货币非国家化，逻辑就是从这里来的。

余下的问题就简单了：在《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引入了所谓的『哈耶克三角』，理解这个东西并不容易，需要知道些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矩阵的知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买本高山晟写的《数理经济学》补补课）。但其中的逻辑还是可以讲的：

首先，哈耶克认为，经济周期起源于政府超发货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超发货币后，市场中的投资者会遇到一个所谓的『归因问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到了你家附近的房价涨了不少，作为一个潜在的投资者，你要去分析，为什么房价涨了？由于这里的『房价』实际上是一个名义变量，所以费雪方程式，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实际变量，也就是房子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周边的济南八中改名叫山东省实验初中闹得吗？是因为新建的济南中心写字楼闹得吗？第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货币问题，通货膨胀了而已，不知你家的房子涨价了，全国的房子都涨价了。

显然，当货币当局超发货币时，解释2是正确答案，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正确答案？后来，卢卡斯用『孤岛模型』来解释这种经济周期：当决策者看到了一部分价格的变动，但没有看到整个社会的价格变动，那么经济周期就发生了。哈耶克认为，由于利率具有帮助人们做判断的『资料』的属性，因此，因为超发货币导致利率降低，许多人会据此以为不是政府超发了货币，而是因为经济形势一片向好——

妈呀，银行这么大方就借钱给我，说明银行手里的钱挺多啊，说明经济形势一片向好啊，那我还不『撸起袖子加油干』更待何时！

借用了奥地利学派先祖之一维克赛尔的『迂回生产理论』，哈耶克断言，看到利率降低就觉得是经济形势向好的『傻子』们会优先把钱投资到生产周期更长、生产方式更迂回的地方去，因为生产周期越长、生产方式越迂回，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就越大。

什么是长生产周期、迂回的生产呢？简单说，短周期、不迂回的生产是直接造袜子造玩具造针头线脑桃木梳，而长周期、迂回的生产是我先从袜子机玩具机针头线脑桃木梳机开始造。这样，新投入经济的钱不是一下子均匀地被投入经济的，而是从上游以一定的速度一点点注满经济体的。上游生产资本品的部门莫名其妙地集中了一大笔投资，新的资本品大量涌现。

可是，由于经济的基本面其实并没有真的变好，这一切只是一种幻觉而已。随着钱从生产产业链的上游逐渐流到下游，消费者们会意识到这只不过是通货膨胀而已。由于超发货币不可持续，所以最终消费者们并没有什么钱来买这些新积累的资本品所生产出来的新消费品——商品库存挤压、社会产能过剩、企业无法还债、破产伴随着失业侵袭整个社会，这就是结果。

而这一切，都要赖超发货币的中央银行。

投资者：是你们，污染了干净的价格信息，造成了人们的盲目投资，要你们赔，要你们赔！
中央银行：怪我咯~

四、利率货币观与预期的形成：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核心分歧

很多人，对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不屑一顾，即便哈耶克因此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面，有凯恩斯，有弗里德曼，不过我看过的最有趣的批判来自寻租理论的创始人、与布坎南合著《同意的计算》的 Gordon Tullock —— Tullock 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超发货币就不可持续？我就经历过三次超级通货膨胀嘛！

但更重要的是，Tullock 表示自己想不明白，为什么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中的『人』从来不从经验中学习呢？你上当一次可以理解，每次都上当，是不是有点太傻了？

其实，这正揭示出来了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最脆弱的地方：一个完全迥异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也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性人』的人性观：

哈耶克命题：决策者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完全能够从资源财货的相对价格高低中区分出资源财货的相对稀缺性，而一旦相对价格的信息被污染了，人们就会像个傻子一样，将名义变量的变化误解为实际变量的变化。

在我看来，前半句话把人假设得太聪明了，后半句话把人假设得太傻了。

我们在这里抽丝剥茧，解剖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两个理论明面上的区别在于如何理解利率和货币：

• 哈耶克：利率应该是一个向量，应该传递关于资源财货相对稀缺性的信息，货币不应该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
• 凯恩斯：利率是一个标量，应该表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货币就应该对经济产生影响，否则我的财政政策可怎么用呢？

而在这背后的逻辑，则是两个人不同的『认知理论』：

• 哈耶克：决策者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完全能够从资源财货的相对价格高低中区分出资源财货的相对稀缺性，而一旦相对价格的信息被污染了，人们就会像个傻子一样，将名义变量的变化误解为实际变量的变化。
• 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于投资不足，投资不足来自于人们的信心总是不稳定的，且预期的不稳定是人类理性有限的结果，是独立于市场条件而存在的、人类生理结构决定的、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两个人都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人、对人性建模的。但正印证了那句话：『完全理性只有一种，有限理性各有各的有限』，由于两人对有限理性有多么有限、怎么有限的观察不一样，因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建议政府积极有为，实行逆周期的经济政策以『熨平』经济周期，另一个建议政府清静无为，遵从经济规律，因为经济周期就是你造出来的。

我现在可以回答之前的问题了：为什么哈耶克没有批判凯恩斯，我猜，是因为哈耶克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因为相异的认知模型观和人性观，自己没有办法证明凯恩斯是错的。有证据吗？多少有一点，证据就是哈耶克1937年的演讲稿：《经济学与知识》。

在我看来，这是整个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没有之一。之前说过，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般均衡模型无条件正确』，因为这个断言，哈耶克才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货币问题。可是，一般均衡模型真的无条件正确吗？未必。这篇文章就是在解构这个理论的，也就是解构那句话（第四遍了）：决策者基于自己的预期所做出的决策创造出的未来，恰恰是预期本身的自我实现。我们现在知道，均衡意味着：1、所有决策者的预期是高度一致的，以及2、这个高度一致的预期是正确的。而哈耶克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均衡分析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组『关于预期共同收敛到正确预期的关于知识的储存、传播和交流的经验命题』之上，而这样的命题哈耶克自己是给不出来的。

不过也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哈耶克开始了自己的『认识论转向』和『演化转向』，提出了所谓的『演化认识论』以修复其中的问题。

你可能会问，在这方面，经济学研究又有什么后续进展吗？很遗憾，后来经济学家们拥抱了一个叫做『理性预期』的东西，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都把理性预期奉为圭臬，加入到他们的模型里面去。反倒是一直不受待见的『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s）在这方面走得颇远，只不过在经济学中不受待见而已。可喜的是，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周期问题中的有限理性、认知因素和异质性信念正在受到重视，可是，裹挟在 DSGE 的洪流中，这些声音，还是太小了。

最后，如果你问我，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我会说，都错。

如果非你要我说一个相对正确的，我会说，凯恩斯。

以上。